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醉话:“启蒙”与“颜色革命”

扬善抑恶,把中华民族好的一面发扬光大,揭露批判不利于中华民族发展富强的因素,这才是真正的炎黄子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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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陵醉话(一)“启蒙”与“颜色革命”

               ·独善斋主·

  引子

  在国内一年有余,没少喝酒。学校里一帮年轻才俊,闲来无事,起了一个社,名曰“三八社”。然而,这个社既与国际妇女节无关,也与港台辱人的俚语扯不上联系。对外宣称,三八者,“三个代表”、“八荣八耻”是也,面子上堂堂皇皇,而内里却有点滑稽。头一次同社员们喝酒,他们给我出了一条谜语:“八荣八耻”,打一成语。我蒙对了,马上荣升为顾问,但尚不是社员。问及入社条件,答曰:三八者,要么带来三斤,要么喝走八两,否则一旁稍着去。妙哉,狂生病酒,正合吾意。一年下来,数次豪饮,佳酿醍醐灌顶,人人醉眼迷离。我的名份也随之高升,从顾问变成社员,又从社员变成北美三八分社社长。在告别宴会上,人手一瓶洋河蓝色经典,由于我年长善饮,被尊为总舵主。

  当然,FB这么长时间,酒局多了去了。不仅和三八社的小兄弟们喝,也同别的老少爷们喝。酒干多了,舌头就不听使唤,卷出不少醉话。东倒西歪地回到家,丢三落四地把那些醉话打在笔记本里,不敢上“新浪博客”,那里的网管太阴毒,杀了你,还客客气气地道声对不起。现在酒醒了,重新看一遍,倒也有趣。挑挑拣拣,撰录成文,题为《金陵醉话》。有一点说在头里,文中记载的都是醉话,说醉话,是不用承担责任的,看官权且当做胡说八道。

  (一)“启蒙”与“颜色革命”

  同年轻人喝酒论豪气,同老年人喝酒就要对脾气了。脾气对了,酒杯一端,话就投机。这顿酒,是一位年逾七旬的老先生请的,同席的还有两位历史教授。老先生是个文学史家,学问好,性格耿直,敢说敢讲。我年轻时爱好文学,多次登门请教,先生居然不嫌我愚鲁,与我结了忘年交。如今先生古稀,却鹤发童颜,酒过三巡,更觉红光满面。

  我说:“先生身体如此健康,看来与心态有关。”

  先生说:“不错,有人说健康之首要乃澹泊宁静,而我却率性而为,读自己想读的书,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想写的文章,要哭则哭,想笑就笑。”

  好个率性而为,先生垂暮,一番豪言还是像年轻人一样,锐气勃发,掷地有声。我接着问:“先生还在做学问吗?”

  “当然。带研究生搞一个教育部的课题。”

  “我看过您写的一本随笔,说当前国内大学看上去风光热闹,而剥去表象,内里却显得精神萎缩,失魂落魄。”

  先生说:“大学是什么?是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地方。可如今大学里的学者少了一份沉静、多了一份浮躁;少了一份执着,多了一份功利。为职称、为官位、为金钱而做学问,至于对学问本身,则已失去了兴趣。正因为大学失魂,那些欺世盗名、剽窃抄袭之怪象才会层出不穷。说什么教育商业化、产业化,荒谬之极!教授变成了老板,学生变成了打工仔,博士成‘窄士’,学者成‘剽客’。更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的某个校领导居然公然声称,要像清华学习,多培养一些党委书记。哪里还像个大学?不如叫作党校罢了。”

  看到先生有些激动,我赶忙举起酒杯,转移话题:“您说正在搞一个教育部的课题,是个什么样的题目?”

  先生微微一笑:“启蒙!”

  一位研究近代史的教授说:“启蒙?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到现在,七十多年过去了,还需要搞一次新的启蒙吗?”

  “绝对需要!”先生肯定地回答:“三四十年代的启蒙运动,其批判矛头指向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提出了‘尊重个人’、‘人的价值’以及‘个人主义’等问题。可惜,这个启蒙运动的圈子太小了,并没有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后来,我们的党文化把那一点点启蒙又拉回到原点。就个人主义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政治家和思想家历来是矛盾的。毛泽东认为,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万恶之源。而胡适认为,不承认个人主义的社会不是一个好的社会。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时,也进行过启蒙。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当年共产党要农民当兵,采用的是带有迷惑成分的启蒙手段,如‘你为什么受苦,是因为财主们霸占了你的土地,剥削你,压迫你。参加了我们,打土豪、分田地,推翻三座大山,你们就可以过上好日子,当家做主人了。’这种带有功利色彩的启蒙往往奏效,但不是科学启蒙,因为共产党并没有讲明白人民的权利和地位。于是,解放后,农民们唱响了《东方红》,共产党因势利导,对农民们进行了‘反启蒙’,大救星、万岁那一套封建的东西把人们又拉回到启蒙的原点。再如,看看如今的报纸,那些人民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第一句话往往是感谢党的培养、领导的信任,他才有如此的殊荣。就连人民代表都如此愚昧,要知道,他应该代表人民去监督政府,这是责任,是神圣的权力,而不是党和政府赐给他的殊荣。因此,要想让中国的老百姓摆脱蒙昧沉迷的状态,成为健康自由的现代人,眼下的中国确实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否则的话,人们依旧生活在混沌之中,缺乏个人意识,没有独立思想。一旦风吹草动,又会成为被政客们利用、驱使的对象。”

