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介绍的毛泽东对部下们的评价

再抄《王力反思录》，相当于做卡片，以备未来之需。


周恩来：


“对周总理，毛主席不满意，认为周总理、陶铸主持常委日常工作期间，即八月、九月、十月三个月内抓得不行，没有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彻底批判。但毛主席对周总理还能合作，因为周总理向来是毛主席一讲他就马上拥护。总理自己讲他是管策略的，搞战术性工作的。”（509页）


康生：


“康生，毛主席对他的私人关系很好。毛主席说康生历史上有功劳。康生从第三国际回延安后，康生、陈云、王稼祥都是拥护毛主席的。王明回来后要把中央搬到武汉，第二次王明路线包括王明、博古、周恩来。周恩来向来是拥护第一把手的，王明是斯大林那里来的，他就拥护王明。康生、陈云、王稼祥拥护毛主席，否定了王明要把中央搬到武汉去的意见。康生一回来就提出要毛主席代替洛甫（张闻天），因为季米特洛夫说你们回去要拥护毛泽东，康生不断表示拥护毛主席代替洛甫。毛主席说还不行，时机不到，还有斯大林。私人关系方面，毛岸英、毛岸青是康生布置张某从上海把他们找回来的。以后，康生到巴黎把他们哥俩安置到莫斯科，在莫斯科一直照顾这两个孩子。毛岸英回延安后，毛主席还叫毛岸英跟康生学点东西。解放战争初期，在山东渤海区，康生带一个班子去开土地会议，就有毛岸英参加，搞调查、搞土改。毛主席和康生在诗词、文物、书法方面有共同爱好，有交往。毛主席诗词定稿由康生负责。毛主席和郭沫若打交道的信件也经过康生，编四卷毛选也是康生负责（一、二、三卷是陈伯达负责）。江青是康生的老部下，他是延安社会部的，她的全部材料康生都掌握。毛主席对康生的私人关系很好，他们来往信件都是用毛笔字，写得很漂亮。为什么不叫康生当中央文革组长？因为江青不能容忍康生当组长。陈伯达是傀儡，康生要当组长就要真当，那将置江青于何地？康生片面性也很大，他外强中干，外面很凶，实际怕事。到十一中全会之前，康生在毛主席眼里的地位已低于张春桥。因为北京大学的文革简报（关于六一八事件的）康生找出来想送给毛主席，犹豫着没有送。张春桥抢过来马上送给了毛主席。张春桥告了刘少奇，然后才有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毛主席对张春桥讲：‘要康生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后来，在二月逆流中，张春桥在毛主席眼里地位也高于康生。张春桥向毛主席汇报时不但告了副总理和老帅，还告了周恩来、康生、陈伯达。 ”（510-511页）


陈云：


“（毛对）陈云早就不能容忍了。我是在一九五七年直接接触毛主席的，后来列席书记处会议，列席常委会议，在这些场合一次也没有见过陈云。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陈云不发言，说是三年以后再说。国务院小礼堂陈云发言，毛主席不高兴。邓力群把陈云的经济理论编了小册子，发很小范围，毛主席不高兴，立即收回。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会议，陈云写了一封信主张包产到户，王稼祥主张三和一少。在北戴河毛主席批评四个人：陈云加田家英，王稼祥加王力。陈云不到会，写了条子‘为避免当场心肌梗塞，特此请假。’陈云他自己也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就不是常委了。’”（512页）


邓小平：

“邓小平在王明路线时是拥护毛主席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是坚决拥护毛主席代表的路线的。书记处原来也不错，后来闹独立性，毛主席不要书记处了。一九六六年底，刘邓问题要公开化，因为在全国、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不公开不行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主席讲了个剥笋政策，康生传达的，我觉得很不好，一层一层地剥，最后剥光了，先剥彭、罗、陆、杨，后剥刘、邓，再剥陶铸，最后剥光了。”（513页）

“一直到七二零以前，七月十六日主席和我单独谈话时，我还说：‘主席说过多次，刘、邓要分开，主席的大字报出了以后还讲过刘、邓要分开，主席还讲过多次邓小平的好话。现在讲打倒刘、邓、陶，我们也得那么讲，这合适吗？’毛主席对我讲了一大篇邓小平的好话，说；‘打倒一年，顶多两年。人家要打倒嘛，就打倒一下吧！’毛主席说的人家是指江青、林彪、陈伯达。前两人是权力之争，他们认为邓小平比刘少奇更危险。陈伯达是出于个人恩怨。一九六六年以来，邓小平否决了好多次陈伯达起草的稿子，对陈伯达不客气。在工作组问题上，陈伯达写了个条子，说：‘不要搞工作组。’其实这是毛主席的意见，邓小平不知道，就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回钓鱼台后坐在地毯上哭。

