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羌夷恩怨
我第一次注意到东夷是因为韩国人吵着要认东夷做祖先，那时候我对东夷的认识同大多数国人一样浅薄，因此对韩国人的“异常”举动并没有怎么在意。然而随着我对上古历史的钻研，逐渐了解到东夷的背景，才惊觉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东夷创造出龙山文化和商王朝。龙山文化处于新石器晚期，是华夏文明的直系渊源。商王朝则是国际公认的中国历史的开端。我们教科书里的夏朝仅见于周以后的史书记载，商代甲骨文并无此王朝的只言片语。而且成熟文明的标志主要为文字和金属器具，如果河南二里头文化确属夏朝遗址，一无文字二无大量青铜器，并没有多大意义。另外依据史书记载，克夏的商国无论经济文化还是军事都较夏朝先进，所以即便夏朝存在，也丝毫不影响商的重要性。
龙山文化和商王朝是华夏文明的源头，如果韩国人是东夷的后代，就变成韩国人（的祖先）是华夏文明的缔造者，今天的中国人不过是抢夺或剽窃了华夏文明而已（韩国学者的逻辑）。
好一个釜底抽薪！
如今韩国学者许多让中日震惊的奇谈怪论都基于上面的前提，因此这两节我将简略说明两个问题：1、华夷二族的恩恩怨怨。2、东夷这个神秘的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插一段闲话。不管历史如何，我一直都认为现代韩国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生父母。中国人都是蜡烛，不点不亮。没有韩国人这么紧巴巴地跑过来抢祖宗，祖宗早被我们扔到阴沟里发霉去了。韩国学者的许多怪论事实上都戳到中国历史的盲点或痛处，好比东夷，没有韩国人热炒，中国有几人知道东夷这个教科书上从未出现过的名词？
一、华羌与百越
一万多年前，冰河时代结束，东南亚的人类开始北上。
进入中国的人类主要有两支，一支从缅甸出发，通过著名的臧彝走廊，进入四川。在四川境内，一群人被长江的滂沱所感染，顺流而下，这群人就是苗瑶民族的祖先。余部继续北上至甘南川北，过起游牧生活，他们自称“羌”，是以古史记载，羌人乃三苗之后。
距今约六千年前，羌族一分为二，东支进入陕西，形成后来的华夏族，西支南下进入青藏高原，此后逐渐形成藏族和缅甸人。当然，这是经典的说法。事实上，华羌二族真正分野要晚至西周。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华夏”的本意。华通“花”，花里面最鲜艳最具代表性的是红花，因此华引申为美丽和红色的意思。夏在上古有“西”的意思。周尚赤，源出西羌，因此自称“华夏”，意思就是来自西方崇尚红色的民族。而夏朝尚黑，不可能自称“华”；商尚白，来自东夷，跟“华夏”二字更没关系，而且甲骨文中并没有所谓华夏族的记载。甲骨文里反复提到的氏族只有一个，就是“羌”，因此，周以前只有羌族，没有华夏族。
华夏二字的历史沿革也颇具趣味。红色（华）是中国的吉祥色，民间凡与喜庆相关的全是红色：春联、爆竹、灯笼、红木家具、新娘的红盖头、红被面，新郎的大红花，本命年穿红腰带、红裤衩，等等。而华夏族入主中原后，夏的意思由“西”逐渐转为“雅、正、大”，但依然赶不上“华”在中国的份量。如今，中国又称“华”或“中华”，“中”与“夏（西）”对立，因此，“夏”已逐渐淡出，不再代指中国。但“华夏”二字依然暗合着今天中国的命运。本朝发端于陕北红军，是周王朝三千年后又一次标准意义上的“华夏”，不过含义略有不同。红色不是代表红花，而是象征鲜血和革命，“夏”既可以理解为西北，也可以理解为西方（苏联）。这样看来，中国接受马列主义并非偶然，而是一种微妙的天道循环。
