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文化大革命”和非理性的毛泽东（转载！！！）1

现代心理学认为：理性是人所特有的一种思维属性，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理性起着极大的作用。但是，人的精神生活并非纯理性的，人们同时还受情感、欲望、意志、直觉、理想、幻想、灵感、潜意识、习惯等等因素的影响，这些不自觉的、自发的、偶然的、非逻辑的精神现象便是人的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的精神活动。[1]

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晚年毛泽东一直是“文革”研究的热点。然而，海内外的大多数研究主要是分析毛的理性层面，诸如他的思想、理论、政策等，而对他在“文革”中大量的非理性精神现象及其政治结果，至今还缺乏充分的讨论。就毛泽东和“文革”研究而言，他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不可忽视。这首先是因为，作为“文革”中唯一的“伟大领袖”，他的非理性对历史进程能起到一般人、甚至所有“中央首长”的总和都起不到的巨大作用。其次，在晚年的毛泽东身上，种种个人的非理性因素——他的意志、情欲、幻想、猜疑等等，表现得极为突出。其中，他的私人情欲、病态人格、潜意识等，往往导致他本来就错误的决策中非理性因素的失控，从而大大加重了“文革”这场政治运动的灾难程度。其实，毛泽东自己从不讳言、更自傲于他自己的非理性行为。例如，在“文革”中他曾公开自喻为，“我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2]

作为20世纪最大的独裁者之一，他的种种非理性行为导致了中华民族甚至是整个当代世界史上最大的灾难。显然，对毛泽东的研究，非常有必要从理性层面的思考，拓展到非理性层面的辨析。本文是笔者在这方面的一个初步尝试。

一、政治现象背后的私生活因素

在社会关系所允许的范围和程度内，人的情欲和性欲对社会历史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是毫无疑问的。由于人的情感和性欲，产生了血亲和婚姻等重要的社会关系，而这些社会关系一旦形成，对处于社会峰端的政治领袖的影响往往不可低估。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中，君王因私人情欲的原因、或因荒淫无道而直接导致国家衰亡，或因专宠后妃造成后宫干政，陷整个王朝于混乱中，此类实例不胜枚举。

从这个角度去看，人们很可能会自然地想到江青。她在“文革”中扮演了不可一世的角色。虽然毛有时会批评她，但总体来看，毛对江青的行动是相当放纵的。为何如此？是因为她受到毛的宠爱吗？事实恰恰相反，江青之所以得以“干政”，源自她在毛的私人情欲方面失宠。

1.江青为何在“文革”中能横行霸道？

1949年江青35岁时，虽然风韵犹存，但她与毛在中南海丰泽园中已分居两室，很少得到毛的眷顾了。这当然与毛泽东一贯在婚姻上有始无终、喜新厌旧的特点有关，但也与江青的妇女病不无关联。那时江青得了严重的子宫颈口糜烂，后来又被诊断为子宫癌，而不得不去苏联治疗。面对性欲极为旺盛的毛泽东，江青的疾病使她自然地失去了毛在性关系方面对她的依恋。毛泽东碍于其“领袖”形象而不便离婚，但又想满足婚外性欲，这就需要得到其合法夫人江青的默认。当然，这种默认也自然伴随着丈夫对其名义上的妻子的某种补偿。以毛氏夫妇的地位，在一切生活开支均可由国库支付的情况下，毛若对江作金钱上的补偿，并无实质性意义，最可能的就是在政治地位和权力方面作出补偿型承诺。据陈小雅考证，毛江之间的夫妻关系的演变早在50年代初就开始了。据在毛身边多年的工作人员在“文革”中的回忆：“毛和江谈了一次话，有了‘协议’，毛向江点明了自己的私生活问题，毛要江不要过问毛的私生活，代价是毛在政治上提拔和保护江”。[3]

为了适应这个调整，江青对外也大造舆论，宣称自己和毛泽东早已没有“夫妻生活”，他们的关系只是“政治夫妻”；对此，毛泽东也不讳言，予以配合。 [4]

