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会变吗?

唱着“东方红”长大,过着“社会主义好”的日子,勤勤恳恳工作,穷得只有“毛泽东思想”,又碰上“摸着石头过河”。岁月无情,过上清闲的退休生涯,跑到海外,看看西洋景,似乎天下乌鸦一般黑,听听还是有些不一样,想想我是否由“聪明”变成“愚昧”,忍不住当起“二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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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变吗?

了大家的安全、公平公正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不论一党制还是二党制,在特定时期的集权和专制有其存在的必要。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党长期执政容易走向极端,极端带来灾难、不平等,饥饿与赤贫是近代极端政治运动之母。

西方用了150~300多年的时间创造的政治文明为减少这种极端有了可能。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已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人们去学习、去领悟、去改造、去改变。借鉴他人的经验和教训顺应社会人心思变的时代脉动,修正落后的规则,让希望推动进步。

世界让人改变,那是必然的。时间让人改变,也是当然的。要点是怎样的改变?

最近加拿大联邦政坛,风云突变,动荡不安,要了解前因后果,首先要认识加拿大的政治架构及其游戏规则。

加拿大的政制源自英国,是君主议会民主制,它由行政、立法、司法三部分组成。联邦政府的行政机构由总理及内阁组成;立法机构是议会,包括女皇及其代表--总督、上、下议院;司法机构由最高法院及其组成部分代表。省级行政机构由省总理及其内阁;司法机构--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及上诉法院;立法机构--由总督及选举产生的省议会组成。

上(参)议院(Senate)目前有105名议员,由联邦总理建议总督任命,终身制,到75岁就必须退休。下(众)议院(House)席位原则上根据各省人口比例确定,大约 10万人划分为一个选区,席位数与全国选区数相等,每个选区只有一个侯选人当选进入议会。国会中议席最多的政党成为执政党,组织政府,而党魁则成为政府总理。选民在大选中选出的是国会,再由国会产生政府和总理。所有法案需要国会表决通过,由总督签署,政府施政由国会监督。国会是国家最高的立法和权力中心。各级政府责职很明确:联邦政府,大体主管公民资格审定、外交、军备、国家经济政策、税收、货币发行和邮政 ;省级政府主管教育、儿童福利和保健措施;市镇县主管城市交通、建筑管理、公园及娱乐场所建筑消防和图书馆的建立;共同性的职责包括农业生产、司法、人权保障、环保、家庭补助、老龄保险和移民。

加拿大注册合法政党有17个,比较有实力的大党有5个。在今年10月的大选中,保守党在国会取得143席,得票率38%;而自由党、新民主党和魁人政团共取得163席,得票率55%,独立侯选人2席。保守党在国会的议席少于 308席的半数(154席)就只能以少数党政府执政。在立法和施政方面,少数党政府需要和反对党沟通和洽商,才能顺利过渡。

1127日政府的经济报告,不但没有振兴经济的计划,反而借机取消政党津贴,打压其他政党,迫使反对党联手对抗。

反对党凭着有163席超过半数议席的优势提出组成联合政府,这在加拿大虽少见,但在其他国家却常见,如德国、意大利、荷籣和以色列等。一个国家如果有多个政党,选票分散,往往选出的是少数党政府。如果少数党政府不能有效运作,由其他反对党组成联合政府,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好处是国会和政府可以继续运作,不必中断,亦避免频频大选,劳民伤财。同时联合政府可以广纳人才,有效施政。

这是一场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民主国家都是通过唇枪舌剑和平进行,决不会有极端手段。因为西方民主是在几千年的基督、天主、东正等教的宗教文化浸渍所派生的价值观与行为意识及国家高素质的综合教育下形成的理性、真诚和良好的政治素质,大多数人的脑袋有能力判断是非好坏。政党的更替会有利于民生,人民能有更好的选择,大家心平气和的对待,从容参与,即使不喜欢的政党当选,也不会恨得牙根痒痒,决不会有太大动静的波动。

权力的宝座是张魔椅,谁坐上后就不会自动离开。文明国家的办法是弹劾或通过大选,用选票来决定你继续坐还是离开,那头凶悍的“大猩猩”,用谎言发动了不得民心的二场战争,如今不仅要乖乖从那张椅子上走开;而且还可能连累他所在的共和党下个选举年想坐上去也难。正因如此,凡是坐在这个宝座的头头都要极尽全力进行保卫战,在法律的允许范围内,常常使尽技俩採取拖延战术让自己坐得更久。加拿大政府总理为了度过目前的信任危机,采用请求总督休会获准,借此逃避反对党的不信任提案,争取了时间,一方面分化瓦解反对派的团结;另一方面积极准备重新提出更好的振兴经济计划,以便获得议会通过,保住自己的位置和集团利益,鉴于保守党民望下滑,结果难料。

