镇反运动

1950年，金日成发动了朝鲜战争，联合国军随后将其驱逐到三八线以北，毛泽东和中共则派出志愿军赴朝鲜与联合国军作战，双方伤亡十分惨重。在美国的韩战纪念碑可看到数万美军参战人员的阵亡名单。在渥太华的国会进门大厅里，在玻璃橱柜里能看到加国参战人员的阵亡名单册。

不知中国有多少参战军人的伤亡人员和阵亡名单？不知中国何处有纪念碑之类的，可以让国人回顾这场美其名为“保家卫国”的战争呢？

拙文韩战中曾指出，毛利用韩战，把一百多万的内战国军降将败兵轮番派往战场。到战争停止时，他们非死即伤，如毛所愿，灰飞烟灭。

在这场战争进行的同时，毛和中共在中国大陆以“镇反”（镇压，粛清反革命）为名对前民国的官员和军人作了无情的绞杀，遇害冤死者数以万计。毛就意犹未尽地说道：“杀了７０万，关了１２０万，管了１２０万”。(那被杀的７０万人里，就有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有金庸的父亲查枢卿。) 张东荪则是毛执政伊始，民主人士中，首先倒在毛屠刀之下的第一个“反革命”。对上了年纪的重庆人来说，还能回忆起当年，一车车的“反革命”被拉去郊外枪毙的恐怖场面。

自“镇反”运动以后，毛及其下属们就口含天宪，肆意株杀国人，直到皇王驾崩归西。国人在“镇反”后，闻“反革命”色变。文革初，同学被“打成反革命”，事后问他的感觉，他说：我这辈子完了！当年的“镇反”，有游街示众等。被判死刑的人，五花大绑，背后插有“斩牌”，写有“反革命分子XXX”。在许多的地方，在枪毙时，先开万人大会，会后则在众目睽睽之下，枪杀人犯，枪声响，血飞溅......看的人无不心惊胆颤。

到了文革时期的“镇反”，又更进一步和有发展。枪杀人犯前，得先切断声带，或在人犯口里放一“弹簧”，免去人犯喊冤或喊“反动口号”的麻烦。众所周知的张志新就是被如此“了断”的！

在“镇反”运动中遇害的国军将领，可以略加分类：

(一)戡乱战争末期“起义”投降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
(二)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很多。
(三)坚持抵抗，打游击而最终在战斗中被俘者，以及属于国统，军统和宪兵系统者，此类人数并不算多。
(四)其他，如因畏惧而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

在“镇反”中被杀害的国军抗日将士实在无法计数，次文仅能列出部分遇害的国军将领。

宋鹤庚，国军上将，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1952年1月，“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曾充任匪军师长、军长、省建设厅长、上将参议等职，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等罪名判处死刑，实际在1925年宋即脱离军界，1931年后就闲居上海，1949年，宋鹤庚还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然而，北伐军也是“匪军”，参加过北伐就是“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

刘晴初，国军中将,曾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4年 10月，日军陷湘潭，刘晴初被日寇软禁，后被游击队营救。 1949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工作，参与策动湘西“和平解放”。并将保存之五万分之一湖南军用地图交与解放军第十二兵团。1950年5月在家乡筹办简易手工业工厂。1951年以参议身份赴县开会被扣押，3月18日以“反革命”罪被杀于岳冲刘家湾。刘晴初的乡邻回忆，当时杀人要完成指标，可枪声响后不到半日，上头就来了文书，后来得知那文书上写的是要刘去参加“湘西和平解放”的“议会”。

唐伯寅，国军少将,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一一０团团长，1935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旅长。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凇沪会战，所在的师被评为会战中战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在庐山一线击挫日军。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十九师师长并于11月晋升陆军少将，以后率第十九师先后参加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曾获四等云麾勋章。1946年退役回湘。 1949年3月受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了华中局领导下的“江南地下第四军”，任副军长，4月又参加了程潜、唐生智等人在湖南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8月随程潜、陈明仁参加了“长沙起义”。为酬答唐伯寅的“起义”，在1952年2月21日将他枪决。

宋士台，国军少将，第66军160师师长，7战区少将高参 1953年被枪决。宋将军到底做了什么“反革命”的坏事，以至于被枪毙呢？2007年，我们在官方的“广州宣传网”上找到了下面的文字: “ 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落成。中国广州网2004年9月21日讯。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73周年纪念日，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1000多民众参加了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揭幕仪式。区领导麦忠民、黄水记、任耀行、黄富林、汤浩昌等以及宋将军在港、澳、台的亲属、部属应邀出席了揭幕仪式。宋士台将军是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人，生于1894年，卒于1953年。宋将军系原国民党六十六军一六零师少将师长，后任七战区惠淡守备区中将指挥官。宋将军早年先后毕业于保定军校六期陆军科和陆军大学将校班。抗日战争期间，宋将军参加指挥了多次在正面战场上的对日作战，其中，奉命指挥了著名的南浔战役，重创日寇侵略军，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饭冢国五郎及其部属官兵500多人，缴获轻重武器一批。叶挺将军致电称：“南浔战役与平行关战役和台儿庄大捷鼎立而三”。1945 年日本投降后，宋士台解甲从商，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请他再次出山，并委任高官，被他拒绝。在宋士台将军铜像揭幕仪式上，将军当年的部下回顾了将军戎马一生，抗击日寇的感人事迹，并告诫当今的人们，日军的侵华历史不能忘记......”

