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蛇年话“六四”

　　　　　　　　　　　　　　　（一）

　　又逢六四。而且是一个蛇年的六四。

　　上一个蛇年的暮春初夏真是不堪回首。上一个蛇年那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天真是
让人心寒心痛心碎乃至心死。当自以为是的不会发生作为冷酷的现实突兀地发生在
眼前，当善良的期望被无情的枪声撕成粉碎，我感到极度的震惊和悲愤。震惊得几
乎麻木，悲愤得近乎绝望。

　　我感到我的心死了。哀莫大于心死。我感到莫名的悲哀，为国家的不幸，为民
族的多难，更为自己的心死。

　　当那晚学校操场上那为凌晨长安街头的死难者而制作的成群的花圈化为灰烬的
时候，我擦干了脸上的最后一滴泪水。回到宿舍，我从书架上抽出那本尘封已久积
满灰痕的许国璋英语第二册。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书店买了一本赴美留学指南和一
大叠的托福ＧＲＥ的复习资料。

　　我当时的英语水平之臭赛过国家男足队员的脚丫子，直逼白卷先生张铁生。本
来嘛！在大学里从ＡＢＣＤ学起马马虎虎应付了两年，还是一年考试一年考查，学
校不重视，自己也不上进，所以水平总是处于半外文盲状态，长期在张白卷“我是
中国人，何必学外文”的名言之中自我安慰，得过且过。书到用时方恨少。六四后
才发现上了张白卷的当，悔不当初。什么“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呸！应该
是“万科皆下品，唯有英文高”。东隅既失，桑榆未晚。六四后“无可奈何花落去
”的绝望化作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斗志，于是卧薪尝胆，发愤苦读。几度春秋
后，我竟然真的如愿以偿地拿到了赴美的入学通知和入境签证。

　　原以为我告别故乡的土地会首无反顾，毫不眷恋。但当我真的踏上机舷的一瞬
间，我还是止不住心潮难平，怅然若失。从那一天起，我发现我的心还没有死，它
依然随着祖国命运的脉搏而跳动。从那一天起，我发现我的血还那样热，它依然沿
着民族前途的河床而奔涌。祖国啊！生我养我的地方。想要逃避您，遗忘您，是说
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哪！

　　同样也难忘六四，难忘六四那血染的风采。难忘四月二十二日人民大会堂前请
愿学生查敏的长跪不起；难忘五月十九日晚那“人民总理”的面目狰狞；难忘那枪
响当晚央视播音员杜宪薛飞的一身黑色满面凝重；难忘流血次日王维林赤手空拳的
血肉之躯与坦克大炮的顽强对峙。。。

　　岁月能磨灭人们的记忆，但岁月不能磨灭历史的伤痕。每每逢到六四的祭日，
那深深地烙在胸口的伤痛就会透过模糊的记忆顿时清晰起来。两年前笔者在六四十
周年祭日所作小诗的前几句就是记录了这样的心境。

　　记不清那一时
　　　　天上是否有月
　　只知道那一时
　　　　黑暗得让人气绝
　　记不清那一日
　　　　空中是否有南飞的乌鹊
　　只知道那一日
　　　　曾听到杜鹃声声啼血


　　记不清有多久
　　　　惊得失去了知觉
　　只知道有很久
　　　　恍如置身于远古的荒野
　　记不清那些天
　　　　是否有暖风吹过山岳
　　只知道曾感到
　　　　初夏的六月下着冰冷的雪

　　。。。。。。

　　　　　　　　　　　　　　　（二）

　　十二年过去了。在这十二年里，关于六四平反的猜测不知道作了多少遍。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伟大领袖此言精辟。所有欺世盗名的
行为，可以欺一人一时，但不能欺天下后世。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是邪不压正，恶
难胜善。邪恶和阴谋可以凭借权柄和武力暂时压倒正义和公理，但是时间的天枰最
终必将倾向于后者。权力能够暂时但不能永远扼杀真理。因为权力是暂时的，而真
理是永恒的。

