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圣人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陈义不低。可我觉得这有待于商榷，因为根据当今的科学知识，父爱除了养育，教育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DNA联系。 当然，我们也不能苛求两千年前的孔圣人能知道这个。不过，说师恩似海深就不为过，我就亲身领受过，且终生难以忘怀！
一九七二年五月，我从兵团转到我父母下放的甘南藏区，在我面前摆着两条路：或是进工厂，或是上中学，父亲让我自己选择。 因为文革停课，我表面上是初中毕业，实际上只有小学的文化水平。在兵团的劳动经历使我认识到了知识的重要性，和大学生的接触使我有了对大学生的崇拜。为了将来能上大学，我二话没说，意然决然地选择了上中学。
当时甘肃的学制是五二二，即七岁上学，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上到高二也才十六岁，可我当时已经年过二十。 初中无法收我， 只好上高中。又因为离暑假还有二个月，所以学校勉强同意让我跟着高一级走，先上二个月，如果能跟得上，暑假过后就可以上高二，要不然。。。。。
数学宋老师
进了校门后的第一节课是数学，教数学的宋老师正好也是我所在的高一（1）班班主任。他是文革中从西北民族学院下放到甘南的。 长脸，下额有点突前，像电影“巴顿将军”中那个巴顿的下巴， 沙哑的嗓门，一口陕西话，总爱绷着个脸，一看就是个不搞调和的脾气。 因为我个头儿高，块儿头大，他就叫我的坐在最后一排。还冷冷地撂了一句不客气的话“要是跟不上，就到初中去”。
这节课讲的是解析几何的二次曲线，说来也奇怪，我这连平面几何都没沾过的人，居然听懂了！下课后我赶紧拿本初中数学，补学一元，二元，二元一次方程， 也很顺利。可能是年岁大，理解力强吧， 就这麽三弄两弄，等到阶段小测验，我竟然拿了个96 分，喜出往外。宣布成绩后的第二天，宋老师一进教室，二话没说就宣布给我换座位，还是最后一排，但周围的三个同学全换了。 我感到有点莫名奇妙，但也没悟出个道儿道儿来。只见全班的同学都转过头来， 看着我笑。我刚到班上来不久，跟谁也不熟，也只好“嘿嘿”地一乐，以笑还笑。
以后的数学考试，我次次都是满分，再没发生过任何的异常情况。 过了一阵，我才明白，原来宋老师给我换座位，是怀疑我第一次测验的成绩是溜眼得来的，他把三个数学很差的同学换到了我的周围，看看我还能不能拿好成绩。我在社会上混过，能理解老师这个心思，直到毕业也没问过他。不过，从宋老师看我的眼光和态度，我感到老师对我的看法在变化。放暑假的时候，我自补平面几何，三角函数，有问题啃不下去，就找宋老师。他还是很严肃，但诠解得清清楚楚，有条有理，让我很快就掌握了。 放寒假时候，宋老师的家眷都在陕西老家，他要回去探亲，我也要回北京，搭火车都要必经省会--兰州。可我在兰州没有落脚之地，那时候可没现在这么方便，有那么多的旅馆，还可以网上预定。宋老师得知后，立即找到我，带我一起住进了他的一位老朋友家，睡在一张床上，还送我上了火车。 1977年高考复习时，我都已离校四年，有问题回校请教，宋老师还是次次热情接待，耐心回答我所有的数学问题。
语文王老师
记得头一次上王老师的语文课，讲的是鲁迅呐喊中的一篇小说“孔乙己” 。我从小学语文就不咋地，作文一路3分，到了六年级才见了寥寥几个4分，再加上文革中上的一年初中全在瞎闹，读懂鲁迅的文章不是那么容易的。下课放学回家时走到校门口，正好看见王老师推着辆自行车也往校门外走， 我就追了上去。王老师是位年轻的女老师，个不高，我从后面拍拍王老师的肩头，劈头就说“王老师我有个问题”，周围立马爆出一阵大笑。记得再清楚不过了，只见王老师转过来的脸由白变红，带着一丝慎怒的眼光从那副浅紫色框架的眼镜背后直射出来，我一见有点懵懂了。只听王老师沉着嗓子问到“啥问题？“后来就不用说了，老师自然是回答我的问题，然后蹬上车走了。 这时同路的几位男生走了过来，用有些调笑的口气告诉我”完了，完了，这回你可把王老师得罪了，你怎么敢拍女老师的肩膀呢？王老师可是校党支部委员“。 哎呦！我这才明白我”罪在何处“，虽然是在文革中，甘南的中小学从没断过课，尊师爱教之风仍没丧失。不像在北京，中小学停课达两年半之久。我这种看上去没大没小，没师没尊的行动，当然使老师在众同学面前颜面尽失。但知道也晚了，箭出难回，覆水难收啊。后面更大的麻烦也跟着来了。