言归正传，从东南亚北上中国的除缅甸这支外，另一支从越南北上，这就是越（粤）族或“百越”。依拙见，越族是人类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一支民族。六千年前，越人渡海到达台湾，这批今天被称作台湾原住民的越族前辈，成为南岛语系的开拓者。他们五千年前开始南下进入菲律宾群岛，四千五百年前到达印尼，此后向东西双方扩展，一座岛屿一座岛屿地征服太平洋和印度洋，最后一批移民于公元八百年抵达新西兰，他们就是大家听说过没见过的毛利人。毛利人无论DNA还是语言文化与台湾原住民都极为相似，是古越人远隔千岛万水的后代。
殖民时代之前，以台湾为源头的南岛语系是地球上分布跨度最大的语系，东起南美洲智利的复活节岛，西至非洲南部的马达加斯加岛，浩渺的太平洋和印度洋几乎成为古越后裔的内海。复活节岛的土著操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南岛语系最大的一个语族），传说中他们的先人大酋长Hotu Matu'a带领全家乘坐独木舟来到该岛。要知道，复活节岛是地球上最与世隔绝的岛屿之一，离其最近有人定居的皮特开恩群岛也相距2075公里。南岛人一无罗盘，二无海图，三无动力系统，在茫茫大洋上单凭信风穿越两千公里开辟新领土，人类历史上还有更神奇的事情吗？
我记得以前国内报章上曾经大讨论：徐福有没有能力航行到日本？如今想来，这个辩论是多么的荒谬可笑。那个时代，古越人的后裔仅乘独木舟就已征服了半个太平洋和印度洋，其后甚至远达美洲和非洲，比郑和、哥伦布不知道要生猛多少倍。南岛人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和疯狂的航海家。我不知道现在的台湾原住民是否为他们的少数民族身份感到一点点自卑。如果有，那真没必要，因为即使我一个外人也为他们的祖先孕育出南岛这样一个能和鲸鱼相媲美的航海民族而感到由衷的骄傲。
百越除衍生出南岛语系外，在中国境内还衍生出壮侗语系。百越是个对东南亚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民族（群）。殖民时代前的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几内亚、新西兰、夏威夷、密克罗尼西亚、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和马达加斯加均属南岛语系的范畴，至少从语言上，他们是古越人的后裔。
二、三族演义
讲述中国历史，不得不谈的一个概念就是“中原”，中原是最狭义的地理意义上的“中国”。上古的中原大致指河南一地，包括河北、山西南部和山东西部的部分地区。这一地区为何叫中原？依我看来，原因很简单，她正好位于东夷、西羌、南苗三大民族的会冲处，因此，这一带在上古是文明和战乱永无止尽的源头。
最早进入中原的是苗瑶语系最强大的民族九黎族，其后，来自西羌的炎帝部落游牧至此。炎帝姓姜，姜与羌在上古是同一字，都是羊头人身，牧羊人的意思，父系称“羌”，母系称“姜”。炎帝与蚩尤率领的九黎族爆发战争，炎帝惨败，逃到河北，在那里遇到另一支同样来自西羌的黄帝部落，二部落联合在涿鹿与九黎族大战，此战异常激烈，堪称中国历史第一战。最终蚩尤兵败，身首异地，九黎族解体，一部分留在北方建立“黎国”，一部分被俘成为奴隶，余部南撤并入三苗或演变为三苗。
蚩尤虽亡，因其威名震慑海内，依然被黄帝封为“兵主”，即战神之意。后来黄帝征战中原，干脆将蚩尤画在军旗上，众部落望见大骇，不战而降（可能以为蚩尤未死，带兵来袭）。黄帝初定天下后，于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注意，泰山在东夷的辖区内，黄帝到泰山封禅，说明羌夷二族早在黄帝时就已结为同盟。
