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国的理由 ( 1-8 )

当中国人开始用形象的语言把“海外归来一族”比喻成“海归”时，更预示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与20年乃至10年前的留洋潮相比，今天的海归潮作为事物辩证发展的必然结果，为中国带来了远远超出当年付出的巨大收益。中国重新开放国门25载，在整整一代人靠聪敏和毅力完成了知识和财富的积累之后，中国终于在“海归派”的集体回归中得到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喜人收获。
　　
　　家国情结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对于绝大多数游学异国他乡的中国海外留学人员来说，因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他们比在国内时更加爱国。这种感受几乎是所有有过留学经历的人的共同感受。
　　当初与田溯宁、丁健一起创建亚信的刘亚东说：“当初回国，就是想找回那份亲切的感觉，在美国无论生活多少年，总觉得自己与周围无搭。然而，一回来，所有人与你的对话，即使听着门口大妈的故事，出租司机的闲聊，都觉得与己有关，那种千丝万缕的融入真实感，唯有踏上故土才会具有。”
　　不少留学生包括定居在海外的人士都曾经这样说过：无论你事业多么成功，但你总感觉到你自己是一个外人，与当地的主流社会格格不入；这不仅仅是因为肤色，更是因为从潜意识中的文化基因到日常生活中细枝末节。美国人不知道金庸，很多中国人也不会对橄榄球感兴趣。在中国，如果你问：“栾平是谁？”外国人一定不知所云，而大部分从样板戏时代过来的中国人都会会心一笑，很自然地联想起《智取威虎山》里那个小炉匠和他结结巴巴的丑态。可是美国文化里“小炉匠”一类的人物，我们也肯定不知道，即使在美国呆了近20年，美国口音也模仿得惟妙惟肖，可是对电梯里的笑话还是一脸茫然。正是这种文化层面的深层尴尬，让海外学子在国外总有一种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感觉，虽然很多人工作在跨国公司、住在富人区、孩子就读于名牌学校。
　　1987年自费到日本、1993年来到硅谷的马劲，十余年的奋斗使他从高级技术人员成为世界五百强ROHM公司的美国副总裁。但是，“成为高管、从事人事管理后，那种文化的差异将会令你非常痛苦，你是在电梯间开不出玩笑的黄种人，你只有指望你的下一代才能融进主流社会”。
　　
　　政策保障
　　
　　一次座谈会上，一位非常坦率的留美博士曾“语惊四座”。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耻于谈个人利益，归国者大多羞于承认自己是为名利而归。坦率地说：当初出国，一些人求的是名利；今天回国，依然为的是名利。这没有什么可羞羞答答的。我想说的是，人的名利之心本来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根本没有必要去贬损它。社会的体制是否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原动力，是否能规范和引导人的本性向着既有个性表达空间，又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是区别一个社会优劣的重要标志。”这种观念也逐步为国人所理解接受。
　　与此同时，留学生留学报国也从以往单一“学成归来”转变为多种形式的为国服务。清华大学教授薛澜说，在80年代，留学生回国的概念还停留在“学成归来”。而跨入90年代，回国服务的形式出现了多样性。有的人回国内企业，用高新技术产业本身发展带动传统产业；有的人放下外国的工作回国创办企业；据我所知大多数取得绿卡的人还在两边跑，或者是在外企工作，派驻亚洲。
　　据北京大学人事部门负责人介绍，北大在校的1000余名有博士学位的教职员中，三分之一是从国外学成归来的。他说，过去留学归国的学者主要集中在传统基础学科，如文史哲、数学等，理论性强，应用性差；计算机、电子等方面则鲜有归国学者。但是今天在北大这些系科中起重要作用的学者教授大多是留学归来的。此外，在工商管理、法律等应用文科领域也有越来越多的归国学者。北大目前有10个长期特聘教授，分布在生物、化学等领域，他们均在国外大学任职，每年有3个月在北大讲学、研究；著名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院系，拥有多位“绿卡教授”--即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同时受聘于该院系，任兼职或全职教授。在我熟悉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海归教授占到了一半以上。
　　
　　发展空间大
　　
　　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赴美留学后又回到中国的刘驰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国家，有许多机会。他说：“美国有80多万律师，光是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注册的律师就有五六万人，没注册的律师还有相当的数量。而中国全国才有10多万律师，可中国有将近13亿人口，美国只有2.5亿人口，可见律师在人群中所占的比例相当悬殊，市场之大可想而知。”