见识加拿大的“民主游戏”

大选的第一步是点祘登记,即准备合格选民的名单,点祘登记员会挨门逐户的进行家访、登记选民。点祘登记完毕便开始通过邮寄发放登记通知卡,如果你未收到登记通知卡,又或卡上有错误,可以在数天内去选区办事处更改,办事处的电话号码会在报纸上刊登,否则你可能不能在选举当日投票。通知卡上有投票的时间、地点。如果你的名字不在选民名单上,你必许立急致电你所在的选区办事处,在市区,你必须提前17天出现在选民名单里,你才可以投票;郊区,即使选民名单上找不到你的名字,只要有一个认识的合格选民,可以宣誓证实你的身份,就可在选举日投票。

加国一般每500名选民设一个投票站,大都设在教堂或学校。选举当天,选举官员和职员及监票员在投票站负责管理。选举是非强制性的。为了确保所有选民都有机会投票,政府会指定某几天,让选举当天不在选区内或年老、患病、身体伤残能投票的选民在选举日之前投票。

投票时,选民会收到一张正式表格的选票。本选区候选人的名字依照英文字母Az的次序排列其上,並表明每个候选人的所属政党或独立参选。投票时,在你想投票的候选人名字右方圆圈内划上“X”符号,投票站的职员便会当面把你的选票投入票箱。

大选实行秘密投票,选民投票时任何人不得监视选民,不得探听选民支持哪位候选人;任何人不得强迫选民投票支持某指定的候选人,或强迫选民投票前或投票后说出自己支持哪一位候选人;投票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公布任何与选举结果有关的信息;在选举站投票选民既不可与旁人商量,也不可影响旁人。

根据加拿大选举法,凡是年满18周岁的公民都有权、有资格参与竞选国会议员,只要他真正代表选民的意愿,能真实地表达选民的心声,他就是一个合格的参选者。但参议员、法官、省和地区议会议员、全国选举委员会主席等不能参选。不过参选的候选人也不等于人人都可为之。你必须要有鲜明的政治观念,一个好的政纲,足够的社会服务、民望资本、答辩能力、工作能力,否则,你凭什么让别人投你一票?没有一个积累和让人认识的过程,更本没有资格进去玩游戏,这就是现实。 

加拿大的各级选举制是个相当成熟而又庞大的政治构架,想从政,一是有名气、名望的人走政治任命的路;另一条就是通过参选,一步一个脚印,一个一个台阶去爬。参选是个阶段性的行为,参政则是个长远的工程,是整体的事情。比较而言,参选还是应该有个政党背景,搭个顺风车,徒步走,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不过勤奋、决心提供机会,功到自然成。市选远没有省选和联邦选举那么复杂,但社区服务的高质要求,决定了参选者必须熟悉社区服务,服务社区,服务民众,是个化时间付出的过程,也是积累政治资本的过程,只有做好了这些功课,才会有实力发表政见,並据此设计政纲参选。

作为侯选人接下来的功夫就要亲力亲为,到选区逐户敲门和选民聊天,谈社区的治安、谈交通、谈图书馆、谈学校的设置,要把自己的想法和建议都说出来;除此以外,还要去超市和酒楼门口和选民握手聊天、到一些地点插宣传牌、写文章、登广告、收邮件、回答居民的问题等等。一般第一次都是要一个人去做,经过几次选举后,就会有义工帮忙,能轻松一点。

候选人想光靠口才、背景和实力赢得选举是不可能的。候选人做了多少,能做多少,选民是会有判断,现时加拿大选民的政治智慧与政治水平已不会把选票随便乱投的,即使侥幸胜选也会是一次性的。加拿大的政治体系对从政人士的权力有着极为明确与严格的限制,其实即使是一名成功的政治家手中握有的权力也极其有限,所以参与竞选绝不可能是为了权力、金钱,仅仅是政治素质唤起承担的责任、一种使命。政客为选票,政治家为国家.因此,在加拿大一个没有真正为社会服务心的人,恐怕是很难胜任这份议员的工作。

这“洋玩意”我们在怎样玩?