一九六七年八月毛主席对我说：‘邓小平文可与刘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与林彪、彭德怀相比。一个人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邓小平。林彪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小平出来。’毛主席还想用邓小平。这时他对林彪已有很大意见，他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林彪身体不好了再用邓小平。毛主席还说：‘不管是我、少奇、林彪、小平，都离不开总理。总理不能当第一把手，可是谁当第一把手都离不开他。’毛主席说：‘下次再开代表大会，我看邓小平还是常委，少奇也要保留在中央委员会，各省市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绝大多数应保留在中央委员会。’后来，我看到九大的公报，大吃一惊，同毛主席说的完全不一样。我对邓的态度是一贯的。他的确有毛病，但他可以跟毛主席合作，从第二次国内战争起，他一直拥护毛主席。毛主席同苏联斗争紧张的时候就要找邓小平，要同苏联合作就一定找周恩来。邓小平同毛主席是能合作的。毛主席还讲，‘邓的毛病是性子太急，决心下得太快，可是不要紧，他不专权，会用人。’我觉得毛主席对邓的批评是中肯的。毛主席还说邓小平懒，不调查研究、不深入群众。……在毛主席看来邓小平是能掌舵的、能继承毛主席事业的人，林彪、刘少奇本来也是。”（521-522 页）


朱德：

“朱德和毛主席是老搭档，又是老对头。王明路线时他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说：‘红军长征处在危急的时候，每次政治局会议永远是四票对三票。这四票一是博古，二是李德，三是朱德，四是周恩来。我这边原来就是我一票，后来我生病，王稼祥负伤，我们两人担架在一起。我首先争取了王稼祥，他也认为按博古这一套搞下去不行。又通过王稼祥争取了洛甫，我这边成了三票。后来我提议开扩大会，把各军团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找来，这就是遵义会议。这才改变了局面。”毛主席说朱德每次重大路线斗争中不是站在对立的方面，就是不大清楚。但毛主席说：‘我这一辈子一定要保两个人，一个是朱德，一个是陈毅。陈毅也经常反对我，但是从井冈山就是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我一定要保他们。’庐山会议，朱德又是站在彭德怀方面。”（512-513页）


这儿不是伟大领袖就是理论家不会数数（据马悲鸣说，中国文人不会数数，这倒不失为马氏大定律的证明）。据官方提供的遵义会议介绍：

“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陈云、朱德、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凯丰（何克全）、邓发；扩大参加者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李富春、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出席会议的还有《红星报》主编邓小平（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

因此，当时政治局委员只有六人，不可能出现四比三的局面。王稼祥乃是没有投票权的候补委员，争取到他只能起到去游说洛甫的作用，并不能指望他的一票。所以，毛所谓“四对三”的局面不可能出现，只可能是四对二（陈云反对毛），三对三（陈云赞成毛），或三对二（陈云弃权）。

值得注意的是，王理论家居然没有意识到，如果他转述的毛的回忆属实，则毛在此披露了党史上的一个重大秘密：李德乃是中共政治局委员！这可是任何书籍都没提到过的事，不过官方资料中确有蹊跷处：政治局委员只有六人，则投票时可能出现双方票数均等，这还怎么操作？天下哪有这种决策机构？因此，一种言之成理的解释是：王力如实转述了毛的回忆，而毛也没弄错，李德确实是政治局委员，但这事连那俄奴党都不好意思承认——他们可以承认陈独秀、张国焘等人曾是我党伟大领袖，但承认一个德国人曾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之一未免太尴尬，于是便只好把他的名字抹了，弄出个偶数政治局来。当然，这只是推测，真情是否确实如此，尚待党史专家细心考证。

至于“扩大会议”则是毛践踏党章与组织原则的拿手好戏，毛在此供认不讳：“把各军团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找来，这就是遵义会议。这才改变了局面。” 此乃赤裸裸的“枪指挥党”，靠他在井冈山培植的旧部胁迫党中央，以少胜多，以枪篡党。这一招他后来多次使过，最后一次便是文化大革命联合林彪，把大多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乃至中央委员打下去。连吴法宪都承认：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一次极不平常的中央全会，全会应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一百九十五人，但实际上只到了五十九人。在没有出席的一百三十六人里面，除了有十人去世外，绝大多数都已经被打倒了。在这种情况下，参加这会议的还有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和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共七十四人。所以，实际与会人数为一百三十三人。”（《吴法宪回忆录》，736页）