　　匈牙利的共产党政府后来为纳吉事件平反了，尽管时隔了三十多年。台湾的国
民党当局后来为二二八事件平反了，尽管时隔了四十多年。凡蒂冈教庭后来为伽俐
略平反了，尽管时隔了几百年。

　　为六四的彻底平反也必将是迟早要发生的事。相信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六四
最大的受益者江泽民不会怀疑这一点。镇压六四的头号急先锋李鹏也不会怀疑这一
点。

　　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恐怕还从来没有一次事件能象六四这样具有如此广泛的民
意基础。其参加人数之多、覆盖地域之大、群众阶层之广、产生影响之深，不能妄
言绝後，至少也是空前的。

　　也许有人会这样反诘：人数多地域广不能代表民意，更不能说明事件的合法性
。看看文革就不言自明。但六四与文革的最大差别是：文革是红朝皇帝不甘权力旁
落而亲自发动的政治风暴，是一场旨在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剪除异己政治力量的
权力斗争，是一个为了达到自己的私欲不惜置党国于动乱之中的大阳谋。他所利用
的是造神运动和籍着顶礼膜拜激发出来的全民的狂热与盲从。而六四学运的形成是
自发在先，组织在后。它的初宗不是为了否定共产党，甚至不是为了争取民主，他
只是抓住了当时的时弊：物价飞涨，分配不公，官倒横行，腐败肆虐。之所以能造
成如此波澜壮阔的场景，实在是老百姓对这些丑恶的社会现象深恶痛绝到了极点。
于是只要有一人揭竿而起，就会有万人奋然呼应，就如同当年的陈胜吴广一样。

　　通过我的视觉沉淀在我的记忆里，能够受到普通群众自觉自愿地箪食壶浆夹道
相迎的队伍只有两支。一支是四九年的人民子弟兵队伍，另一支就是五十年后的青
年学生队伍。前者来自于令我为先辈骄傲的纪录片段，后者来自于令我为同辈自豪
的亲身经受。

　　这就是民意。这就是人民的意志。民意不可轻侮，不可重辱。

　　翻案老手邓小平当然知道六四的案终究是要翻的。邓榕格格在回答香港记者的
提问时早就说了六四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悲剧。

　　杨尚昆知道六四是要翻案的。听说他在临终前曾老泪纵横，极力上书中央，要
求重新评价六四。人之将死，其言亦善。谁会愿意背个六四屠夫的千古骂名呢？

　　曾经不可一世的陈希同，如今自己也去了当年他关押学生们的地方。而他的罪
名正是学生们当年所要求严惩的。陈希同的下场可以说既是对六四镇压者的辛辣讽
刺和无情鞭挞，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六四的小小平反。

　　君不见“反革命暴乱”的字眼早已悄悄到不知不觉地从传媒中消失。在朱邦造
们的外交辞令里它早已被“六四风波”所取代。“早有定论，不再置评”的轻描淡
写匆匆带过不是说明事件的无足轻重，更是说明事件的高度敏感。在平反的时机成
熟之前，避而不谈虚以敷衍不失是一个明智之举。

　　六四究竟什么时候能彻底平反？人人都在这样问。

　　既然六四的平反是人人心明肚知迟早要发生的事，那么究竟在什么时候平反就
不再是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怎样让这样的悲剧永不再发生。

　　邓小平平了七六年四月五日“反革命暴乱”的反，却定了八九年六月四日“反
革命暴乱”的罪。同一个地点，同一个罪名，不过是相隔了十三年。

　　邓小平在八二年为刘少奇平了反，却在八六年罢免了胡耀邦，八九年废黜了赵
紫阳。

　　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切断七八年再来一次的循环，如果不能彻底跳出造冤、平反
、再造冤、再平反的怪圈，那么这样的平反又有什么意义？

