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政治危机
1940年夏，富兰克林 罗斯福开始动员美国投入全面战争。1947年春，仅在对日作战胜利日18个月之后，哈里 杜鲁门启动一系列步骤，使美国重新回到战争状态。
这一系列动员举措，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动员，再是冷战动员，颠覆了美国的传统政治制度，一种新的制度取而代之。罗斯福的前任们管理的是共和国。共和国运转的核心是权力制衡，旨在限制政治权力过分集中。不仅在华盛顿内部，也在行政部门内部，杜鲁门的继任者们管理的是以权力集中为特征的政治制度。把这个结果还叫做共和国是曲解了事情的本质，如同称阿道夫 希特勒为独裁者，或者把扔到广岛的武器叫做炸弹。
在当代美国政治中，表象掩盖了现实。虽然自罗斯福执政以来宪法文本改变不大，但美国宪法的设计者们所设想的管理制度（一个权威来自人民、中央政府行使有限具体权力的联邦共和国）已经不再适用。许多人认为华盛顿内部长期处于混乱之中，厌恶这一局面的公民渴望恢复神话般的“老共和国”。然而，人们可能希望还是重归家庭农场为好，或者医生恢复出诊为好。
尼布尔称，“自由社会的民主技巧对统治者和管理者施加制约，从而防止权力变得让人心烦”。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说法给予民主一个恰当的定义，所以当今这个时代的美国民主已经发生了显著的蜕变。对统治者权力的制约已被严重侵蚀，经常出现让人心烦的结果。
1940年以来，一系列事关国家安全的紧急情况，无论是现实存在的还是想象出来的，都使联邦政府以国家和地方权威为代价，承担起一大堆新的职责。与这种变化同步，并在状似永久危机的氛围中，总统职位聚敛了许多极度扩张的特权。从1960年约翰 肯尼迪当选开始，把持白宫的人已经成为偶像、长者的化身，同时不可避免地也成为膨胀希望的背叛者。教父、明星、泼妇、替罪羊、危机总管、总司令、议程设定者、道德哲学家、国家魅力的诠释者、崇拜对象、笑柄，不管个人品质和资历如何，总统必须集所有这些角色于一身。
不管谁入主白宫，批评者经常装模作样地谴责所谓的“帝国总统”。这只不过算是做做姿态而已。其实，对于政治圈里的人来说，服侍、接近、面陈帝国总统（或者有希望以后接替帝国总统的人）以及事后批评、品头论足是一项永恒的工作。
如果国会在事关国家安全的问题上不是自愿向行政部门让渡权力的话，帝国总统就不会存在。随着最高行政长官获得主导地位，立法部门不仅失去了影响，也逐渐让自己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副总统迪克8226;切尼的办公厅主任戴维 阿丁顿（David Addington）这样尖锐地评论布什政府的哲学：“我们一直推动，推动，再推动，直到一些更强的力量让我们停下。”甚至在民主党控制下，国会也没有威胁成为这支更强的力量。
今天，没人真正相信立法部门的行动是出于促进公共利益的集体决断。由于这个原因，国会偶尔会出面阻止总统滥用权力，但也只是为了做做样子，多数是想赚取党派利益。
国会剩下的主要职能成了确保议员连任，一般是通过不公正地划分选区、吝啬地施舍大量政治恩惠和着力保护某些既得利益。2006年，93%的参众议员获得连任，证明了这些技巧惊人的有效性。美国事实上已经成为一党制国家，立法部门则永远由执政党控制。
虽然很少有议员在受贿和接受回扣方面公然表现出不诚实，但是一种微妙的腐败弥漫了参议院和众议院。国会可能不是邪恶的巢穴，但它是自我陶醉的政党成员的天堂。对他们而言，自我推销和自我保护远重于严肃地处理严肃的问题。
根据国会山上热情洋溢的言辞判断，人们可能不这样认为。然而，虽然他们轮番相互指责，但两党静悄悄地合作，以维持双方都感觉极其满意的现状。确切地说，政党积极分子和各派理论家都假装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正得到严肃讨论。右翼人士指责主张增加税收扩大支出的自由派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更糟。自诩的进步论者批评保守主义者阴谋把妇女逼到墙角，终止不必要的怀孕。但是所有这些只不过是演戏而已。
要想寻找这种政治戏剧具体而恶劣的例证，人们只需看一下民主党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所作所为。2006年11月的中期选举被广泛地视为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全民公决，民主党在国会两院都占据了多数党地位。新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 里德（Harry Reid）和新的众议院议长南希 佩洛西（Nancy Pelosi）声称他们的党有权改弦更张。“美国人民在去年秋天的选举中表明，”佩洛西在2007年初宣称，“他们希望在伊拉克问题上有新的方向。”她承诺“进行严厉的问责，对军队重新进行负责任的部署”。
可是，这些承诺后来被证明都是空话。虽然里德和佩洛西不断谴责这场战争授权不当、误导民众，但与保护民主党的多数党地位相比，他们强力改变政策的承诺只能退居次要地位。在战争拨款问题上与白宫真正摊牌，很可能使多数党地位面临风险。于是，布什总统拿到了他想要的钱。美国人为民主党投票，是想让他们结束伊拉克战争，但这场战争仍在继续。2006年11月的全民公决没起到任何作用。
帝国总统崛起，国会沦落为政府的同伙，导致不断出现多个回合的较量。然而，从实际上讲，如果政府管理体制有效运转的话，这些宪政瑕疵也无大碍。也就是说，如果帝国总统主导的行政机关能有效履行《宪法》前言中规定的几项职能，也算差强人意了。
但是问题难就难在这里。现有制度，即“华盛顿”这个词汇所代表的所有机构、架构和安排的主要特征是功能紊乱。随着这个联邦城市逐渐成长为美国权力中心，它逐渐被一帮枪法不准的人所把持。不管哪个党上台，当权的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结果，华盛顿设计的政策一般都是放纵、浪费、考虑不周、误导、不成功或者干脆不得要领。仅举过去几年的几个例子，如糟糕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疗保健制度改革，移民政策调整，毫无意义、永无休止的“毒品战争”，以及联邦政府对卡特里娜飓风灾难拙劣的反应。
现行政府体制的问题不在于它不同于“联邦主义文件”作者们的初衷，也不在于它不同于小学生们学到的社会科学知识。问题在于美国所拥有的东西不起作用。那些主管联邦机关的人的十足无能令人震惊，无法接受。“华盛顿”应该代表英明的治理。相反，一个本该“建成更完善邦联、确立公正、确保国内安宁、建立共同防御、促进全民福利、确保自由普照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繁荣”的制度，却成了对其服务对象明显而现实的威胁。这就是美国今天面临的政治危机。
美国代表自由并在为自由而战吗？
在国家安全上，联邦政府的无能尤其严重。自1940年以来，正是国家安全问题提供了终结“老共和国”的主要理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其后数十年冷战逐渐形成的国家安全状态，危及了这个它本应保护的国家。它削弱而不是增强了安全。要证实这个判断，人们只需回忆一下近十年的事件，包括未能预测和阻止“911”事件，未能将其主谋绳之以法，未能设计现实且一致的战略应对恐怖主义带来的威胁，首要的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惊人的失败。
任何一项失败都应让人严肃质疑负责国家安全的人的无能。在五年内遭受四次失败，足以让人得出确定性判断。当然，任何人都会犯错误。没人能百战百胜。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可是，这些熟悉的理由无济于事。有些错误，即便是诚实的错误，也是不能被原谅的。2001年以来国家安全政策出现的误判和不当已经无法辩解。
急于指责这些不良记录的批评者提出了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布什总统本人应负责任，指责他在个人宗教狂热的驱动下，个性中融合了罕见的傲慢和鲁莽。第二种解释扩大了攻击范围，包括一批下属，如副总统迪克 切尼，前国防部长唐纳德 拉姆斯菲尔德，和总统的前“智囊”、政治战略家卡尔 罗夫（Karl Rove）。第三种解释的矛头更扩大了对象范围，包括一个新保守主义集团，对总统及其亲近人士施加了恶劣的影响。这三种观点暗示，一个不同的行政首长，加上一批不同的顾问，向不同的团体征求建议和意见，就会走上不同的道路，产生明显更好的结果，比如依靠布鲁金斯学会而不是美国企业研究所，依靠《新共和》而不是《标准周刊》。
还有第四种可能性。这种解释的基础是承认布什政府没有制造在2001年9月11日得到报应的那些问题。它只是继承了这些问题。无疑，布什的行动让局面更加糟糕。布什主要是在数十年来形成的国家安全政策框架内展开行动，可是，他对“911”的反应的确包含一些创新特点，最突出的是误导世人的布什主义，即预防性战争论调。
直言不讳地说，那些喜欢区别对待这个共和党总统与那个民主党总统的观察家可能会发现一些小道理，却丢掉了一些大道理。找到大道理需要了解连续性而非变化。表面上的区别并不重要，表面之下的相似性更加重要。
布什总统的批评者和渐渐缩小的支持者圈子都这样认为：这位美国的第43位总统已经与过去决裂，让美国走上了新的革命性道路。但这是胡说。真实的情况是：布什及其身边的人重申了早已存在的美国政策基本要素，首先是肯定了过去几届政府长期坚守的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布什的主要成就是狂热而清晰地阐明了这种意识形态，前所未有地将其不足和刚愎自用暴露无遗。
这种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有四个核心理念。在布什总统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他雄辩地逐一作了表白。
