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龄与张灵甫结婚照
42岁时的张灵甫
一个是身经百战的抗日名将；一个是豪门深闺、绝色佳人。张灵甫和王玉龄，虽然只做了两年夫妻，他们之间的故事却成就了贯穿20世纪的一段传奇。
2007年5月，孟良崮战役过去整整60年。我回到了他战死的地方。
天下着些小雨，山路有些滑。我已经79岁了，爬上那个山坡，感到非常吃力。回想六十年前的情形，我就想到他当时瘸腿爬山的那样子，真是很难为他。
60年前的战役，我没有亲眼目睹，每每遇到电视、电影里有关的镜头，我总是一看再看。
别人告诉我，孟良崮从前又叫石头山，上面根本没有水。战斗打到最后的时候，他和他的兵只有喝自己的尿。机关枪打得通红发烫，不能再打了，就拿那个马尿泼上去，再接着打。
几十万人围着你，车轮战地打，而你就只有这几个人，坐守空山。粮食没有补给、弹药物资紧缺，周围友军也只顾自保，不来救援。这个仗是打得真得很绝望。
我认识很多共产党的领导和将军们，他们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每每听到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公道还是在人心的。抗战60周年的时候，我带我和他的儿子一起去参加纪念大会。胡锦涛主席在讲话中，谈到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用。听到这些，我双眼泪如泉涌。
当地人在埋葬他的洞上方立了一块墓碑。我对他们说，留一个位置给我吧。他们说，你还早咧。我说，放在那里等着吧，也快了。
我从来没有对他讲过、告诉过他我爱他。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不像现在这些男孩女孩在一起那么亲热啊，爱不爱的。他对我来说很普通、很平常。他战死以后，我一直很后悔，责备自己说，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吝啬啊，连这样一句话都没有讲。
六十年过去了，我已经79岁了。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在他最痛苦、最绝望、最无依无靠的时候，我没有跟他在一起。
抗战期间，张灵甫南征北战，恶仗无数，书写下自己最为风光的一页。
1925年，22岁的张灵甫从黄埔军校毕业，踏上北伐征程。三年后，屡立战功的张灵甫升为连长。也就在这一年，湖南长沙的名门望族王家新添了一个女婴，取名王玉龄。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为了躲避战火，9岁的王玉龄随家人迁出长沙，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此时的另一个地方，张灵甫随51师开赴上海，参加著名的“八一三”淞沪会战。张灵甫以勇猛果断，指挥有方赢得全团官兵的爱戴。嘉定作战的时候，面对武器装备远远优于国民党军的日寇蜂拥冲锋，杀红眼的张灵甫甩掉上身军服，抱着机枪跳出战壕，身先士卒带领100多名敢死队队员迎头痛击，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抱头鼠窜。
1948年王玉龄在南京玄武湖
1938年，张灵甫奉命对驻守江西德安张古山的日寇进行反击。是役，张灵甫亲率一支突击队轻装出发，攀木挂树，穿过艰险的深山峡谷，老林恶水，配合正面部队进攻，飞夺张古山。而后日寇不甘失败，出动飞机与重炮狂轰滥炸，几乎将张古山移为平地。张灵甫率部浴血死战，与日寇鏖战五天五夜，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拉锯。德安大捷之后，田汉受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委派，采访张灵甫等人，刊登在《中央日报》上，并编写话剧《德安大捷》，张灵甫以真名真姓在剧中出现，从此名震天下。
1939年3月，张灵甫率部参加南昌会战。张灵甫在前沿指挥所指挥战斗，不幸右腿被日军机枪的两颗子弹扫中，受了重伤。军医检查后说：“腿要锯掉!”张灵甫对随从副官说：“如果我昏迷了，你要阻止医生锯腿!”说完，他给了副官一把手枪，厉声说：“谁锯我的腿，你就枪毙谁!”结果右腿一直未治愈。匆匆包扎伤口后他再度投入战斗。
综观张灵甫在八年抗战中的表现，自1937年参加淞沪抗战至1945年抗战胜利，屡立战功，被誉为“模范军人”、“常胜将军”、获得过“自由勋章”。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这一年，王玉龄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经过战火洗刷的家园早已没了当初的模样，而当初的小姑娘也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
抗战时期，携手张灵甫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为躲避战火，我随家人迁出老家长沙，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离家的时候父亲找来两部大卡车，把里面的座椅全部拆掉。车厢里放满背包、箱子和轻便值钱的家当。全家早已乱作一团，而对于我们这些在屋子里长大的小孩们来说，哪里懂得时局的紧张、也听不到慌乱的嘈杂声。女孩子们在一起，玩啊、笑啊、聊天啊。
进入中学读书后，为了躲避战火，不能再到教室上课。而将上课的地点临时迁到附近的山上。起初的时候，男孩、女孩们还很新鲜，觉得好像郊游一样。早上洗了脸、吃了早饭就到山上去，在大树下读书。到了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才回来。回来的路上却看到日本人轰炸过的地方，满目疮痍，景象凄凉。炸断、炸飞的人体残肢，像手啊、腿啊，挂在电线杆上面，我们吓得大叫起来。还有一个手榴弹就打在我的旁边。不过所幸没有开花，否则我们就都被炸死了。
母亲告诉我，日本人欺负中国人，打得我们没有地方好跑、好退了。我听了是又气又怕，问母亲我是不是也应该去付出一份努力。母亲反问道，你能做什么呢？什么都不会，去了还不是给人家添麻烦。
我对军事方面是一点不了解的。所以后来连张灵甫是个多么有名的将军，我都不知道，没听说过。
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全家的心情也跟着好转。
周末，家里的几个女孩子约好出去理头发。在理发店，我们坐在椅子上，唧唧喳喳地说着话。
那天，他穿一身军装，带军帽。碰巧坐在我椅子的背后。我发现他透过理发的镜子，盯着镜子里面的我打量。我心说，这个人真是讨厌，怎么能这么看着人家，就差把头贴到镜子里面看，于是就瞪他一眼。
王玉龄1960年代在美国家中
后来他对我讲，他说幸亏你瞪我一眼，不然的话，如果你要对我笑一笑，我就没兴趣了。我说，你臭美。
不久后，他就托他的朋友张处长请我们全家吃饭。饭桌上，我自顾自，只管吃菜吃饭。他的朋友张处长就讲话，问我伯母多大年纪了？我伯母说她32岁。张处长就接过话，说张灵甫副军长你也有32岁啊，你们两个同年的，干一杯吧。
灵甫那年实际42岁还多。这一下，就冒掉了十岁。后来他告诉我，自己从脸到脖子，一直红到底。
张处长继续说，我们副军长还没有结婚啊，王太太你在长沙，老长沙了，你认识好的小姐给我们副军长介绍。我伯母讲，那当然，有好的我一定给你介绍。张处长说，你们家那么多小姐，也可以介绍嘛。我伯母讲，大的呢，都名花有主了；小的呢，年纪又都太小了。张处长讲，那就找那个不大不小的嘛，眼睛就朝我看。
我坐在那里当然听得懂嘛，不大也不小的就剩我了。于是我生气了，就把脸一板。
我对他一无所知。
他老是穿军服，像是个军人吧。我心里猜测。
伯母告诉我，张军长可是抗日的名将。可别人越是这么说，我就越不把他当一回事、越不理他。而他呢，大概也是经历过太多事情了吧，可能就是觉得我傻傻地耍着小性子很让他喜欢。
那次以后，他就越发频繁地到我们家里来，几乎每天都要来。刚刚开始，我看见他也不讲话，有时候还故意出门避开他。慢慢地，跟他熟了。英俊？我不觉得，就觉得看着还顺眼。
有时候，他给我讲故事。他告诉我，战争爆发前，他在北大读历史系。每一朝每一代的文化名人、野史传奇，他如数家珍。他喜欢讲，我也喜欢听。
而他自己抗战时打仗的故事，却从未讲过。
人家说他是跛子。一次战斗中，他负了伤。机关枪扫到了他，子弹留在他的脚里面。当时的医学不是很发达，打完石膏后，那个脚就不能弯了。可是从他走路的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来，只是走得久了会很痛、很累。
他从来不讲他得意的事情，也从来不会告诉我他最痛苦的事情，可能他觉得我太单纯了吧，不想拿这些事情来烦恼我。我只觉得他很可靠，有时候就觉得他像我爸爸、有时候也像我的好朋友，所以对他很信赖。
很快，他就对我求婚了。我的母亲对此是很反对的。一方面，觉得我与他24岁的年龄差距始终很难逾越；另一方面，我的母亲守寡半生，她不喜欢自己的女儿嫁一个军人。她说军人的生命是不可靠的，她不想我也重复她的命运。
对嫁给一个军人是什么样的想法？如果有一天他走上战场会怎样？不，当时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我相信日本人投降，战争结束了。
王玉龄1953年在美国，开车带朋友出
尽管母亲反对，这门亲事还是定了下来。就在两人决定结婚之际，张灵甫接到了升迁令，他被提升为74军军长，即刻前往南京报到。于是，两人将婚礼地点定在了上海。因为时间紧迫，王玉龄穿着大一号的鞋子，张灵甫穿着借来的西装结了婚。婚礼结束的当晚，两人就坐上了前往南京的火车，一个上铺，一个下铺，度过了他们的新婚之夜。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国共双方开始会谈。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签订了《双十协定》，两党矛盾暂时得以缓解。在南京，张灵甫与新婚妻子王玉龄度过了一段平静而快乐的时光。
短暂而快乐的时光
他的胸口有一条长长的伤痕，头上也有。
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从他的脑袋旁边嗖地飞过，流下一道弹痕。他说，那是他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结婚后不久，他被提升为74军军长，即刻前往南京报到。我与他在南京度过了一段平静快乐的时光。
他教我骑马。那时候我刚刚开始学，还不大会骑。他驾着马在前面跑，我的马不知怎地也在后面跟着他跑，怎么拉缰绳都停不下来。我吓得死叫，大喊：别跑那么快。他就在马上回头冲我笑。
年龄的隔阂我从没感觉到。他也从来不讲什么很肉麻的话。但是他会说：我讨了一个好老婆，这比什么财富都重要，我要讨饭的话我老婆可以给我拿碗。他有时候讲些话，就会让我很感动。
有一次我与他闹矛盾闹得很严重，我说我要跟他离婚。这可把他吓坏了，他说假如我要真的离开他的话，他宁可老死于山沟。他向我赔礼道歉，最后干脆在我面前立正，站得毕恭毕敬，向我敬礼、敬军礼。看到他这样，我是又好气又好笑，说我又不是你的上司，跟我敬什么礼啊，还不理他。他说你不原谅我，我手就不放下来。
他身边的人告诉我，张军长如今在南京地位显赫，是炙手可热的大红人。因为驻扎在南京郊外的74军充当着守卫南京的角色，身为74军军长的张灵甫，地位自然非同一般。
抗战结束后，国共开始和谈。南京的交际活动也越来越多，他不喜欢交际，这个请那个请他很讨厌的。最让他高兴的事情还是让他去带兵，好像解放了他一样。
19岁的王玉龄没有想到，这会是她最后一次与丈夫见面。王玉龄生下一个男婴，她打电话给前方的丈夫通报了这个喜讯。放下电话，王玉龄将儿子的照片寄给了丈夫。她不会想到，丈夫此生都无缘见到他的儿子。
最后一次见面
1946年8月，张灵甫接到命令，率部队出南京投入华东战场。
走之前，我为他收拾行李。听到过别人讲的他在战场上的那些英勇经历，我相信他是不会死的。甚至就觉得好像是出去旅行的样子，还告诉他，觉得饭菜吃得不好的时候，要记得用维他命补充。还把他行囊中的衣服列了个清单，写了个条子给他。很平常的心，他让我一点也没有觉得紧张，也没有觉得难过。
10月中下旬，他指挥部队和粟裕的野战军对垒。
1960年代，王玉龄在美国一家旅馆的阳台