选举乃是西方实践民主的重要一环。政体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自由选举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对中国来说它不过是个舶来品,但颇具吸引力,它的光环会让政客坐上权力宝座有了合法性,于是设好圈套绑架民意让人们进去玩,如何玩怎样玩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这个过程保证结果的唯一性,我赢!

游戏人人可玩,各人技巧手法不同。

一张选民证,某日去投票,选人大代表,请珍惜行使自己神圣的民主权利,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候选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高矮、胖瘦並不重要,起码要让人们知道候选人的政治主张和参政水平以及他如何为人民服务。其实,下一级后选人都是上一级领导指定的,只是领导叫你去按照他们的意图划个圈圈,对号入座,不多不少,100%都会通过。如果有人胆敢不进入这个予先设好的套,顶头上司就会在大会小会不指名批评:“有的人把给你的民主权利都不要了······”。这种控制技术虽是苏联进口,但我们的比他们好,从此最也没有人不去投票,每次选举每次当选,100%的投票率,这就是中国的选举。改革开放后,总祘在选举投票点公布候选人的简历和照片,但仍然没有候选人的政见和拜票,更看不到他们在选区的服务,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领导喜欢,投票结果当然也不会有二个100%“知情同意”的无奈让人没了希望的感觉。长期以来,中国人就是不能按自己意志喜欢谁就投票给谁的选择。指挥人要的是心腹之人,然不管这些人的道德和操守、议政能力和参政意识或提的建议对国家、人民、社会是否有害,只要他对我保持权势或升格官位有利,都要设法确保选上,实在排不上号也要让他当个政协委员,这就是领导的决择,一切听党的按排,“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谁上谁下,是领导说了祘,不是全体中国人共同作出的选择。政体的形式老百姓没有话语权,是少数人选出的政府统治了所有的人,不过要注意的是这不能简单的理解成“多数服从少数”,因为特定时期他们的执政也是符合民意的。

人民代表人民选,领导指定大家划个圈,选好选坏不用管,反正只要这个圈。人民不能自己代表自己而是被代表,还振振有辞称选举“公开、公正”。精心包装的“普选”还是会露点马脚,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一大群的党政官员和诽闻不断的众多明星以及一些可能连讲台上在说什么都不知道的少数民族代表,还有那连自己名字都想不起来的七老八十的走路都要扶携的遗老,懂不懂法?懂不懂立法?没关系,形式比实质更重要。每年几千人的人大和政协会议,重点就是听取“政府工作报告”,既无不同声音也提不出像样的议案,结果不是满堂鼓掌就是全体一致举手通过。用眼看,他们在议政,用智慧思考原来这些代表就是这样参政,一点责任和使命感都没有,真让人傻眼。不过也不能过分责难他们,与西方议员比较必竟是个业余,业余与专职相比,当然会显得质嫩和幼稚,似乎是些伪劣产品。如果再有点阿Q精神,有比没有好,不,有比没有更坏。

建政已经60年了,不变的政体的独有权力,神圣不可侵犯,而致权力腐败并被滥用的违法案件不断升级和频繁发生,公权化为私人任用,“官位的私有化”、“权力市场化”已成为国家肌体上的毒瘤。国家的管理层没有更有效的监督和限制,老百姓既无权和渠道也无知,无法制止民主权变为非法自由使用,这是国家建制的缺陷。其实,腐败的公共权和虚伪的公民权,对国家和社会及人民都是有害的。

自由选举热和冷

美国总统大选,黑人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创造了历史,也改变了未来,並带来了鲜为人知的启示:他当选不是因为他的皮肤的颜色,而是因为他的能力和魅力。他提出的“改变”与“希望”的呼声,指出美国政治不能再“一切照旧”,顺应了美国社会人心思变的时代脉动。

在林肯总统颁布解放黑奴宣言146年,马丁·路德·金高喊:“我有一个梦”45年后,美国终於出了一个黑人总统,当选之夜近25万人涌入芝加哥格蘭特公园庆祝奥巴马当选並聆听他的胜选演说,在场选民不分黑白老少,许许多多的人被奥巴马的演说感动得淚流满面。其实全美千千万万的黑人和其他族裔的支持者,尤其是唤起了男男女女的大学生的政治热情和兴趣,他们化自己的时间、用自己的钱,从寒冬到炎夏,再到秋霜满地,一直为了这一天在奔波,今天好梦成真,怎能不为奥巴马改写历史而动容呢?他们的激情和努力是为了美国、为了自己的命运也为了改变美国的政治版图和未来走向。