第一个理念认为，历史具有明确的目的。这位总统宣称，历史“具有清晰的方向，是由自由及其创始人确立的”。历史的永恒主题是自由，人类向往自由。归根结底，历史在本质上是二元化的，是“永远错误的压迫与永远正确的自由”之间的激烈斗争。
第二个理念认为，美国一直并将继续体现自由。美国一直并将永远是自由的首要典范和倡导者。“从建国之日起，”总统说，“我们就宣告地球上所有人都有权利、尊严和无上的价值观，因为他们都承载着上帝的形象。”作为自诩的“自由土地”，美国是历史的先驱。通过修正、提炼和完善对自由的理解，美国人一直向世界展示着自由的意义。1839年，记者约翰 L 奥沙利文（John L. O’Sullivan）把年轻的美国描写成“代表未来的伟大国家”，今天依然如此。在美国的疆域内，历史的意愿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
第三个理念认为，上天号召美国确保自由最终获得胜利。布什总统认为，“这是我们立国之使命”。自由的创始人选定美国为自由的代理人。与所有大国不同，这个国家追求超越自我的利益。它的行动代表自由，是依天命行事。如这位总统所言，通过入侵伊拉克，美国肯定并振兴了这个国家“伟大的自由传统”。通过战争，“我们点燃了火焰，人们心灵的火焰。它温暖了感受到其力量的人，灼伤了阻碍其进步的人，有朝一日，这一难以抑制的火焰终将到达世界最黑暗的角落”。只有愤世嫉俗的人和倒向极端的人才会质疑这一不言而喻的真理。
最后一个理念认为，美国生活方式若要持续下去，自由必须在所有地方占据上风。只有难以抑制的自由之火的光芒照亮世界最黑暗的角落，美国自身的安全和繁荣才能得到保障。或者如总统所言，“自由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的存续，越来越取决于自由在其他土地上的成功”。其实，美国的给予与美国的索取相辅相成。简言之，“美国的重要利益与我们的深刻信仰现在是合二为一的”。当然，这个主张意味着无限授权，美国可以对任何地方施加影响，因为从定义上讲，美国是代表自由而行动的。
这一思路具有丰富而古老的渊源。我们可以追溯到1630年，
约翰 温思罗普命令马萨诸塞的第一批白人殖民者建立“山巅之城”，或者1776年，汤姆8226;潘恩宣称美国有实力“重新建立世界”，还有罗纳德 里根努力重拾的那些国民情绪。在美国崛起为大国的过程中，这种意识形态的变体为扩张主义一再提供了动力。这种意识形态于1846年以“天定命运”的面目出现，为詹姆斯8226;福克巩固美国生存空间的努力披上了道德外衣。1898年，“解放”近邻古巴的强烈呼吁促使威廉8226;麦金莱发动了一场战争，结果美国成为纵深直指西太平洋的海上帝国。
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一意识形态才被确立为固定的政策背景。其实，它的说服力大多源于美国人纪念那场战争的方式，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事件转化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从此，任何华盛顿不喜欢的反派角色都被描绘成又一个阿道夫 希特勒，任何不敢对抗敌手的行为都等同于“绥靖”，毫不亚于文明本身的生存面临危险。
这种强调国家安全的意识形态不是行动清单。它的作用是为决策者提供道德外衣，可以加在几乎每项倡议之上。于是不管是什么具体利益处于危险之中，美国都可以坚称其行动是为了推进自由和民主事业。
战后历届美国总统一般都把这种意识形态当做权威的来源。美国是世界上一支“除恶扬善”的力量，因而“有理由”拉拢外国官员、暗杀外国领导人、推翻他国政府、实施大规模军事干预。乔治 W 布什没有发明这一做法，他只是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做法。
经过不断重复，这一意识形态的元素已经固化在美国人的心里。它们是祭祀用品，不容置疑，不容监督。习惯引用这一信条的布什等政治家真的相信他们所说的话吗？这很有可能，就像福克斯新闻节目主持人可能真的相信他们提供“公正而适度”的世界新闻报道一样，就像麦当劳连锁店可能真的相信它做的是“带给人们微笑”的生意一样。信念总是追随自我利益。
觊觎高层职位的人也遵循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教条，希望由此表明他们值得信赖。下面是阿肯色州时任州长1991年12月提供的一个版本。他是一位自由派民主党人，他的外交政策资历几乎为零，但他的眼光已经瞄准白宫。
我出生于近半个世纪之前，当时冷战就要降临，是一个充满伟大变革、巨大机遇和未知危险的时代。这个时候，美国人只想回到家中，恢复平静的生活，我们的国家必须鼓舞斗志，开始新的战争，遏制誓言埋葬我们的、扩张主义的、兵戎相向的苏联。我们必须找到办法，重建欧洲和亚洲的经济，鼓励世界范围的独立运动，维护我国对于世界的原则，对抗自由民主面临的又一个极权主义挑战。由于美国人民的不竭勇气和巨大牺牲，我们赢得了那场冷战。
这种诠释历史的方法是不理会所有细节，不提及越南战争，不提及中央情报局的政变和暗杀企图，不提及与唯利是图的独裁者的勾结。但这一段文字极其符合克林顿的目的，将他巧妙地置于美国政治主流之中。克林顿相当准确地意识到，如果他距离主流太远，就像1972年总统竞选中候选人乔治 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做的那样，号召美国“回家”的话，他的候选人地位就完蛋了。虽然克林顿本人与冷战绝对无关，实际上他还成功逃脱了兵役，但通过不断使用“我们”这个词，他确立了自己对那场斗争的个人认同。他是与“我们”一起的人，而“我们”赢得了那场历史性竞赛，从而为自由获得了巨大胜利。
让历史快进16年，另一位鲜有外交政策资历的未来总统，毫不犹豫地从克林顿的剧本上撕下一页。“在上个世纪面临巨大危险的时刻，”参议员巴拉克 奥巴马宣称，
富兰克林 罗斯福、哈里 杜鲁门和约翰 肯尼迪等美国领导人既成功地保护了美国人民，也为下一代扩大了机遇。而且，他们用行动和榜样确保美国能够领导并改善世界。国界内外的数十亿人追求自由，而我们代表自由并为自由而战。
罗斯福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他的“四大自由”①赋予反法西斯斗争崇高的目的。杜鲁门支持建立大胆而全新的架构，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这个架构将军事力量与马歇尔计划结合在一起，以维护世界各国的和平与福祉。
像克林顿一样，奥巴马也想把自己与“我们代表并捍卫”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像克林顿一样，在讲述罗斯福、杜鲁门及其继任者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英雄故事时，他再次证明了这些故事的基本真理和持久正确性。
然而，几乎不可避免的是，他也赞同乔治 W 布什对这些故事的解读。奥巴马接着解释说：“每个美国人的安全和幸福取决于国境之外每个人的安全和幸福。”像布什及其前任一样，奥巴马以宇宙的观点定义美国的目标。“美国的使命是，”他宣称，“在全世界拥有共同安全和共同人性的基础上行使全球领导权力。”
奥巴马之所以模仿克林顿的花言巧语，是因为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在塑造选举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作用主要是提供一种抽象而平淡但最终让人放心的现实观，即接受美国是自由的讲坛，伊拉克应当成为主权国家，上天号召美国发动全面反恐战争。其实，如同华盛顿共识的观点，与这些情绪相左都是偏离了可以接受的观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尼布尔写道：“善恶之间不可能有简单的胜败。”对比尔 克林顿、巴拉克 奥巴马以及乔治 W 布什来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的行动推翻了这种主张。只要美国依然忠于自己的使命，他们的过去都是可以借鉴的，善良最终将获得胜利。
这样一来，意识形态成为大幅缩小政策辩论范围的工具。不同意见很少能够渗透进华盛顿权力中心。讲原则的反对者，不管是旧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还是新平均地权者，都被排斥为小肚鸡肠（即无法理解美国政策的崇高目的）或天真幼稚（即无视美国面对的难以宽恕的邪恶），一直处在政治边缘地位。
国家安全意识形态之所以持久，不是因为它从实证角度表达了可以论证的真理，而是因为它符合那些创造了国家安全机制的人的利益，也符合那些受益于其继续存在的人的利益。这些人最应为美国政策日益愚蠢负责。
这些男人，还有一些女人，组成了自我挑选、自我维持的秘密团体，塑造（并滥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家安全政策。在半个世纪前出版的著名著作中，社会学家C 赖特 米尔斯（C. Wright Mills）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这些“权力精英”。他指出存在一个相互联系的公司、政治和军事董事会，这个论断今天依然有效，只不过我们还可以作些补充，指出内线记者和政策智囊所发挥的作用，他们是最新共识的宣传者、守护者和包装者。兰德公司、哈德逊研究所雇用的分析人员虽然算不上国家安全精英的正式成员，但是他们有利于这个秘密团体的运转。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标准周刊》撰稿的专栏作者，在对外关系委员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忙着组织研究小组的研究人员，占据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学院的政策学者，也是如此。
说权力精英指挥着国家事务，并不是说存在一个黑暗的阴谋，这只不过说明了华盛顿运转的真正方式。尤其是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决策已经变成寡头政治，而非民主决策。决策过程不是开放的，而是封闭的，毫无疑问，享有特权的内部人士比那些无知的大众说话更有分量。