期间，他时常给我写信，他也不讲他怎么想念我，就说家里养的鱼要死了，花也要浇水了，还有就什么时候回来，其他什么也没说。他还给我画了一个图样，设计我们家的花园。在图里画了什么花要种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种什么花，他都写给我。
在我面前，他从来没有将战争当作一件很大的、很了不起的事情，他让我也没这种好像恐惧，也没这种感受。
1947年的春天，我去前线看他。当时我已经怀了9个月的身孕。怀孕让我一下子长了40磅，走路也很吃力。我说哎呀怎么得了，长得这么胖。他说忧愁就会瘦，就像哄孩子一样叫我睡在床上，闭着眼睛去找忧愁。你说我傻不傻，19岁不晓得什么叫忧愁。闭着眼睛找忧愁，忧愁没找到，结果我睡着了。
此刻的我并不知道，忧愁马上就要来了。来得太多，太快了。
家里突然派来了两个卫士在门口站岗，所有的报纸也都停掉不再递送。
十天前，我们的儿子出生了。他打电话来，跟我说话。听得出他很高兴。在听筒里乐得哈哈大笑，问我儿子声音响不响亮，还说我心地善，将来一定多子多孙。并让我赶紧把儿子的照片寄给他看。
此后，他再没有打过电话回来。我在家坐月子，有人来看我的时候，卫士也跟进跟出。我隐约觉得有些奇怪。
周围的太太们告诉我，从前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都是一两个月没什么消息，很正常，没事。
我一听好像大家都这样说，就觉得应该没有事情。
几个月后的一天，他的部下杨参谋突然来到家中，一进屋就一下子跪倒在我的面前。
我一下子就懵了。
杨参谋哭着告诉我，孟良崮一役十分惨烈。张军长打了一辈子的仗，知道是撑不下去了，友军根本不来。最后没有办法了，一死难逃，打了电报给蒋介石，说他将决战到最后，以报国家，请蒋介石请照顾家人。
副军长蔡仁杰跪在他面前，求他带些人冲下去，冲出重围还是可能的。并说：到了南京以后，你就在蒋介石面前，报告这个战争的惨烈情形以及友军的冷漠。如果蒋介石坚持还要怪罪，你就在在他面前自杀。
灵甫说，回南京，看到我夫人，我就不想死了。
他把一封信交给参谋，说一定要交给太太手里，并说以后不管太太想做什么，你们都不要违反她的意志，一定要顺着她。
“余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绝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部属与人民。老夫来京，未见痛极，望善侍之，幼子望养育之。玉龄吾妻，今永诀矣。灵甫绝笔。5月16日，孟良崮。”
很长时间我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每一天，我到我们从前去过的地方，去坐一坐。 
张灵甫
在此之前我是根本不知道忧愁为何物的人，这一下天都塌了。差一点就成神经病了，连讲话也不会讲。
后来，宋美龄要来接见我们这些寡妇。到了总统府，我们坐在外面，等啊等，等了很久很久。一个秘书跑出来讲，今天夫人身体不太舒服，所以夫人们你们请回吧，就这样。
那一刻就觉得心里有一种很凉的感觉，觉得很生气，我觉得好像人怎能这样，人家好像都是为了你把这个性命都送掉了，你却这么不把别人当回事情。
不过过了一会，我也觉得无所谓，其实没什么。
我从来没有怨过他，有人讲，你不要想念他，他连你都不顾了，就去死掉，这算什么，我觉得这个话好像也是不对。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职责，他要吃了这碗饭，他就要做好他这一份事情。
1973年，我收到好友代为转达的信息，说周恩来想请我去北京看一看。
一番周折之后，我见到了周恩来。周总理说：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将材，我是他的老师，没有争取他过来，错误在我。在总理面前，我泣不成声。
2005年，我和儿子来到上海，颇为意外地接到当年华野指挥官粟裕大将之子粟刚兵的邀请。
他说他想请我吃饭，想见见我，怕我不会去，只有通过别人委婉转达。
我说那有什么关系呢，谁叫我的先生是职业军人呢。历史的事情，我不会计较，也没办法去计较。你说你能恨谁啊，对不对，这个问题太大了吧。战争就是残酷的。
2007年4月，我去了孟良崮。在我丈夫殒命的山洞里，放上了一束花环。
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他在最痛苦的时候，在最无依的时候，我没有跟他在一起，所以看到那个山洞的时候，我是心里感慨很多。
我从来没有讲过，告诉过他我爱他，他死了以后，我一直后悔莫及的。我就觉得我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吝啬啊，连一句简单的话都不会讲，不曾讲。
人物介绍
张灵甫（1903-1947），原名张钟麟，又名宗灵，字灵甫，陕西人。1943年常德之战中，张灵甫率突击队救援常德守军74军57师，作战异常凶猛，为收复常德立下战功。1945年2月授陆军中将军衔。整编后任第七十四师师长。1945年4月芷江保卫战中，张灵甫指挥74军58师在铁山与日军血战获胜，战后获三等宝鼎勋章，升任74军中将军长。1947年5月，张灵甫率国民党整编74师与解放军在山东孟良崮对垒，全军被歼，张本人被打死。
王玉龄，1928年出生，17岁嫁给张灵甫。1949年4月，王玉龄先到台湾，之后又远走美国，读书打工，寻找新的生活。在此期间，王玉龄一直孑然一身，始终未再嫁。她在航空公司工作了20年，直到退休后，才随儿子再次回到中国。
张灵甫遗事
张灵甫，陕西长安县人，1903年8月出生，兄弟三人，他为老二，身高一米八七，其父是富裕农民。
1923年，张灵甫在陕西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做过几个月小学教师，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
在北京大学读了一年，因家庭经济无法继续供其上学，他只好中途肆业，转而投军。
1925年考入国民党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同学。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直至1947年5月阵亡于山东孟良崮。
张灵甫书法
张灵甫一生有过四次婚姻。
第一次是张灵甫尚在读中学时，父亲为其选配了一位目不识丁、叫邢凤英的乡下姑娘。张不愿意，但不敢公开反对，便以长年不回家消极对抗。
张灵甫与邢凤英生有一个儿子：张居礼。
张居礼成人后，从事教师职业，文革后，曾任陕西省政协常委，西安市政府参事，现退休。
第二次是1934年他作为国民党军团长驻四川广元县时，与当地一个铜匠的女儿、上过学堂的吴海兰，正式相恋结婚。
然而，结婚仅一年，1935年冬的一天，张灵甫却亲手枪杀了吴海兰。
枪杀吴海兰的原因，公开的说法是张怀疑吴有外遇，而一时怒发冲冠所致。但官方私下的说法，则是因张怀疑吴海兰系中共人员、且偷了他的文件。
不论如何，张灵甫因杀妻一事，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军法处已内定判其死刑。
但不久，张灵甫却又被无罪释放。
可能，一是因张的上司胡宗南、王耀武为其说情，二是也许吴确系中共人员。因为，当时很多国民党将领娶做妻子的女学生，都参加过新潮群众运动。如杜聿明将军的妻子，原确也是中共党员，只是成婚后便自行脱党了。
张灵甫与吴海兰生有一女：张云芳。
张云芳一生经历坎坷，是一个医务人员，1957年曾被打成“右派”，文革中更是受尽折磨，被捕入狱。文革后才平反，现退休。
张灵甫的第三次婚姻，更是不幸。
1937年，张灵甫与西安富家小姐高艳玉成婚，先后生有二子一女。但由于高艳玉不善家务，又吸鸦片，致使三个子女均遭不幸。一次家中失火，一子烧死，一女烧伤；后生另一儿子也因病夭折。对此，张灵甫便对高艳玉一纸休书。
张灵甫的这个不幸女儿，由高带走，取名高慧。
1945年抗战胜利，张灵甫与小他25岁的长沙姑娘王玉龄结婚。时年，张42岁，王17岁。
王玉龄系长沙名门小姐，其父王树南原是保定军校出身，后经商成功，定居长沙。其时，王树南已去世，王玉龄的母亲开始是坚决不同意这婚事的，一则嫌张年龄太大，二是不愿女儿嫁军人，唯恐战乱中易遭不幸。但，当时王玉龄已倾情一表人才的张灵甫，且张灵甫请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做证婚人，王母只好应允。
1947年5月张灵甫阵亡之时，王玉龄刚20岁，已生下了一个儿子。
王玉龄不甘心此生就做一官太太、遗孀，她决心继续求学，以使自己有一生存之技。1952年，24岁的她，从台湾飞美国，开始了独自的自费留学生涯。在美国边打工，连求学，终于，昔日的将军夫人，转变为自食其力的白领丽人。王玉龄学的是财务，毕业后长期在美国的航空公司工作，并将其母与儿子接往美国定居。
从1973年起，应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邀请，王玉龄便经常回国参观、探亲访友。
2005年9月3日，王玉龄以抗日将领张灵甫遗属身份，被颁发了一枚“中国人民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
张灵甫与王玉龄的儿子：张道宇。
张道宇在美国长大，大学毕业后经商，颇有成效。现为美国几家公司总裁，常来大陆做生意。
张灵甫与其妻、子zt
---读史记略
近阅《新闻信息报》，见9月28日第10版刊登一文，题为《和张灵甫夫人叙谈孟良崮战役》，作者为苗得雨，文后注原载于《今晚报》。被题目吸引，一气看后，感到颇有意思。又在网上查找，见有关张灵甫及其夫人王玉龄女士的资料甚多，且有些以前从未听说过。摘记如下。
在中国，张灵甫之名几乎无人不晓。他是原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整编74师的中将师长，在1947年5月孟良崮一战中，随74师的被歼而死。然而，很多人也许只知道他是一个体现不成功则成仁的的国军将领；而对他还是一位常胜无敌、屡立战功的抗日英雄，则不甚了解。
张灵甫与林彪、刘志丹、谢晋元、胡琏、李弥等人，同为黄浦军校四期学员。在抗日战争中，张灵甫参加过“八一三”凇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南昌战役、长沙会战、常德保卫战、长衡会战等多次战役，其中因“张古山大捷”而被田汉以真名写进话剧，被誉为“常胜将军”。
可能正因如此，张灵甫在孟良崮之战中死后，受到解放军的尊重，给以礼葬，买来一个十分华贵的棺材，为他洗过脸，整饰了伤口，穿好簇新的军装----不过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国民党军服，给他穿的是解放军的军服。还由当时担任华野6纵政治部副主任的谢胜坤主持了一个仪式。60年后，为纪念其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贡献，孟良崮地方政府在山上修建了一座“灵甫亭”，以表彰张灵甫抗日的功绩。
2005年9月，张灵甫夫人，当时77岁的王玉龄女士，应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邀请，也是以抗战有功将领遗属的身份，带着她和张灵甫的儿子张道宇，从美国赶赴北京，参加了抗战胜利60周年的纪念活动。
在9月3日的记念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充分肯定了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寇血战的历史勋劳，特别肯定了国军组织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重大战役对日军的沉重打击，对以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为代表的国军抗日名将给予高度评价。这令王玉龄女士感慨万千，欣慰有加。她在发言中，对中国共产党的宽广胸襟、高瞻远瞩和实事求是，以及领导人的胆魄、真诚和善意，报以高度的赞誉。
今年4月，在纪念孟良崮战役60周年的时候，王玉龄与其子张道宇，还第一次踏上了山东沂南孟良崮的土地。60年前，她的丈夫张灵甫在这里殒命；60年后的今天，王玉龄女士在这里赠送墨宝，上书“和平统一”几个大字。
王玉龄女士的人生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年初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佳人：王玉龄画传》，记录了她传奇的一生。