　　　　　　　　　　　　　　　（三）

　　六四是我们民族的伤口。流在长安街头的血可以很快被擦去冲走，但从这一伤
口里流出来的血将会永远凝固在这一天，让人深思，发人深省。如果哪一天再发生
类似的流血事件，那么六四死难者的鲜血就算是真的白流了。

　　当愤慨的激情平息下来，我们更需要的是理智的思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细细反刍十二年前匆匆忙忙囫囵吞下的苦果，从其中慢慢品味出启迪与教益。

　　当年对垒的双方都应该认真地反思。一味地责难对方于事无济。如果双方能交
换角色，将心比心，来个设身处地一想，揆情度理三思，也许更能跳出单向思维的
牛角尖，体会出当时双向多维互动的因果局面。

　　奕豹先生是深受笔者喜爱的网坛作者。早在九四年他与前加拿大留学生联合会
的朋友们复盘了六四事件前后演变的全过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学生选择了激
进不妥协的道路，政府后来无棋可走。要么戒严要么下台，二者居一，别无他选。


　　我相信这一复盘的严肃性，我也基本上认定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学生的拒绝妥
协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败笔。王丹说，学生有错，政府有罪。他本人有三分功七分过
。这一败笔也许就是他所说的错与过。

　　而且看上去似乎还是学生有错在先，政府有罪在后。

　　但是在学生的有错之前是否就已经有了政府的错或者甚至是政府的罪？答案是
肯定的。从小的说，四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就是一个旗帜鲜明的不负责任的
策略上的轻率错误。从大的说，官倒愈演愈烈、腐败恶性蔓延则是政府对人民的犯
罪。

　　在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中，政府选择了戒严。也许有人认为既然没有第三条路
可走，政府选择戒严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所不能理解的是政府为什么就不能选择下
台？

　　至少在五月十九日之前，我看不出学生有否定共产党领导的意图。倒了共产党
的李鹏政府，再建一个共产党的张鲲政府，有什么不可以？

　　一个毋庸争辩的事实就是：当年六四学生要求惩治的贪污腐败现象发展到今天
更是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其贪官数量之多、贪官级别之高、贪污金额之大、贪污
手段之巧，令人咋舌！光凭这一点就可以再次证明政府不是选择下台而是选择戒严
的非正义性和非道义性。

　　不妨让我们大胆假设一下如果是政府下台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前事不忘，后
事之师”。後人或许能从历史的假设中学到些什么。

　　让我们先假想好的情形。李鹏政府下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加清廉更加开放
的政府。改革务实的共产党人取代了保守顽固的共产党人。新政府在经济上更加自
由，政治上更加透明。基层民主逐渐形成，并自下而上地升级提高。大力整顿吏治
，惩治腐败；理顺经济秩序，打击官倒。精简机构，健全法制。这不是不可能发生
的情形。尤其是如果政府下台在五月十九日之前。若真能如此，则国家幸甚，社稷
幸甚。若真能如此，则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克杰命赴黄泉路，赖昌星魄散枫叶国
。

　　再让我们来假想一下坏的情形。李鹏政府垮台，同时共产党丧失统治权力。民
运人士仓促执政，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内乱开始。经济急剧衰退，百姓生活严重
下降。各民运团体内讧倾轧，争权夺利。台湾共和国正式成立。藏独疆独蒙独彼伏
此起。国家陷入巨大的灾难之中。这不是不可能发生的情形。尤其是如果政府下台
在五月十九日之后。若真是如此，则国将不国，家将不家。若真是如此，则西藏就
是另一个车臣，新疆就是另一个科索沃。

　　如果政府下台的结果肯定是好的前者，邓小平未必不愿意这样做。但太多的变
数使他不敢贸然使出这一招，尤其是在错失了一次次双方互相妥协退让的良机之后
。经受过文革浩劫的邓小平深知内乱的隐患会带来多么不堪设想的后果。他不惜毁
掉三落三起的美誉，背负独夫民贼的罪名，陷自己于不仁不义，也要用坦克大炮夺
回他认为是高于一切压倒一切的稳定。