米尔斯称，这些权力精英以及那些向其核心成员兜售思想的人，都具有“把国际现实界定为军事斗争的倾向”。在米尔斯写下这些话的20世纪50年代，的确是这种情况，今天更加如此。对政策精英成员来讲，不完美的安全就是不充分的安全。只要有空白，就需要填补。国防必须得到加强。但是最终，正如作家詹姆斯 蔡斯（James Chace）和凯莱布 卡尔（Caleb Carr）所言，绝对安全“不容讨论，只能夺取。夺取意味着既拥有军事实力，也有使用武力的意愿”。
与这种“军事崛起”一致，这些美国鹰派倾向于认为美国已受到严峻的威胁所困扰，甚至更大的危险已近在咫尺。他们无法容忍不确定性，高度认同坐等事情发生带来的假定风险，而低估鲁莽行动带来的真正危险。这一观点在2002年9月得到了经典表现。康多莉扎 赖斯拒绝因为缺乏有关伊拉克核计划的详细情报而推迟策划已久的入侵伊拉克行动，因为“我们不想让所谓的确凿证据后来发展成为蘑菇云”。副总统切尼的立场更加明确。一点点威胁也可以成为采取行动的充分理由。“如果有百分之一可能表明巴基斯坦科学家正在帮助‘基地’组织建造或开发核武器，”切尼曾说过，“我们就得把它当成确有其事，并作出反应。”
想象中的威胁，不管多么模糊、罕见或遥远（如伊拉克的核计划），都需要作出紧急反应，当然包括加强、重组、部署或实际使用美国的威慑力量。赖斯、切尼和布什政府的其他成员坚持认为萨达姆的存在就足以无法容忍，在此很久以前，同样的思维方式让美国决策者深信：1953年伊朗总理穆罕默德 摩萨台、1954年危地马拉总统哈科沃 阿本斯 古斯曼必须下台；1961年“猪湾行动”及其私生子“猫鼬行动”都算得上好主意；20世纪60年代支撑东南亚摇摇欲坠的多米诺骨牌符合美国重要利益，值得牺牲5.8万美国人性命。20世纪80年代，同样的思维方式促使美国与萨达姆兵戎相向，总统罗纳德 里根的政府笃信伊朗的领导者拉构成了严峻威胁。
当然，治国不择敌友。现实政治不给高尚立足之地。但是，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这些权力精英表现出一种几乎病态的倾向，他们曲解现实，夸大威胁。帝国总统身边的顾问们不擅长冷静判断，只擅长狂乱的过度反应。虽然鹰派并不总能得势，比如德怀特 D 艾森豪威尔1954年纠正了干预法属印度支那的冲动，约翰 肯尼迪1962年拒绝了轰炸苏联在古巴军事设施的建议，但不管是主张直接干预、秘密行动，还是通过代理人，赞成采取行动的人总能占据上风。鹰派并不总是主张立即发动战争，但他们在马鞍上总是身体前倾，抽出马刀，时刻准备战斗。若隐若现的威胁是鹰派的咒语：“所有选择都摆在桌面上。”
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支撑着两党一致的共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赋予外交政策显著的一致性。尽管它不能阻止对具体政策或决策者的批评，但它剥夺了针对实际政策的辩论。
“不安全的国家”
在今天的政治体制中，帝国总统是最终“决定者”。可是，在形势复杂、快速变化的世界里，没有哪位总统能知道所有需要知道的事情，履行白宫日益膨胀的职责。于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会和行政部门携手建立了一台庞大、永久且不断扩大的国家安全机器。
今天，任何有关国家安全的事情都是庞杂的：工资单、预算总额、组织复杂性、对信息的需求、制作自我辩解的新闻报道的能力、掩饰狡辩的能力以及阴谋诡计。仅五角大楼就容纳了2.5万名职员，每天打20万个电话，发送100万封电子邮件，办公室空间达3 705 793平方英尺，走廊长17.5英里，有131个楼梯，4 200座钟表，691台饮水器，284间洗手间。
这些机构虽然名义上为公众服务，实际上却竭尽全力逃避公众监督，在多重保密之下行使职责。表面上，这种保密是为了不让美国的敌人得到信息。但其实际目的是控制向美国人民提供的信息，只公开某个机构或某个部门急于让世人知道的信息，扣留那些可能让政府尴尬或使其政策受到质疑的信息。1961年，社会评论家刘易斯 芒福德（Lewis Mumford）这样描述这个已经过度膨胀的国家安全机构的一贯做法：“单向沟通，虔诚地垄断秘密信息，多重设置秘密机构，压制公开讨论……实际上是无视公众反应，把理性的异议者当成爱国的不满者，甚至叛国者。”事态的发展一再证明了芒福德的这个观点。
“美国对雷诺兹案”（1953年）早就说明了这个体系是如何运作的。1948年10月，一架B-29“空中堡垒”轰炸机在测试电子设备时坠毁在佐治亚州的韦克罗斯附近，机上有几个人丧命。机组成员的遗孀想知道坠机原因，请求空军公开事故调查报告。但空军官员拒绝了这一要求，声称“在不损害国家安全”的规定下，他们不能照办。遗孀们提起诉讼，最高法院作出了有利于空军的裁决。首席大法官弗雷德 文森（Fred Vinson）声称，“在国防备战期间”，法院不应指示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公开或拒绝公开什么信息。鉴于保密的极端重要性，文森写道，法院只能采信官员们的话，“坚持在法院核查证据，即使仅由法官本人执行”，也会带来过大风险。
半个世纪后，五角大楼最终将事故报告解密，里面根本没有什么敏感信息；相反，它表明飞机坠毁是因为维护不善和飞行员的失误。空军以国家安全名义掩盖了普通的机构失职。
这种行为绝非空军独有，也非冷战初期独有。对于构成国家安全机器的主要机构，包括国务院、各兵种、各种情报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简称“参联会”）、国防部长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来说，这已经成为标准办事程序。指责这些机构的所有官员有意欺骗或戏弄美国人民，的确有失偏颇。可是，如果说急于保护机构利益、保护机构声誉重于所有其他考虑，为不公正、非职业、不道德、与国家福祉相悖的行为提供了基础，这没有什么错。
“911”之后的这段时间出现了过多的例证，例如伊拉克战争初期被伊拉克部队抓获的一等兵杰西卡 林奇（Jessica Lynch）的传奇故事。虽然林奇本人在整个过程中的表现值得尊敬，但五角大楼用欺骗性的英雄故事美化她所遭受的折磨，把之后营救她的行动改编成鼓舞人心的英勇故事，其中多数情节是想象出来的。接下来是陆军突击队员、前美国橄榄球队队员帕特 蒂尔曼（Pat Tillman）的故事。在蒂尔曼命丧阿富汗之后，他的各级上司把所发生的事情杜撰成了一部小说：曾经发生激烈的交战，蒂尔曼表现出非凡的勇气，他最终倒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他的指挥官匆忙追授他“银质英勇勋章”。结果这场公关战役取得胜利。可是，真相不久就大白于天下：事实是蒂尔曼死于战友的误射。
这些编造的战地故事在政策上没有什么意义。可是，对于一个旨在照顾士兵及其家人的机构，煞费心机地利用杰西卡 林奇、在蒂尔曼死因上误导其父母绝对不值得称赞。而且，不管我们把林奇和蒂尔曼的插曲归结为误判、傲慢或者就是愚蠢，他们都不是孤立的典型。“911”以来，国家安全官员串通一气，编造了其他一些假情报行动，以获取远大得多的政策影响。这包括鼓吹并不存在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危险性，淡化推翻萨达姆之后巴格达的无政府状态和叛乱行动的范围，把系统性虐待阿布格莱布伊拉克战俘的责任强加给一批低层的美军士兵，瞒报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行动中造成的平民伤亡数字等。
不管这场灾难有多么巨大，那些高级官员为了免于责任，竟会基于模糊的假设而采取行动。单说在伊拉克的情况吧。由于无能和腐败，为了找到进攻的理由，他们使用不准确的情报，进行草率的占领，又用窃取来的数十亿美元进行“重建”。2007年5月，陆军中校保罗 英林（Paul Yingling）在《武装力量杂志》（Armed Forces Journal）上对“911”之后美国的军事领导力发表了尖锐的批评。他写道：“一个丢掉步枪的士兵遭遇的后果远比输掉战争的将军更为严重。”英林的批评是正确的，我们甚至可以把他的控诉延及高级文官。五角大楼一名文员如果将保密文件归错了档，甚至比国防部长因渎职而牺牲千万人的生命要承受更严厉的处罚。
失败不会导致道歉、悔罪，甚至不会有人承担责任。相反，它创造了让人进一步敷衍塞责的机会，简单地说，即撰写自我辩解的回忆录的机会。“你看，不是所有事情都很顺利，”国务卿康多莉扎 赖斯对伊拉克出现的问题不屑一顾地解释道，“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有些事情进展顺利，有些事情不太顺利。还有，你知道吗？我们还有机会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等我有机会写书的时候，我也会有机会反思这个问题。”
要么承认这个让人不悦的事实，要么设法掩盖、扭曲、否认这个事实，面对这种选择，主管国家安全机构的人总是选择后者。
正如宪政缺陷催生了帝国总统一样，如果这些涉及国家安全的中坚机构有些说得过去的成就，人们也许会忽略这些错误。正好相反，在这些机构存在期间，它们干的坏事远远多于好事。
要证明这个指控，我们可以拿美国总统作为主要证人。没有人比国家安全机器的服务对象更能适应这一缺陷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过去几十年中，历届总统逐渐不把国家安全机构当成帮手，而是当成决策中的障碍。刚上任的总统经常对这些机构提出的建议心怀疑虑，担心它们充满私心。没有被华盛顿行为方式同化的总统马上就会发现，这些名义上听从行政首长指挥的机构是在追求它们自己的利益，将部门目标置于坐镇白宫者的目标之上。
德怀特 D 艾森豪威尔是一个依靠下属工作的人，他是最后一位与国家安全官僚机构密切合作的总统。他在任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召集会议366次，通常由他本人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产生了无数备忘录、研究成果和正式命令，都是各个国家安全机构之间细心协调沟通的结果。虽然艾森豪威尔的决策方式高度机制化，有一些纪律严明的意味，但最重要的机构避开了它的控制。各兵种积极设法破坏或扭曲艾森豪威尔的政策，以谋求狭隘的部门利益。中央情报局更像是一个享有主权的国中之国。