王玉龄，1928年6月生于长沙的一个书香世家，祖辈任过清朝的尚书和两江提督；1945年秋，经国民党元老、时任湖南省府主席程潜出面充当介绍人，与大她25岁的张灵甫在上海金门饭店举行婚礼，当时她只有17岁。1947年5月，张灵甫在孟良崮阵亡。是张的随从杨参谋，做俘虏数月后被放回，跪在王玉龄面前痛哭，并带回张的一封绝笔信，王玉龄才得知张灵甫确切的死讯。
她的儿子张道宇，今年整60岁，在1947年5月16日---孟良崮战役的最后一天，刚出生21天，从没见过其父。
1948年王玉龄携老母、幼儿到台湾。她不愿过那种靠抚恤金生活的日子，1952年，在当时台湾陆军总司令孙立人(王玉龄姨父)的私人帮助下，她留下老母和6岁的幼儿，毅然离台，只身去美国求学。
1953年，王玉龄考入美国纽约大学修财会专业。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她上午做文秘工作，下午和晚上到大学听课。4年后以品学兼优的成绩毕业。先是去罗斯福医院任会计2年，后又在五星级饭店———朴拉沙饭店工作3年，最后在美国航空公司工作21年直到退休。
对于王玉龄的自强自立的行为，人们多有赞誉，如有人评论：“如果说王玉龄的爱情观和忠贞观在今天的价值多元的时代并不值得所有人去仿效的话，那么她的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
王玉龄的父亲早亡，母亲先是跟她去台湾，后又随她移居美国，母女俩和孩子三人一直相依为命。
1996年，已经90多岁的母亲想叶落归根，加上儿子也在祖国大陆办了公司，王玉龄决定回国定居。她们回到老家长沙，7年后的2003年，母亲以101岁高龄安然辞世，这期间她一直在家乡陪伴着母亲。之后王玉龄又迁居儿子公司所在地上海。
王玉龄在美国连续担任过两届华美协会会长，为中美两国民间交往和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做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有益工作。她和家人亲友一直坚决反对台独。1995年，她支持在美国经商的儿子张道宇回国办厂，建设家乡。香港黄埔军校的同学邀请她担任副会长，她表示愿与灵甫的同学好友一道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绵薄之力。她咏诗言志：
“宝岛亟需归统一，弟兄何必动戈矛。
同心彩笔鸿图绘，国际争强百代豪！”
王玉龄曾向人介绍：周恩来总理生前对她和家人一直很关心。1973年秋，周总理从侨胞口中得知她的情况，命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设法找到她，邀请她回国访问观光，欢迎她叶落归根。并通过别人向她转达：“王玉龄和杨振宁两人何时想回大陆，可随时签证，来去自由。”她于1973年9月到北京,周总理接见了她，恳切地对她说过：“我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灵甫是我的学生。我们没有把他争取过来，我有责任！”
接着总理又安排她到几个大城市秘密参观，所到之处都给予很高规格的接待。此后她每年都去北京访问一两次。”
1974年她到了延安。说是想要看看，毛主席怎么能够在延安这种地方生存下来。那地方是黄土高原，简直苦得不能再苦，周总理都要睡窑洞，只有毛主席可以睡平房，还是土砖砌的，要是在湖南乡下，就是贫农住的房子。
周总理去世之后，邓颖超每年都代表总理接待她。1984年，庆祝建国35周年，身在美国的王玉龄应邓颖超的邀请回国，有幸登上天安门城楼，与很多国家领导人和国内外友人一起参加了庆典。
王玉龄女士近照
王玉龄女士，做张灵甫的夫人的时间，从1945年秋到1947年5月，不满两年；张灵甫阵亡时，她还不到19岁，但她一生没有再嫁。其中原因，不好妄加评说，列举以下资料，或可显见一二。
“王玉龄嫁给张灵甫时只有17岁，而那时对方已经42岁，且已经有过三任夫人。更重要的是，张灵甫的第二任妻子是他亲手开枪打死的，第三任妻子也是他以“休书”的形式遗弃的。”
---舜网-济南日报：《风雨人生，传奇佳人》
“王玉龄女士至今在心底仍然十分赞美她的先生……她一生没有再嫁，她的这种坚毅的品德，也令人称道。”
今年4月间，“当她走进芦山头74师指挥部最后所在的洞中(蝙蝠洞，也即万福洞)拜祭时，深情地说：‘未能与将军共患难，感到无限的愧疚……’王女士说这话时，并未落泪。显然她早已从悲伤中走出……而陪同在旁的一位年轻司机，听了王女士的话语，却颇为感动，滚下了泪珠。”
----苗得雨文
“王玉龄说：他（指张灵甫）父亲是1.9米，他是1.87米，我们的儿子是1.83米，孙子是1.81米，所以我开玩笑，张家是‘每况愈下’。我是1.68米。”
---中国新闻网：《抗日名将与绝色佳人世纪传奇》
"张道宇先生，浮沉商海多年。在台湾创办了美菲企业有限公司和美陇企业有限公司，经营童装，生意兴隆。王玉龄平时除读书或做其他消遣外，有时还协助儿子搞些商务，间或去西安等地看望张灵甫前妻的儿女。"
----《文史春秋》高云贵文
2004年，王玉龄与儿子张道宇一起在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天逸静园的陵园——玫瑰花园中为张灵甫设立了一个衣冠冢，并题有挽诗：
“当年有幸识夫君，没世难忘恩爱情；
四七硝烟伤永诀，凄凄往事怯重温”。
玫瑰园坐落在上海浦东最东端一小镇，由黄埔将领后代投资兴建，（包括张道宇和方先觉之子方庆中）许多当年叱咤风云的黄埔将领安葬其中，而且是中国民政部推行殡葬改革的试点。建筑面积2.6万平米，可容纳室内葬骨灰格位8万多个，一期开发建成的玫瑰黄埔将领园占地100亩，总投资2亿元人民币。2003年12月建成后，第一个迎来的就是张灵甫的灵葬。2004年清明，抗日将领方先觉将军伉俪安葬玫瑰园。（方先觉是张道宇的岳父）
看过上述资料，本人也多有感慨，写下几句，附于文后：
乐观仇怨化同心，
跨海投资有后人。
纪念会邀遗属往，
玫瑰园收将士魂。
相争内耗民族恨，
分裂资敌国难深。
一统业凭两岸力，
宏图绘就万方钦。
补充点新资料:(---2009年2月18日)
张灵甫之死,又有新说法:
1987年8月25日,当年的华野司参谋金子谷,披露一段隐情,即张灵甫是在投降时被我军当场击毙的.他在上发表的文中讲,战役接近尾声时,我六纵某排,冲进张躲藏的山洞,"张灵甫举手投降,排长恨敌心切,端起冲锋枪将他击毙".这一说法,随后在时任华野六纵司令员王必成和政委江渭清的回忆录中得到证实.
1988年24军军史办编印的一书,收录有王必成撰写的一文.在其内部文稿中,王必成记述了六纵特务团活捉张灵甫后,被一名对他有刻骨仇恨的干部打死的情况.但1989年10月,在军史资料丛书正式出版时,文中以上记述改为"张灵甫被乱枪击毙".
1996年,江渭清的回忆录对此事写道:六纵特务团一营三连指导员邵至汉,带部队冲到张灵甫藏身的山洞前,不幸被由洞中冲出的敌兵击中牺牲.三连指战员怒不可遏,更加英勇作战,消灭了残敌,"击毙敌卫队长,活捉了张灵甫".书中还说:"在孟良崮战役中,要说还有什么不足,那就是被我六纵特务团活捉了的张灵甫,却被一名对张灵甫恨之入骨的干部给打死了."
上述张灵甫被打死的情况,无疑是真实的.但为什么过去很长时间没有公开实情呢?原因在于这在当时是一个违反我军俘虏政策的错误行为,特别是战争时期,将会给争取和瓦解敌军工作带来不利影响.然而在华野内部对此并未回避.许多老同志都直接或间接听到过陈毅对此事的严厉批评.张灵甫被击毙后,特务团因担心上级追究,还曾假报为"自杀".战役结束后,在华野团以上干部会上,陈毅严肃地指出:"张灵甫是我们杀的,报告说是自杀的,我们便骗了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还指出,此次俘虏政策的破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认真执行俘虏政策.陈毅这些讲话已收入.
此文发在2009年2月9日,署名周炳钦,2月13日版转载.
王玉玲与张灵甫：100年的爱恨生死zt
一个是身经百战的抗日名将；一个是豪门深闺、绝色佳人。一个是《红日》里兵败战死孟良崮的国民党五大主力之整编74师中将师长；一个虽守寡60年独自抚养幼子老母，却成为了周恩来的座上客和联系中国与美国、大陆与台湾的桥梁。王玉玲和张灵甫，虽然只做了两年夫妻，他们之间的故事却以中日之间、国共之间的两场大搏杀为背景展开，成就了贯穿20世纪的一段传奇。年近八旬的王玉玲，如今定居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60周年前夕，她接受了记者专访，澄清了多个历史疑团。
说实话，笔者采访完王玉玲，有一点点失望。想从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嘴里探听出来的“历史秘闻”，很多她根本不知道，或者只能转述别人告诉她的东西；对于她所亲身经历的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她也没有更深的见解、更富教益的总结可以告诉你。而这些，可能都要归咎于一点：她太“年轻”了。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她什么都不懂，直接从一个名门望族的闺中小姐，变成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74师师长夫人。她嫁人的时候不到17岁，守寡的时候刚刚19岁。
来看一份简要的“年份对照表”。
1925年，张灵甫以黄埔四期生的身份，与同学林彪、刘志丹、谢晋元、胡琏等一起追随总司令“蒋校长”踏上北伐征程的时候，王玉玲还没有出生。
1928年，王玉玲诞生在湖南长沙的望族王家时，北伐已经成功，张灵甫因屡立战功而升为连长。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张灵甫率军来到淞沪战场时，不到4岁的王玉玲刚刚为避战祸离开上海。那是她第一次到上海，陪身患重病的父亲求医。
1937年，张灵甫以团长的身份参与了“八.一三”淞沪血战，从此他几乎经历了抗战中正面战场的每一场恶战，并打下了“常胜将军”的威名。而这一年，9岁的王玉玲正在家中欢度幸福的童年，对国家和民族的危难毫无意识。
1940-1945年，张灵甫在王玉玲的家乡历经惨烈的长沙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打瘸了一条腿，从团长升到副军长；此时的王玉玲却一路逃难，在山林间读完了小学，又读中学。
1945年，42岁的张灵甫身兼74军军长和南京警备司令，成为蒋介石的“御林军总管”，而他娶来的新婚妻子王玉玲甚至不知道他的年纪，以为他最多30出头。
1947年，直到孟良崮战役前夕，王玉玲还挺着9个月的大肚子离开南京，坐着在土路上颠得乱跳的吉普车，去前线看望张灵甫，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丈夫。她说，那时候她真的什么都不懂，不觉得累，不觉得苦，不知道要小心“保胎”，只想着能见上丈夫一面，就开心了。
1947年5月7日，这一天，王玉玲生下了胖小子，张灵甫爬上了孟良崮。10天后，整编74师全军覆没，张灵甫战死。
这份“对照表”列出了在王玉玲与张灵甫相交集的那些“历史事件”中，他们各自悬殊的年玲、身份、地位和参与历史的“深度”。究其实质，其实无非是出生于1903年的张灵甫与出生于1928年的王玉玲之间巨大的年玲差距。尽管他们的婚姻生活和谐美满，尽管他们在很多事情上有着异乎寻常的“共同语言”，但实实在在的“代沟”使得王玉玲并不能真正深入地了解张灵甫这个人的过去，理解身处中国现代史上最血雨腥风最风云变幻的年代，他面对那些重大抉择时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她是一个女人，一个太年轻的女人。她能够付出的，惟有感情。这份感情一直支撑着她，直到现在，尽管谈起孟良崮她已经可以很平和地微笑着回答问题，但忆起张灵甫死讯传来的那些日子，她依然眼含热泪、声音哽咽。她依然固执地维护着张灵甫“常胜将军”的美名，即使面对无法回避的孟良崮之败，她也会说：张灵甫“几乎”从没打过败仗，孟良崮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败仗。她不反对重拍《红日》，但有两点保留：一，希望这个重拍版里不要再有丑化的倾向；二，传说中的李幼斌，她认为不适合演张灵甫，倒不是因为他刻画的“土八路”李云龙太过深入人心，而是因为他“长得不好”，与她心中珍藏了60年的那个高大、英俊、威武的张灵甫形象反差太大。近80岁的人，只要谈起张灵甫，她能够在儿子公司那间非常“台商”风格的凌乱会议室里一坐6个小时，中间只站起来接了两个电话，上了一次厕所。临走，她还反复关照：“我太平凡了，你写报道少写一点我，主要写张灵甫。”