从黄帝到大禹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一阶段，此阶段的主线就是羌夷联盟对战黎苗，当然，征黎苗以羌为主，夷为辅。羌黎战争极为残酷，汉语里的黎民百姓就出自这段时期。黎指九黎族，民从金文的形态看，象一裸人，上露双乳，下戴木枷，意指奴隶；当然，如果羌人被黎苗俘虏，结局相同，终生为奴。远古有姓的都是部落首领，因此百姓实为奴隶主。黎民百姓，今天的词义似乎是同意重复，但远古时二者可有天壤之别，是奴隶和奴隶主的差异。
尧舜禹是中国历史上的圣王时代。被儒家推崇备至的禅让制，简直就是中国政治的神话。其实，禅让绝不仅仅是后世想象的那样让贤即位，其实质是羌夷两大部族首领轮流坐庄。尧是羌人，舜是夷人，禹是羌人，禹开始选的接班人皋陶是夷人，皋陶早逝，禹又定他的儿子伯益为接班人，禹的做法透露出禅让制的本质。皋陶是东夷有偃氏的首领，德高望重，年纪甚至比禹还要大，哪有选个老头当接班人的道理？皋陶死后，他的儿子被定为接班人，很显然，禹是要传位东夷，至于传给谁倒在其次。
大禹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仅次于黄帝，但真实性比黄帝高得多。后世歌功颂德的多为“大禹治水”，其实，治水仅是大禹一半的功绩，另一半后世很少提及，就是对黎苗的战功。从黄帝至大禹，羌族历代部落首领均致力攻苗，直到大禹才取得自黄帝后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三苗被击溃，永远地退出中原，撤回长江流域，羌夷联盟了此大患。
大禹空前绝后的丰功伟绩为羌人带来无上的自豪感，攻苗胜利后的大量俘虏和战利品又为羌人带来巨大的财富，羌人潜意识里已不愿再将统治权移交给东夷。禅让制变得岌岌可危。
今人看禅让制多赞叹它的民主。其实，禅让制不仅仅是民主，还是现代两党制的雏形。如果羌夷二族能保证禅让，中国就会避免后世家天下的独裁体制。等到羌夷融合，禅让自然会转变为两党制，中国就会出现共和的传统。但禅让有一个致命缺陷——终身制，它使得禅让过早地夭折。
尧在世的时候，舜已经摄政，但舜和禹都死在任上。大禹死前虽然为交班东夷做好一切准备，但人走茶凉，死后哪里还能控制住局面？如果大禹在世就将权力移交给伯益，启断然不敢起兵造反，但历史从不需要假设。三苗这个劲敌去除后，羌夷二族也不再有结盟的必要，兄弟反目恐怕是迟早的事。
禹死后，启杀伯益自立为王，拉开羌夷二族千年血战的序幕。
启这个挑起羌夷仇杀的家伙堪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罪人。
中国历史从启开始转入第二阶段，主旋律从第一阶段的羌苗战事转为羌夷纷争。
三、羌夷纷争
东夷不是软脚蟹，而是有着强悍武力和高度文明的部落联盟。
启从即位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来自东方的威胁。他为了躲避东夷的锋芒，甚至放弃中原故地，西迁大夏（山西南部汾浍流域）。
家天下的所有丑恶从它第一任君王的身上就显露无遗。启耽于享乐，他的五个儿子为争王位闹得你死我活，小儿子武观被放逐黄河西岸后，还公开叛乱。启死后太康即位，太康比他老爸更狠，不理政事，外出打猎一去数月，东夷有穷氏的首领羿乘虚而入，将夏都安邑轻松拿下。太康打到多少猎物我不知道，但家肯定是打丢了。
太康被羿灭，子仲康继位成为傀儡，仲康的儿子相四处逃亡。此时羿亦为亲信寒浞所杀，寒浞篡位，攻杀相，相的老婆从墙洞爬出，逃回娘家，生子少康，少康继续被寒浞追杀，颠沛流离，最后被舜的后裔有虞氏收留。少康羽翼丰满后，集合族人，攻灭寒浞，此为“少康中兴”。太康被东夷夺去的王位，直到曾孙少康的手上才拿回来。
夏朝从建立到衰亡几乎一直在和东夷作战，双方势力互有消长。最终，东夷的商部落崛起，灭夏建立商朝。
以上所述都是根据周以后的史书记载，并无甲骨文资料佐证。为何甲骨文里从未提及夏朝？夏究竟是周人杜撰，还是确有其事？