然而，毛不断拈花惹草的行为毕竟会伤害江青原本就十分敏感的自尊，也加剧了她对于随时可能失去合法的“夫人”地位的心理恐惧。为了化解这种恐惧，她自然渴望通过在政治上充当毛的得力打手，不断攫取权力，从而稳定自己与毛的“政治夫妻”关系。正是这种病态的恐惧和野心，使得江青从延安时期一个性格温顺的女性逐渐变成一个刻薄待人、歇斯底里的怨妇，进而在“文革”中成为一个疯狂报复、暴戾恣睢的“冷宫怨后”。据王光美回忆，毛泽东在1950、1960年代非常喜欢请年轻漂亮的王光美一起游泳，还派秘书专车接送。有一次，游完泳上来已是晌午，主席留我们吃饭。饭摆好了，江青还没有来，催了两次，仍不见踪影。大家说：“请主席先用餐， 好早点休息，我们等江青同志来了再吃。”毛主席说：“咱们一起吃吧！”大家刚坐好，江青回来了。她一见这场面很不高兴，立即沉下脸来，生气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5]虽然王光美当场陪笑、平复了江青的情绪，但江青的猜忌无疑导致了她在“文革”中对王光美的“两个女人间的战争”。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倘若毛和江在中共建国后的夫妻性关系和谐、江青没有因上述病态的恐惧和渴望所造成的阴暗心理和疯狂个性，“文革”时期某些领域内她所造成的人道灾难至少可能有所减轻。毋庸违言，江青在“文革”中的不可一世以及“文革”后的可悲下场，在很大程度上与她身后那位寻花问柳的风流丈夫的情欲有关。

2.从“窃听事件”到“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毛泽东预谋和发动“文革”，可以追溯到震动中共上层对毛的“窃听事件”，而所谓的“窃听”则与毛的私生活情节被泄漏有关。据国内官方媒体披露：1961年春，毛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毛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上的办公室里谈话。谈话结束，服务员步出，恰遇专列上的另一工作人员。后者得意地告诉前者，他知道刚才毛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装置及设备。此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闻讯后，大发雷霆。“秘密录音”的事情就这样闹大了。[6]官方媒体的这则报道掩盖了最重要的事实，即这位“服务员”的性别及她与毛的关系。这位“服务员”是青年女性，乃与毛有性关系的“女友”。更敏感的是，那位负责录音的工作人员所录下的，是她和毛在专列中发生性关系时的话语和声音。当毛的这位“女友”向毛汇报后，毛泽东当即恼羞成怒、大发雷霆，指责为“特务手段”。其实，对毛泽东的录音是中央书记处1958年12月决议、1959年开始执行的。这是当时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彭真等人为了紧跟毛泽东而采取的一个拍马屁的决定，即把毛泽东外出时的谈话都录下来，以便他们随时了解毛的思路，在工作中主动讨毛的欢心。没想到的是，在阴差阳错之中录下了毛的私生活放纵，又被毛的“女友”告密，于是引发了一场令毛泽东勃然大怒的政治风暴。此事当时的处理结果是，具体执行这一录音计划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毛的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和刘少奇秘书、周恩来秘书等人承担了责任，录音员当了替罪羊[7].但毛心里仍然怀疑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一线领导人那“想留下毛谈话的资料，以后好写党史”的解释。毛反诘道：“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赫鲁晓夫式的黑报告？”看来，毛把此事判断为中国式的“水门事件”了。[8]毛的医生李志绥在回忆这一事件时写道：“使他更为震动的是，录音安装了几年，身边的人竟然没有一个向他‘通风报信’，最后让他知道了‘情况’的是他的‘女友’。由此，他认为身边的人并不可靠，比较可靠的是‘女友’，这些人往往告诉他真的情况。”[9]结果，“窃听事件”使毛身边最贴身工作人员的性别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50年代的男卫士群体变为60年代的“女友”群体。