1961年1月，约翰 肯尼迪一进入白宫，就放弃了其前任细心慎重的做法，因为这不符合肯尼迪的性情，也不符合他的政府希望树立的形象。“新边疆开拓者们”培养出了注重简便、灵活和敏捷的风格。肯尼迪及其侧近人士认为，如果不受制于官僚程序，少数几个像他们一样真正聪明的人能够更快地作出更好的决定。他们认为自己不仅聪明，而且富有创造力，对国家安全机构宣誓效忠的传统和规则毫无耐心。
如果说肯尼迪脑海里还残存着这些机构仍然有用的想法，那也没有持续到“猪湾惨败”之后。肯尼迪成为总统后，计划运用中央情报局训练和装备的古巴流亡者推翻古巴的菲德尔 卡斯特罗，且进展顺利。肯尼迪只需发出发动入侵的信号。然而，这位新总统有些犹豫，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 莱姆尼策（Lyman Lemnitzer）将军评估这一计划的可行性。参谋长们赞成这一行动，肯尼迪便发出了命令。于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发生了。
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参谋长们之所以支持这次行动，不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马到成功，而是因为他们希望借中央情报局的失败为常规入侵铺路，这是他们更喜欢的消除卡斯特罗的方式。参谋长们知道肯尼迪无意下令直接入侵，他已经这么说过多次，但他们期望依靠一场总统亲自参与的中央情报局灾难来迫使其下手。他们不是直接向总统提供专业建议，而是在与总统兜圈子。
在国家安全机构的历史上，“猪湾事件”是一个转折点。愤怒的肯尼迪确信自己被耍弄和背叛了，并从这次经历中得出两个重要结论。
第一，“猪湾事件”让他认为，中央情报局所谓悄悄、经济地处理困难问题的名声被极度夸大了。中央情报局策划的这一愚蠢入侵计划本来就不可能掀起一场成功的反革命运动。它所依靠的情报往好里说是有所欠缺，往坏里说就是蓄意编造的。入侵古巴的流亡力量是一群粗心大意的乌合之众，缺乏人员、训练、纪律、有力领导和充分的空中与后勤支持。从策划到实施，整个行动都很外行、草率。所有这些在中央情报局内部也非常明显，虽然，中央情报局已把这一事件的内部调查报告列为机密，公众无从知道。
第二，“猪湾事件”让肯尼迪认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不管获得了多少绶带和奖章，要么愚蠢，要么不值得信任。“那些吃着水果沙拉的家伙的就知道坐在那里点头，说这个计划会成功。”他埋怨道。不管参谋长联席会议是太愚钝还是太聪明，肯尼迪已经得出结论，让他们在政策制定中拥有更多发言权是一个错误。虽然还需要咨询高级军事领导人，但他再也不会听从他们的集体判断了。
“猪湾事件”让肯尼迪蒙羞，给他上了一课，引起了三种反应。这里非常值得回忆一下，因为为了弥补国家安全机构的不足，他采取的方式与其继任者非常相似。
第一，为了防止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造成更大损害，肯尼迪果断地更换了两个机构的领导人。他清理掉莱姆尼策，换上退役将军马克斯韦尔 泰勒（Maxwell Tayloy）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认为，任何一位主席都必须义不容辞地“信守当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泰勒就是这样一位信徒，一个彻头彻尾的肯尼迪支持者。这位总统用约翰 麦科恩（John McCone）替换了长期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 杜勒斯（Allen Dulles）。更有甚者，肯尼迪在幕后指挥其弟弟、时任司法部长罗伯特全权负责中央情报局最敏感、最重要的任务：加倍努力除掉菲德尔 卡斯特罗。这位司法部长对秘密行动、阴谋破坏和暗杀几乎一窍不通，但这无所谓，他对总统的忠诚毫无问题，这是他负责“猫鼬行动”所需的唯一资格。
失去对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信任之后，肯尼迪转向别处寻求建议，因而实际上创建了另外一个看似更为强大的权力中心。这是“猪湾事件”引起的第二个反应。从此，当总统征求建议时，他日益倚重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克乔治 邦迪（McGeorge Bundy）和国防部长罗伯特 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这里的主要想法是邦迪（哈佛大学某学院前院长）及其副手W W 罗斯托（W. W. Rostow，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史教授）、麦克纳马拉（福特汽车公司前董事长）及其国防部长办公室拥有博士头衔的“神童们”，都会向总统提供比杜勒斯、莱姆尼策等阴谋家们更为及时、简练和令人信服的建议。但是越南战争表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肯尼迪对“猪湾事件”的第三个反应是绕开国家安全机构，临时设立没有正式或固定职能，但可以随时创建或废除的特别机构。最能表明这一手段效力的经典案例是“执行委员会”（Ex Comm），它是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临时设立的政策咨询机构。在这著名的13天里，总统没有召集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会议，只是敷衍似地约见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一次，而且礼貌地驳回了他们好战的建议。
危机一过，“执行委员会”立即解散。但是，依靠这种不受宪法法律约束、进行秘密协商的机构的想法依然具有持久的吸引力。“执行委员会”从未正式重新设立，但它在许多外表掩盖下重新出现过多次。肯尼迪的继任者总是与一小批亲手挑选、只为总统负责的顾问碰头，考虑攻击哪座城市，侵略哪个国家，颠覆哪个政府。理查德 尼克松依靠的是由两个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即他本人与亨利 基辛格。在一些严肃问题上，如与北越谈判或与中国建立关系，与国务院或国防部协商是两人都不屑一顾的事情。可是，最能体现肯尼迪式简约风格的事例出现在乔治 W 布什时期。入侵伊拉克的决定好像出自一个虚拟的“执行委员会”，它在现实世界中从未存在过，但形成了某种共识，为行动提供了基础。总统从未实际发布过这样的正式决定，但他的亲近下属依然前行，仿佛他发布过命令似的。
同时，如“猪湾事件”插曲显示的那样，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明显失败引来潮水般的提议，试图“治理”这些机构。其实，试图纠正这些国家安全机构缺陷的改革者们，在肯尼迪上台之前就开始为之努力了，在其去世后还继续努力了很长时间。为了找到良好的管理模式，让中央情报局、五角大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有效运转，无数研究小组、高级委员会和国会调查小组相继成立。1947年创立国家安全机构的法案一签署为法律，有关机构改革调整的提议就开始出现，之后一直是耐寒的多年生植物。例如，“911”之后此类改革的主张推动成立了一个蓝带委员会（Blue Ribbon Commission），发表了又一个似是而非的报告，促使国会创立了国家情报总监一职，并新设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为总统提供帮助。这给早已错综复杂的美国情报系统又增添了一层官僚机构。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永无休止的运动伴随着总是无法预测的结果，掩盖了国家安全机制的真实情况，也就是说，自从肯尼迪以来，历任总统本人及其主要下属早已认为这些机构已经不可挽回地破产了。前国防部长詹姆斯 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评估意见适用于整个国家安全官僚机构：它的建议“总的来说离题万里，正常情况下没有人看，几乎总是无人理会”。
对占据权力内圈的人来说，国家安全机构是一个需要绕过的障碍，不是一项可以利用的资产。从国防部长或国家安全顾问的角度看，职业军官、职业外交官或情报分析人员不是合作伙伴，而是竞争对手。这些职业人员不是有利于行使行政职权，而是使之复杂化或加以阻挠，从而追求他们各自机构的利益。可是，因为这些国家安全机构是行政权力的基础，帝国总统是最不愿意公开承认国家安全机构内在缺陷的人。结果，美国人民一直被蒙在鼓里，认为不管犯了什么错误，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央情报局等依然是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不可缺少的机构。
就这样，这个国家安全机制延续了下来。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它的活动改善了美国人民的安全，而是因为只要它存在，就永远有理由维系带来地位、影响和大量财富的政治安排。这些机构表现不佳本来可以让人合理地质疑：没有它，美国会不会变得更好？相反，失败却会带来越多调整和改革，以及几乎总是更大程度的机构扩张。国家安全机构把局面弄得越糟，它就会越枝繁叶茂。与此同时，总统们绞尽脑汁地寻找绕开、回避或封闭这些机构的方法。
乔治 W 布什政府上台时，已经视这个国家安全机制为敌人了。“911”事件前一天，唐纳德 拉姆斯菲尔德把国防部职员集中到五角大楼礼堂，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今天的主题，”这位国防部长开始说道，