唐伯寅将军和宋士台将军等人在北伐或抗战结束后即解甲归田，根本没有在1946年后的内战中打过仗，更没有在“建国”后从事“反革命”活动，结果却仍然难逃枪毙。如此对待国军抗日将士，法理何在？

1949年后以“剿匪”、“土改”和“镇反”杀了多少人？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有意地保存一部份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份子将受到镇压”。五十天后，毛签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对国民政府党政军人员作了“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的承诺，然又加上“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 的但书，至于“反动行为”“严重劣迹”的定义如何，则由中共当局主观界定，径由各级军管会或军事法庭一审判决执行，并无独立机构监察制衡。两个月后毛为纪念中共成立廿八周年，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宣称要“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这就为此后大规模的屠杀异己埋下了伏笔。一九五零年，根据毛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杀人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毛明确要求有600万人口的上海应该杀3000人，有50万人口的南京应该杀不止两百多人，应该多杀。上有好之，下必甚焉。虽然中央下达的杀人比例是千分之0.5到千分之一，但下面的执行者显然从中读出了多杀人的信号，很多地方鼓足干劲，力争超额完成指标。大杀国民党军政人员，就是完成指标的之一。

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郭廷钰在其《中国现代史》中指出“国军被害者约三百万人，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党员被害者约一百四十万人”。法国外交官杰奎斯·圭拉麦将军估计，从一九五一年二月至一九五二年五月间，至少有三百万人被杀害。据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莫斯科电台广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有二百八十万人被毛处死；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有三百五十万人被杀。在一个月内处死的最高数字则是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透露的：皖浙苏鲁四省一个月之内死了一百一十七万六千人；在华中和华南，一个月内则死了一百五十万人。

内务部长薄一波在镇反报告中提及：“为了永久的和平，为了人民民主，在过去三年半(一九四九——一九五二)，我们清算了二百多万土匪”。一九九九年九月，总政治部直属的解放军出版社推出《新中国剿匪纪实丛书》，洋洋洒洒六钜册二百廿万言。其作者根据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档案馆、各大军区政治部、各省委党史研究室、各省市地方志办公室、军事科学院资料室、军事博物馆资料室、全国政协文史办以及解放军档案馆所存档案，披露五十年代初期在华东、中南、西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分别歼“匪”(按：成王败寇的定律，便把国军留在大陆的残部、保安部队以及敌后游击队统统视为“土匪”而以大部队围歼之)四十一万六千、一百十五万、八十五万、两万九千、七万九千、六万人，合计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考虑到东北、华北陷共较早，武装相对较弱，且统计数字截止期是一九四七年五月与一九四九年五月；而中南、西南陷共较迟，国民党在南方有较周详的布建，且统计截止期为一九五二年六月与一九五○年二月(华东为一九五二年八月，西北一九五 ○年一月)，所以南方殉难人数数十倍于北方。再者，“歼灭”这个含糊性的动词，泛指的总数，在战犯监狱与遣送回籍监督劳动的国军被俘官兵无一避免历届运动的残酷折磨，死得更惨。所以，公布的歼“匪”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其中绝大多数可归入非正常死亡的类别，这同薄一波所宣布的“清算二百多万土匪”已经比较接近了。同薄一波所承认的数字大体吻合。

疯狂杀人的目的是什么？从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二年，公安部门破获了“刑事案件”20.4万余件，被杀的人却有数百万，被关被管的不计其数，这些人中有多少现行犯，不是很值得怀疑吗？其实，毛已经道破了：“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尽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毛泽东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策略征询各省市委同志的意见》中说：“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完全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为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两相对照，不难明白，镇反就是借战争为掩护，行立威之实（即发动群众），不是什么基于情况危急不得已采取的非常手段。在大陆,痛心的是，那些曾坚持长期英勇抗战的国民党官兵们，虽然战死者已矣，其中的幸存者和负伤者，其绝大多数竟于一九四九年以后，成了统治下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或被处以极刑，或被判刑、关押、劳改、劳教，或被管押、即在家乡被强迫劳动，并且荫及子孙“永世不得翻身”。在打内战的共产党是革命的，打外战的国民党却是反革命的，也许抗战英雄永远也无处诉说了。

仅以此文悼念毛泽东时期死难的无辜国人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