一直在事件现场的李志绥认为，这一“窃听事件”是毛和刘等人关系敌对化的一个转折点，它对毛以后发动“文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毛的私生活的放纵早已是领导间公开的秘密，然而，这些秘密一旦被留在了录音带上，很可能在将来构成对毛的权力的潜在威胁，因此使得毛产生了极大的恐惧。毛认为，这是“中央这几个人”—即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针对他采取的特务手段。联想到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作法，毛担心这是党内高层有人企图反对他的准备行动之一。从这时起，他对“中央”的隔阂增加了，怀疑更大了。这些疑惧终于在“文革”中爆发出来。[10]以“文革”的名义，毛泽东实现了他隐忍多年的报复“窃听事件”的企图。“文革”一开始，杨尚昆便被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位置，随即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中共中央1966年5月24日文件“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写道：杨尚昆“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11]在这一“反党集团”中，杨尚昆和彭真都与“窃听事件”有直接关联。

3.“文革”的发端：毛泽东对“李慧娘”一剧的反感从何而来？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对自己放荡的私生活的态度是极端虚伪的。一方面，他在性关系方面极端放纵，肆无忌惮；另一方面，他又要欺世盗名，维持“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因此，他对任何可能的披露或影射其私生活的事情，都会无端猜疑，甚至恼羞成怒，兴起风波。1963年，文艺领域里“批鬼戏”的风波，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先声，这场风波的发端与毛的非理性私人情欲有很大关系。

1963初，经工作人员提议，毛为了消遣，调新编昆曲历史戏“李慧娘”到中南海演出。不料该戏的内容是，南宋末年奸臣贾似道私生活淫乱，在西湖残杀想争取爱情自由的宠姬李慧娘，结果李慧娘化作厉鬼向贾复了仇。无巧不成书，在毛看此戏之前，他的一个女友向他提出，要和外面自由恋爱的男青年结婚，但是毛不肯批准，为此她骂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被毛踹下床去。刚发生了这起不大不小的宫闱风波，偏偏安排毛观看的是如此剧情的“李慧娘”，毛马上下意识地认为，此戏是在影射他同样是骄横淫逸的私生活。据当时陪同毛泽东观戏的李志绥回忆：当演出至贾似道携带众姬妾游西湖征逐歌舞，游船中途遇到裴生，李慧娘脱口而说：“美哉少年”时，我心知道不妙了。西湖恰好是毛最喜欢去的地方。接下来演气愤异常的贾似道杀死宠妾李慧娘。我记忆中演员穿了白衫翩翩舞蹈的一幕，是心犹未甘的李慧娘化作鬼魂，向贾似道报仇的情节。当时我看到毛的神态一变。毛除了偶然大发脾气外，很少让他的不悦流露于外。但我学会了观察他情绪的变化——锁紧眉头，眉毛高挑，身体僵直。我心想犯了忌讳了，好像以戏剧演出来嘲弄他玩弄女性和年老荒唐。这情节使人想起了毛不准机要员和她的爱人结婚的事，她那时骂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12]

果不其然，毛马上发动了对“李慧娘”和所有“鬼戏”的批判。一方面，他让江青找上海的柯庆施在《文汇报》发表罕见的长达1万3千多字的文章，题目是“驳‘有鬼无害’论”。文章提到：“李慧娘”等鬼戏“发挥‘异想遐思’，致力于推荐一些鬼戏，歌颂某个鬼魂的‘丽质英姿’，决不能说这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倾向。”[13]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还正式发出文件，指责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要求全国各地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像的题材。[14]就这样，因毛偶然看戏时毫无道理地怀疑该戏“影射”了他的私生活，便酿成了一场政治上的轩然大波，成了“文革”的导火索，还为后来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提供了从“影射史学”入手进行上层政治斗争的范例。

4.毛泽东是如何无意之中打破了精心维持的军队高层政治平衡？

“文革”开始后，毛身边年轻的性伙伴有增无减。对这些围着他“女友”，他常常怀有一种征服欲和性幻想交织的心态。在他晚年和孟锦云、张玉凤等最亲密的女友谈论《红与黑》和香港电影“云中落绣鞋”等作品中情欲关系时，他总是把两性关系解释为一种征服者的“阶级战争”，并把这种有权者对无权者的权力征服和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占有合理化。[15]毛的这种对女性的权力征服欲体现了古已有之的君王心态，古代的君王就常把被征服的部落或国家的后妃纳为自己的女奴或嫔妃，而且认为，占有了这些女人的身体，才能保证她们的忠顺。另一方面，毛又常常把自己幻想为《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理应得到众多美女的青睐和忠诚，以致于他的“女友”有一次都在背后笑他，“分不清楚人家对领袖的热爱和男女的相爱”[16].毛的这种奇怪的心态使他“把女人做享乐工具外，还做政治工具。如江青说她是毛的一条狗，要她咬谁就咬谁，……利用性关系为政治服务，毛是史无前例的”。[17]