因此当我抱着“重述历史”的目的去采访王玉玲时，免不了有些失望；可是当我意识到不需要强加给她那些历史的“意义”，只需要去见证这段绵延一个世纪的感情，我却有些羞愧了——从1903年张灵甫出生，到2007年王玉玲依然健朗地接受采访，他们岂不正是用他们“跨越时空”的感情，串起了这整整100年的历史？我们这些后生，即使真的领受了后来者的“优势”，而能以更清晰更全面的视点来解读历史，也总是这些亲历者以自己活生生的爱恨生死，赐予了我们这些启示。因此我们唯有尊重，哪怕怀疑，哪怕反对，哪怕批判，我们也要以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为出发点。
附：人物简介
张灵甫原名钟麟，又名宗灵，陕西西安人，1903年出生，先后就读陕西第一师范学校、北京大学历史系。1925年离开北大，投笔从戎，后入黄埔军校4期步兵科，同学中有林彪、刘志丹、李弥、胡涟、唐生明（唐生智胞弟）、文强（毛泽东表弟）、李运昌（李大钊侄儿）、周恩寿（周恩来胞弟）等。1928年军校毕业后，先后参加北伐战争、中原大战以及对红四方面军的围剿，累积军功升至团长。抗战期间，随74军浴血拼杀，几无败绩，获“常胜将军”美誉。抗战胜利后，升任74军少将军长兼南京警备司令，统领“御林军”。1946年，74军改编为整编74师，全副美械装备，成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1947年5月，在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中，整编74师全军覆没，张灵甫兵败身亡。
王玉龄192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因父亲早逝，在二伯父、湖南名流王士健家长大。1945年，年仅17岁即嫁给张灵甫，19岁因张灵甫战死而成为“党国第一烈属”。1948年去台湾，1952赴美国深造，入纽约大学会计系，毕业后在美国航空公司任职21年。1973年应周恩来总理之邀秘密回国访问，其后开始每年回国，成为联系中国与美国、大陆与台湾的“桥梁”。近年担任香港黄埔同学会副会长、美国黄埔基金会名誉会长、孙中山国际基金会总会副主席等，并定居上海。
豪门深闺里的幸福童年
1928年，王玉玲出生于湖南长沙，因父亲早逝，她在二伯父、湖南名流王士健家长大。王家因与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湖南王”何键关系密切，而成为当地豪门。在这样的大家庭中长大，王玉玲既拥有一个无忧无虑的幸福童年，又因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而极度缺乏社会生活的技能与经验。
尚武的家族血液
问：你父亲王树南是保定军校6期的。
王：对，不过我父亲死得很早，我5岁时候他就不在了。
问：他得的什么病？
王：我也说不清楚，是一种脊椎的毛病，现在都能治，但当时医不好。我记得当时父亲瘫痪在床，有两个日本医生为他打金针治疗，但是没什么用，只好来上海找德国医生治。
问：那是你第一次来上海？
王：对，一家子一起来的，住了差不多一年，3岁多来，4岁回去。但是德国医生说我父亲来迟了，早一点还有救。
问：对当时的上海还有印象吗？
王：有一点。我们住的房子，是从前一个姓陆的都督的，整条弄堂都是他的，我们租了其中一栋。姓陆的有个年迈的卫士，帮他看弄堂。老人很喜欢我，每天早上请我吃早点，大饼、油条、豆浆，我就不客气地坐在那里吃，吃完嘴巴一抹就走。那时候我妈要照顾我爸爸，没有时间管我，就关照我，可以从马路这头走到那头，但是不能走下人行道。后来“一?二八”打仗了，我们就回去了。第二年，我爸就死了。
问：你父亲30多岁就英年早逝，他的同学，如叶挺、顾祝同、钱大钧等，后来都成为国共双方的名将。如果不是过早去世，他应该也会领军冲杀，建功立业。
王：其实他军校毕业后也从军了，但是我那时候太小，搞不清楚他参加的是哪方面的军队。我对我父亲非常崇拜，他死后很多年，一直到我10岁的时候，要是受了什么委屈，我就会去对着天讲话，告诉我爸。
问：你还记得他的长相吗？
王：记得。我不喜欢男人留胡子，但是我父亲留了两边翘起来的“人字胡”，看上去却很精神。可惜我妈妈没有留东西做纪念的习惯，他们有一张小的结婚照，装在银框子里，放在桌上，抗战逃难的时候，母亲没有带在身边，回来就没有了。所以我父亲连张照片都没留下。
问：你的上一辈似乎有很强的“尚武精神”，你的伯父也是保定军校的，和唐生智、张群这些人是同学。
王：他是保定军校1期。我还听家里人说，他是宋老太太的干儿子。
问：哪位宋老太太？
王：就是宋庆玲、宋美玲她们的妈妈。
问：你母亲这边，祖上还有清朝的兵部尚书、总兵，也是行伍出身比较多。
王：是的。我也只是大致知道一点点。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外公，他在湖北做过知县。他的父亲，我的老外公，做过清朝的兵部尚书，死后皇帝封了“罗武勤公”。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最近正好有人从台湾带了家谱资料来给我，才知道他叫罗孝连。我还听母亲讲，我的舅外公有4个女儿，其中一个嫁到了曾国荃家，一个嫁到了左宗棠家。另外，我祖父这边，也是从军的，不过官没那么大。
问：家族两边都有“尚武”的传统，所以你后来也选了位将军做夫君？
王：那倒不完全是这样。不过我是个没什么心机的人，不喜欢勾心斗角，军人比较直爽，比较好相处。
问：其实你自己可能没察觉，你的血液里多少也有“尚武”的因子，到现在，快80岁了，还在商场上冲冲杀杀。
王：儿子公司里的事务，能够参与的我都参与。我到现在还是他的财务总监。
问：财务总监？快80的人了，那些数字、名字你还能看得清、记得住吗？
王：你看，我不戴眼镜，既不近视也不老花，只是从最近开始，才觉得有一点点老化的迹象，看东西不像从前那么顺了。
大宅门里的小公主
问：因为父亲早逝，你们母女一直住在二伯父王士健家里，而王家当时是湖南的豪门望族。
王：应该算是，他跟“湖南王”何键关系很好。何健很迷信，认为姓王的都对他有利，所以他做了9年湖南省政府主席，我二伯父就在他手下做了10年湖南省禁烟督察处长。所以当时的人都说我们家的房子是鸦片堆出来的。
问：长沙的大宅子现在还在吗？
王：已经不在了。那是个很大的宅子，有很大的花园，房子起得很坚固，造了好几年，当时我们一二十个小孩子在楼上跳啊闹啊，下面听不到，因为楼板是两层的，中间还放了沙袋，隔音太好了。后来姐姐们长大了，一个个嫁出去，房子渐渐空下来，家里就决定把它改成旅馆了。抗战期间，我们举家逃难，我伯父的勤务兵卷走了家里剩下的东西，怕人家追查，就用手榴弹把房子炸掉了。
问：那么多兄弟姐妹住在里面，父辈来往的都是头面人物，有点《红楼梦》的感觉吧。
王：还好，因为二伯父家里，老大老二老三岁数比较大，不跟我玩，年岁差不多的五哥六哥，我们3个玩在一起。前面3个不带老四玩，所以他虽然大一点，也只好来跟我们玩。我下面，比我小的，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后来我二伯父再娶，又生了6个孩子。当时家里人确实很多，吃饭的时候，光佣人就要坐两三桌，有花匠，有带小孩的佣人，二伯父家的儿女都是由佣人带大的。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我都不太想事情的，直到7岁脑筋里都一片空白，10岁还不会穿衣服，每天起床手一伸，让佣人穿衣服，穿好了眼睛还闭着。所以我说，人家去了美国后是从零开始，我是从零下开始的。
问：你了解你二伯父吗？
王：不多。那时候家里的气氛比较严肃，我们小孩都不敢跟他讲话，很怕他，远远看到他走过来，我就赶快拐弯走掉。我大伯父倒是比较慈祥，很喜欢带我出去玩，去酒吧喝酒都带着我，把我往吧台上一放，就跟人家喝酒、聊天、吃花生米。
问：母亲对你监督得严吗？
王：她也管我，比如她不让我游泳，怕出危险，也不让我看电影，说是会有不好的影响，结果我一直到十几岁都没看过电影，只能由姐姐们看完了回来讲故事给我听。她5岁就送我去读小学了，预备我21岁就能大学毕业。不过我母亲是非常慈祥的一个人，很多事情都是她说她的，我做我的。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她送我去幼儿园，但是我在家里娇养惯了，很不喜欢，非要我妈站在旁边我才上课，否则就闹，结果只上了3天，就回来了。后来读书了，家里就请了女教师，每天晚上7点到9点，在一个大房间里，小孩每人一张小桌子，由女教师监督做功课，不懂的可以问她。
问：日军打倒湖南，你们家不得不开始逃难的时候，你只有10岁，小学4年级。那时候张灵甫已经作为团长、旅长、师长，在跟日军一场接一场地浴血奋战了。作为一个还不太懂事的小孩子，你当时是什么感受？
王：其实我们小孩子当时都很快乐，能够不上课，感觉就像是去郊游。
问：8年抗战，3次长沙会战，打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战后你回长沙的时候，看到的是怎样的景象？
王：整个长沙都被大火烧了。能炸的都炸了。一片废墟里，冷冷清清的，没什么人。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我先生正在长沙帮老百姓重建他们的家园。我们自己家也没有了，刚回来时，租了人家的房子住，后来才慢慢另起了房子，在韭菜园。再后来，我们又在长沙水陆洲造了跟原先差不多样子的房子，另外在杭州也有一座一模一样的，是我大姐的陪嫁。
问：嫁了人，你就中断了学业，也和从小一起长大、学习、玩乐的兄弟姐妹们告别了，有觉得遗憾吗？
王：其实那些哥哥姐姐，不是上班了，就是去外地读大学了，有的是浙江大学，有的是复旦大学，早就不在一起了。学业嘛，老实讲，我并不是很喜欢念书，所以也没什么遗憾。年轻的时候，我做事情基本上不考虑什么后果，高兴怎么做，就去做了，很任性。
打日本人，他从没打过败仗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灵甫随国民党王牌部队74军参加了“八.一三”凇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南昌战役、长沙会战、常德保卫战、长衡会战等，其中因“张古山大捷”而被田汉以真名写进话剧，被誉为“常胜将军”。
问：应该说，张灵甫和上海还是很有渊源的，两次凇沪抗战，1932年的“一.二八”和1937年的“三.一八”，他都有份，后者更是实实在在打了场恶仗。
王：我告诉你，上海、南京、长沙、江西，这一带的战争，他没有一仗不打的，没有一仗不是受了伤抬下去的。受了伤，留着血，他还是一直坚持指挥，直到部下强行把他抬下去。他这个人，既不讲名，也不要钱，就是要尽他的能力把仗打得最好，不要命地打。所以他能够带兵，74军所有人都很服他。所以打日本人，他从来没有打过败仗。
问：“八.一三”凇沪抗战时，张灵甫是团长。当时参战的“团长”中，可能有两个是最有名的，一个是四行仓库的谢晋元，一个就是张灵甫，他们还是黄埔4期的同学。
王：对，他们是同期的。不过好像他们没什么来往。张灵甫这方面和我性情相投，都不喜欢交际。他很少出去，我从来没看见过他和好朋友聚会。他几乎就没有朋友，只和自己的部下来往。
问：张灵甫跟你说起过自己的抗战经历的吗？
王：他从来不讲。在南京的时候，他也从来不讲他办公室、军营里的事情。过去的事情，高兴的、不高兴的，他都一字不提。所以对他的过去，我可以说一概不知道。
问：但是他受了很多伤，那些伤口你应该是亲眼所见吧，据说有13处？
王：不是，是有一次，13个弹片一下炸到他身上。他身上的伤还要多。比如他的右腿，有人说他有点跛，叫他“瘸腿将军”，其实你看不出来。抗战的时候，日本人的机关枪扫过来，有两粒子弹留在他膝盖里，伤愈后他这条腿就完全直了，不能弯曲。坐着的时候，他只能一条腿弯一条腿直，想要站起来，就全靠左腿使劲一蹬，整个人就起来了。我试过，怎么蹬都蹬不起来。但是走路的时候几乎看不出来他腿不好。
问：你的媳妇是方先觉将军的小女儿。方将军同样是抗日名将，他的第十军死守衡阳，被日军称为“中日8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你们夫妇和他相熟吗？
王：我没见过他。在军队里，不是同一个系统的人，就很少见面，譬如说，我见得多的，就是74军的3个师长、参谋长，其他连团长都不太见得着。