美国人善用手中的一票,把一直奉行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政策的共和党从执政党变成在野党,八年来一无是处的布什表现,害了他,也害了同党其他候选人。奥巴马获得全民选票数为6325万张,占53%;选举人票364张为69·1%,民主党大胜,掌控参众两院而成为“一党独大”。美国选民的选票真伟大,是值得骄傲的。

相比之下,加拿大的选民政治热情比美国人差远了,一些选民不懂政治並对那批政客不寄期望,可能是一种“抗议性”的弃权,造成今年联邦大选的选民投票率是有史以来的最低。只有59·1%的合格选民出来投票,老百姓对选举的冷淡,也可能说明加拿大政党和整个国家制度的完全和稳定,有安全感,那个政党出来执政都无所谓。 

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权利,对于集权和一党专政国家的民众而言,是何等尊贵和渴望,对于他们来说,是梦寐以求的权利。为了这种权利,很多人会抛头颅洒热血为之奋斗。加拿大的一些选民轻易放弃实在令人费解。可能正如食物多了不珍惜食物,自由多了不珍惜自由一样的道理。这种行为在西方国家选举中已普遍存在,很多国家的政府或政客担心这种现象会进一步恶化,严重影响民主选举结果。

为此,有些西方国家实行法定投票或强迫投票的政策。如法国和澳大利亚等,法律规定他们的合格选民必须投票,否则受罚。在澳大利亚无理由不参加投票要被起诉,如果罪名成立,要付50澳元的罚金另加法庭开庭费用。

强迫选举常常会使选民为了完成任务而不经思考随便乱投,严重影响选举的公正和公平,不但背离了选举的目的,也损害了民主选举的基本精神,自由民主选举便成了“不自由”的“强迫”的“不民主”的选举。

解决选民投票意愿低落的最好办法还是以提高全民文化和政治素质以及保证参与热情的制度为主。

枪杆子里出的选举

民主政治发展到今天,军事手段不符合历史潮流。然而,霸权主义高举其“生活方式、普世价值”,穷兵黩武,动辄进行军事干预,打你没商量。

伊拉克是个主权国家,本不存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为了石油利益纠集了几个同伙,用枪杆子占领了这个的国家,还装模作样作了“选举”建立了政制,搞得这个国家的乱象丛生,人民一直处于浴火之中。

“奴主霸权”控制之下的社会,一切都得听奴主的,奴主在侵犯着社会的民主,霸权和偏袒的社会环境又何来民主,其实也不为民主,这种枪杆子里出的选举,产生出来的说他是领袖不如说是个傀儡,他的合法性及其维持的统治一定不会持久。因为国家权威,不是民间自下而上涌现的,而是由外力操控胁迫下的自上而下建立的。欺辱、剥削、杀戮、反抗,弄得民不聊生,仇恨成了一种民族的集体意识,在人民的心里,总是高悬着一把复仇的利剑,伊拉克从此不会太平,可以予见美国佬最终一定会“始乱终弃”。这种技俩已不是什么新花样,美国佬一再重演,南越的吴庭艳政权、南韩的李承晚那一个有好下场。美国操弄的亜洲政权慘烈失败的教训还不清醒,又要让同一块石头绊倒了。

911后,美国根本不给阿富汗申辩的机会,说打就打。于是乎,国际法有关安理会审理、决定以非武力手段制裁,组织联合部队的所有法律规定与程序均遭彻底践踏。

“反恐战争”作为策略与口号的空洞和欺骗性--恐怖主义毕竟只是一种战术而已,一个国家又如何能向一种战术宣战?一场以一种战术为假想敌的战争又怎会有胜望?现今,当初的一些结伴盟友纷纷提出了撤兵时间表,“反恐战争”的合作伙伴的分道扬镳,美国人面临势单力薄的难堪处境可以说完全是咎由自取,但被殃及池鱼的阿富汗老百姓受到的苦难也不知何时才见尽头。

民主选举的确是个先进的政治程序。阿富汗80%的土地为山地,每个山谷就是一个独立王国。整个国家缺少现代通讯、交通、教育设施,各个宗教团体、族群、部落、家族均缺少民族、国家认同观念,历史上不曾有过工业社会的阶级政党、工会、团体······怎么个民主选举?

