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在Notre Dame圣母学院读书时，我在 巴大商学院读硕士。巴大和圣母学院是很不同的。巴大是公立学院，读硕士的美国人绝大多数已有工作，他们读MBA 是为了晋升。我进去后发现这间学院中国人很不少，因学费较低。大家全是和我一样白天打工，晚上读书，一下课各走各的，见面没能说上几句话。我所见的女同学全是夫妻俩在这儿或是单身，没有象我们是母女俩来的。有一位和我比较接近的同学是 沈，她从中国北方一城市来读硕士，她老公已来伴读。老公虽已有大学学位，但不大会讲英语。他是全心全意在这儿打工赚钱，非常勤劳，晚上到餐馆洗碗碟，白天给人家打扫清洁。我真羡慕这对同甘苦共患难的夫妻。他们有一个四岁女儿，不敢带来，留在中国让婆婆看着。当我要去读巴大时Alison教授是很不同意。她认为我该读更好的大学，继续读文科，她认为我可在更好的学院拿到奖学金的，但我没听她的，倒是听了在教堂认识的中国留学生的意见。他们认为学文科在美国难找到工作，除了一直读到博士，毕业后当大学教师。那时我的在厦门文联当干部的先生不肯来美，要我回乡，我认为我无论如何边打工边学完学位，支持女儿读完大学再说。
我会和沈较接近是因她在读书期间，不小心怀了孕。我是中国留学生的老大姐了，其他几个女同学有事会和我商量。有一天她问我能否帮她找到留产的地方，因她无论如何不能在毕业前生孩子，经济上会太困难而且她必须全力学好功课才能找到好工作。我真替她可惜这孩子，很想劝她咬着牙把这孩子生下，但她说她还年青，等毕业后有了工作再考虑生孩子还不迟。她说的是有道理，完全对的。后来我陪她的到华盛顿地区打了胎，她老公不大会讲英语但也一起去了。她是学习最好的一个，一毕业后她很快在维州找到工作。我们在电话里还通了几次电话。她的老公后来还补修了英语，在这上了大学。几年后，一家子买了房子把小女儿接来了。那时象这样的从大陆来的全是白手起家，在这异国他乡心中有不安全感，很多同学都是能找到什么工作就做。后来全实现了安居乐业的愿望。
我在美留学获两个学位，完成学业后，即使想报孝祖国也无门，一来年纪已超龄，二来思想也跟不上国内形势了。许多国内招人材是明确指明要35岁以下，最多不超过45。我是老三届。中国的老三届们是没有青少年时代的，他们下乡多年，后来虽然回了城。除了一小部份幸运者外，回城都从零干起。但不久，许多老同学下岗成了失业者，不到五十岁就被扫入中老年人的队伍。在快获得硕士前，我绿卡一批准马上就回国探亲，和同学交谈才知道，我们这一代是被无情的抛入“丢失的一代”(lost generation)。也才发现中国有了许多我不知道的新名词，很多老三届同学被“光荣下岗”，而且下岗后再也没能找到工作。这些人被叫做 “弱势群体”。我也碰到那一小撮“先富起来者”, 有的是亲人，有的是好友。在和一些混得很不错的朋友亲戚淡话中，发现我已思想跟不上形势， 金钱美酒成为他们人生的第一目标。也才知道另一新名词“二奶群体”，而且她们居然还大模大样，很是光彩。这真使我大吃一惊啊！国内富人一餐千金，穷人还得挣扎度日。真是“沧海变良田，换了人间”。
再一学期我就毕业了，所以我是天天注意报纸上的“help wanted”，也发出不少求职信，但都泥牛入海，不见信息。我获得硕士学位后，有不少同学到别州找到工作慢慢的都离开Baltimore。但我要在本地找工并不容易。我并不想到别州去因我的女儿还在大学读书。她在我拿到绿卡后转到本市的公立大学学习。她吸取我的教训，是学会计专业。会计是会很快找到工作的。
有一天在报纸上有一雇人的启事。一位住在Notre Dame学院旁的老太 太需人照顾，工资和那时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差不多。我打电话过去，约了见面。到她家见了她和她的不住在一起的儿子和儿媳。我老老实实告诉他们我的情况，母女俩都还在大学读书，我快毕业了，毕业后我就会找和我专业有用的工作，目前我们愿意住进老太婆家照顾她，但我没有照顾老人的经验。这位老人需24小时有人在家，她要吸氧气因年青时吸烟，肺部很弱。我们住进后能保证24小时有人在家。他们对我们印象很好。过了两三周，她儿媳打电话给了我这个工作，请我们住进去照顾她婆婆，他们会尽力配合。
