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也鄙视周恩来

1981 年6月29日，邓小平主持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周都作了评价。当时对毛的评价是三七开。对周的评价是（大意）：周也讲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但是人民原谅他。换句话说，不是二八或一九开的问题，而是其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人民原谅他。

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合乎于历史事实的评价。邓小平你有你个人的自由，你可以原谅他，但你不能代表人民原谅他。

与邓的评价恰恰相反，我认为我们有太多的理由可以鄙视周恩来。

限于篇幅，试简单列举三条：

1953年9月11日，哲人梁漱溟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发言，严厉批评毛统治下的中国：“工农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别”，“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问题不在于城镇原本就比乡村富裕，而毛并没有缩小这种差距；问题在于，毛还何等严重地扩大了这种差距。更为要紧的是，毛还把这种差距固定下来制度化，建立起即使在“万恶的旧中国”也不曾有过的城乡户口二元体制。从此，占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民成了法定的二等国民。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城里人吃不饱，好歹还定量供应；乡下人却唯有活活饿死的份儿。由于城乡之间铁幕森严，挨饿的农民不要说不准进城打工，甚至就连进城乞讨的权利都被褫夺。而这一决策的最初策划者，同时也是忠实执行者，正是毛个人的大管家周恩来。1953年4月17日，周签发《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6年12月30日，周签发《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这个指示等于向农民提出警告：如果你在城市中没有亲友，千万不要进城，否则政府将要进行遣返）。1957年3月2日，周签发《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1957年9月14日，周签发《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最终导致恶法典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于 1958年1月9日通过，从立法程序上，正式建立起至今流弊无处不在的城乡隔离制度……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本来，刘、周、朱、陈等人都是附和彭的。但后来毛要挟全局，说若坚持挺彭，那他走人：组织人丁，另外立党；如果军队不听他的，那他可以另组军队，重上井冈。在这种局面下，只有少数人还胆敢为彭仗义执言。7月19日，总参谋长黄克诚和深知民间疾苦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认为彭信内容总的来说是好的，表示赞同；有些提法和用语可以斟酌。毛的秘书李锐也发表了意见，认为彭提的问题尖锐，打破了沉重的压力局面。8月2日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李锐想再申明一下自己的看法，被周制止。周说：现在开的是中央委员会全会，你一不是中央委员，二不是中央候补委员，你没有资格在会上发言。如果当时人人都不像周这样厚颜无耻地见风使舵，这样彭站住了脚，毛的淫威也说不定当就此终结了罢。

1966年11月10日，毛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因红卫兵人数有一百五十多万之巨，已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于是周提出，让红卫兵分别排在天安门前东西贯北京的长安大街，和向北郊去的二环路上。毛则乘敞篷吉普车巡行检阅。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人民大会堂，将地图在地毯上摊开，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以堂堂一国之总理，举止怎么能像个奴仆一样呢？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着纸烟，一面听周的解说。毛的态度带着一种嘲讽，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切。毛的专制极权在毛与周的君臣关系上表露无遗。毛一方面要求周的忠心，事事按毛的旨意办，因此周也才能保住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面，又因为周过于忠心，毛完全没有将周放在眼里，毛不认为周有攫取权力的野心，因此周能够被打而不倒。

仅就以上这三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周的心中根本装的不是劳苦困顿的大众，不是敬业奉献的同僚，不是出生入死的战友，不是近在咫尺的真理……

----正如李敖先生所说，周心里时时刻刻算计着的，只是“老三”的位置，“老二”的位置他都不敢想！

Hits: 468, Date: 2006-07-19 18:3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