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
深海发射试验归来，海军某试验区司令员胡文萃和他的妻子邹青在码头接受战友们的祝贺。（谢鹏摄）
“问吧。”
面对一排记者，胡文萃点燃一支烟，其抵触情绪不仅显现在姿态上，更直接地用语言“倾泻”出来：“这些年，我们干啥啦？国家养着我们这些人就是干这个的！要说干，我们这儿的人都这么干的，怎么到我们这儿就成典型了！”
胡文萃一激动起来，那眼珠仿佛要破镜框而出。
记者们有些发愣，旁边试验区的同志见怪不怪：胡司令就这样！
是啊，眼前这一对海军大校夫妇究竟是干什么的，又干了些啥，这正是记者想了解的。
“我今天让步，就是明天的罪人！”
胡文萃夫妇所在的试验区是国家海上武器试验靶场，这些年来一直承担着我国海防武器装备的科研试验任务。这些新武器由工业部门研制好后，送到靶场进行试验。胡文萃对此有个形象的比喻：我这儿就好比国家质检总局，企业送来奶粉，我检验。合格，准许进入市场；不合格，打回去重来。
不合格的奶粉进入市场会造成什么后果，中国人刚刚领教过。如果不合格武器进入部队，又会造成什么后果呢？所以，对战斗力负责，对参战将士生命负责，对未来战争负责的“三个负责”原则是每个“靶场人”要时刻铭记的铁律。
铁律记在心里容易，写上墙上更容易，可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就不容易了。
某型导弹要进行批检试验，需要发射足够数量的导弹，才能充分考核出该型导弹的各种战术和技术指标，试验区对此制定了试验大纲。
此时，有关部门建议此试验模仿另一型号导弹的试验方式。这种试验方式需发射的导弹数量只是试验区论证数量的一半。
“不行，这样会使导弹得不到充分考核。”胡文萃不同意，有关部门却坚持，双方相持不下。胡文萃急了：“不是我胡文萃多事，我们要对战斗力负责，试验不充分，会把隐患留给部队！”
2003年，某型导弹要做定型试验。由于该型导弹技术上相对成熟，有关单位为了赶进度、保安全，提出只用其中一枚导弹进行大射程试验，另几枚进行小射程试验。
当时身为主管试验工作的副司令，胡文萃立即提出反对意见：按小射程试验，一些战术技术指标得不到充分验证。将这样的导弹拉到战场，怎么对参战官兵的生命负责？！
多次沟通协调，未果。这回，胡文萃不但急了，还在一次讨论会上当众拍了桌子：“我们是为国家把守新武器检验关口。一个型号的导弹，就可能关系到一场战争的胜负，我今天让步，就是明天的罪人！”
说起这些往事，一位将军对记者说：干这行，最需要的就是责任感。
大型武器装备从研制到试验，牵涉单位很多。实验场上，各单位交流、沟通、讨论、争执在所难免，对此，胡文萃既理解又感慨。当政治部门准备在试验工房里挂一面国旗时，胡文萃灵机一动，说：“要挂就挂一面大的。”
结果，一面近80平方米的超大国旗挂在了试验工房的墙上，对面的墙上则写着“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几个醒目的大字。
后来再遇到各方争执不下时，胡文萃就指着国旗说：“别争了，我们都是为它干。”
他的目光始终盯着更高、更远的地方
如果仅仅把靶场当作新武器的试验场，当成为科研部门提供数据的工具，那可不是胡文萃心目中的现代靶场。
胡文萃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82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海军这个试验区，“才开始接触导弹”。尽管看过很多导弹图纸，但第一次见到“真东西”时，胡文萃还是被“震撼了”。
胡文萃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导弹以及有关武器试验靶场方面的知识。“从1983年开始，我就觉得国内提供的东西不解渴，开始收集国际上相关的尖端资料，看人家是怎么干的。”
这个习惯，胡文萃一直保持到今天，“现在我哪怕看到《参考消息》上有一个关于导弹或靶场的‘豆腐块’，都会剪下来保存。”
这种“学习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的习惯，使胡文萃的知识结构始终在更新，观念始终超前，目光始终盯着更高、更远的目标。
了解前沿，才能看到差距；看到差距，胡文萃就着急。导弹试验成功击中目标，大家都高兴地喝庆功酒，胡文萃却高兴不起来：真正的战场环境是这样吗？战场上的敌舰就这么老老实实等你打吗？它不反击你、干扰你吗？
所以，从2005年起，胡文萃就要求负责研究实验方法的科研人员要去研究敌舰的目标特性、研究敌我双方的作战方法，以及真实战场环境等。“如果武器装备的试验没有这些，试验就是盲目的，也谈不上做到‘近似实战’。”胡文萃认为。
眼下让胡文萃略感欣慰的消息有两条：一是新型机动靶船即将投入使用。“这是复合靶，可组合成不同的靶，带干扰。”二是海军装备部门领导在日前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加强干扰靶的研制”。
我们的差距大了去了，没什么值得骄傲的
说只是“略感欣慰”，那是因为胡文萃不习惯把眼光放在自己的一点点进步上，而习惯于盯着世界上同领域中最先进的东西。