个人揣度，可能原因在于，夏是羌人自诩的一个王朝，并未获得东夷的承认。夏的控制范围主要在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的一小块地方，几乎未到达河南东部更不要谈山东。在东夷眼里，夏不过是羌人的一个部落联盟甚至仅仅是较大的一个羌族部落而已，因此甲骨文给人的感觉，商人认为自己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夏与周同出西羌，因此周人将夏奉为正朔。如果今天的中国人不是华族而是夷族的后代，禹到商之间就会是东夷的一段故事，而不是所谓的夏朝。毕竟，东夷同样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他们才是禹的衣钵传人，启不过是个搞分裂的叛乱分子罢了。
商与夏的情况正好颠倒个，夏一直和夷族东线作战，商则和羌族西线作战。前面说过，甲骨文里反复出现的氏族名只有一个，就是“羌”，当然，羌是敌人。商重祭祀，人祭人殉是东夷传统，而作为祭品和殉葬的多是羌人。商朝后期的甲骨文中出现“夷”字，指商东方和东南方的部落。值得玩味的是，“夷”也是敌人，说明东夷在商后期内乱频频。商后期持续对夷用兵，而且战争规模越来越大，甚至超过西线和羌的战争。古今中外，再强大的国家也经不起两线作战。吐蕃东敌大唐，西抗波斯；明末内剿流匪，外战满蒙；纳粹德国东征苏联，西战英美，最终都是败亡，商朝也不例外。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与东夷旷日持久的战争是殷商灭亡的主要原因。
这里再谈谈商纣王的问题，近来有学者为纣王翻案，引来哗然一片。其实纣王确实没有今人想象的那么恶劣。先秦文献对他并无过多指责，倒是后人逐代添加，罪状越来越多，最终使纣王成为暴君的代名词。
牧野之战，今人看到的仅仅是表象，里面的猫腻很多。史载“纣克东夷而殒其身”，这句话已经道出牧野之战的另一个侧面。姬周一族在纣王的时代实力已经极其雄厚，但纣王过于威猛，他们始终不敢对其用兵，直到公元前1027（或1046）年，这一年发生两件大事：一、周国闹饥荒，不出去抢粮食周人要饿死；二、纣王倾其精锐出征东夷，朝歌空虚。于是武王孤注一掷，联合所有可以联合的部落，突袭朝歌。
武王东伐时，殷商大军正在东南与夷混战，姬周大军没有任何阻拦地直抵朝歌的市郊牧野，纣王此时才拼凑出奴隶大军，拦截周军。奴隶哪里有什么战斗力？况且，殷商的奴隶都是羌人，看到自己大军来战，焉有不倒戈的道理？牧野一战，商军一触即垮。清晨二军对阵，傍晚时周军已经占领朝歌，纣王登上鹿台自焚而死。
中国历史上自尽的末代君王，算来只有商纣和崇祯二人。纣王其实大可不必自尽，他的主力未损，完全可以逃到商夷战场，组织自己的大军回头再战。武王东征的目的是抢粮，一时半刻也追不了那么远，以纣王的勇武，一旦大军在手，绝对有翻盘的机会，但他还是选择自尽。单就这一点，商纣最起码也是一代枭雄，比起楚霸王毫不逊色。
周克商的猫腻从另一点上也能看出来。中国历史几乎都是打江山难，坐江山容易，一旦四海归顺，哪怕你折腾得人口负增长，也能稳坐个几十年。周却是个例外，成王即位没多久，商纣的儿子武庚就联合东夷五十国叛乱，这场叛乱的规模极大，周公历时三年才平叛成功。这也说明，东夷虽然对商不满，但毕竟是自家人内部的矛盾，而东夷与羌却属世仇，因此武庚反叛时，在东夷一呼百应。
齐鲁二国均封在山东，经过与莱夷、淮夷和徐夷长久的战争，才站稳脚跟。齐鲁在东夷的中心地区，齐鲁统治下，华夏文化与东夷文化合流，形成独特的齐鲁文化。齐鲁文化的代表首推孔子，孔圣人虽然一辈子推崇周礼，事实上他是殷商王室后裔，严格意义上并非华夏族人。韩国人自认东夷后裔，和孔子倒确实能拐弯抹角扯上点远房的远房的亲戚。
春秋时期，山东与淮河流域尚有一些东夷小国，此后逐渐为大国兼并，到秦时，东夷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已彻底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