是对美利坚合众国安全构成威胁而且是严重威胁的敌手。这个敌手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中央计划经济堡垒。它通过发布五年计划，实施管理。从它的首都，它企图对不同时区、大洲和海洋的人们发号施令。它凭着令人难以忍受的一致性，窒息了自由思想，压制了新鲜观点。它破坏了美国的国防，将我国公民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这个敌手听起来像是前苏联，但是它已经消失了。我们今天的对手更加狡猾，更加充满敌意。你可能认为我说的是世界上最后一批年老体衰的独裁者。但是，他们的日子也不长了，他们的力量和规模与这个敌手无法相比。
这个敌手近在眼前。它，就是五角大楼的官僚机构。
拉姆斯菲尔德沉迷于对付这个内部敌人，对真正的敌人却视而不见。就在他说这话的时候，距离敌人对他的总部发动直接袭击已经不到24小时了。
2001年9月11日之后，这届政府依旧视官僚机构为敌人。从表面上看，这个国家安全机制没能预见或阻止“911”袭击，必须再一次进行大的改组。主要结果是将多个负责国内安全的机构（如海岸警卫队、特勤局、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和其他负责移民、海关、运输安全、边境巡逻的机构）整合起来，组建又一个部级部门；将多个负责情报搜集和分析的机构集中起来，并进一步扩展其行动。其实，这次改革给已经头重脚轻的行政部门再增加两个新的官僚机构：国土安全部和美国情报系统。
同时，像肯尼迪及其继任者一样，布什总统也努力不让国家安全机构挡住前进的道路。他使用了看来行之有效的方法：把国家安全机器中有潜在麻烦的部件边缘化；不管资历如何，将亲信安排到高级职位上；在方便和必须的时候干脆绕开这些机构。
甚至在“911”之前，布什政府就已经开始设法将参谋长联席会议边缘化，不断地将唯命是从的人派到参联会主席办公室。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改革派就想解决这些困扰参联会的问题，做法是赋予参联会主席更大权力，削减各军种参谋长的权力。20世纪90年代初，科林 鲍威尔将军主掌参联会，比尔 克林顿总统这时深有体会：一个有头脑、有魅力、有个性的参联会主席会让总司令的日子不好过。1993年初，鲍威尔利用“军队中的同性恋”争论体面地将了新总统一军，建立了克林顿时期的军民关系模式。同年晚些时候，18名美国士兵在摩加迪沙的混战中被击毙，鲍威尔及其同僚巧妙地将责任推到文职官员身上。
鲍威尔1993年退役后，克林顿选择了一位不像鲍威尔那样敢于阻碍总统行动自由的人取而代之。乔治 W 布什总统（或者代表他做事的国防部长唐纳德 拉姆斯菲尔德）延续了这一做法。实际上，拉姆斯菲尔德有过之而无不及。克林顿1993年在参联会手里失去的尊严在10年之后才得以弥补。哪位高级军官敢表达对入侵伊拉克的怀疑，拉姆斯菲尔德及其副手保罗 沃尔福威茨就会把他揪出来不断羞辱。2003年2月，陆军参谋长埃里克 新关（Eric Shinseki）将军在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作证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占领伊拉克会带来巨大挑战，将需要几十万兵力。这与布什政府模糊但乐观的预测相左。新关的坦率立即招致拉姆斯菲尔德及其副手的指责。非常恼火的沃尔福威茨对媒体表示，这位将军的评估“非常离谱”。新关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很快被迫退役。
新关的命运给其同行上了一课。在拉姆斯菲尔德领导的五角大楼，将军们不敢提问；他们不表达独立的观点，对国会也是如此；他们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对此，没有人比汤米 弗兰克斯（Tommy Franks）将军更能心领神会。他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策划并实施了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在取悦拉姆斯菲尔德方面，弗兰克斯简直是迫不及待。在伊拉克战争之前，布什总统问他本人对此有什么看法，这位将军回答道：“先生，我们部长现在怎么想、过去怎么想、将来怎么想，我就怎么想。”
美国走上全球反恐道路之时，高级官员本身对军民之间的互不信任气氛负有很大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拉姆斯菲尔德的严厉是文官对军方两面三刀、阴谋诡计的报复。军方的劣迹可以追溯至20世纪40年代，固执任性的各军种参谋长们逼得第一任国防部长詹姆斯 福里斯特尔（James Forrestal）精神崩溃，最后自杀。如果说参谋长们罪有应得，但整个国家付出了沉重代价。拉姆斯菲尔德等文职官员不再相信高级军队领导人能够提供不受无关想法影响的专业军事建议。于是，汤米 弗兰克斯成为布什政府俯首帖耳的干将，这个国家毅然走向身陷伊拉克的困境。
中央情报局也是同样的情况。虽然乔治 特内特（George Tenet）不是布什总统任命的，是克林顿时期的二手货，但布什留用了他，甚至在中央情报局有关“911”的重大情报失误之后依然如此。原因好像很明白：总统可以依靠乐于奉承的特内特告诉他想听到的东西。的确，特内特让总统非常放心地认为，证明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成为“大力灌篮”，为布什总统因其他原因而对伊拉克发动的预防性战争提供基本理由。国务院的分析人员可能对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入侵伊拉克的智慧）心存疑虑，但只要特内特在那儿亦步亦趋，他们的观点一点用也没有。
尽管唯命是从的特内特担任中情局局长，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还是担心中情局会阻碍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的计划。2002年9月，他在自己麾下设立了“特别计划办公室”（Office of Special Plans，简称OPS），负责独立评估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及其与“基地”组织的关系。这一倡议的灵感不言自明：拉姆斯菲尔德害怕特内特领导下的中情局分析人员不愿使用既定的脚本。国防部长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副总统办公室的高级官员，都认为中情局的人不可信。
创建特别计划办公室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批评者指责国防部长重用鹰派新保守主义者，他们渴望战争，如有必要还会编造假账。可是，假定有关各方都是出于好意，这仍然是一个让人忧心的插曲：实际上，国防部长办公室是在指责国家最高情报机构在重大安全问题上编造事实。虽然媒体把这个问题描述为华盛顿运行方式的例证，即部门间斗争的平常例子，但实际上它说明存在更大问题：主要的国家安全机构实际上不遵循共同的国家利益定义。
在实际运行中的问题是：如果奥萨马 本 拉登发动袭击时没有中央情报局和参联会，如果国会1947年没有创建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么美国的情况会比现在差吗？也就是说，如果布什总统只能依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机构，一个大小适中的主管外交的国务院和两个主管军事事务的小型内阁机构，他会把伊拉克搞得更糟吗？更直白地说，国家安全机构历经60多年的演变，它到底增加了什么价值？如果答案是“没有”，也就是说，如果投资回报基本上为负数的话，那么也许现在应该考虑废除这个显然没用的机构了。
尼采、福里斯特尔、沃尔福威茨:没有智慧的“智囊”
由于国家安全机构的明显缺陷，帝国总统们转向别处寻求有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建议。中央情报局或参谋长联席会议总是告诉总统想听到的东西，但是他们的努力或许依然具有一些边际效用。不过，在紧急征求意见时，总统日益依靠较小的亲信圈子，而不是散漫、吵闹的官僚机构。对总统的个人忠诚，而非机构内的官阶，成为影响力的最终决定因素。
在这个国家安全危机永久化的时代，严肃问题总是在私下、幕后处理。这才是真正运作当代政治的地方。实质性的行动只涉及少数几个玩家，多数不是选举出来的官员，他们的决议多数是在秘密帷幕之后作出的。
从一开始，这种做法就蕴涵着两种理念。第一种理念认为，通过咨询一批亲手挑选的“智囊”，总统有可能作出更好的决定。虽然“决定者”最终拍板，但作出决定的实际过程是集体进行的，总统听取老练、机智、世故的顾问们的意见，顾问们依靠拥有专业知识的官员。
第二个理念认为，这些顾问必须只为最高行政长官服务，不为他人效力。只有保证咨询意见不公之于众，“智囊”才会坦率、诚实地讲话。这是寻求“行政特权”的基础。
其实，一般来说，“智囊”认为公众甚至国会干涉政策制定即便不是危险的，显然也是无益的。他们认为，国家安全非常复杂，超出普通公民的知识范围，因为他们也会受短期的、情绪化的考虑影响，无法形成冷静的、长期的观点。普通大众反复无常，把握不了这些事务。他们不识大局，察觉不到微妙变化，缺乏果敢决断。寻求真正战略途径的总统只能依靠老练的内部人士，他们充满理性，不带偏见，信息灵通，人脉广泛，掌握标准的政治词汇，了解世界实际运转的方式。
总的来说，国家安全精英极其鄙视公众，虽然他们对此一般都秘而不宣。对媒体讲话时，他们尊重所有熟悉的政治习惯，经常充满敬意地提及美国人民的“意愿”。