吴法宪本人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却不但以军委办事组成员身份参加会议，而且还在会上批判了朱德和李先念（同上，666页）。这就是毛所谓“改变局面”的手段。

那局面改变成什么样，毛语焉不详，张戎代他说了：

“毛在遵义会议上获得了一个成败攸关的突破：他终于進入了决策核心‘书记处’。莫斯科一九三四年一月认可的书记处有七名成员，四名在长征途上：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另三名是留在苏区的项英，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王明，以及红四方面军的首领张国焘。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提议毛進书记处，尽管王稼祥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无权提议谁做书记处书记。”（张戎毛传，89页）

这得到了官方材料与何方的证实，只是他们称“书记处”为“政治局常委”而已：

“遵义会议连开始过渡都谈不上。会上，只是经张闻天和王稼祥提议，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但是由于他并未代替博古任总书记（负总责），所以首先在组织上就不能算在新领导集体中为首和成为核心。”（何方：《党史笔记》，网络版）。

王力提供的这段信息值得注意的最后一点是，毛为何能容忍朱德和陈毅，不把他们置于死地：他要苦心孤诣地维持井冈山神坛的完整形象，因此宁肯把朱德做成个终身傀儡，比英国女皇还有职无权，也绝不愿意把那门面扔掉。这盘算可真是精明。当初共军过江时，推出的领袖画像都是朱毛，不但朱排名在前，而且画像有时比毛泽东的还大。其实朱德那时就早已是花瓶了。毛的这一手可真够高超，亏他的心眼那么小，睚眦必报，还能容忍民间普遍产生这种错觉，也算是难为他了。

最后值得记录的是，据王力说，张春桥和姚文元一开头都没有打倒上海市委，取而代之的意思。上海是毛发动文革的基地。《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毛布置给上海，由张春桥作为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代表组织姚文元写的，并未背着上海市委和华东局。毛当时很信任上海市委，并没有把张、姚与上海市委分开。《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也依靠上海市委进行工作，张作为上海市委的人，为起草小组做些技术性组织工作。文革初期张、姚都想呆在北京，因为张也是当权派，想躲在北京避风头，姚文元回去就什么都不是，所以都不想回上海。在安亭事件前，张春桥与上海市委并无不同意见。张处理该事件时带去的是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的意见，与上海市委的口径并无太大区别，但他顶不住群众压力，被迫签了字，反倒歪打正着。他虽然很得意，但也没想就此打倒上海市委和华东局。1966年12月间聂元梓在上海造反也与张无关，张还很反感。直到1967年1月初，毛才临时决定让张、姚回上海，那也不是让俩人去改组上海市委，而是让他们当了解情况的调查员。该月中旬， 毛有了“夺权”想法，这才让王力通知张、姚出来“亮相”，作为领导班子三结合成员成立上海公社，并不是张、姚自己的决策。

王力说，历史学家后来绘声绘色地描写张、姚怎么怎么阴谋篡夺上海市委大权，蓄意把上海市委做成第二个北京市委，自己取而代之等等，乃是用后来发生的事倒推出前因来。其实成立上海公社的事不能由他们负责。王力还担保说，在这事上他有发言权，因为毛泽东后来和张春桥的联系都经过他，毛的指示和张的汇报都由他通过他与张之间的保密电话中转，云云。

这段话我觉得可信。确如王力所说，历史学家的爱好，便是从已知的后事推出一个深谋远虑的大阴谋来。其实所谓“造反”，全是毛泽东的意思，在很多情况下是“走一步看一步”，连毛自己都没有什么事前明确规划。毛一时心血来潮决定打倒谁，腿子们才敢去打倒谁，岂敢自作主张？唯一的例外便是江青和林彪同志。但即使林彪同志要打倒罗瑞卿与陆定一，也得事前派叶群同志去向伟大领袖告状，经批准才敢发难。而打倒邓小平则是跟江阿姨联手进行的。后来他未请圣旨便想做翻春桥，立刻就翻了船。因此，认定张春桥未奉圣意便敢砸烂上海市委，恐怕过于抬举了他的胆量与能量。

作者：芦笛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