  我为先生的坦言所折服,但心里有些疑惑:“先生,您选择这样的课题,教育部能通过?”

  先生笑了:“当年申报时,就怕拿不到项目,只好避重就轻,用一些模棱两可的术语绕过了官员们的审查,但如今不知道如何交差。不久前,教育部一个司长来开会,问‘启蒙’如何定义。我告诉他,几十年来,教育的失败就是‘蒙’尚未‘启’,这就是制约现代化的关键。然后,我把刚才的那段话说给他听,那位司长听到这种解释,大惊失措,说这种结论可不行,教育部的鉴定会肯定不敢通过。”

  哈哈哈,一桌人都笑了起来,在中国做学问,还真得学会一点幽默。

  “干杯、干杯。”

  笑声中,另一位研究文革史的教授说:“刚才先生提到党文化,说党文化把原来的一点启蒙拉回到原点,这一点我非常赞成。照我看,党文化在中国取得过两次胜利,第一次是反右,其结果是‘民主党派’变成了孙子。第二次是六四,其结果是‘知识分子’变成了孙子。哈哈,当然了,先生不一样,您是个另类。”

  先生苦笑:“这似乎也不能全怪党文化,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有当花瓶的传统,而花瓶存在的理由就是靠主子的赏识。以被赏识为荣的‘花瓶情结’实为奴性的变种。当然,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是不会去做花瓶的。就我个人来说,早年也曾迷信过、盲从过、被组织赏识过,也曾干过不少蠢事,半生在奴性中度过。我充其量属于半知识分子,或是一个准知识分子。我所担忧的是,在一个社会中,当知识分子都忙着骗饭吃而不再去思考整个社会文化的命运,没有人对既定的‘文化秩序’进行超越性的批判,即便经济搞上去了,这个社会也还是一个没有脑袋的巨人。”

  厉害,先生思维敏捷,逻辑清晰,洞悉世事,且敢于在自己身上动刀子。我问:“先生,您说您半生为奴,那么,您什么时候开始反思,认清了这一切?”

  “应该是1971年林彪事件,开始对毛怀疑。89年后,对这个党失去了信任。即便如此,我还是对国家、对人民抱有极大的期望,这也是我倡导启蒙的初衷。我们这个国家,决不能再乱了。我反对任何思潮影响下的暴力革命,赞成颜色革命。共产党也知道,不搞颜色革命,路子就不会长了。”

  “您觉得颜色革命行得通吗?”

  “颜色革命会很缓慢,曲折也多一些,有前进,有倒退,不如暴力革命来得痛快。但是,暴力革命的后果大家都清楚,在中国这块国土上,无非又是一次血淋淋的改朝换代。当人民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当老百姓还没有获得独立人格、个人价值、尊重自己、尊重他人的现代意识启蒙和熏陶的时候,步子不能走得太快。”

  “那到底要等多久呢?”

  “可能几年,也可能几十年、上百年。我大概是看不到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共产党的颜色已经开始变了。最起码一条,他们已经丢弃了信仰,演变成一个利益集团。他们的底线是保住政权,而其他方面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向资本主义靠拢。像今天这样,我们敢于在饭店里讲这种话,以前能想象吗?”

  我说:“这应该算是一个进步。但是,我们谈的这些话既上不了报刊、电视,也上不了网。您的启蒙课题做得再好,一般老百姓还是不知道呀。”

  先生答曰:“我知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入世情怀。王国维云:人生过处尤存悔,知识增时祗益疑。我过七十生日时,朋友赠我一副字,录黄宗羲句:大疑则大悟,小疑则小悟,不疑则不悟。悟是一种境界,首先要敢疑,敢于挑战自我,然后才能挑战社会。我没有大悟,甚至算不上小悟,只不过把多年来的思索写出来,传授给我的学生。能留一点东西给后人,责任也就尽到了。中国的事,绝非朝发夕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行。”

  听着先生悲凉而又饱含希望的话语,看着先生苍老而又充满生机的面容,我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于是端起酒杯:“先生,这一杯我敬您,祝您长命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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