问：儿子结婚的时候，你也没见到方将军？
王：我没参加。他在台湾结的婚，我当时在美国。
问：今年是全面抗战爆发70周年。你安排了什么纪念活动吗？
王：有啊，“七七”的时候，黄埔同学会组织了活动。我现在还是香港黄埔同学会的副会长，上海这边黄埔同学有活动，都会请我去，“七七”的纪念活动上，我还发表了演讲。
问：张灵甫的衣冠冢，如今就在浦东的天逸静园?玫瑰园，你会去吗？
王：有时候会去。清明的时候，我会去烧包。
朋友烂人飞跑到王玉玲面前的采访资料，据说是五六个小时的对白，很精彩。王玉玲现定居上海，在儿子的公司做财务总监，大概八十多了吧。看革命电影，《红日》里孟良崮战役，小时候但凡捉坏人游戏，全部说是要活捉张灵甫的。其实，人家老张多帅啊，浑身都帅。感谢烂人飞的文字，让我们看看真实的人和事。
一对新婚的“老夫老妻”
1945年抗战胜利，张灵甫不去和同僚们争夺军长、司令的宝座，却一门心思窝在长沙，演绎英雄追美人的故事。在他最终“抱得美人归”的同时，也顺利当上了74军军长兼南京警备司令，可谓两不耽误。尽管有25岁的年玲“鸿沟”，尽管王玉玲对张灵甫过去的“杀妻事件”和赫赫战功都不甚了了，婚后他们却过起了和谐美满的“老夫老妻”生活。
假使我当时笑一笑，他就没兴趣了
问：张灵甫追求你的各种细节，大概可以拍一部很有意思的爱情电影了。
王：他是请了他的一个朋友张处长做媒。张处长跟他讲，这里有个女学生，各方面条件都挺好的。张灵甫就跑来沅陵，我当时读中学的地方，来看我，结果我不在，没看到。他就到处找我的照片，那时候我们很少照相，一年最多也就一两次，照了也不会随便给别人，所以连照片也找不到。最后他找到一个认识我的人，让他给我打分，那个人打了99分。张灵甫问为什么不打100分，人家告诉他，因为这个小姐脾气太大了。
问：你是小姐脾气很大吗？
王：我也不知道。可能确实是在家里娇纵惯了。而且我不大喜欢和生人接触，所以人家会认为我脾气很大吧。我在衡阳时读的明明中学是男女同校的，可是我以前一直读的女校，一下子进男女学校就很不习惯，人家跟我讲话我都不理，人家都不喜欢我，就觉得我脾气不好。
问：可是你当时只有17岁，张灵甫连见都没见过你，怎么会一下子就铁了心追你呢？他后来是怎么跟你解释的？
王：抗战刚胜利的时候，我的哥哥姐姐都在念大学，没一个敢回长沙，我那时候已经进高中，学期还没完，我就走了，急着回来。我以为长沙还像从前那么好玩。结果就碰到了张灵甫，不然还碰不上呢。回来后，我经常跟我嫂嫂（她跟我同年，大几个月）还有一些同学一起玩。有一天我们在街上走，碰到了张处长，一定要我去他家，虽然我很讨厌跟老男人在一起，但是他一再邀请，只要我们去待几分钟就用车送我们回家，我们只好去了。到了他家，他就给我看张灵甫的字和照片，我心里想这个人太奇怪了，为什么拿个大男人的照片给我看，想干嘛？
问：你当时看出张灵甫一手好字了吗？
王：我根本没看。我跟他讲，我又不是书法家，看不懂，可以走了吗？他就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我比较老实，就告诉他我住西园北里。我没敢告诉他具体地址，但是他一打听我伯父，就查到了。张灵甫跟他说，总要看了以后，再决定追不追。所以张处长就带了他来西园。他们故意喊我伯父朋友的名字，佣人就说他不住这里，这里是王士健家。其实那天我在家，但是我一听那个张处长的声音就讨厌，所以根本没出来。
问：后来他还是见到你了。
王：有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女孩子出去理发，张处长的太太来了，硬要跟我们一道去洗头发。张处长就站在巷口，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之后，就去通知了张灵甫。后来我们坐在那里打肥皂洗头的时候，张处长就带了张灵甫进来。我根本不知道，心里在想，这两夫妻感情也太好了，洗个头还要跑来看看。因为我们有好几个女孩子，张太太就特地指着我跟他们说：我是陪王小姐来洗头的。张灵甫就站在我背后，对着镜子看我。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就觉得这个人看人怎么这么没礼貌，横了他一眼。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问：结婚以后，你们说起过当时这些事情吗？
王：嗯。结婚以后他跟我说，假使我当时笑一笑，他就没兴趣了。
问：为什么？
王：可能他也是古板脑筋，觉得女孩子先对男人笑的话，也不好。
问：后来呢？
王：后来他就天天来我们家。开始我根本不理他，不习惯和生人讲话嘛。慢慢慢慢的，他就不让我紧张了，熟了之后，就开始聊聊天。
问：都聊些什么话题？
王：讲历史啊，讲故事啊，就这样。他也不会说爱啊什么。
问：你后来同意嫁给他，主要是因为家里安排、父母之命，还是确实感受到了他的魅力？
王：当然我不讨厌他。他人也不错，长得也很英俊，谈吐很有修养。主要还是我的二伯母，她是文艺界的，比较开放，她很赞成这桩婚事，所以我伯父就没什么意见了。
问：当时征求过你的意见吗？
王：因为后来都很熟了，也没什么征求不征求意见，我也没有多想，很自然就接受了。我还想着，结婚以后就可以自由一点，离开家了，没人管了，不用念书了……唉，你想想啊，17岁的小女孩，是不会想得太全面的，脑筋转到一件事情上，就一直那样想下去了。
问：你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对他真的有比较深的感情了？
王：婚后生活在一起的日子啊。越来越觉得，他对我什么事情都照顾得很好，可以讲无微不至。我从小就不喜欢动脑筋，最不喜欢让我自己决定一件事情，跟他在一起，我就不用动脑筋，他都能安排得很好。
问：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前包办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有它的好处。
王：那是的。从前讲门当户对，并不完全是势利，因为生活的环境大家差不多，至少在脾气啊、生活习惯上啊比较容易融洽，可以减少很多摩擦。因为结婚不是谈恋爱，谈恋爱的时候你把自己的缺点都隐藏起来，但是结婚以后天天生活在一起，就没有那么客气了。
问：你和张灵甫的婚姻就是很好的例子。
王：他一直都很理解我。我是很有原则的人，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没有人能让我做。湖南人比较犟嘛。比如他的上司王耀武到南京来，他的朋友都让我去接他，我说我又不认识他，他一个大男人，我去接他干嘛？去的话就有拍马屁之嫌，这种事情我不干。别人觉得我奇怪，张灵甫就很支持我。
问：当时在南京，都是国民党的大官，你们都没什么交往吗？
王：几乎没有。
问：当同僚们都在争夺74军军长和南京警备司令的宝座时，张灵甫却一门心思窝在长沙追你，居然一点都不怕影响他的前程？
王：他根本不在乎。他投军，完全是因为那时候中国乱得一塌糊涂，他认为自己是个男人，有责任为国家的安定效力。那时候，李天霞也在争取这个职位，还托了蒋介石面前的红人钱大钧。结果因为俞济时和王耀武都力荐张灵甫，李天霞还是没当上，他因此恨上了张灵甫。但是张灵甫根本无所谓，你恨他也好，不恨他也好，他做好他的这份事情，其他都不管。
问：张灵甫是1903年生的。
王：说实话，他从前的事情我都不知道，包括这些年份。
问：他的生日你总该知道吧？
王：我不知道。我是最近看书才知道的。从前我的生日是要过得非常非常隆重的，他会为我过，但他从来不过他自己的生日，也不告诉我他哪一年、哪一月生的。我就笑他说，你是不是怕我晓得你多老了？他笑笑，也不管。反正对不愿意回答的话，他都笑笑。
问：张灵甫参加北伐，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他求婚的时候，你想过你们之间25岁的年龄差吗？
王：他长得很年轻，而我根本没想那么多。他有一次让张处长来请我们吃饭，我伯母就带着我和弟弟妹妹一起去了。饭桌上，他们问我伯母多大了，我伯母说她32岁，张处长赶紧说：那你跟我们军长是同年的，你们来干一杯。这样他们就把张灵甫的年龄少说了10岁。
问：这么说你是“上当”了。你们结婚后，也没感觉到相互之间有25岁的差距吗？
王：从来没有。我们在一起，很多性情都很相近。比如我的家里，虽然我不弄，但佣人都训练得好好的，每天要擦、抹，可以讲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张灵甫也是，他是受过军事训练的，抽屉里整整齐齐。
“杀妻事件”真相
问：说起来，当时你对他应该说是很不了解的。他以前有过3任夫人的事情，也没跟你说起过吗？
王：当时都不知道，以后才知道的。
问：包括他有“杀妻”的“前科”？
王：他从来没说过。
问：你也没问过他？
王：我没问过。不过后来，结婚以后，听人家讲过一些。他死了之后，我才逐渐搞清楚是怎么回事。那是他的第一任太太，姓吴，在四川的时候娶的。吴太太是中共的地下党员，张灵甫老是发现东西不见了，就问她，她也不做声，他就火大了嘛。
问：地下党员这个说法，你是从哪里知道的？
王：他的侄儿告诉我，头一天晚上，他们两夫妻住在他家，吵架吵得很厉害，可以听出来，是说她拿了他什么东西。第二天一早，张灵甫就带着吴太太还有他们的女儿一起回乡下老家，路上又起了冲突。回到家，他拿出手枪，就在客厅里把她打死了。
问：是在客厅里吗？但是我看到不少资料，说张灵甫是因嫉妒太太有外遇，在韭菜地里下手的。
王：那是造谣。他不是那样的人。他要打死你，一定会当着你的面，绝对不会从背后开枪。
问：你去证实过地下党员这个说法吗？
王：我回国后，去过西安，见了他们（张灵甫和吴夫人）的女儿。我跟她说，可能你妈妈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她说对的。因为吴夫人的哥哥是地下党员，这是已经证实了的，再加上她确实经常拿走张灵甫的东西，而且死也不肯开口，所以她应该也是地下党员。
问：这个事件对他影响还是很大。
王：那当然。打死人当然是不对的，但当时他们是各为其主嘛。大概也正是因为经过了这些，后来喜怒哀乐，他都能很平静地接受了。他后来在监狱里被关了差不多1年，很多人保他都没保出来。如果不是因为“七七事变”，他几乎要被枪毙了。经过王耀武等老长官多次力保，他才被放出来参加抗战，将功折罪。
没有婚假的“司令”
问：你们的婚礼是在上海举行的，为什么那么麻烦定在上海，而不是在“首都”南京？
王：因为我们的婚礼，那时候算是很豪华的，而南京，老蒋在那里，你不能弄得太隆重了。而且抗战刚胜利，南京的物质条件不太好，东西不是很全，就算上海也不是很全。当时我去买婚礼穿的高跟鞋，不是小一号，就是大一号，结果只好买大一号的，穿在那么大的婚纱里，不小心就会拐一下。但毕竟上海要繁华一些，一直都是像法国巴黎那样的。
问：书里说，“党国元老”程潜是你们的媒人？
王：不是的。我只知道，我们家要求张灵甫找个有名气的人来，他就找了个“主席”，我那时候那么小，根本不知道“主席”是谁，而且他也不是来给我做媒，只是当“媒保”。我只告诉书的作者，那个媒保是“主席”。因为程潜当时做过国民党的湖南省主席，所以他们就写了程潜。其实是不是程潜，我也不知道。
问：婚礼那么盛大，都来了哪些宾客？
王：哦，人是很多，74军很多人都来了。其他都是他的朋友，我也不认识。
问：他的老长官啊，其他政要啊都没请？
王：我不知道，我根本不认识。我只知道，我们的婚礼请帖都没时间发。因为老总统（指蒋介石）是要随叫随到的，所以只好等到最后一刻才出发去上海。我们是前一天晚上坐火车，早上大概6点到上海的，一到就忙开了。幸亏有一家姓罗的，对上海很熟悉，罗太太就带了我去买花、买首饰、买各种婚礼用品。
问：所有这些你们都是婚礼当天办的吗？
王：对，当天办的。我的衣服，包括卸了妆以后穿的旗袍什么，宴席上换的好几身衣服，都是当天几个钟头做出来的。我先生本来还要临时做礼服。他只有军装和黑西装，天气热，都不能穿。后来实在来不及，只好借了罗先生的礼服。
问：就是结婚照上他穿的那件白西装吗？
王：对。罗先生个子也挺高的，比他稍微胖一点，所以那件西装穿上去稍微大一点。
问：婚礼当天你们就回南京了？
王：我忘了几点，肯定是当晚回去的，可能八九点钟的火车吧。因为老总统在那里啊，他一点点事情，一不满意，就要把张灵甫喊去。
问：那天老蒋喊他了吗？
王：没有，但是怕他随时都会喊。
问：心腹爱将结婚，老蒋也不准几天假？
王：那时候啊，他给你假，你就有假，他不给你假，你连礼拜六礼拜天都没有。老总统随便哪天，晚上十一二点钟想起来打个电话给他，他都得马上去报到。
一开始就像老夫老妻
问：资料上说，张灵甫身高1.89米，你有1.7米吧，一个威风，一个漂亮，当时走在街上，应该很“吸引眼球”吧？