可是，这个面具经常滑落，公然暴露出这些内部人士毫不关心无知大众的想法。“如果你真的有民主，做人民想做的事情，”国务卿迪安 艾奇逊曾经顺口说道，“你每次都会犯错。”艾奇逊的话表达了他的个人观点，也准确总结了国家安全精英的基本看法：民意不可信；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民众的角色是提不同意见。高级官员如何让民众顺从？迪安 艾奇逊解释道：依靠宣传。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向民众解释政策时，“要说服民众，限制条件必须让位于简洁，准确和细节必须让位于直白甚至蛮横”。他的意思是不能事无巨细地讲述真相，而是传递“比真相还清晰”的观点。
总统依赖“智囊”绝不是最近才有的现象。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伍德罗 威尔逊时期，他雇用爱德华 M 豪斯当他的亲信、密友和外交纠纷调解专家。这一传统的高潮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批优秀公民（从华尔街）轮转到华盛顿，占据了罗斯福政府的高级职位。这批人包括艾奇逊、W 埃夫里尔 哈里曼、罗伯特 洛维特、约翰 J 麦克洛伊、罗伯特 帕特森和亨利 L 史汀生。这是东部权势集团的化身，其成员功成名就、腰缠万贯、自信满满，许多人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都认为，在国家危急时刻到政府任职是职责所系。他们乐于使用权力，他们洋溢着自信，他们有共同的世界观和对美国在世界上合理地位的看法。
把这一传统浪漫化是错误的。回头看来，这一传统狭隘、顽固、恃才傲物。虽然其成员表现出令人钦佩的贵族责任感，但他们大多对社会公正和人权问题视而不见。在种族和宗教问题上，他们表现出符合他们阶级和时代的偏见。可是，他们的爱国情操不容置疑。史汀生传统的拥趸把自己看做国家的公仆。虽然他们具有保守主义倾向，但他们的努力超越了党派考虑。他们的目标是保护美国，不是迎合美国生活方式中的社会或经济安排。在20世纪40年代，保卫国家意味着增强国家实力，使美国跻身世界大国前列。在很大程度上，史汀生及其同人成功地实现了这个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敲响了这一传统的丧钟。我们可以相当准确地找到它开始衰落的日期。1945年9月21日，刚过78岁的国务卿史汀生终于离开了华盛顿，海军部长詹姆斯 福里斯特尔继续待在华盛顿，成为一个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人物。
虽然今天人们已经淡忘，但当时这两个人物之间的区别非常明显，这很能说明问题。史汀生出自长老会教徒世家，是耶鲁大学菲利浦学院、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华尔街成功律师的典型。他结婚很早并一直忠诚于妻子。他积累了优秀的公职记录：1918年在法国服役，担任过菲律宾总督，当过4年国务卿，两次主掌战争部。对史汀生的崇拜者来说，他代表着“信任、真理、公正、美德、依法办事、责任感，是一个光芒四射的榜样”。
福里斯特尔是一个爱尔兰裔天主教徒，贫苦移民的儿子。他虽然上过普林斯顿大学，但中途辍学。投身华尔街后，他加入了迪伦–里德投资公司，展现出赚钱的天赋。随着职位不断上升，他于1938年成为这家投资公司的董事长。1940年，他去了华盛顿，接连担任多个高级职务。福里斯特尔的个人生活一路蹒跚：妻子是一个荡妇和酒鬼，他本人则是十足的酒徒、粗心大意的父亲、不加节制的色鬼。他野心勃勃，反复无常，心神不定，狂妄好斗，暴躁异常。福里斯特尔陷入极度孤独之中，醉心于政府工作，徒劳地逃避从孩提时就萦绕在心头的恶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史汀生是“旧华盛顿”的门面。他一直在华盛顿工作，目睹了所有事情。即使如此，他不喜欢过度反应，不惊慌失措。他表现稳重、谨慎和镇定。
福里斯特尔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性情，既高度警觉，又急于行动。他是一个伪现实主义者，声称应实事求是地看待世界，却极度误判美国面临的形势。福里斯特尔认为坐等事件发生就是自找不可接受的风险。危险就在前面，需要作出紧急反应。即便最轻微的延误也会招致世界末日般的溃败。这简直就是迪克8226;切尼“百分之一学说”的前身。当然，正是这种精神促使福里斯特尔从1945年开始动员华盛顿对抗所谓的“红色法西斯”威胁，声称致力于“在全世界实践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斯大林政权要发动“世界革命”。
福里斯特尔不是一个满脑子都是智慧的人。他缺乏定力和判断力。他实际上是一个精神病态、内心痛苦的人。但他给美国政策留下了持久印迹，对之后各代“智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口口声声崇拜史汀生，却以福里斯特尔为榜样，草木皆兵，帽子掉了也要拉响警报。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福里斯特尔的后继者挤进了总统顾问的内圈，紧张地担心着最坏情况，敦促立即采取行动主动防范灾难。伊拉克战争的倡导者也算是他的嫡系传人。
德怀特 D 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担心忧心忡忡的美国有朝一日会成为“军营国家”。他的告别演说最为鲜明地表达了这种关切。虽然艾森豪威尔的警告实在太中肯了，包括强调“警惕而智慧的公民”有必要提防“军工集团”滥用权力，但他最担心的事情毕竟没有发生。美国今天不是一个军营国家。可是，毫无疑问，美国政治精英遵循的是军营心态，念念不忘安全问题，把军事力量看做解决国际问题的最佳手段。詹姆斯8226;福里斯特尔就是这种军国主义思维的教父。
如果他有嫡系继承人的话，那这个人就是保罗 尼采（Paul Nitze），一个夸大威胁的大师，一个最持久、最有影响力的战后“智囊”。如同福里斯特尔，尼采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迪伦–里德公司工作，赚了大钱。1940年，他追随福里斯特尔去了华盛顿，并一直待在那里，成为国家安全机构的固定成员。在接下来的40年里，不管是在政府内部还是外围，尼采都是一个国家安全政治的重要玩家。可是他最为持久的贡献是在早期作出的，标志着詹姆斯 福里斯特尔的对抗传统取代了亨利 史汀生更为温和的传统。当时，尼采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即国安会68号文件，简称NSC 68）的主要起草者。这份报告是1950年初为杜鲁门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的。
历史学家长期以来视国安会68号文件为战后美国治国方略的基础文件。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的确如此，甚至更甚。国安会68号文件让我们感觉到战后遵从“智囊”的传统已被扭曲得不成样子了。
两个事件促使杜鲁门1950年1月命令国务院和国防部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紧急（当然也是秘密）评估。虽然这两个事件不算小事，但尼采的主要贡献是把它们吹得无限大，把它们当成彻底调整美国政策的基础。在这件事情上，他最终取得了胜利。
第一件事是苏联于1949年8月试爆了一枚核弹。苏联的试验没有动摇美国的整体核优势，也不意味着克里姆林宫拥有了一件可运载的武器。它的直接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上的。突然失去绝对核垄断地位让美国人大吃一惊，掀起了美国集体潜意识深处早已存在的恐惧，即纽约和旧金山有朝一日会遭受广岛和长崎的命运。
第二件事是1949年10月1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掌握了中国的最高权力。与苏联的核威胁相比，这件事并不出乎意料。美国官员早就预料到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权会最终输给共产党人。可是，即便这个结果是可以预测的，也不值得美国欢迎。从华盛顿的角度看，北京变红是西方的重大挫折。即便如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依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没有威胁美国的能力。在北京，共产党掌握了执政权力，但这个事实本身并没有使中国成为强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年后，美国处于其实力和影响力的巅峰。但是，国安会68号文件称，美国正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不仅这个共和国而且文明本身的毁灭”突然成为一种现实可能。其实，美国的制度“面临历史前所未有的更大威胁”。至少尼采1950年春是这样描述美国面临的形势的。
这种世界末日意识表达了尼采对苏联及其意图的认识。“在一种新的狂热信仰推动下” ，克里姆林宫正在寻求“将其绝对权力强加给世界其他地方”。苏联以“压倒性军事力量”为后盾，通过“渗透和威胁”，试图“将自由世界置于其统治之下”。国安会68号文件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苏联的计划是“完全颠覆和强行摧毁非苏维埃国家的政府机器和社会结构，以服从和受制于克里姆林宫的机关和结构取而代之”。“持久的危机、冲突和扩张”是苏联政策的本质。所有这些都与美国的善意姿态形成鲜明对比。美国政策从本质上体现出“世界观的宽容性，出发点的慷慨性和建设性，国际关系上不具贪婪性”。
这场竞赛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自由对抗“卑鄙奴隶制度”的继续。国安会68号文件赞成“自由观念是历史上最具感染力的观念”，并进而解释说，苏联认为自由是“永恒且持久的威胁”。为了消除这种威胁，苏联领导人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起了针对自由制度的进攻。国安会68号文件敲响了警钟，称“苏联实际拥有的军队远远超过保卫国家领土的需要”。根据尼采的分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实际上已被严重损伤、尚未进入恢复阶段的）苏联已经拥有明显的力量优势。而且，它正在日益“扩大其战争准备与自由世界疏于战备的差距”。