诸如此类的国家全球还有很多,经过数千年的较量、斗争、磨合、考验,早就形成一定的政治格局。即便是最强大的部落占据统治地位,也相当程度地具有自身的“民主性”。外来势力打乱原有格局,最终还是得向"旧势力"妥协,最坏的情况则是同仇敌忾,既招惹反侵略战争,又引起对里通外国者的斗争.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占领阿富汗伊拉克之后无法进行由下而上民主选举的根本原因。

民主架构的模式

“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潮流势将席卷全球,成了时髦的包装,使人真伪难辨。在过去30多年已发展成为一种普世价值观,也已势不可挡。有关数据显示,70年代中,全世界只有41个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主要是欧美等西方国家,占当时全球国家总数的27%;但到了2005年已有122个国家实行了民主制度,是全球现有国家中的83%

选举是实行民主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环,选举的光环能让选出来的领袖和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的确立打下了难以撼动的基础,故而各国都把普选纳入建国纲领,期望通过选举挑选出英明、能力、道德和操守上佳的领导人以及能为全体人民服务的有效管理的政府。因而,几乎所有政客为了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无不在这上面做足功课,花样百出,玩尽了噱头。

环顾世界民主选举,比较健康运用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发达的欧美国家,有一套大家必须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政党轮替不等于下了台就会遭请祘;不同党派的基本权力利益不因选举失利、失去权力,而不受保障等。只有社会达成这样的共识,民主制度才能成功推行。否则,民主选举出来的当权者也可以变成独裁者或贪赃者,秘鲁前总统藤森和台湾前总统陈水扁、菲律宾的马可斯就是例证。所以,民主的意义不单指自由二字那么简单,还包括法治以及人与人之间不同权力的互相合理制约。

西方国家的选举运作是自下而上进行的,这个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优点,暴露出来的缺点,都一一在过程中得以保持或避免。比较而言西方国家的选举很规范,漏洞不多,弊端也少,不像亚非国家,为了上台,什么样事情都会干得出来,一会儿抛出个本土人和外省人的对立内斗“伪命题”,一会儿又来个“两国论”,实在不行就来两颗子弹。真是恬不知耻。

西方政党败选后领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祝贺胜选党,(看看奥巴马、麦凯恩在大选结果揭晓后的演讲,就清楚人家怎样做)号召自己的政党与胜选党团结協作,全心全意地支持胜选党,大家一起努力让自己的国家再次前进。然后进行反思,冷静、理智地用智慧制订努力方向,争取比执政党做得更多、更好,为下一轮胜选作好准备;並按西方政坛之惯例——败者下台,让贤与能者。不像亜洲国家的政党领袖,几十年如一日把持着组织的领导权,仿佛一旦大权旁落,他们就玩完了似的,当然谁都明白那些非政府或政府机构已经是他们的私产、命根子或长袖善舞的戏台了。当下台湾由前总统陈水扁及其家人涉嫌贪污、洗钱引发出来的蓝绿之争,打架、流血、绝食,充分看出台湾所谓的民主政治是一出多么低劣的闹剧,也证明台湾民主政治其实就是党派绑架民意为己谋利,台湾民众并没有享受充分的民主权益。更有泰国的两派为了各自的利益走马灯般上台下台的乱象还加军方的参与,政变像一碗冬荫功汤,在酸辣的味道中,喝下更深沉和更难以予测的政治······亚洲的政党政治大多如此。亚洲人最重要的恐怕是克服盲从和自私。

西方的政治文化的核心就是选举,开始时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教育水平可能也只相当于现在正在发展中国家的状况。看来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与民主制度的实施没有必然联系,所以落后贫穷的一些非洲国家如马里、莫桑比克、坦桑尼亚等推行了民主制度,反而全球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最高的头25个地区中的新加坡和香港(年人均收入25000美元)未实行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与宗教信仰似乎关系也並不大,欧洲和美国是宗教信仰比较坚定的国家,民主制度比较能健康运行。而缺少宗教信仰的国家如日本和南韩也比较成功,相反,墨西哥和菲律宾就不那么好。那么维系民主制度到底需要不需要宗教信仰,就成了近几年争论的焦点,人们各执一词,难有定论。

民主是指“以人为本”,体现了人性的普遍要求,已经成了普世价值。民主和民主制度是有区别的,而民主制度是实行民主的载体,的确没有一定之规,只要能真正保障人权,就是好的民主制度,反之,就是伪劣产品。