毛不仅使用“女友”充当他的政治工具，这些“女友”有时也能满足毛的政治需要。例如，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要刺杀毛的阴谋，就是毛的一个“女友”（谢静宜）通过她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的丈夫（苏延勋）得到消息后及时密报毛的。[18]但是，“文革”中毛的“女友”们有时也会出于自己所属派别的利益，向毛报告一些片面的消息，或提出一些特殊的政治性要求，而毛在情欲的支配下，有时会答应她们的要求，结果反而破坏了毛自己建立的权力制衡。1967年震动全国的“5.13事件”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5.13”事件是1967年5月13日发生在北京展览馆礼堂的一场小型武斗。武斗的双方是“演出派”（即“老三军派”）和“冲派”（即“新三军派”），双方为如何组织演出而大打出手。前者是1966年冬至1967年春空军、海军、总后勤部机关及其所属文体单位、院校等群众组织中的所谓“保守派”。他们在空军保吴法宪，在海军保李作鹏，在总后保邱会作，人数较少。而后者是所谓的“造反派”，人数较多，他们反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得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如“中央文革”和周恩来）的支持，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一派。当时，周恩来坚决要求两派联合演出，目的是维持军内的林彪嫡系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和由毛自己掌控的肖华、杨成武这一派之间必要的政治平衡。[19]这样的平衡其实也体现了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和林彪集团之间的平衡。可是，这一微妙的平衡被毛本人无意间打破了。

事情起自1967年4月，毛在中南海的卧室里见了空政文工团女演员、他的“女友”刘素媛、邵锦辉等人。刘属于保吴法宪的少数派，她向毛哭诉，“造反派在文工团夺权后，就将三人赶出宿舍……她们已经在街上转了三天”。毛于是对刘和另外两个女友表了态：“他们不要你们，我要你们。他们说你们是保皇派，你们保的是我嘛，我就是那个‘皇’啰。”毛不但让他的“女友们”直接去找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的叶群，还派了毛的秘书徐业夫去找叶群，让叶替刘及另两个女孩平反。叶当然立即照办，还找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任命刘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革命委员会”主任，这样刘一下子变成了红极一时的人物。此后，刘和另外两个女孩在中南海进进出出，常常一住下来就是5天10天。[20]

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对叶群与刘素媛等人的会面有如下记载：1967年4月的一天，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到了毛家湾。叶群接待后，把我叫了去，说：“张秘书，我去接见空军文工团的几个演员，你跟我去做一下纪录。……叶群又神秘地悄悄地对我说：”不要小看他们，那是通天的！‘“在接见中，因为叶群深知她们和毛的特殊关系，便首先问她们：”你们经常去中南海，没有问一下’最高‘（指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吗？“刘素媛回答说：”主席说，我也是保吴法宪的。“于是，叶群便积极地建议她们：”你们人少，可以找海军、北京军区、总后等单位同一观点的串连一下，与他们联合演出。“结果，”叶群的主意确实发挥了作用。小刘等人经过串连，很快就和海政文工团、战友文工团一些同观点的人联合排练了一些小节目。5月13日，她们在礼堂举行试验演出，由于这一演出是背着军内各单位文艺团体居于多数的对立面群众组织搞的，结果遭到了这些组织的冲击“。[21]这次演出违背了周恩来和肖华关于两派要联合演出的指示，肖华便劝他们不要坚持演出；然而，因为有毛对这些”通天女友“们的承诺，林彪就公开表示支持演出。结果激发了双方的武斗。事后，林彪又利用这一事件，通过叶群的幕后操纵，掀起了打倒肖华的政治风暴。但是幕后的促成者，却仍然是毛泽东和他的女友们。根据”文革“研究者黑雁南的记载，对打倒肖华最致命的”最高指示“——”肖华是扶不起来的天子“，就是毛通过他的”女友“刘素媛、邵锦辉等人的”私人通道“向叶群、吴法宪等人传达的。[22]6月9日，林彪又带上他的嫡系人马和”中央文革“成员们，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老三军派“一派的演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作了报导。此举大长了”老三军派“的威风。从此，林彪等人通过”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即”老三军派“），从”中央文革“手里夺过了对军队单位”文革“的指导权，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成了”林副主席直接支持“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他们马上在6月初组建了由吴法宪、邱会作和张秀川（李作鹏的副手）组成的”军委临时看守小组“，即后来林彪的”军委办事组“的前身。[23]”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在”九大“上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等到毛泽东认识到，一个尾大不掉的林彪军人集团已经对他的绝对权力形成了威胁，军队系统内政治平衡格局被完全打破时，为时已晚，毛只能设法动”大手术“来解决了。毛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和林彪闹翻后，对军队的那几个”女友“的角色已有所觉察，刘和她那两位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朋友，都不再被允许进入中南海。由于刘和叶群、林彪关系密切，毛怀疑刘是林彪的特务；当时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空军权倾一时，毛甚至认为她们三人都是林立果派来的。[24]和历史上任何一个放荡淫逸的君主一样，毛有时也不得不为自己的”权色交易“付出政治代价。