　　在美国硅谷从事家电芯片行业的马劲，从打算回国到真正动身用了两年时间。在中国成立公司，马劲看重的是中国未来的庞大市场。“五年前，我和中国家电厂家谈芯片，他们仍是敬而远之而大谈搞价格战，在今年，他们开始发现真正需要我，所以我回来了。”
　　从小生活在清华大学的齐欣，1984年从清华建筑系毕业后留学巴黎，1997年在香港工作两年后回到祖国。对于齐欣来说，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他视之为生命的“项目”。他常常说：“一些好的项目可能一辈子也碰不上一个。”回到中国，他就碰到了这样一个难逢的项目——由国家财政部、世界银行贷款，国务院国家会计学院要建立一所专门培训银行行长的、号称“经济建设时期的黄浦军校”的国际一流学校。7个亿的投资一半会用在建筑上，这是最让齐欣心动的东西。他归纳出了三点：一是发现自己带回来的东西都有用；二是国内工作好找；三是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建筑市场。
　　
　　国内机会多
　　
　　中国近十年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中的没有定性和经济演变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差异而带来机会。更具体来说，是商机。从加拿大留学归来的中电通讯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张富春先生说：“海归再不归，晚矣。五年后？十年后？阵地早被人家占领了，哪里还有机会给你们？”如果有一天像美国市场一样进入常规状态，趋于饱和状态，如何插针进去？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美国的今天也许就是中国的明天，那么在中国今天与明天发展的成功概率，不言而喻。
　　王永强，1996年从中国毕业出国，在美国一所不太知名的大学中读MBA，毕业后回国，创办宜家家居网站。“目前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升了，这主要反映在家居生活的水平提高，必然会投入很大的资金。再加上中国房地产业发展良好，这对于我的事业，无疑是利好。”与国外相比较，国内各方面的配套措施还不完善，但如果坐等或犹豫不前，就会错失机会。如果等一切都完善了，机会也就没有了。
　　资深风险投资人、宏基风险投资基金吕强说：“在美国硅谷，出现过三次回国浪潮：第一次是1999年前后，以亚信田溯宁为代表的极少数精英；第二次是一些资历非常短，大多只有一两年硅谷工作经验的留学生带来的‘．COM’浪潮，更多的是肤浅的融资神话；这第三次是真正的硅谷精英的回归，在美国扎根十年的他们，不仅带回了硅谷科技开发的精华和中国最缺少的高科技工程系统管理经验，而且带回了硅谷的市场网络。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现象。”
　　在硅谷华人中，还有大量的人正站在回国的门槛边观望。最新调查中发现：占硅谷外来技术移民46%的华人（大中华区）中43%愿意在未来合适的时机回国工作，77%的硅谷华人称自己已有一个以上的朋友或同事回国。中国加入WTO之后，这将是一个普遍的心理潮流。另据日本经济新闻所的一项调查也显示，目前，在日的中国留学生中，毕业后想回国的超过总人数的40％，为历年来最高。
　　
　　生活的品质有很大改善
　　
　　越来越多海外学子意识到在国外生活的品质并不是所有方面都比中国高。从一些纯硬件的方面来看，国外是比中国好。比如说污染少，基础设施齐全，人际关系简单，法制完备等。但是，另一个方面，国外的消费也高。有网友说，在美国如果你年薪5万美元，可能你就请不起保姆。而在中国你如果年薪只有2万美元，每个月花个500-800人民币就可以请一个很好的保姆了。就算不要保姆，一个星期50元请一个钟点工打扫房间，也很便宜。所以他们有大量的时间去看电影，听音乐会，旅游，读书，上茶馆，搞聚会等等。对比之下，在美国有不少专业人员，如做计算机业务，两夫妇的收入也可以将近20万美元，但是两个人可能通常要8点钟才到家，吃完饭10点钟，看看电视就睡觉了。也有的人经常还要在周末加班，如果不加班也没有闲着，因为刚买的房子有一大堆事要弄，比如除草，粉刷车库，修水管。生活得远不如那些在国内的同学潇洒，虽然他们看起来很成功。还有房子。美国的房子的确比中国漂亮，有院子，有草坪。但是在中国长大的，在国内有一套120平方米的公寓，也可能觉得很舒服。今天，北京上海120平方米的中档公寓， 大概六七十万人民币左右就可以买到了，也就是七八万美元。如果有一份年薪3万美元的工作，几年就可以买房子。而在纽约（不考虑更贵的硅谷），一般的房子都要20多万美元。贷款要10年15年才可以还清。所以，在中国只要用比美国少的钱就可以实现所谓的美国梦了。那么接下来每个月的收入就可以用来享受国内越来越丰富的生活了。 很多人在国内开始享受生活的时候，那些留在美国的朋友很可能还在为还清房屋贷款而奋斗。
　　
　　回到一个巨变的社会
　　