王：哦，他其实没那么高。他父亲是1.9米，他是1.87米，我们的儿子是1.83米，孙子是1.81米，所以我开玩笑，张家是“每况愈下”。我也没有1.7米，我是1.68米。我们其实很少有机会一起在街上走，出去有车，只有在古董店里面，或者偶尔在玄武湖、中山陵逛的时候，才会两个人一起走走。那时侯不像现在人那么多，我们去的地方人更少，所以没什么人会盯着我们看。
问：张灵甫毕竟是北大出身，虽然没毕业就投笔从戎，但后来在黄埔也得读书，所以他的文化程度在国民党将军里应该算很高的吧。
王：国民党很多将军的文化素质都很高，但他在其中也算是佼佼者了。他小时候读的不是学校，而是私塾，后来在北大读的又是历史系，所以古文造诣很深。读中学的时候，他一有空就带着纸啊笔啊墨啊，去西安的碑林，临摹魏碑什么，所以那时候的字就写得很好了，学校都给他开书法展。当了师长以后，他又开始专门学习于右任老先生的字，于先生看了之后说：几可乱真。他后来用最粗的一种派克笔写字，也是自成一体，而且是用红墨水写，包括给我写信，都是用红墨水。可能他喜欢红颜色吧。
问：他有没有跟你说过，当年好歹在北大读了3年，为什么没有坚持读完最后一年？
王：因为当时中国军阀混战，他觉得历史系念出来也没什么用，国家这么乱，一个男人不可能安心做学问，所以他就去投军了，后来又跟几个同乡（指刘志丹、胡涟等）一起，去了黄埔。
问：你们毕竟年龄相差那么悬殊，婚后是怎么相处的？
王：我们也没有像你们现在这样，什么爱不爱的，一开始就像老夫老妻，但是彼此很关心，很照顾。我们在一起，就是念念书，读的都是古典文学，他给我讲每一代的文学，唐诗、宋词、元曲什么，我也跟他讲我的心得。我也会陪他去古董店欣赏古董，不过他太忙，很少有这样的时间。几乎每天早上，我们俩都要去他军部驻扎的中山陵骑马，他的那个军部办公室现在还在。一般都是他先早起，去军营升旗，然后打电话给我，我就去骑马。那时候我还不会骑，那些马都是接收的日本军马，很高大，有一次副官把我推上去时用力过猛，我又从那边下来了。张灵甫喜欢逗我，那些军马，只要前面有他的马在跑，就不会停，我怎么叫它都不停，只好死死抓着缰绳。
问：他也不怕摔到你啊。
王：我不知道。可能他有经验，知道不会摔。
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的画，我们家有200多幅
问：他经常去古董店，收藏了很多古董吗？
王：是啊，这些古董如果我今天还留着，我就是大财主了。他是明天没饭吃，今天看到好东西也要买下来。只要是他欣赏的东西，他可以拿在手里，左看右看，翻来倒去，一研究就是好几个钟头，一边看一边得意。我们在南京的家，每个月，房间里陈设的所有古董、字画都要换过，而且不许别人弄，勤务兵连碰都不许碰，全部都是亲手弄干净，放好，再把新的挂出来。人家有什么好东西，都不敢让他看见，让他看见了，他就出高价跟你买，一定要弄到手。
问：他主要收藏些什么？
王：瓷器啊，字画啊。他收藏过一对酒杯，据说是杨贵妃用来喝过酒的，酒倒进去，白色的瓷器上就会映出个美女，喝干了呢，美女就又消失了。有些东西那时候还不太值钱，像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光他们3个人的画，我们家至少有200多幅，其中包括一些很大幅的“中堂”。
问：这些画都是他从市场上买来的吗？
王：不是，他是从他们手里直接买来的。他对字画很有兴趣嘛，所以他们都认识。我现在还保存着一枚印章，是很好的鸡血石，就是齐白石专门为他刻的，刻了他的名字。这样的好东西他有好多好多，可惜我带回湖南之后，都丢掉了。
问：是你去台湾以前放到湖南去的吗？
王：对，放在我二伯父的家里，有四十几口大箱子呢，里面都是他收集的古董。后来听说，不知道给公安局还是农会给没收了。拿走的时候，他们说里面是枪炮，我伯母吓死了，就说你们赶快拿走吧。
问：后来你回国没想过要去打探一下这些东西的下落吗？不是也有落实政策的吗？
王：唉，什么落实政策。都不晓得到底是什么人拿走了。那时候，我妈有一批金条，放在乡下我姨母家。我姨母埋在地下，后来不晓得为什么被别人知道了，就都被拿走了，当时开了收条，说是用来买了化肥。这笔钱到现在也没还。钱到了共产党手上是拿不出来的。
问：你那时候很喜欢购物，喜欢买漂亮衣裳吧？和现在的时尚男女一样？
王：是啊，我一直都对穿衣服很讲究。每天早上他去上班，我就去逛商场，有3个我是一定去的，不买东西也要逛。有时候买点衣服、巧克力什么，我很喜欢吃巧克力。还买点花，那时候花的品种也不多，我就买一种叫苍兰的，他也很喜欢，有一阵子我们在家里种了60盆盆景呢。
问：南京警备司令的工资是多少？
王：他赚多少钱，我都不知道。
问：够花吗？他要买古董，你要买衣服。
王：我虽然喜欢打扮，但主要都是些花布衣服，南京那时候也没什么高档的东西可买，夏天就是穿很薄的带花的麻纱衣服。还有就是吃。有一次我带他去一家大餐馆吃饭，点菜，他就点了一份蛋炒饭，把我气死了。我还比他懂一点，他是根本不懂。后来我就拿了菜单来重新点。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
问：你们当时的家大吗？
王：一开始是用金条顶的房子，是洋房底楼的一层。后来张灵甫有个朋友，是个姓何的监察委员，来南京没地方住，就送给他了。我们另外又在西华门买了房子，那个房子太老了，就拆掉重盖，起了两栋小楼，也不算很大吧，住的地方差不多300平方米。
问：书上说，你们这个新家是张灵甫亲自设计的？
王：不是，他只是设计了花园，为花草布置画了图纸。
问：这是你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
王：对，他还特地写了个条子，写明这个房子是送给我的。我就很奇怪，你的我的，不是都一样吗？我当时不知道他家里会有麻烦，他的哥哥是死要钱的，张灵甫死后，他第一次来，就要分抚恤金，后来又要分房子。我后来才知道，他去法院告了一状。我把张灵甫的条子送去房管局，房管局给了我收条，说这个条子在法律上，跟房契上换名字上一样有效的。可是现在南京的房管局就赖皮，说这个房子应该一家人一起分，只能付给我十几万块钱。我不同意，所以一直拖，拖到现在。
问：你一直在跟他们打交道？
王：是啊。本来我刚回国的时候，跟邓颖超讲一下，她肯定会还给我这个房子嘛。但我总觉得，政府这么招待我，我要是还去要房子啊什么，难以启齿。后来是我浙江大学的一个哥哥（按：指伯父的儿子）跟我讲，为什么你不把那个房子拿回来呢？你老了也可以回来住啊。那时候是1984年吧，我还没想到要回来定居。我哥拿着我的委托信，去跟房管局打交道，房管局说没问题啊，你妹妹任何时候回来，我们任何时候给她。可是1985年，他们就把房子拆了，也不告诉我。现在讲起来，就说张家人都应该有份。我说这个房子是张灵甫给我的，就是我自己的儿子，我不想给他就不给他。
问：房子拆掉后，那里现在是什么？
王：我也不太清楚。拆掉前，据说那个房子里住了6家人。有人告诉我，我们原来院子里的一棵大树，现在还在，在一所学校的操场上面。
问：你没有回去看过吗？
王：我到过南京。但是那时候人家不都住在我家里吗，陪我去的国务院的人就不让我去看，怕我看了不舒服。拆掉以后，一开始他们说要给我两万多块钱补偿。我就写信去海基会，再转到海协会，汪道涵批下来，后来就算400多块钱一个平方，300多平方，算10几万块钱，我还是不同意。上次黄埔同学会活动的时候，有人出主意，让我写信给李源潮，我就写了信，把事情原委都讲给他听，李源潮就一直批下来，到南京市的市长。后来就来了两个人找我，说是房管局的，我就给他们看了当年房管局的收条，那上面写着收了我3件文件：我先生的条子、地契和地图。
问：但是事情到现在也没有眉目？
王：有人跟我说，知道我为国家做了很多事情，假如我再为南京做些事情，就送一栋房子给我。我说一个中国人为中国做事情，是应该的，但是我现在是要回我自己的房子，这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
问：差不多在装修新宅的同时，你也怀孕了，双喜临门，你当时大概万万想不到几个月之内就会发生那么大的变故吧。
王：那怎么想得到。我先生死后一年，我都不相信他死了。
问：书上说，你们这个新家是张灵甫亲自设计的？
王：不是，他只是设计了花园，为花草布置画了图纸。
问：这是你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
王：对，他还特地写了个条子，写明这个房子是送给我的。我就很奇怪，你的我的，不是都一样吗？我当时不知道他家里会有麻烦，他的哥哥是死要钱的，张灵甫死后，他第一次来，就要分抚恤金，后来又要分房子。我后来才知道，他去法院告了一状。我把张灵甫的条子送去房管局，房管局给了我收条，说这个条子在法律上，跟房契上换名字上一样有效的。可是现在南京的房管局就赖皮，说这个房子应该一家人一起分，只能付给我十几万块钱。我不同意，所以一直拖，拖到现在。
问：你一直在跟他们打交道？
王：是啊。本来我刚回国的时候，跟邓颖超讲一下，她肯定会还给我这个房子嘛。但我总觉得，政府这么招待我，我要是还去要房子啊什么，难以启齿。后来是我浙江大学的一个哥哥（按：指伯父的儿子）跟我讲，为什么你不把那个房子拿回来呢？你老了也可以回来住啊。那时候是1984年吧，我还没想到要回来定居。我哥拿着我的委托信，去跟房管局打交道，房管局说没问题啊，你妹妹任何时候回来，我们任何时候给她。可是1985年，他们就把房子拆了，也不告诉我。现在讲起来，就说张家人都应该有份。我说这个房子是张灵甫给我的，就是我自己的儿子，我不想给他就不给他。
问：房子拆掉后，那里现在是什么？
王：我也不太清楚。拆掉前，据说那个房子里住了6家人。有人告诉我，我们原来院子里的一棵大树，现在还在，在一所学校的操场上面。
问：你没有回去看过吗？
王：我到过南京。但是那时候人家不都住在我家里吗，陪我去的国务院的人就不让我去看，怕我看了不舒服。拆掉以后，一开始他们说要给我两万多块钱补偿。我就写信去海基会，再转到海协会，汪道涵批下来，后来就算400多块钱一个平方，300多平方，算10几万块钱，我还是不同意。上次黄埔同学会活动的时候，有人出主意，让我写信给李源潮，我就写了信，把事情原委都讲给他听，李源潮就一直批下来，到南京市的市长。后来就来了两个人找我，说是房管局的，我就给他们看了当年房管局的收条，那上面写着收了我3件文件：我先生的条子、地契和地图。
问：但是事情到现在也没有眉目？
王：有人跟我说，知道我为国家做了很多事情，假如我再为南京做些事情，就送一栋房子给我。我说一个中国人为中国做事情，是应该的，但是我现在是要回我自己的房子，这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
问：差不多在装修新宅的同时，你也怀孕了，双喜临门，你当时大概万万想不到几个月之内就会发生那么大的变故吧。
王：那怎么想得到。我先生死后一年，我都不相信他死了。
孟良崮：生与死的界线
1946年，74军改编为整编74师，全副美械装备，成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旋即内战爆发，整编74师作为急先锋，从苏北一路推进到山东，王玉玲也带着身孕，多次去前方陪伴张灵甫。她没有想到的是，不出半年，高歌猛进的张灵甫就落入了陈毅、粟裕的包围圈。1947年5月，在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中，整编74师全军覆没，张灵甫兵败身亡。只做了两年恩爱夫妻，他们就天人两隔了。
挺着大肚子上前线
问：今年其实也是孟良崮战役60周年，听说你4月份刚刚登了一次孟良崮。以前去过吗？
王：没有，没有去过，我没到过山东，这回都是第一次去。
问：对你来说，那个小山包，也称得上是“伤心岭”了吧。
王：唉，我是坐车去的，现在有柏油公路，一直开上山。但是有一部分，到那个山洞去的路，要下来走。我一边走，一边想，那时候真是苦。打孟良崮之前，基本上每打完一仗，张灵甫和整编74师就要撤下来修整一个礼拜左右。他休息的时候，我就去了。那次离开的时候，我看见他腿上生了一个疮，后来他就上孟良崮了，又不能坐车，只能自己爬上去的吧。
问：是瘸的那条腿吗？
王：不是，是另一条。很痛，有脓，没熟的时候又不能挤，他只能躺在床上。那时候我也快生了，9个月了，也只能睡在床上。人家来看我们，我们两个人就都躺着。
问：你都快生了，还跑那么远？
王：那时候年轻嘛，根本就不觉得。其他的军官太太们就讲，张太太，你带着这样一个大肚子，跑来跑去好像没事一样，我们一路跑到前方，好像骨头都散架了，都不想再来了。那时候，每打完一仗，我都去。
问：那他在不断前进，等于你每次回来，再去的时候又要往前多走很多路。
王：对对对。就是一次次走。
问：一路上是怎么去的？
王：我们先要坐火车，从南京到徐州，再坐吉普车到前方。当时没有路的，吉普车直接在田里走，颠簸起来，人常常被抛得碰到吉普车的顶。
问：那你也不怕影响到胎儿？
王：当时是19岁，不懂啊，人都是懵的。我刚怀孕的时候，都不敢告诉人家，以为自己生病了，就叫军医来给我打葡萄糖针，打得我的孩子生出来是12磅，生的时候足足叫了25个钟头！
