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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马思聪的儿子、妹妹等亲人向人们讲述了那些不为人知的往事。 ●“文革”：腥风血雨中决定出逃 马思聪的十妹、长笛演奏家马思芸也曾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她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老师们开始遭到批斗，马思聪等学院领导每天都被叫去扫厕所，几个月来家人见面都不敢对话。 1966年11月的一天，暮色初合，她在学院水房拐弯处巧遇马思聪。“他四处张望确定周围没有人后，小声问我，‘妈妈怎么样？’我赶紧回答说‘妈妈很好’。”说完两人就匆匆分开。马思芸说，她怎么也想不到，那是她和哥哥见的最后一面、说的最后一句话。 那时的马如龙已经是20多岁的小伙子。朋友看情势恶劣捎信让他们赶快出逃。马如龙从北京逃到广州，母亲带着姐姐逃到南京，过了一段时间，才在南海会合。 马思聪的小女儿马瑞雪曾经回京偷偷去看过父亲，“回来后告诉我们，父亲完全变了一个人，脸上涂了墨，全身贴满了大字报，被打得遍体鳞伤……”女儿把打算到香港避风的计划和盘托出，遭到马思聪拒绝。“父亲总想着受批斗可以熬过去，但一走开就等于叛逃，什么都完了。”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争执，身心极度疲惫的马思聪终于同意先回南海休息养病。 ●赴港：心惊肉跳偷渡离穗 “(1967年1月)我们离开广州前后那十几天，实际的惊险过程要比叶永烈先生所着的《马思聪传》所描写的可怕很多。”马如龙特别提起当年有两个船工——何炳权和狗头，他们答应带马氏一家外逃到香港，一来是想收路费赚点钱，二来这两个船工都很崇拜马思聪。当时马思聪身上没有钱，狗头要求到了香港后写给他欠交5万港币的字据。 马如龙说，从广州逃离时，连手提布袋都不能拿，怕被怀疑，更不敢背小提琴。父亲那把名贵的小提琴事先由何炳权放入工具箱拿到船上藏起来。到江边前为了不使人注意，全家人假装互不认识，和其他船友分乘公共汽车，然后散步似地走到预定水边。 到了香港，天还没亮，怕被英国水警抓到，何炳权把船开向岸边一块大石头旁，大家爬上岸找岩洞躲起来。何炳权和狗头出去找地方打电话被巡差抓住，守在附近接应的亲戚赶紧上前把厚厚一迭港币塞给了巡差，这样才放人。 ●出国：英美两国秘密“交接” 在香港逗留没几天，马思聪就携家人匆匆飞往美国。 昨天，马思聪大姐马思锦的女儿徐美芬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三舅全家从香港飞赴美国，正是她一手操办的。 徐美芬回忆说，当时她在香港定居，1966年底，香港的报纸开始铺天盖地刊登马思聪离开北京的消息，她越来越担心舅舅的安全。“直到有一天，我正在给学生上声乐课，突然保姆过来说，马思聪的电话。当时我愣了一下，随后赶紧结束课程，跑去接电话。” “Naccy，我是三舅，我已经到香港了。”电话那头传来马思聪低沉的声音，徐美芬放下电话后便驱车从港岛去新界接舅舅。“把他们接到车上后，我也不敢往家里带。报纸上到处都是他的照片，很容易被人认出来。无奈之下，我只能把他接到九龙的一个亲戚家先住下来。” “最后是我建议他们出国避一避，因为当时英国政府也不希望他们呆在香港。后来我就通过美国领事馆的一个朋友，把他们送上了去美国的飞机。” 马思聪出走的消息，马思芸是从“美国之音”的广播节目中听到的。“太突然了！随后，中央音乐学院到处都贴着批三哥的大字报。三哥走后，家里人接连受到牵连……”说到这里，马思芸不愿再提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晚年：闭关作曲归心似箭 到了美国，马如龙说，他们主要靠父亲的音乐基金会及子女的工资度日。 马如龙回忆说，父亲到美国初期还有些演出，但很快就只能“闭关”在家“专心”作曲了。“因为‘四人帮’无孔不入地制造麻烦，使父亲出不来。” 晚年马思聪越来越废寝忘食地进行创作。每天一早，马如龙起床时，常发现父亲趴在客厅的桌子上睡着了，面前的纸已经摆了一大摞。大型芭蕾舞剧《晚霞》、《双小提琴协奏曲》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 马思聪晚年创作的作品主调由早年的欢乐转为悲凉，这在他的《双小提琴协奏曲》、《热比亚》等作品中可以看出来。 这不禁令人联想到他是否在通过作品感怀身世，宣泄心中的悲愤。马如龙否定了这种说法，他说，“父亲生前一直对我们说，我没有对不起祖国……魔鬼害了人，难道会使人觉得冤屈吗？对的就是对的，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 1984年，收到“平反”通知书后，马思聪逢人就表达归国的心愿。他曾在给著名作曲家金帆的回信中激动地说，“我终于要回来了，我要在祖国的土地上奔驰，我要拥抱祖国的人民”。 1987年的一天，马如龙开了辆中型四门的雪佛兰轿车回来。马思聪很喜欢。“父亲初定回国后在南京定居，他说我的车很适合在南京乘用，因为坐在车里可以安静稳定地欣赏江南美景，尤其在细雨蒙蒙的日子里。但大家都没想到，还不到半年，他就走了……”（来源：南方都市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