体育刘老师
问题也是出在第一节课，是跳高。这跳杆该设多高合适呢？ 其他同学都不到十六岁，而我二十挂零了。就是在二十岁的人里，我也不算矮的，一米八零，但这跳杆当然要设的合适于大多数同学。我们男生排成队，一个一个过。我是羊群里的一头骆驼，双手插在裤兜里，腿还不断地乱哆嗦，现酷。 轮到我跳了，我连跑都不跑，快步溜到杆下，一抬腿，嗖的，过去了。 正在得意呢，只听一阵宏亮的平凉话声“什么氓流习气，别把社会上的坏毛病带到学校来！”，“把手拿出来”。 喔哈！ 我好像当头挨了一棒，意识到是在说我， 紧忙从裤兜里抽出两手，低着头跑回的队伍。糗是不自觉做的，羞耻还是知道的。这时本来还乱嗡嗡的运动场突然变得一片寂静，可能大家都被刘老师这突如其来的喊声給吓住了。
俗话说的好“好事不出门，臭事传千里”， 一个北京来的“老学生”满身的坏习气，在这边远藏区的第一名校里传得沸沸扬扬，同学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这头骆驼。以 后才知道，学校曾开过一次校务会，有的老师提议，把我退出学校，因为年岁超大，社会坏习气多，一只老鼠有可能坏了一锅汤，长此下去恐怕把其他同学也带坏了。 不知为何，这个动议没有执行，可能是要“以观后来”吧，我在学校继续学了下去。咱也没那么愚，知道老师不喜欢啥，咱就改，转机也就很快随之而来。老实说，究竟是怎么来的，怎么转的，老师没告诉过我，我也不清楚，但猜想是来自下面这几件事儿。
文革期间学校都兴学农学工。大城市里的学生学农要到城边的郊县去，而甘南合作镇本身已经是个大农村，学校里有地，老师同学就一起在学校里种菜。所得收获，一部分卖到大街上去，一部分留给学校老师食堂。 学校里没有学生食堂，因为住在镇里的同学大都是当地的干部子弟，巴掌大的地方，他们都吃，住在家。住校的同学大部分是农民，牧民，小生意人的子弟，家里能供上高中，已经是了不得的事儿了，那还有钱去吃老师的食堂。全是自己在宿舍里煮水，拌糌粑度日，极少有青菜，条件之艰苦是现在的人难以想像的。 甘南地处青藏高原，高寒，无霜期很短，到了五月底，六月初才可以把菜苗载下去。也只能种莴苣，蒜，大白菜，这些成熟期短又耐点寒的菜。 开始翻地了， 我这在兵团锻炼过的身板，鍬功可有了用武之地。咱身大力不亏，干活又从不惜力气，在兵团年年都是五好战士；上大学第一年到农场翻稻田，咱也拿了个奖状，不能“武”，能行吗。这回那些 “小同学“和老师们都不在了话下，不是吹的，咱一人顶他们三个不止！一仗下来， 王老师，刘老师的脸上对咱都有了点笑容。
还有一件事可能也是个转化剂。一个风和日暖的上午，我们正在上语文课。王老师背身在黑板上写东西。坐在我旁边的和前面的两位同学，忽然“啊！”的一声都跳离了座，王老师回过头来问“怎么啦？”，那两个同学用手指着坐在我斜前方一位同学的后背，喊“虱子，虱子”。我顺着手指的方向一看，几只虱子正在那位同学的后衣领上爬。我没离座也没叫唤，伸手把它们扫到了地上。我之所以这样做，一是我觉的应该尊重这位同学，他也是住校生，家境很差，一年四季都是那一件外衣，冬来套棉袄，春秋当罩衣。可学习不含糊，文理知识很强。尤其是辨论个啥事儿，他引经据典，条条是道； 二是，虱子这动物咱在兵团屡见不鲜，不足为惊。那位同学的脸当时红的像关公，不敢抬头。此刻全班的人都回过头来，往后边紧望。王老师发话了“喊什么喊，人长虱子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打死就成了吗。回座位，上课！”。 下课后，王老师特意从我的课桌旁走过，朝我笑了一笑。
各科学习在通过自己暑期的补习和老师的辛勤教导下不断进步，到了高二，从第一学期开始一直到毕业，我的数学，物理，有机化学，政治，语文成绩都是门门，次次满分。当年正是 张铁生交白卷前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期，我写的一篇下厂劳动当铸工体会的作文还被学校推选到当年的省中学生优秀作文选。当然是王老师首推的。作为学校推选的州优秀共青团员，我在州体育馆给全州的优秀学生作了如何搞好学习的主题发言。