　　有人说，在欧美发达国家住久了，就觉得老在国外没什么活力。20年前的纽约和现在的纽约没什么区别，20年后的纽约也是这个老样子。曼哈顿上面要起什么新大楼，纽约时报还专门有报道。纽约都如此，其他中部和南部的小城就更不用说了。以前有人没出国前很崇洋媚外，只要是美国来的人就觉得他们很“先进”，现在来了才知道很多美国人对外国的了解贫乏，自以为是，其实很狭隘。一个1998年刚来美国的上海同学就对美国大失所望。纽约、旧金山这些城市很多地方也是很破旧的。后来在美国再转了一圈，才知道纽约、旧金山还算是好的。南方的有些房子更旧。回去看看广州、上海、北京这些城市，天天都在发生变化。虽然比美国的城市乱，比美国的城市脏，但是那当中有一种勃勃向上的活力。不仅是硬件在变，人的观念也在变，国家的政策也在变，而且是越变越好。能够投身参与这么一个历史性巨变时期，并实实在在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做一点事，比起每天朝9晚5，一成不变地在美国人公司里打工，更让人兴奋。
　　
　　找到感觉
　　
　　90年代中期回国创业的冬先生，在北京创下一片天地后，现在又把总部搬移上海，因为他实在太喜欢这个地方了。有人问他把海外工作辞去，说回来就回来了，有没有后悔过？他说，没有，在美国的日子，我从来没有家的感觉，总好像那就是一个旅途中的客栈，那里发生的许多事情，与我无关。为了应付回国初期时想像不到的艰难，美国那边没敢买房子。当时回国创业的资本，也许就够开出三个月职工工资的钱，可谓上顿吃了，下顿还不知有否？但最不知所措的日子终究都熬过来了。现在公司还在扩建，因为属于高科技领域，相当一部分主管层的位置，他都雇用海归人，可他给的条件是“工资是美国的一半，工作量比美国多一倍，但是，给你主人翁的感觉，实际生活水准，绝对不会低于美国。”他说：“因为有前途，具挑战，特别是能够享受一种海外多年已经遗忘的精神生活。海外回来的人进入公司的，几乎没有人离开，即使离开公司，也不愿意再放弃中国。请不要误解回来的人都成功，因为成功是种感觉，不能单从钱上来衡量。在美国，我是研究所里的博士，工作稳定，工资不差，生活中上等，但是，我完全找不到感觉。”
　　生活在国外，虽然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但很多时候已经没有挑战和社会的参与感。你似乎可以一眼看到老，付一个25年的房屋的按揭，养一个家，开一辆车，老了再养一只狗，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和自己成长起来的那个环境脱节，不能参与创造中国人的历史和亲眼目睹中国的巨变，对一个出生在中国的人来说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把两种文化中的劣势转换成优势
　　
　　很多人出国以后，一下子处在一种异国他乡的文化和环境之中，在国内一二十年的各方面积累完全断掉了，完全从头来过，当然日子过得非常压抑。随着中国和国外交往的日益增多，最好的方式是把两种文化中劣势转化为优势，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突围，创造出能驾驭两种文化的能力和水平。
　　我熟悉的一位海归制片人、影视导演子繁，是美国时代传媒公司董事长，曾创建美洲东方卫星电视台，中国卫星电视节目向北美洲传送、播出实施人，美国大芝加哥地区庆祝香港回归大型活动、万人大游行总指挥，中美首部合拍大型电视连续剧《新大陆》总制片人、导演。 他现在回国创业，但家又在美国，属于中间地带的海归人，为什么呢？他说：“业务需要我在中国与美国之间穿梭，无论飞机飞美国，还是飞往中国，我都有回家的感觉，美国太太子女的家和中国父母亲人的家，都无法割舍。”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能穿梭于两种文化之间，促进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这比只呆在任何一边都更有效，充分发挥了跨地区、跨文化的优势。
　　过去几年里，不但本身外流人才大举回流，甚至美国人、香港人及其他定居美国的华裔，也有向中国大陆流动的趋势。而这波人才大流动，其实又和跨国企业在中国大陆深化扎根有密切关系。
　　一位80年代末拖家带口留学美国的朋友，几年中，常听到他的感慨是：“当初在我手下的一批人，现在无论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个个比我混得好。回头看，不知自己十多年里在美国究竟得到了什么？”当初远渡重洋，哪个不是为了更好的前途和更美的梦？然而，特别是近十年里，中国变了，难以脱胎换骨的海外华人，总觉得中国变化的过程中应该有自己一块天地，一个位置，一份梦想，那份与故土若近若离的感觉，让许多人失落了一个本应享有的“优越感”。
　　在德克萨斯州从事石油研究设计的高级工程师林女士讲：“每次回国都是一种震撼，我们在海外按部就班地创业，从２０几岁一下子跨入中年。然而，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似乎一切都应与我们的命运前途相系相连，但却从我们身边滑过去了，她的超前飞跃，让人感到难以意会的落差。”
　　由于美国前两年的就业市场不景气，大公司裁员比比皆是，以计算机和金融行业为代表。一些在美国高校一度是最抢手的法律、工商管理专业的毕业生，纷纷选择回国就业。这和许多人刚进入学校，梦想进入美国一流大公司，然后平步青云的初衷并不一致。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不得不做出一个相当沉重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