5.江青奉命打击叶剑英，毛泽东为何“撤火”？

70年代初，各地的掌权者，尤其是军队干部，纷纷利用特权为子女亲友“开后门”，安排入学、参军。这股歪风邪气成为全国民怨沸腾的一个焦点。1974年初，毛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之原本意图是，帮助江青等毛的嫡系帮派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手里夺取更多的国务院和军委的掌控权。1月24日、25日，江青和迟群、谢静宜等人连续召开了军队和国务院系统的“批林批孔”大会。会上江青公开点名叶剑英“开后门”送子女参军上大学的问题。之后，江青、张春桥等人又在《人民日报》和地方报刊上登出一系列高校清查“开后门”学员的文章，比较有名的有南京大学政治系工农兵学员钟志民的“一份申请退学报告”等。[25]当时江青等人抓住这一问题，向确实有腐败问题的叶剑英等人开刀，既能赢得民心，又可在军内扩充势力，甚至可能在毛的支持下对军队大权重新洗牌。面对这样的压力，叶剑英在1月30日向毛泽东写了关于自己的“严重错误”的“检讨”。

但是，在“走后门”问题上，毛泽东却出面帮叶剑英的忙，妨碍了江青等人打击叶剑英、插手军队事务的盘算。毛在2月15日给叶的复信中说：“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下发，我的意见如此。”[26]毛的说法显然又是强词夺理，故意曲解。江青、迟群所批判的是“走后门”这种方式，并没有给“前门”或“后门”进来的人定性。毛泽东的这段“最高指示”后来成了“开后门”之风的护身符，对全国性的党风腐败起了极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据毛后来向唐闻生、王海容解释：“走后门的人 ……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现在送她们去上大学，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能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27]显然，这些人是毛的“女友”。毛之所以说，“我没有办法”，不得不“开后门”送她们上大学，显然是因为与这些“女友”之间有约定的“权色交易”。据当年北大历史系的范达人回忆：“1973年，北大历史系来了3位女学员，他们的年龄大约在27、8岁，3人无单位推荐，不知从何处来，有人试图打听她们的底细，3人都守口如瓶，不透自己的身世。班主任甚为恼火，扬言一定要将他们的情况弄清楚，否则就不准她们在系里学习，校党委知道以后，派人找班主任谈话，做了一番劝说。”后来这些女孩子告诉范达人说，她们原来是浙江省文工团的乐器演奏员，是“毛泽东同意，通过谢静宜安排到北大历史系学习。”[28]据范回忆，这类和毛直接有关的神秘女学员，北大还有好几个。另据中共资深干部沈容回忆，毛还通过周恩来安排他的“女友”“开后门”到北京外语学院读书。[29]