民主选举不可能一蹴而就,西方在投票权上有逐步建立的过程,美国民主制度经历200年的实践,打过仗,流过血,四五十年前美国黑人连投票权和基本人权都没有,今天非但有了而且还诞生了一位黑人总统,改变了历史,也改变了未来。一个国家的民主进程,关键是社会应先有共识,精英层推动,唤起全体民众努力,设计出整体能接受的民主政治模式,进行自下而上的公开、公正的民主选举。由于情况不同,不可强求同一化。就像原始资本积累一样,未必每个国家必经之路。只有最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言外之音

国家主席胡锦涛2006·4·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说“我们将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使十三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国家最高领导在国外第一次向全世界宣布向自己的人民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真让人高兴,接下来于 2008·5·和时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东京共同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的表述说:“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理解。”所谓“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显然是对普世价值的明确表达。

2008·的新年贺词胡主席又说:“我们衷心希望各国人民自由、平等、和谐、幸福地生活在同一个兰天之下,共用人类和平发展的成果。”给中国人民又一次添加了一个鲜明的注脚,那就是中国的改革将要回归理性和人性的希望。

关于这方面的阐说我们的总理温家宝更加具体,2007·3·总理在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时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中国最高领导层关于普世价值观的言词发出的信息,给人的感觉好似又要进行下一轮的改革了,不过这一次的变革猜想的重点可能在政制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党政单位操控一切资源,到市场机制调节资源,到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的曲折旅程,就是在不断与普世价值接轨。我们是先上车然后才想到要补票,先开进全球化经济的轨道,再补政治改革的票也不祘坏,补比不补要好,漫步要比原地踏步快,普罗大众为之高兴。

政治表态並非真的打祘一定要付诸实践。疑幻疑真的信息,一头雾水。

 最近胡主席在“纪念改革开放30週年大会上的讲话”,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连续用了三个“不”:“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又发出了另一种信号;好像又要“以不变应万变”的固守,“不折腾”似乎有点针对性,内耗的“普世价值”的争辩或政治斗争,是否对“变”产生了凝虑?这种凝虑,既有来自对“前行”--学习推行西方民主政治的恐惧,公民选举那个难以予测的果子;也有来自对“原地踏步”的恐惧,不进则退是历史经验,也难怪不作点考虑。“前行”意味着现在的既得利益阶层将失去一切特权与对特权的保护;“踏步”又可能退回到公有制,则意味着对私有财产制度的排斥,这绝非已积聚了巨额财富的特权阶层所能容忍。

“不折腾”似乎是为改革的一些得利者迷戀弄權致富,予留许多模糊空间,让各家解读,就好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一样是众说纷纭,各取所需地解释。

保持现状也许是中国“有钱点的精英层”的最佳选择。时间让人不断地成长,不断的长智,不断地成熟。人就在时间的耗磨中锻炼成长、改变和自我改造,那是必然的。世界让人改变,中国也会变,不变才怪,不变坏就好。

中国已经积聚了太多的负面能量,最好的办法,打开那些洩愤的阀门,否则那种有浴火重生意义的喷发,既不由领导的个人主观意志决定,更不由一心想“告别革命”的“点钱族”决定,时间会给出答案。

后续补充

200921日在英国伦敦接受《金融时报》记者巴伯时说:“中国不怕民主和选举”。说得好极了,免得西方世界老是把这个问题作为嫌隙、话题。美国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才达到今天的水平,没有理由要求人家现在就要和他们一样,急不可待产生的问题会多于循序渐进。我们的血液里同样有着“以人为本”的基因。现将其有关问和答摘录作为本文所谈却没有说清楚的最美好、最直接的诠释。

  巴伯:有人说问这个问题得特别小心,因为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如果不小心就会被“戴帽子”、“穿小鞋”。谈到中国未来政治体制的发展,您认为能不能在10年内实现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直选?

  温家宝:其实经济和政治是不可分的,我还是想从经济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个方面都是重要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也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我们要建立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一个让每一个人在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这就是我为什么很喜欢阅读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的原因。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了《国富论》,他也写了《道德情操论》。在《道德情操论》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他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我一直认为,公平正义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好像怕民主、怕选举,其实不然。我今年在记者招待会上曾经讲过,只有人民信任你,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村级的直接选举,乡、县和不设区的市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县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但是我坚信,群众能管好一个村,就一定能够管好一个乡,一个县,也就能够管好一个省。但要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方式,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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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英国伦敦接受《金融时报》主编巴伯的专访。新华社记者姚大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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