问：你儿子这次也陪你去了孟良崮？
王：对，他是从美国回来。我跟他说，这次你一定要赶回来。
问：他去过孟良崮吗？
王：他去过。我们有厂在山东，他去看货的时候，上过孟良崮。孟良崮现在分为两边，原先那边，是国家开发的，有一个洞。我儿子去看了以后，回来就跟我说：妈，爸爸的指挥部，那个山洞太小了，都进不去，勉强挤进去，里面只能坐两个人。我说那不对，你爸是打仗去的，又不是躲警报去的，一个军部怎么可能只有那一点点地方？
问：是搞错了吗？
王：那上面确实写了“张灵甫击毙之处”。不过现在，在山的另一边，又找到两个山洞，其中一个外面写着“整编74师指挥部”，这个洞里面可以待几十个人，比较像。他们现在把张灵甫写给我的遗书，放大了以后刻在山岩上。再上面一点，他们还把我在浦东玫瑰园题的诗、张灵甫的照片、生卒年月等，都做到山岩上。他们还在建一个“灵甫亭”，里面的碑上会刻张灵甫的生平。另外那个洞，叫万蝠洞，里面有黑蝙蝠，还有白蝙蝠，据说当时卫士们就驻扎在那个洞里。孟良崮整个就是石头山，所以那一仗打得艰苦，原因之一，是枪炮打在山上，迸起来的碎石头打伤的人，比枪炮本身打伤的还多。
问：你最后一次见张灵甫是在哪里？已经进山东了吗？
王：我也不是很清楚。好像是刘庄啊还是陈庄啊什么，我记不清了。总之是一个庄子里面。我一离开，他就打孟良崮了。
张灵甫之死
问：张灵甫战死孟良崮是定论，但过程却一直有争议，最常见的，通过电影《红日》而广为人知的，是“击毙”说，但其他还有“自杀”说，“杀俘”说以及“被俘转移中重伤不治”说。你和整编74师的老部下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你认为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史实？
王：我听到国民党这边，兵也好，官也好，回来讲的都是一样的，说是自杀的。那个杨参谋回来就跟我讲了，他是最后一个留在张灵甫身旁的。还有一个人，现在在长沙，就是那个译电员，我在长沙住了7年，他不知道，我妈妈死的时候，报纸上登了讣告，有一家写的是张灵甫岳母逝世，他看到以后就来找我，告诉我当时的情况，跟杨参谋讲的一样。另外还有一个，是74师魏参谋长的太太，也是湖南人。你知道，军队里面派系是很分明的，这个魏参谋长是日本留学回来的，是国防部派来的，不是从74军内部一路升上来的。所以张灵甫跟魏参谋长没有那种很深的战友情谊，而像副师长蔡仁杰、旅长卢醒这些人，张灵甫死，他们都要跟着一道死的。最后时刻，张灵甫跟他们讲，我已经决定了，你们不想自杀的，可以出山洞去。魏参谋长和一个叫陈嘘云的旅长都出去了，他们后来都成了解放军的俘虏。解放以后，两个人都在军事学院教书，魏参谋长的太太一度住在陈嘘云家。魏太太后来一听说我的消息，就打电话给我，说张太太我一定要来看你，你是我唯一的好朋友，因为74师其他的军官太太都不理她。她那时候已经80多岁了，她把魏参谋长和陈嘘云他们讲过的关于孟良崮的话讲给我听，结果跟其他官兵回来讲的，都是一样的。
问：那么他们讲的孟良崮的最后时刻究竟是怎样的呢？
王：当时，魏参谋长是第一个跑出来的，陈嘘云出来的时候，看见解放军已经在山下盘问他了。陈嘘云就对着山下放了一枪，结果解放军还击，打在他肩上，就倒下去了。差不多同时，他听到后面山洞里一阵枪响，应该是全部自杀了。
问：我看到当时为张灵甫验尸的人回忆，说张灵甫前胸有两个枪眼，子弹是直穿心脏从后背飞出的，根据枪伤判断，两枪眼均是200米以外远距离射击而致，所以他们判断是“击毙”。
王：不是，子弹是打在头上的。那个译电员当时也在里面嘛。他要求跟张灵甫一道去，张灵甫说，你年纪这么小，还是不要死。他是看着他们自杀的。
问：是他们各自自己开枪，还是另外有人开枪？
王：是有人对他们开枪，一个姓刘的，叫刘立梓。一开始他不敢打，张灵甫就讲，你还是不是军人？我还是不是不长官？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必须开枪。结果第一枪他手抖——这是杨参谋回来告诉我的，他当时肯定也在里面——子弹从腮帮子穿过去，后来又补了一枪。刘立梓把这4个要自杀的人干掉后，他自己也自杀了。
问：现在随着越来越多历史档案、回忆录等的公布，解放战争的一些历史也有新的解说。比如孟良崮战役，国民党军的作战方案细节，据说实际上都被刘斐、郭汝瑰等透露给中共方面了。
王：那是真的。老实讲，陈毅……这跟你讲讲没关系了……你看，整个苏北，不到1年，才几个月，张灵甫全部从陈毅手上拿下了，105个县，淮阴、淮安、涟水一路打上去。涟水那仗打得确实很惨，张灵甫站在最前线，拿个望远镜，所以没人敢后退。孟良崮的作战计划确实泄露出去了，不然的话，陈毅不会集中30多万人，打整编74师3万人。74师是机械化部队，有一个团，是坦克大炮，都不能上孟良崮，没有路嘛，只好集结在徐州待命。那个团长现在还健在。
问：所以整编74师当时统计被歼人数是2.2万人，它应该有3万多人吧。
王：应该有差不多4万人。就是那个团没上去。
问：郭汝瑰当时是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刘斐先后任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和国防部参谋次长，作战计划都是前者参与制订的，作战命令都是后者下达的，他们对张灵甫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撇开政治不谈，纯从军事上讲，张灵甫死得好像有点冤。
王：不光是这些。几年前，中央的宣传部门，有人来找我，让我证实一下张灵甫是怎么死的。我就讲，张灵甫死得很冤。我说有三点：第一点，汤恩伯是个“常败将军”，我不晓得为什么蒋总统那么欣赏他，他从来没打过胜仗。打淮阴打涟水的时候，是由李延年统一指挥74师等各路部队的，后来换了汤恩伯。我看了很多说法，说张灵甫自说自话跑到孟良崮上面去。国民党的军人不像共产党的军人，可以自己做主，张灵甫当副师长的时候，那个姓廖的师长，就是因为擅自行动，被枪毙了，张灵甫才升的师长。所以张灵甫孤军前进，一直到上孟良崮，都是汤恩伯的错误指挥。第二点，陈诚讲话不兑现。他跟张灵甫讲，打下涟水，就让你到后面去修整。因为涟水是血战，双方都伤亡惨重，74师的老兵死了很多，张灵甫说，新兵顶上来，打胜仗一拥而上，打败仗的话，就是乌合之众了，不能守的，一慌张，就跑了。但是打完涟水，陈诚不让他撤下来，他就很不高兴，摔了陈诚的电话，说你可以对我讲话不负责任，你让我怎么去跟我的部下说？他当时都跟部下讲了，打下涟水，就回南京去修整。
问：这个事情是他讲给你听的吗？
王：我就在前方啊，我听到他讲电话，看到他摔电话啊。他当时很担心，我还听到他跟副军长等人抱怨，说如果打了胜仗，人家都说是应该的，打了败仗，就会被指责恃骄啊什么。第三点呢，就是友军不合作。各军都想保存实力，不肯上来，尤其是李天霞，这个人很小气，你们不是说张灵甫会打仗吗？那好我就让你自己打打看吧。李天霞的整编83师，当时离74师只有10里路，几个钟头就到了，张灵甫就喊他快点过来，但他就是拖着不前进。
问：仗打完以后，你后来见过李天霞吗？
王：他们把李天霞押到台湾去以后，有人让我去看他。都是王耀武的部下嘛，他们也想救他一命。张灵甫死了，王耀武也被俘了，老74军的人，就剩下李天霞了，不把他捧起来，他们这些人没有拥护的中心，怎么爬得上去呢？如果我去看他，对“总统”来讲，就表示我已经原谅他了，他并没有对我丈夫怎么样。那我不去，没有去。后来是他太太，跟我年纪差不多，她来找我，让我看看李天霞。那是在他放出来以后，我去了他们家一次，他正好在家，就问张太太好不好啊什么，可是我怎么看他，总是不太顺眼。没多久，他又关进去了，因为“金砖案”。他集了很多人的资金，做渔船生意，但是钱都被他花掉了，只好用假的金砖，上面盖了一点点金子，付给船厂。结果人家查出来里面都是铜的，就告了他，又关了进去。
问：这次有关方面还勘察了张灵甫的埋葬地点，以前对此一直众说纷纭，有什么新发现吗？
王：我没去。他们要我去，我没去。他们说是在一座老百姓的房子下面。我不太相信，因为老百姓一向忌讳把自己房子造在人家坟上。
问：有说法，当时是陈毅批准用上好楠木棺材厚葬张灵甫的，但又有说法，是时任华野6纵副司令员的皮定均下令厚葬的。你自从1973年受邀回国，与中共高层一直有接触，没有问过这些事情吗？
王：这些在当时是比较敏感的问题，我就没有问。后来跟他们很熟了，成了朋友，我就问他们，假设我当年没有离开大陆，你们看我哪一关过不去，三反，还是五反？他们说，你要听真的还是听假的。我说当然听真的。他们说，那你第一关就过不了。这辈子，可能我做错过很多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做得很对，就是无论怎样，当时我都要离开大陆。
生死两茫茫
问：张灵甫是1947年5月16日战死孟良崮的，而你过了很久才知道。
王：他死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他的朋友啊卫士啊，都瞒着我。他最后还选了几个高大、性格好的卫士，从孟良崮下来，专门来保护我。从前我在前方，如果晚上月亮好，我们出去走一走，这些卫士就前面4个，后面4个，跟我们一道走。
问：那你后来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王：时间长了，隐隐约约的，我就很奇怪。因为张灵甫打仗的时候一般不打电话给我，但是会发电报，拟个稿子，让译电员发过来。有时候战场上电话可能不通，电报一般总是通的。他在外面打仗，几乎每天，不是有电话就是有信啊电报啊回来。所以那阵子我就很奇怪，好像一下子，什么音讯都没有了，好像这个人就丢掉了。问周围人也问不出什么名堂。其他的太太们其实都已经知道了，但是据说产妇在月子里不能受刺激，所以她们安慰我，说打仗的时候，打得太激烈了，没有音讯很正常，从前打日本人时，有时候一两个月都没有消息。他们是能骗一天就骗一天，直到他的随从杨参谋，被俘之后，过了好几个月被放回来，我记不清是8月还是9月了，他把那封信带给我，我才确定。
问：是张灵甫亲手写的绝笔信吗？
王：对。杨参谋一回来，就跪在我的面前痛哭，把信交给我。那时候，我才意识到，他真的是死了。但是以后的一年多，我还是会觉得，一个人，怎么会这么说死就死了呢，好像不太可能吧。
问：绝笔信你现在还保存着吗？
王：唉，很可惜啊，他的东西都没有了。后来他的朋友、部下来，我就把信给他们看，他们就觉得，应该给老先生看看，就拿去给他看了。老先生看了，就不退给我了，就放到国史陈列馆去了。后来李登辉做总统，我就觉得他们这些人都是台独嘛，那信放在他们那里干嘛？我就去问台湾的战史馆馆长要。他说得很好听，一定给你找，结果是骗人的，根本就没找。第二年我回去，又去问他找到没有。他就说，哎呀，都找遍了，没看见啊。我说这既然是战史史料，为什么你们随随便便就丢掉了呢？他说东西实在太多了，可能在哪个角落，就是找不到。后来我就写信给当时的“国防部”部长，他也说对不起，找不到了，只是把他的勋章啊，还有那艘“灵甫号”军舰的图片复印件啊什么寄给我。
问：绝笔信的原件没有了，照片你这里有吗？
王：那有。原信拿去给老先生之前，我拍了照留下来。还好拍了照，否则什么都没有了。孟良崮上的石刻，就是用我的照片放大后刻上去的。后来我儿子又让他们刻了块小的，放在桌上。
问：据说张灵甫出征前曾给你留下一把小手枪？
王：你看看，我告诉你，很多事情都是谣传。你说张灵甫对我那么好，而且他的遗书上，要求我善待老父，养育幼子，他怎么会要我也自杀呢？不可能的嘛。这个不晓得谁编出来的。
问：张灵甫怎么说，也是强硬反/共的，最后战败身亡；共产党方面，也有无数人倒在张灵甫和他的整编74师枪口下。而你这30多年来，一直在做的是沟通双方的工作，一直和中共这边有密切的联系。你怎么想这些问题？
王：这是两个党在相争，张灵甫是国民党的军官，他不能不服从他的党，也不能不服从他的领袖。当年指挥孟良崮战役的粟裕，他的侄儿粟刚兵有一次想请我吃饭，但是又怕在我这里碰钉子，就找了我的表妹，来跟我讲。我说没关系啊，谁让他的叔叔，和我的先生一样，都是职业军人呢？
问：粟裕也是中共方面的“常胜将军”，经历血战、硬仗无数，却唯独选择将自己的骨灰撒在孟良崮主峰上。可以说，纯从军事上讲，他们确实是惺惺相惜的对手。
王：军人各为其主嘛，所以对我来说，从来没有说恨什么人。我一直觉得，不管是谁，只要能够让人民安居乐业，就是好领导。
问：对于60年前这场上千万人浴血厮杀的大内战，你今天是怎么看的？你觉得回顾这场残酷的内战，对于今天的中国，有什么现实意义？