　　我抗议邓小平的开杀令。我谴责邓小平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忧国忧民的平民开
枪的暴行。但在今天我能理解邓小平的作为。有谁能保证那种坏的情形绝对不会发
生。一旦真的发生，那么对它产生的后果，你不需要任何想象力，看一看今天的前
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就会一清二楚。在内乱战争中倒下的躯体可能会比在六四清场中
倒下的躯体多出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单凭其在六四中的所作所为就要彻底否定邓小平，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我相
信那开枪命令的下达是他一生中最困难最痛苦最揪心的决定。

　　历史在平反六四的时候，想必也一定会给六四中的邓小平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个矮小年迈的老人，在六四后保守势力急速抬头、改革
开放举措不前的当儿，九二年毅然南巡，重新开启改革的航船，拨正开放的航线。
他并不昏庸，他依然清醒。

　　一九八四年当他处于人生辉煌之巅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上阅兵大典游行队伍中
打出的“小平你好！”想必是出自肺腑。一九九七年当他走完人生旅答７ｂ的时候
，长安街头送灵人群中打出的“再道一声小平你好！”想必也不是虚情假意。

　　　　　　　　　　　　　　　（四）

　　当我们提到六四死难者的时候，通常是指倒在枪口下的学生和市民。但我对六
四死难者的定义，也包括那十二名“共和国卫士”。他们死在乱棒碎石之下，群殴
毒打之中。他们当中有的尸悬桥梁，惨不忍睹。

　　混话！怎么可以将施害者和受害者合为一谈？怎么可以名为“暴乱者”实为英
烈的人和名为“共和国卫士”实为刽子手的人聚在一起？你也许会这么诘问。

　　可是朋友，凭心而论，那十二位青年战士有什么错？他们只是普通的士兵，而
执行命令是他们的职责。

　　他们与倒下的学生一样朝气蓬勃，一样正是豆蔻年华，一样本该有一个多姿多
彩的人生。

　　他们的母亲与丁子霖女士一样正在承受着失子的痛苦。

　　他们的家人也许比死难学生的家人更需要巨大的勇气面对世人的眼光和评论。


　　我怀疑他们的亲人是否有勇气把那“共和国卫士”的勋章或证书高悬堂前。我
甚至怀疑他们的亲人是否有勇气在人前承认自己是“共和国卫士”的亲人。

　　当你说你的亲人曾在六四中作为学生而倒下，你会赢得人们的同情甚至赞美。
但当你说你的亲人曾在六四中作为军人而倒下，你会赢得人们的什么？“共和国卫
士”的称号是压在他们亲人身上的十字架。

　　与那些在抗洪救灾中捐躯的子弟兵相比，他们死得是那样的惨绝人寰，又是那
样的耻为人道。

　　但愿在六四平反的那一天，在六四“暴乱者”得以昭雪的那一刻，“共和国卫
士”的头衔不会顿时变成“共和国逆贼”。但愿能够去掉他们“共和国卫士”的光
环，还给他们死难者的普通面目。

　　如果哪一天昔日的学生领袖们真的上了台掌了权，希望“共和国卫士”的亲人
们还能继续领到那份抚恤金。这年头家境稍好一点的还有谁愿意把孩子往部队里送
？我相信“共和国卫士”的母亲们生活要比大学教授的丁子霖艰辛得多。

　　如果哪一天要建个六四纪念碑或是六四死难者陵园，我希望碑上能刻上所有死
难者的名字，包括那倒下的十二个士兵。

　　笔者在两年前那首诗的最后几句是当时的心愿，也是现在乃至将来的心愿。

　　但愿活着的人
　　　　面对死者的墓穴
　　能有这样两行
　　　　留给他们的碑碣
　　这样的悲剧
　　　　历史永不会忘却
　　这样的悲剧
　　　　历史也决不再书写

200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