要应对这一史无前例的威胁，尼采预言只有三种选择：孤立主义；预防性战争（即对无法进行报复的国家首先进行核打击）；“更快提高”美国实力，特别是军事力量。国安会68号文件拒绝第一种选择，认为那等于投降。它对第二种选择不屑一顾，认为那样“不得人心”，而且“在道义上具有腐蚀性”。这样只剩下第三种选择。尼采建议大幅度提高国防支出，重点放在加快氢弹的开发上；增加安全援助，训练和装备友好国家的军队；努力改善内部安全，提高情报搜集能力；加大隐蔽行动力度，“煽动和支持苏联集团内部的动乱和起义”。国家安全应成为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所以国安会68号文件呼吁抑制国内支出。它也主张增加税收，获得资助改善军备所需的资源。实际上，“尼采主义”为美国政策永久军国主义化开出了一剂药方。
然而，增加军事支出不一定意味着普通美国人要勒紧裤腰带。国安会68号文件提供了一种前景，认为“这一计划的经济效应是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增加额会超过用于更多军事和外援目的的数额”。换言之，美国既能买得起大炮，也买得起黄油，而且其实，生产更多枪炮可能会带来更多黄油。
对尼采来说，这是一个关键的卖点。高水平的军事支出不仅不与国家长期经济繁荣相背，而且会为持久繁荣奠定基础。这种观点显然是想说服政府官员，尤其是杜鲁门本人，因为他担心把大量资金投向国防会造成负面的国内影响。这就是“尼采主义”持久吸引力的一个来源：改善军备不仅带来更大安全，也会带来更大的物质富足。
可是，直到命运以朝鲜战争的形式出面干预，杜鲁门才被说服。对于一个四面楚歌的总统来说，朝鲜半岛上爆发战争是又一个不受欢迎的意外事件。但对尼采来说，好运来的正是时候。朝鲜战争的爆发看起来印证了国安会68号文件中的分析：在克里姆林宫的指挥下，国际共产主义显然正在全速前进。在近期美国历史上，这不是“智囊”们最后一次冲动地赋予一般意义的事件极大重要性，另一次是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结果是清除了对尼采处方的剩余疑虑，国安会68号文件成了教条。国防支出在规模上增加了两倍，所增加的支出没有用于对朝作战，而是资助了尼采提议的改善军备计划。美国政策的军国主义化就这样在热切期待中拉开了序幕。
如果这份文件仅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它不会在这里引起我们的注意。国安会68号文件的意义不止于此。虽然今天多数美国人不熟悉这份文件的内容，但尼采的这部“杰作”对当代美国政策的意义，不啻于华盛顿的告别演说或“门罗主义”对19世纪美国政策的意义。它提供了一把钥匙，可以解释之后几十年的大多数事件。
即便今天，对迈克斯 布特、托马斯 唐纳利（Thomas Donnelly）、弗雷德里克 卡根（Frederick Kagan）等新保守主义者来说，国安会68号文件仍具有护身符般的意义，是“一贯性大战略”的样板。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卡根称，尼采的著作提供了“美国作为全球大国必须遵循的安全政策观”。但是，一些人看做是一贯性的东西，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则是贴着妄想狂花边的极度焦虑、妄自尊大的错觉和对真相的漠然不顾。今天读国安会68号文件，就如同走进了憎恨、惧怕和恐慌的温室，正是这种情绪组合促成了伊拉克战争，与现实相去万里。国安会68号文件就是一场散布恐惧的演习，是从尼采时代至今所有“智囊”的惯用伎俩。
这个模式已经为人们所熟悉：尼采式的人物占据华盛顿内部人士位置，发出危险警告，大声疾呼立即采取行动。就像起草国安会68号文件一样，之后的事情有时是在幕后导演的，是完全华盛顿风格的情景剧。启动国会调查，成立各种委员会，智库发表厚厚的报告，增强了这种紧张感。故意向媒体透露消息，让人感觉事情可能比看起来还要糟糕。危险总在浮现。（“要一直提升这种威胁，”国防部长唐纳德8226;拉姆斯菲尔德在“98226;11”后这样敦促其下属，“让美国人民认识到他们被世界上的暴力极端者包围了。”）美国总是落在后面，而应对措施总是发展急需的新能力或采取更为激进的步骤，当然还要给五角大楼、情报机构及其他国家安全机构更多资金。
自从形成以来，“尼采主义”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精英们不断追寻的典范。1950年尼采开创的方法甚至在今天仍有其价值。他展示了妖魔化美国敌人的好处，从而把微小关切变为严重威胁，把严重威胁变为特大威胁。他创造了巧妙设计“选择”的技巧，推导出预先设定的结论，因而让分析人员成为事实上的决策者。他表明，用“和平”和“自由”等委婉语替代扩张主义，美国人的理想就能很容易用来掩盖美国的野心。然而最重要的是，尼采表明用散布恐慌来驱动决策程序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在消除障碍、打开荷包方面，“尼采主义”创造了奇迹。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尼采的亲自领导下，出现了让人惊慌失措的“轰炸机差距”报告，称苏联已经在战略轰炸机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之后不久，“导弹差距”的传言又登上报纸头版头条，称苏联人在远程导弹方面把美国远远甩在了后面。无处不在的尼采又成为《盖斯纳报告》（Gaither Report）的主要作者，大力鼓吹这种关切。
20世纪50年代末，内部人士极度担心苏联的战略优势太大，已经破坏了“微妙的恐怖平衡”。美国威慑敌人的能力正在下降，可能很快消失。20世纪70年代末，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乔治 H W 布什召集了一批“智囊”调研这一关切，尼采是其中主要人物。这个所谓的“B队”得出结论，事态比设想的更为糟糕：美国已经大大落后，苏联首先发动核打击已经成为现实可能。苏联的威胁还未消失，1998年唐纳德8226;拉姆斯菲尔德主持的“对美国弹道导弹威胁评估委员会”又警告称，美国低估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等国导弹计划带来的威胁。
从国安会68号文件虚无缥缈地描述苏联能力和意图开始，所有这些警告证明都是不准确的。在每个案例中，“尼采主义”的支持者都扭曲事实，夸大危险。艾森豪威尔时期的轰炸机和导弹差距是想象力过分活跃而虚构出来的。虽然苏联核武库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所增加，但它远远没有掌握先发制人的能力。拉姆斯菲尔德委员会的结论也证明这些纯属虚构。但在每种情况下，就像国安会68号文件一样，这些“智囊”们的叫嚣都取得了预期效果。
就像国安会68号文件一样，这些看似严格的分析实际上是为了掩盖小团体思维，导出事先设定的结论，反映有关人员的偏见、政策议程和职业利益。乔治 W 布什的下属没有发明这种为某项政策而篡改事实的想法。他们只是把这种过去60年在国家安全政治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厚颜无耻的技巧提到了新的高度。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位代表者是保罗 沃尔福威茨。正如尼采是福里斯特尔的继承人一样，沃尔福威茨也可被视为尼采的后继者。20世纪70年代，沃尔福威茨崭露头角，成为“B队”的初级成员，为尼采效力。20世纪90年代，他作为拉姆斯菲尔德委员会的高级成员再次浮出水面。在此期间，他在国务院、国防部担任各种职务，在职务阶梯上稳步上升。虽然沃尔福威茨不被公众所知，但在内部人士中间，他已经获得后起之秀的美名——有头脑、有想象力，对刚刚浮现的新威胁极其敏感，对美国既有智慧带来的限制无法容忍。
对沃尔福威茨来说，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是一种宗教替代品。他是虔诚的信徒，对历史的目标和美国在实现这个目标中的天定角色毫无怀疑。沃尔福威茨认为美国实力充足且能自我补给，于是一直急切地想让这种实力发挥作用。冷战结束使这种激进倾向更加明显。沃尔福威茨也认为，这场胜利把美国抬升至绝对优势位置。“伴随巨大的影响事态的能力，”他写道，“需要厘清如何最好地运用这种能力塑造未来。”此外，根据他的判断，无所作为的风险虽然难以衡量，但有可能超过采取行动的风险。
在沃尔福威茨塑造未来的手段中，军事力量被赋予核心作用。在老布什总统领导的国防部工作时，他就曾经名噪一时，在一份文件中主张永恒且无疑的全球军事领先地位应成为冷战后政策的基石。多数民主党批评者指责这一主张是军国主义化的“美国治下的和平”蓝图。然而，当民主党人1993年入主白宫的时候，他们也开始着手培育一个大胆使用军事力量的“美国治下的和平”。比尔 克林顿向索马里、海地和巴尔干半岛派出军队，轰炸塞尔维亚、苏丹、阿富汗和伊拉克。这时沃尔福威茨抱怨的不是美国政策过于鲁莽，而是依然胆小怯懦。他指责“克林顿政府见风使舵而不是直取命脉”。这种见风使舵“会使将来的问题不断累积”。沃尔福威茨对堆积问题不感兴趣，他想消除问题。
2001年9月11日发生袭击事件时，沃尔福威茨又出现在政府内，这次他是乔治 W 布什麾下国防部的二把手。对沃尔福威茨来说，近3 000名美国人被杀害是一场可怕的悲剧，也提供了众多机遇。这是一劳永逸终结见风使舵倾向的机会。就像尼采利用苏联原子弹、中国革命和后来的朝鲜战争为重建美国军事力量辩护一样，沃尔福威茨现在利用“基地”组织的袭击为释放美国军事力量而奔走呼号。他认为，直取敌人命脉的时刻显然已经到来。