这是一座有三层楼的大石头切成的大殖民式楼房，就在我第一家插进去住的意大利人家的那条路上，叫Overhill，我女儿从这步行到学院大约十分钟。这儿是个非常美的社区。因以前住过，我很熟悉这个地区。是我第二次住到这条街。我们一人一间房间。每周有外工来打扫。有个已给她干了一辈子了的工人在照顾大花园，他已半退休了，但天天都会来看看，家中如果有事我不会干的，如换高处的电灯泡之类的，都可请他干。她是旧钱族(people with old money),也就是说她是嘴里含着金汤匙出世的。她的生身的父母的住房离这也不远。有一天我和她坐在窗边。她告诉我, 60多年前, 他们刚结婚不久买下了这房子。哪是在1930s大萧条时 ( great depression)，建筑商建了房子卖不出去。她和她丈夫就坐在我们现在坐的地方，看着外面进行的拍卖。当他们的律师作手势告诉她，她拥有了这房时，她是多么高兴啊。她高诉我这故事时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那时这座房子才两万多。(现在泡沫后，大约要一百万以上)。60年光阴似箭，她的第一个丈夫已去世多年。她的第二个丈夫，也是住在这，也已去世多年。然后她的唯一的亲哥哥搬来和她住。他是有名的花花公子，在第6任妻死后，家产全花光了。他搬来妹妹家跟她做伴，给她带来许多的快乐。这儿，本来是充满音乐，因她的哥哥喜欢弹歌听乐。然而，她的哥哥也在去年去世了。 这位老太太已85岁，她缺少运动，而且年轻时抽烟，肺很差，连出门也得带着小氧气桶。她的老朋友死的死，还活着的，几乎都住到老人院。除了她的孩子有时来看看。她非常孤独。有钱人的老了能还留在老屋也很不容易啊。她的老朋友们知道她有一对中国母女住进关照她，都非常羡慕。
后来我们才知道，在我们来之前的那一黑人已在这家工作了多年，除了享有很高的薪金以外还大量偷窃她的财产。他的儿子几次要换人，老人都不肯，因老人很喜欢维持老习惯，害怕任何改变。后来他的管她的支票簿的儿子硬硬坚持，才换了我们。我们俩住进来，他儿子马上在她的车保险上加上我们的名字。我们俩都可开老太太的车。买来的吃的东西都是从最好最贵的指定的店买来。我开车去，买完后，就只要签上我的名字，一个月后，店里会汇上帐单，她的儿子负责写支票交钱。后来才知道，因我们的习惯吃食很省，每个月的花费竟然不到以前的一半。半年后，当我毕业时，他们赶快给我加薪怕我离开。我因没找到更好的工作，所以就继续留下了。对我们来说那段生活很平静很安全，女儿就在附近上大学，只要我们两都身心健康就够了。
这家中有很多的书。墙上有一大油画像是赛明顿老太太的公公。原来他是巴尔迪摩的大法官。她的小叔是赛明顿议员(senator) 。我都是读了书橱里的书知道的。她的孩子都很好。老人要是有事我电话一叫，她的孩子就到。医生也就在近处，一打电话就过来。后来老太太去世，她的医生要介绍我们到另一个医生家去住，但我没去因在一家小公司找到了工作。
有一天我收到巴尔迪摩美术学院的电话，问我是否给能陆放和徐仲偶俩位从大陆来的版画美术大师当课堂翻译。老太太叫我去因我女儿在家就行了，她还请他们来家做客。老太太还向陆放老师买了三副西湖版画 (printing)因陆放老师要我问一问。在老太太去世后，他的子女一看是现代中国画就送给了我们。我们给它们加上镜框儿，现在就挂在家里的墙上。后来翻译成了我长期的副业，我经常在家通过电话给语言服务公司做口译，大部份是移民局，劳动局，法院。甚至还几次到现场参加了抓偷渡的蛇头的窃听翻译工作。我带上耳机，听的是汉语对话，手中用英语写出听到的对话。当大批偷渡者从福建经海上，漂洋过海，被海关抓住 有时一批就几百个从关岛拉到内陆监狱。我有到过西雅图监狱去做现场翻译。也做过书面翻译，其中有一些是中国女孩子写给美国人的中文信。他们通过国内一个“爱是缘”的网站相识。有些女孩子中文信的文字很差似乎文化水平很低，我把它译成英语信后，再e-mail给服务公司。我常想这些我翻译过的客户，现在也许就在美国了，不知他们生活如何？但我无从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