王：我觉得陈/水/扁这样台独搞下去，可能共产党是不会允许的。我经常看台湾东森的新闻。我就觉得，这个陈/水/扁实在是……一个人言而无信就不是个人了嘛，他讲话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做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他的荷包，要赚多少钱进来，做一切事情是为了他的选票。现在如果民进党再当家8年，那人民还要不要活啊。这是我跟你讲的，你这个话不要写进去。我写了封信给中央，现在我们就应该做些工作，让在这里的台商回去选马英九，不能再让陈/水/扁当政了。这是我的感受，我是个战争的受害者，我10岁就开始打仗了，打日本人，后来一直都在打仗，所以我很反对战争，尤其是打内战，打内战都是中国人，我们应该未雨绸缪，再做些工作。马英九当政的话，政坛应该还比较洁净，陈/水/扁再搞下去，民不聊生啊，真是好可怜。我每天吃饭的时候，看着台湾的电视——因为我们这栋楼住的台湾人很多，所以可以看到台湾的电视——我一看见陈/水/扁那个笑的样子，我就真想甩他两记。现在台湾变成他的一言堂了，他怎么讲就怎么样，已经不承认孙中山，不承认蒋介石。你就不要讲别的，你没有蒋介石，还有今天的台湾吗？不是蒋介石的8年抗战这样下来，讲得不好，我们中国还有中国吗？你不能去挑起人民的仇恨啊，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和平共处？为什么不让老百姓日子过得好一点？
台湾与美国：与孙立人共舞
台湾与美国：与孙立人共舞台湾与美国：与孙立人共舞1948年以后，王玉玲去了台湾。由于她“第一烈属”的特殊身份，在台湾与很多名人过从甚密，其中既有著名的影星、歌星，如叶枫、张仲文等，也有高级将领，如“陆军总司令”孙立人、“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等。但是台湾压抑的政治气氛和艰难的生活条件，使得王玉玲下了赴美求学的决心。
叶枫、张仲文与张艾嘉的妈妈
问：张灵甫战死整整60年了，你一直没有再婚。为什么呢？是张灵甫对你影响太大了，你觉得一辈子只能有这么一个人？
王：我没那么想。我也不是那种古板的脑筋。不过他去世10年吧，我都一直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后来嘛，可能我不喜欢人家，可能人家不喜欢我，感情的事情，实在很难讲。
问：1949年离开大陆的时候，想到过会几十年回不来吗？
王：实际上我1948年就到台湾了。那时候不是蒋总统下野了吗？他到溪口去，他们总统府的人我都很熟，有时候老先生请个名角什么去演习戏，他们就打电话给我：张太太啊，要不要来看戏啊？有时候我就会从南京跑过去。所以，“总统”的医官后来老是跟我讲：哎，那时候我最幸福了，他们都忙啊，没有人陪你啊，就是我陪你啊。他不让我叫他医官，让我叫他Doctor熊。他后来做了台大医学院的副院长。
问：1949年以后台湾岛内风雨飘摇人心惶惶，是不是很乱？
王：也不是乱，就是谁也管不了谁，而且地方也只有那么大，反正大陆去的人，一上街，一定都碰到。
问：我看到过一张照片，是你和多位老牌港台明星的合影，有叶枫、张仲文等。你和她们很熟吗？
王：哦，那是我去美国以后了，回香港玩，跟她们碰头。叶枫是台湾后来的“空军总司令”徐焕生的小姨子。我跟空军很熟，在南京的时候，我20出头，年轻嘛，喜欢跳舞，每个礼拜六，都去空军俱乐部的舞会。叶枫也会去，和他姐姐、姐夫坐在一起，这样就认识了。我比叶枫大概大四五岁吧，跟她二姐年纪比较接近。跟张仲文是去了台湾后认识的。当时有个空军，在南京的时候跟我很熟，跑来跟我说，要请教我个问题，说他喜欢个人，肚子里有孩子了，他应不应该跟她结婚。我说既然孩子的爸爸也没有了，你爱屋及乌，娶了她有什么关系呢？他就带我去看人，那个人就是张仲文。她后来出演了人家为她量身定做的《三姊妹》，一举走红。60年代，她嫁给一个德国人，比她小很多。我那时侯在美国，她告诉我这事情，我说那不好吧，现在你无所谓，等你三十几岁的时候，他才二十几岁，再过几年，他嫌你老了，你又会难受了吧。我劝了她几天几夜，结果呢，她现在好好的，他先生已经死了。
问：那张照片上还有张艾嘉的母亲。
王：张艾嘉的妈妈，我也是在台湾认识的。她本来也是嫁在空军。因为宋美龄从前挂名做过“空军荣誉总司令”，所以去了台湾以后，对空军的太太们，比对陆军的太太们要好。那时候台湾空军的飞机，都是打日本人的时候，因为中国没钱，宋美龄去买回来的美国退役的飞机。修修补补，打了8年抗战又打内战，再到台湾去，你说怎么能上去嘛。上去就掉下来，上去就掉下来，很多人就是这样死的。张艾嘉的父亲也是这样死的。宋美龄就召见了3个空军的太太，其中有张艾嘉的妈妈，还有张俐敏（另一位台湾老牌歌星）的妈妈。当时台湾生活很困难嘛，没有了丈夫，就没有了经济来源。宋美龄问她们想做什么，张艾嘉的妈妈就说她想当空中小姐，宋美龄就写个条子，让她去中华航空公司做空中小姐了。张俐敏的妈妈呢，就说想去美军顾问团做打字员，宋美龄也写个条子，让她去美军顾问团，结果人家拿了很多东西给她打字，她却一直坐着不动，人家催促她，可以开始工作了，她就问：那纸怎么放进去……哈哈哈，那都是她们自己后来说出来的“丑事”。
问：你是1952年离开台湾的？为什么？
王：我们没法生活了呀。国民党不像共产党。我这个人讲实话，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共产党对离退休干部、烈士的家属，都是照顾得非常非常周到的。但是国民党这边，张灵甫算是“第一烈士”，我得到了什么？什么都没有。每个月只有几十斤米几十斤油，一家人能过日子吗？但是我这个人也是很骄傲的，从来没有问别人借过一块钱，再穷，在家里啃面包，也不去借钱。那时侯有人介绍我去彭孟缉（时任台湾“警备总司令”）的一个有点特工性质的机关里工作，我没去做，拿那点钱，都不够我坐三轮车来回的。
我所看到的“孙立人事件”
问：怎么会动脑筋去美国的？
王：那时候我常去孙立人家，他就给我找了美军顾问团的一个中校，教我英文。
问：你和孙立人将军关系很好？
王：对，我叫他姨父。那时候他是台湾“陆军总司令”，兼全省的“保安总司令”，所有的军、警、宪都归他管。他太太是湖南人，一直都对我很好，我们家不作兴认干爹干妈，所以就叫他们姨妈、姨父了。他们两夫妻结婚多年都没小孩，我儿子小时候长得很好玩，两只眼睛大大的，他们就很喜欢我儿子。孙立人的司令部驻扎在台南屏东，我住在台北。有时候，他起来得早，太太还在睡觉，就派他的随从参谋到我家来接我去他家。他很喜欢跟我聊天。有时候他们家里开舞会，需要舞伴，我就带一群朋友一起去。
问：孙立人是1900年出生的，比你先生年纪还要大，他整天找你聊天，你们都聊些什么啊？
王：哎，奇怪了，你看，我跟张灵甫年纪相差也很远，我们也可以很聊得来。要讲具体聊什么，我也想不起来了。反正要是聊得不开心，就不会常常叫我去吃饭了是吧。
问：你离开台湾不久，就爆发了著名的“孙立人事件”，孙将军因所谓“兵变”图谋，而被蒋介石软禁，一关就是30多年。
王：其实我还没走的时候，他那个姓黄的女秘书已经被关起来了。那是两姐妹，姐姐叫黄珏，妹妹叫黄正。她们都是金陵女子大学的。我不是没读大学吗？可是我的同学很多进了金女大，跟她们是同学，所以我们后来就很熟了。孙立人有个干儿子，他妈妈信佛，孙太太也信佛，所以他们关系就很Close。这个干儿子介绍了黄氏姐妹到孙立人那里做事情，结果姐姐做了女生大队的大队长，妹妹就做了孙立人的秘书。姐姐长得蛮漂亮的，男朋友很多，其中有一个，就是大陆派去的地下党。这个人后来被发现，枪毙了。黄氏姐妹也因此被打成“匪谍”，最后一直牵连到孙立人。当时我跟空军很熟，空军里就有谣言传出来，说发现这个人是共产党的，是个将军夫人。这个将军夫人就是指我了。其实我只是跟她们姐妹很熟，那个男的我根本没见过。但是谣言传得像真的一样，空军里还有人画了漫画，就把那个告密的将军夫人画得跟我很像。
问：所以你下决心离开台湾？
王：还有件事情。李觉，就是何键的女婿，我一直叫他李伯伯，因为都是我伯父的朋友。他是看着我长大的，很喜欢我。李觉后来不是跟程潜一起起义了吗？那时候，台湾就有谣传，说李觉有封信给我，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我没有收到过那封信，写的什么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也不知道。还有一次，有个总统府的高级将领到我家来，他带着个公文包，我就跟他开玩笑，说你这个包不要这样放着，那些秘密文件，你不怕我拿掉啊。他赶紧就把公文包挪到身边去了，我就很生气。当时气氛太紧张了，也是我很不喜欢台湾的原因。我是个喜欢自由自在的人，不喜欢别人管那么多。
问：你跟黄氏姐妹很熟，她们真的是共产党、“匪谍”吗？
王：不是。根本不是。他们要把孙立人搞下台，总要找个原因吧。那个时候，麦克阿瑟不是请孙立人去过一次日本吗？其实那次去，孙立人是报告了陈诚，陈诚又报告了蒋介石。不然他怎么敢去呢？但是他回来之后，蒋介石就生怕美国人要把孙立人捧出来代替他，再加上蒋经国也不喜欢他。其实经国先生对我还是很好的，在台湾，每次看见我，不管在什么地方，他马上停了车子跑下来说：张夫人，要不要我用车送你到什么地方去……我从来不坐他的车，那时候还生着气呢，我丈夫都死了，我要坐你车干嘛。
问：孙立人重获自由后你们见过面吗？
王：他还没有自由的时候，我见过他一次。我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是他被关了十几年后，60年代的时候，我回了一次台湾。有一天晚上，我跟朋友一起去喝咖啡、跳舞，正好孙立人也在。
问：他不是被软禁了吗？怎么还能出来跳舞？
王：每一年，都规定要他到台北来，做全身检查。刚好我就碰到那个时候。那时候我不能去看他嘛，他给软禁在台中，看他就是给他找麻烦。所以在夜总会里碰到他，我就跑过去，跟他打招呼，他就跟我跳舞，一边告诉我，周围那些人都是监视他的，他用英文跟我说话的，说那些人都是Watch Dog，看门狗。然后我们一边跳舞一边聊天，聊了很多。他那个小女儿，长得跟他一个样，看见我一个劲叫“姐姐”，亲热得不得了。
问：那是你最后一次见他？
王：对，后来就没见过了。七八十年代以后，我就很少回台湾了。自从周总理1973年请我回大陆，我每年1个月的假期，都要来大陆，其他地方就很少去了。
在美航做了21年会计
问：你后来是在美国航空公司工作？做什么？
王：是啊，做我的本行，会计啊。
问：你在美航待了21年，一直做会计？
王：也不是一般的会计，是查账的，审计吧。
问：你连小学的学业都是在抗战的颠沛流离中渡过的，中学又没读完，以这样的学历基础，中断多年后马上要考进美国的一流大学，不太容易吧。
王：困难当然有。所以我考的专业是会计，因为会计用不着太多的英文。其实我从小也很讨厌数学，而会计又很需要数学。我是1952年年底，除夕夜到的美国纽约，中间复习了半年，到1953年6月进了纽约大学。
问：你这个大小姐，一个人在美国打拼，许多基本的生活技能都要从头学起。
王：我确实什么都不会啊，不会煮饭，没进过菜场，刚开始的时候都只能在外面吃。然后就是打工，在一家广东人的进出口公司做秘书，订货啊，接电话啊。
问：毕业后换了许多工作，为什么？
王：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应该对自己好一点，所以天气太热我不想做工，天气太冷了我也不做，我不喜欢那个地方，不喜欢那个人，我也不做，诸如此类的很多吧。
问：还是大小姐脾气啊。
王：反正很多毛病了。
问：可是后来你又在美国航空公司一干21年。
王：本来在美航，我做了第一年就不想做了。因为当时我要回台湾，只有两个星期假期，我就想，飞机来回就去掉那么多时间，我在台湾只能待个把礼拜，就没意思了嘛。我就跟公司再请假两个礼拜，可是他们故意为难我，说人家要是都像你这样，美航就要关门了。我说你们放心吧，没有人会像我这样，每年要回台湾去。我心里想，你给不给我假嘛，你不给我有不给的打算，给也有给的打算。我的意思是，不给我就走了。后来他们直到假期到来前一个礼拜才给我。离开美国前要打预防针，人家都是一个月里慢慢分开打，我只好在一个礼拜里打下去，打得我都发烧了，他们就问我，说你觉得值得吗？我说不值得的事情我不会做。所以就没话说了。
问：你在美航那么多年，跑了不少地方吧？
王：全世界跑了三四圈吧，几十个国家都跑过了。欧洲的国家最简单了，有时候一个礼拜就玩遍了。飞机票是我们内部价，很便宜。有一年我想去希腊，飞机票只要114美元，正常票价要1000多。问问：退休的时候你还不到50岁。为什么选择退休？
王：做审计员嘛，审来审去，除了加点薪水，你还能加什么呢？到后来，我一个人的薪水，他们就可以请两个人了。那时候美航出了个规定，做满15年的人，就可以退休。那我巴不得，我正不想再做了呢。我一退休，就很多人找我做生意，都是做海陆空运输的公司。在美国那么多年，我从没把美国当成是我的家，我没有这种家的感觉。
zt王玉龄回忆丈夫张灵甫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