政治李老师
老师当然是喜欢学习好的学生，你学习越好，他们就越爱帮你，望你成才；他们越帮你，你学习的劲头就越大，进步也就越大，这是一个常见的良性循环。离开了学校，我在工厂干了四年， 终于迎 来了决定一生命运的高考1977。 当时只有三个月的复习时间。要复习，找材料是关键的第一步。我风风火火的跑回学校， 当时学校还在放暑假，大部分老师都不在。真乃机缘巧合，进了校门就碰见了留守在校，教政治的李老师。我在校时他和语文王老师一样，也是校党支部委员。 见到我，李老师喜笑颜开，明白了 我的来意之后，他从屋里拿了一把钥匙，带着我直奔学校的后院。在我的印像中李老师一向很平稳，无论是在讲堂上讲课，还是平时说话，办事儿，甚至连走路都是慢悠悠的，显得沉着冷静，有条不紊。今天却一反常态，行动利索快捷之极。 我们来到一座两层的旧木楼前，上到二楼，李老师打开了一扇看上去尘封了已经很久的房门。 我迈步进门， 借着从门外照进来的光亮，我看到地上，桌上，书架上全都堆満了落了厚厚灰尘的书。我惊呆了，好像忽然见到了一座金库！李老师站在房门口，习惯地把两手交叉地放在身前，一字一字地说“你挑吧，从1966年到现在，整整十一年了，此屋没有开门见过天日“。我迫不急待地在书堆中翻了起来。“三角函数”，“运动学”，“动力学”，“平面几何解析”。。。当我抱着十几本当年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宝书，走出校门时，宛如刚从一场大梦中醒来。这些资料 在当年百人取一的大学录取率下是多么的至关重要，就像在当今的市场竟争中，你在资金上具有绝对优势一样。 别忘了那是在1977年，文革还没正式结束，一位党员干部，教政治的老师，为自己的一位学生打开了那被称为“封资修”的大毒库，是承担了一种多么沉重的责任。 没有对学生的爱，没有对知识的敬重，李老师会这样做吗？很难想像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动力。
英语安老师
那时一中的英语课是一周只一节，真有点像聋子的耳朵，摆设。一年多的时间里没学了几句话。我对英语的兴趣在同学里算是大的了，到头来，除了26个字母和音标，也就记住学了篇“半夜鸡叫”，“毛主席万岁”和另外几个什么“万岁”的口号。可我跟英语老师还是挺熟的。听说安老师是甘肃定西人，小时候在教会学校上的学，大学学的也是英语。虽然他的英文是童子功，可因为出身地主，哪个外事单位，大学会要他呢？毕业后分到这穷山僻壤，娶了个当地的女工，落户在一中的老师宿舍里。 有一次我走过他家门前，听到从里面传出来一阵相当低沉浑厚的歌声。我好信儿就敲了安老师的家门。安老师很客气地把我让了进去。原来他在听英语歌唱片，是美国最著明的黑人男低音歌唱家，罗博特唱的黑人歌曲“老人河”。安老师给我讲了这歌里的故事，还告诉我罗博特是世界上启今为止音色最低的男低音歌唱家。我当时很兴奋，必竟是平生第一次听到英语歌，而且声音还是那么的深沉悦耳。
1977年大学考试过去了，批卷工作是在各地市进行，一中的很多老师也参加了阅卷，被集中了两个星期。一天，我到商店去买东西，忽然听到后面有人叫我，回头一看是安老师骑个自行车从后面上来。到了我眼前，安老师下了车，低声问我，高考作文题是“不到长城非好汉”，你是不是写的张国焘怎么的，怎么的？我说“是啊”。“我看字迹是你的，给了作文满分，60”。说完登上车就走了。 当年的语文考试总分是100，分两个部分，作文满分占60分，语文知识占40分。这个消息，无疑是给正在度日如年，焦急等待中的我吃了一颗降火丸。无论如何，语文是过关了！ 当时我并没有多想，但后来一琢磨，英语安老师竟能在四年之后还记得我的笔迹？我太太说，那是因为你的字太烂，可能，但写烂字的学生不止我一个吧？数年之中在安老师眼前走过的也一定不是个少数，安老师能记的那么真确,必是来自他对我的一番留心和呵护！
人生如白驹过隙，想起当年这些对自己不计时间，不计精力，谆谆教导，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顶力托我跳过龙门，又大恩不言谢的老师们，说他们的恩情深似海，不为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