显然，毛自己因为有“权色交易”，带头“开后门”送了为数不少的“女友”上大学，所以他无法抓“元老派”“开后门”的把柄、藉此整倒他们。像当年为“女友”任凭林彪排挤听命于毛的肖华、杨成武一样，这一次是为“女友”而“放”叶剑英“一马”。当然，在这件事上退让，并不意味着他就不想打击叶剑英。两年后，他还是用不合程序的中央文件，宣布叶剑英“生病”，“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30]然而，这时候才剥夺叶剑英的军权，为时已晚。叶已经赢得了在军内苦心经营两年的时间，他“病退”前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势力，资历尚浅的陈锡联根本无法压制或者忽视。毛死后不久，他生前竭尽全力扶持的“文革”派就栽在叶剑英势力的手里。毛若再世，当悔之莫及。

6.“毛办”“负责人”：“陪睡丫头”张玉凤

谈到毛在“文革”时期的私生活，就不能不涉及他与其晚年的“宠妾”张玉凤的关系。据李志绥回忆，1970年毛与林彪发生摩擦，结果导致来自空政文工团的“女友”刘素媛失宠，此后张玉凤正式调入中南海。在她陪伴毛度过其风烛残年的最后6年时光里，张在中国政治尤其是宫闱政治中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她从毛的生活秘书变为“机要秘书”，掌管着毛的私人保险柜，此柜里有一批党和国家的特级绝密文件，其中不乏许多高级干部写给毛的检讨书、认罪书、告密信等，这些材料反映了许多高层领导人的人格和品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些人的“生死簿”。在高层政治斗争中，谁掌握了这批文件，就等于变相控制了党政军大权。其次，她完全取代了毛泽东的家人，获得了实质上的“妻子”的地位。毛泽东临死前的几年，只有她和另一位“女友”孟锦云能进入毛的房间，而且只有张才听得懂毛因病而含糊不清的讲话。而毛所有的“最高指示”和批复的文件都要经过张玉凤之手，以致于毛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怀疑：“谁知道这些同意或批评，有多少是真的或是歪曲了的。”[31]几年前张玉凤的一则回忆提到，毛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张玉凤，提出了毛之后政治局常委班子的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了记录。该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32]当然，我们完全可以把毛的这一荒唐昏乱的身后安排，当作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临终前对自己的宠妾的一种表面性的政治安慰（看起来更象是毛当着张的面所做的临终授命），因为这种安排绝无可能实现。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到，张在当时中国政治中的地位以及她含而不露的政治企图心，否则她为什么不当面拒绝毛将她列入政治局常委的安排？这一安排也有可能是她向垂死的毛要政治名分的结果。

从1970年到毛去世，张对毛的影响远远超出一个“陪睡丫头”（江青对张的蔑称）的范围。张实际上扮演着毛的妻子的角色，掌管着毛的所有生活，而晚年的毛对她的依赖日深，如此江青就事实上从毛的生活中完全“出局”了，只剩下一个徒具虚名的“妻子”名分。了解张玉凤的真实地位，对理解分析毛晚年的高层政治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那时，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毛的私人亲友，无论是讨论国策大计，还是私人访问，都必须经过张的通报之后，方能决定见与不见。[33]由于毛晚年根本不愿见江青，江青曾不断地对张“巴结”、“献殷勤”，即便如此，张和江的关系仍然不和谐。一方面，她们之间的“大妇”和“小妾”的争宠夺利关系极难缓和；另一方面，张也是个醋劲十足的泼辣女人。1971年她曾因为怠慢了毛的一个“客人”而与毛互相骂“狗”，大吵一场，结果曾一度被毛赶出中南海。这个“客人”其实是毛以前的一个文工团“女友”——陈姓女士，此人后来去香港后在报刊上披露了这一内幕。[34]从目前极为有限的已公开披露的材料来看，张玉凤（包括孟锦云）都未在毛面前为江青美言。例如，孟锦云在回忆中提到，毛泽东和她（指张玉凤）慎重地谈过与江青公开离婚的打算。[35]另据中共中央文件披露，张玉凤和江青自1973年底起多次因张保管的毛泽东的几百万稿费发生严重冲突。江青甚至公开叫嚷：毛的存款“不要小张管，要远新管。”[36]“文革”中毛对江青最严厉的批评（即批评“四人帮”）正是发生在此次冲突之后。不难猜测，张玉凤在毛严厉批评江青一事上很可能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还有另外两个年轻女人——毛当时的联络员唐闻生和王海容——也时常离间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唐、王两人当时比较认同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政治理念，又与江青有私人矛盾，于是就利用毛的联络员的身份，在极为封闭孤独的毛面前讲了许多江的坏话。当然，王海容同时也在背后大骂张玉凤。[37]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学者余英时教授总结毛泽东的治国方式时，使用了“在榻上乱天下”的比喻。此语有两重意思，其一指毛喜欢在床上办公的怪癖；其二指毛在“文革”中“视女人为工具”，表现了“他的冷酷而兼放纵的生命的一个环节。”[38]确实，毛泽东的晚年生活在情欲横流的温柔乡里，然而，他也为情所累，会不时地陷入和引发与他身边的女人之间的“战争”。例如，1976年5月11日，不知因为什么无聊的事，毛与张玉凤大吵一场，结果导致心肌严重梗塞。当时虽然抢救了过来，但此事大大地缩短了毛的寿命。[39]毛生前虽然“妾嫔”成群，但死后尸骨未寒，其正配夫人便被投入监狱，最后以自杀终结生命。对于“在榻上乱天下”的毛泽东，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报应和嘲讽。