伊拉克提供了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所谓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迫使布什政府采取行动。萨达姆的这些武器有可能落入恐怖分子之手，沃尔福威茨后来评论道，“这是大家都认同的事情”。伊拉克人民在萨达姆铁蹄之下所遭受的苦难，又赋予了这场冲突一个适当的道义借口，让布什政府把一场可以选择的战争标榜为解放战争。
沃尔福威茨期望这样一场战争具有变革性质。废黜萨达姆将成为“21世纪西方自我定位的历史时刻”，当然，这种定位的核心是“自由和民主等价值观”。推翻萨达姆可能会在伊斯兰世界掀起政治变革浪潮。沃尔福威茨本人希望依靠“解放世界上这个最重要阿拉伯国家的天才人民”，“为美国人、阿拉伯人和其他善良的人民”创造一个和平与和谐生活的机会。他感觉“很难相信”会有什么其他结果。
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装点门面而已。对沃尔福威茨来说，伊拉克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使用武力的新规范。从名义上讲，这场行动的目标是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推翻残暴的独裁者，排尽恐怖主义“沼泽”的水源。但更为根本的目标是解除对美国使用武装力量的所有限制。
于是，“911”之后，沃尔福威茨开始大胆闯入尼采本人原先不敢涉足的范围，鼓吹“预先自我防御”政策，即预防性战争。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受袭击后不到48小时，他已经直截了当地宣称，作为对“911”事件的反应，美国不愿把行动局限在与恐怖阴谋直接相关的人身上。将奥萨马 本 拉登及其同伙绳之以法是远远不够的。相反，美国计划对所有构成潜在威胁的国家发动“一场广泛而持久的战役”。目标不仅限于未来的恐怖分子本身。美国执行“终结所有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的政策，清除恐怖分子的庇护所和“安全港”。在国安会68号文件中，尼采至少还装模作样地提供了几种选择以供考虑。而对“911”之后的沃尔福威茨来说，选择只有一种：永无休止的全球战争。
“911”之后数小时内，沃尔福威茨已经要求采取军事行动来清除萨达姆了。结果，批评者后来给他贴上了误入歧途的伊拉克战争主要设计师的标签。更严重的指控是，他应为预防性战争概念合法化负主要责任。历史将记住沃尔福威茨，他是杜撰“布什主义”的知识分子型斯文加利①。在国安会68号文件中，尼采斥责预防性战争为“令人讨厌的”。沃尔福威茨现在则称其为可以允许、必需的，甚至是有吸引力的。
对1940年前的多数美国人而言，寻求全球永久军事优势好像含糊其辞，格格不入。这种前景可能让普鲁士人激动不已，却不可能让皮奥利亚人②有所触动。1950年后，如果有人认为美国不愿意成为军事领先国家，那简直无法容忍。这是尼采取得的赫赫成果。
2001年前，尽管尼采竭尽全力鼓吹军营心态，但多数美国人依然声称武力是最后的手段。政治家们依然认为战争应当避免。至于预防性战争，它仍然是不妥当的行为。“911”后，预防性战争被推崇为美国政策的核心准则。各派政治家都声称支持“全球战争”，即使冲突会持续数十年甚至数代人，他们的热情也不会消减。其实，对美国来说，战争已经成为一种永恒状态。至少在华盛顿，这一显著进展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兴趣，去探讨这场无限期战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影响。全球战争之外或许还有替代方案，但这种可能性无人理会。这是沃尔福威茨取得的成果，并随着入侵伊拉克而达到顶峰。
尼布尔曾经写道：“对所有人都有吸引力的虚假安全是权力的安全。”战后时期的“智囊”们，从福里
斯特尔到尼采再到沃尔福威茨，都从不动摇地忠诚于这种金玉其外的安全观。
伟大的帝国梦与永无休止的战争
“布什主义”是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实施以来最重大的国家安全倡议。其意义远远超过与之齐名的“杜鲁门主义”、“艾森豪威尔主义”、“尼克松主义”、“卡特主义”和“里根主义”。
毋庸讳言，在构建这个学说时，布什政府没有征求国会的同意。它甚至也没有征求美国人民的意见。由沃尔福威茨领导的一批“智囊”看到有机会对国家安全政策进行革命性改造，并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个机会，向总统推销自己的观点，然后以法令的形式付诸实施。
“布什主义”为入侵伊拉克提供了基本依据。布什政府的沃尔福威茨等人深信能速战速决，取得决定性胜利。作为战争目标，伊拉克的吸引力不在于它的强大可怕，海湾战争和10年的制裁已经使萨达姆的军队虚弱无力，而且他基本上没有了空军。伊拉克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看起来弱不禁风。入侵伊拉克肯定非常容易，理应如“闲庭信步”一般。沃尔福威茨等人期望利用这场胜利来巩固“布什主义”，展现其效力，并为未来更多实践铺平道路。简言之，有了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任何对使用美国军事力量（以及行使帝国总统特权）的限制都会烟消云散。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911”事件所启动的这些计划的范围。这些计划一开始就在伊拉克遇上了问题，但这不应让美国忽视一个事实，即清除萨达姆从来不是最终的较量。入侵伊拉克只是一个惊人阴谋的组成部分。“911”后给布什提供建议的“智囊”们希望先拿一个弱小对手开刀，以一场轻松的胜利为未来更大的胜利搭建舞台。
早在1997年，沃尔福威茨就认为，清除掉萨达姆“将为美国政策开辟新的选择”。新的选择指的是创造施展美国力量的新机遇，从而根据美国的利益塑造未来。“现在看来非常困难或不可能的行动，”沃尔福威茨轻松地预测道，“在走出最初几步后将变得更为可行”。这就是“布什主义”的基本目的：它赋予布什政府一个自行生效的授权，让它在未来采取任何需要的步骤。
虽然未来的步骤还在公众视线之外，但肯定是宏伟的步骤。“我们现在是帝国了，我们行动的时候，就会创造出自己想要的现实，”布什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曾经对记者罗恩8226;萨斯金德（Ron Suskind）说，“我们是创造历史的演员……你们，所有人，都只能研究我们做的事情。”“布什主义”为创造那种现实提供了主要工具。依靠军事力量，白宫将行动起来。其他所有人，包括官僚机构、国会、美国人民和整个世界，都只能在一旁观看。
当然结果证明，完成最初几步的难度已经远远超出沃尔福威尔茨的预期。我们习惯于尊重那些秉承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的“智囊”，但今天的伊拉克却成了这种尊重的终极表现。“布什主义”第一次应用就翻了船。
从这场灾难中吸取教训的努力只关注那些操作性问题。有人告诉我们，美国需要更准确的情报。军队必须提高反叛乱能力，更好地策划“下一场战争”的“第四阶段”，即占领和重建战败国所需的一整套行动。士兵需要更好的装备，既能防止简易爆炸装置（IED）的袭击，又能区分叛乱分子和无辜平民，准确消灭前者而保全后者。
然而，对战术和行动的关注转移了人们对政治领域更重要缺陷的思考。在这方面，如果放在1945年以来国家安全政策的更大背景下，伊拉克战争应当给予美国以下教训。
第一，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是美国例外论最为有害的表现形式，为制定合理政策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当实力处于上升状态时，美国可以装模作样地解释历史的目的或上帝的意愿。今天，美国已经不能继续放纵这种自负了。
尼布尔曾经写道：“整个历史的戏剧是在一个很大的意义框架内上演的，人类无法理解和控制。”接受这一格言中的真理应该是被选举或任命担当高级职位的前提。如果决策者依然故我、狂妄自大，他们将会招来更大灾难，让伊拉克遭遇相形见绌。
第二，美国人再也负担不起一个不起作用的政府。绵延数代人的准危机状态制造了近乎灾难的后果，扭曲了美国的宪法。在这个关头，认为白宫换一张新面孔、把国会控制权从一党交给另一党、再次努力治理国家安全机构就能改变局面，等于忘记了美国数十年的经历。
如果总统聚敛过多权力，如果国会软弱无能，如果国家安全机构无可挽回地破产了，那么美国人民只能责怪自己。他们让民主任人劫持。而劫持者不会主动归还他们抢劫的东西。
被人劫持的一个后果是培养出新一批政治精英，他们有既得利益，愿意延长这场危机、扩大自己权力的源泉。这些人在寻求和平、推进自由事业的幌子下设计政策，倡导战争，制造混乱。
继续听从这些精英的意见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伊拉克战争应该让人明白的第三个教训。今天“智囊”们提供的建议正是智慧的反面。其实，按照“911”以来贯穿美国政策的鲁莽误判来说，如果依靠随意挑选出来的公民的意见，而不是咨询练达世故的内部人士，总统们能得到更好的服务。毕竟，到头来要由普通公民的子子孙孙来打“智囊”们策划的种种战争。
“智囊”们可能表面上或看起来心肠不坏，指责他们无中生有显然不太公平。但从福里斯特尔时代、尼采时代直到现在，他们不断误判和夸大存在的威胁，造成了恶劣的后果。
毫无疑问，今天的“智囊”视自己为忠诚的爱国者。毫无疑问，他们甚至初衷良好。但这是不够的。保罗 沃尔福威茨自己写道：“如果美国总统的一项政策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仅凭本意的纯洁或正直，是不能为这项政策开脱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那些为总统提供建议并造成可怕后果的人。他们辜负了人们的信任。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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