所以，每当记者提到试验区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让作战部队进入试验区，提前进行理论培训并与专家一起参与试验，缩短了新装备形成战斗力的时间、让靶场这支试验部队当蓝军，与作战部队进行对抗演练、对靶场进行试验、训练、演练‘三场合一’转型”等一系列创新改革时，胡文萃都会立即指出：发达国家早就这么做了，那个是某外军早多少年的做法了。我们的差距大了去了，没什么值得骄傲的。
这种“前沿意识”是成功的科技工作者必须具备的专业素质。但一个司令员、一个国家武器试验靶场的领导者，具备了这样的素质，并以此去影响他的下属，所取得的效果就不仅仅是专业技术本身了。
去年8月，出差在外的胡文萃收到一条手机短信：“听了您的讲课，我都想哭。”发信人是试验区某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刘艳超。
一向反应灵敏的胡司令这回却没反应过来。去年8月22日，胡文萃结合多媒体课件，手持自己亲手撰写的讲义，给全试验区科技干部上了一课。他用详实的数据资料，对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武器装备进行细致分析，对我国武器装备发展的艰辛历程一一道来，200多幅国内外军事装备图片生动形象。
这一课怎么会让刘艳超这位高级工程师想哭呢？胡文萃让随行的一位科长致电刘艳超。刘艳超在电话中说，这一课不仅让自己领略了司令员的渊博学识，更被他胸怀民族安危和国家战略利益的坦荡人生境界所打动，并自责自己“缺少军人应有的忧患意识”。
胡文萃的“前沿意识”震动了试验区的新生代科技干部，“这一课之后，好多小伙子见到我表示惭愧，说这些本该是他们年轻人干的。”说到此，胡司令难得地笑了。
他对妻子的评价是三个“还行”
胡文萃的妻子邹青是试验区某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胡文萃对妻子的评价是三个“还行”。邹青说起自己的工作，就是“参加100多次导弹发射遥测从没出过差错”。再问，她想了想说，干我们这行，事业很神圣，工作很平常。
试验区了解情况的人告诉记者，邹青其实挺不容易的。胡文萃没当司令时是业务骨干，忙！当了司令，更忙！邹青既要忙工作又要照顾家庭。
她本人不是科班出身，为了提高业务能力，她6次到工厂、科研所和院校学习，凭自身努力成长为一名高级工程师。在对某型导弹的遥测设备进行测试时，她及时发现设计缺陷20多处，提出的改进建议均被采纳。她领衔承担和参与的“遥测数据网络传输与综合分析系统”等10多项科研课题，绝大多数被推广应用。
去年11月，邹青连续两天出海参加试验，她刚拔过牙，缝了3针，脸肿得变了形，不能吃东西，饿得直发晕。可是船一靠码头，她就直奔数据处理中心。她患有心脏病，每次出海都带上药，并找到潜艇上的医生，交代抢救方法，同时要求医生“不要告诉别人”。
在执行某型装备试验的数年间，胡、邹夫妇天天早出晚归。为了让正在上中学的儿子按时起床，邹青想了个办法，把家里的3个闹钟依次间隔两分钟定好闹铃。“3个闹钟，不怕叫不醒他。”
记者向邹青核实这些事，她笑笑说：“这些算啥事迹呀，我们这儿大家都是这么干的。”
她和丈夫保持得挺一致的。
邹青向记者道出了夫妇俩不愿意接受采访、不愿意被“宣传”的原因：一是大家都这么干的，我俩没啥特别的；二是怕被“拔高”；三是怕报道之后自己的平静生活被打破。
记者问她，如果你不站在胡文萃妻子的角度，而是作为试验区的一名普通科研人员，你认为胡文萃值得报道吗？
“太值得了！”邹青脱口而出，“他干得太苦了！他责任感太强，工作太认真，又追求完美，所以特别累。我也经常劝他不要太拼命，他不听。每次任务结束后，他就要病一场，都成规律了。医生说这是有任务时神经太紧张，任务一完神经猛然松弛造成的。”
为了导弹发射试验，胡文萃夫妇经常需要一同下潜艇出海。作为女人，邹青想得多一些，有一次，她问丈夫：“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就不信我们的儿子没人管。”胡文萃答。
从此，夫妇俩不再讨论这个话题。知夫莫若妻。采访中，记者发现，胡文萃确实特别认真，凡事都要求“准确”。
尽管“非常不愿意被宣传”，但有关部门将整理的关于他们夫妇的材料给他本人审阅时，胡文萃以一贯的认真，一一细读，并在一些事例旁作出“此事不宜公开”、“此处与事实不符”等标注。
某年，我国新型潜射导弹发射试验，导弹只飞行了数十秒钟便凌空解体，坠入大海。当时只是助理工程师的胡文萃与两位同事一道攻关，拿出了一套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案。直到1988年潜射导弹发射成功的3年里，胡“一直在推销我们的成果”，并终于获得专家们的认可。当年年底，胡文萃因此荣立二等功。
1982年从地方高校毕业走进军队，胡文萃参加了某型导弹的全部试验任务，参加了某“撒手锏”武器在海军靶场的全部试验，成为海防导弹试验领域内有较高知名度的专家，担任过国家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军武器装备科技奖评审委员会评委等多项职务。
面对记者细数的这些成就，胡文萃一声长叹：“我干的这点儿算什么呀，多少人干了一辈子，比我干的多多了，却没看到成功的那一天！”
这一刻，胡司令那双老是瞪着的眼睛泪光闪闪。 （记者 李雪红 通讯员 蔡年迟 毛敬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