二、从多疑到妄想：毛泽东对“政变”的恐惧与“文革”的演进

多疑是一种病态人格，但任何独裁者都或多或少地呈现多疑的特征。由于他们在自己夺取和维持权力的道路上运用了不少阴谋诡计，以己推人，他们自然会随时防范他人效法自己来颠覆他们手中无上的权力。然而，多疑在某些情况下会发展成妄想症的精神病态。例如，当独裁者力图加强自己的权力而缺乏足够的自信和智谋时，便会把猜忌变为妄想和行动，残忍的政治清洗便可能发生。另外，步入晚年的独裁者的身体心理都可能发生器质性病变，使本来未必严重的多疑和妄想症明显加剧。他们会不断妄想出种种不真实的“敌人”来，又运用他们手中不受限制的权力，采用极端手段来清除假想的“敌人”。

1.毛泽东的妄想症状及其与政治形势起伏的关系

据李志绥回忆：毛泽东极度的疑惧/妄想症起源于1956年以后对中共“八大”反“个人迷信”等路线的不满，“他逐渐有一种非理性的怀疑恐惧，但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才完全成形。” [40]笔者依据李的回忆，将毛的若干妄想症特点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对比，按时间顺序列表供读者参考。




时间和地点 事 件 政治形势
1958年初，四川金牛坝 怀疑游泳池被下毒 周恩来等人“反冒进”
1965年底，江西南昌 怀疑自己发烧为下毒所致 北京彭真等人抵制批判《海瑞罢官》
1966年2月， 武汉梅园招待所 怀疑房间天花板上藏有坏人 接见彭真等人以后，彭等人带来北京“中央”同意的“二月提纲”
1966年7月，回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 怀疑被装了窃听装置 认为刘邓等人在中央仍占优势
1966年7月，搬到玉泉山1号楼 怀疑这里有毒 同上
1966年7月，从玉泉山搬到钓鱼台国宾馆 怀疑“仍不安全” 同上
1966年8月，从钓鱼台搬到人民大会堂118厅 居住一段后仍然怀疑不安全 与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生公开冲突
1966年底，搬到中南海游泳池 住下后不再要求搬家 基本上掌握了对刘少奇斗争的胜利
1969年5月，出巡武汉、杭州和南昌 发觉服务员全部穿了军装，怀疑被他们监视，要他们全部撤走 开始和林彪发生矛盾
1970年9月后，中南海 怀疑原空政文工团的“女友”刘素媛、邵锦辉等人是林彪的“特务”，不允许她们再进入中南海 和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因“国家主席”问题发生冲突
1970年9月后，中南海 怀疑诊断他得了肺炎的医生是林彪派来毒害他的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