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为众多“知识分子”笃信至今的弱智神话（二）

芦笛



三、民国年间土地兼并应该不是严重问题


如上所述，这个问题已经有国内专家的学术专著证明过，只是我想不起作者的名字来了。人家是基于翔实调查作出严谨的学术结论，我则毫无作这种研究的可能，只能根据常理与逻辑推断一番。这当然不能取代学术研究，不过或能破除“自由”知青们的弱智思维方式，并为那结论提供机制解释。

如上所述，传统社会发生的土地兼并乃是暴力集团敲诈农民的结果，但要这现象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使得农民再也活不下去，不能不起来颠覆皇朝，在我看来还得满足以下必要条件：

第一，土地产出构成GDP的主要来源，致使权贵掠夺土地成了致富的主要手段。

第二，社会上有免税的特权等级，兼并土地不至于造成权贵税收增加。

第三，具有兼并能力的豪门贵族能持续存在，不至于因为衰亡而造成土地的再分配。

明朝满足了以上所有必要条件：朱元璋把农本主义推到极端，使得农业收入成了国民财富的主要来源，土地因而成了豪门的主要掠夺目标。朱元璋小气入骨，实行所谓“廉政”，发给官员的薪俸根本不足糊口。为了弥补，他便按等级赋予官吏不同程度的免税特权，等于鼓励豪门放手掠夺百姓土地。他更废除了前朝实行的“爵位世削制”，使得具有免税特权王侯贵族随着皇室繁殖而越来越多。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到了嘉靖年间，所谓“投献”就已经成了普遍的社会现象。此后遇到饥荒加外患，逼得朝廷不断提高税收，更促进了土地恶性兼并，到最后饥民活不下去，当然只能起来铤而走险。

清朝虽然沿袭了明朝的农本主义，但好在自康熙起便规定了“永不加赋”，雍正“摊丁入亩”，把人头税和土地税并在一起，固定为常数，这就使得逃税没有可能，也避免了农民因不堪税收重负而自动把土地献给豪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革除了明朝的弊政，预防了大规模恶性兼并的发生。此外，满清还恢复了爵位世削制，只有八个“铁帽子王”是世袭罔替的，其他的贵族一律实行“爵位逐代递减律”：第一代为王，第二代降为公，第三代降为侯……literally地实现了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就在客观上消除了豪门代代为贵族、永远具有兼并能力的可能。除非是代代有人做官的世家，否则即使有一代人做官，加入了暴力敲诈集团，买下了大量土地，因为中国实行的是遗产均分制而非封建欧洲的长子继承制，田产也势必要遵循“逐代递减律”，因后代繁殖而分散。

根据这些原因，尽管我没有数据支持，但似乎仍能断言，清朝的土地兼并绝对没有明朝的严重。等到晚清新政开始，资本主义发展起来，暴力敲诈集团就不会再以勒索土地为聚敛财富的唯一手段了。

资本主义在民国年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进一步转移了暴力敲诈集团的勒索兴趣。加上军阀混战，政局动荡，辛亥革命制造出来的政治暴发户们你方唱罢我登台，只会将勒索兴趣集中在捞取快钱上。随便看本过来人的回忆录，你都能看到军阀们的主要敲诈对象乃是富商巨贾，陈其美就是此道高手。人家哪有那耐性扎根农村，兼并并不会长出蓝田玉的土地？

现代中国最能说明这一问题。论敲诈集团实力之雄厚，人员之众多，权力之大，贪污财富之多，历代敲诈集团有谁能跟我党比？然而我党的敲诈兴趣完全集中在城市工商业，还从未听说过哪个贪官靠兼并农村土地致富的，除非那是为了作工商业用地出售。

民国资本主义虽然远不及今日发达，但毕竟与毫无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朝代相比是空前发展了。不过它毕竟还处在资本主义萌生阶段，土地主要还是生产资料而非商品，由此决定了工商户的现钱才是贪官的主要勒索目标。更重要的是，不管怎样不彻底，民国毕竟还是向西方学习，以有限的法治保障了公民的产权，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恶吏任意敲诈良民。

由此可见，土地兼并在民国时代当然必然存在，但不可能构成严重问题。所谓因为农民丧失土地而无法活下去，被迫起来跟随我党干革命的经典解释，根本就不能成立。

既然如此，孙中山何以要提出“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口号？愚以为，孙大炮乃是众所周之毋庸置疑的白痴，提出这口号并不能证明中国当时的土地兼并已经到了必须采用革命手段解决的紧迫程度，正如当时中国并没有什么庞大资本需要节制一般。平均地权自远古时代就是国人的梦想，井田制就是孟子的理想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何况据唐德刚说，孙文提出的“平均地权”其实是生吞活剥西方理论，指的是城市商业用地而非农村耕地。当然，唐氏并未出示此说证据，因此这“ 地权”究竟何所指，便因中文的模糊而无法确凿查明了。


四、中共革命并非农民旨在夺取土地的自发革命


近现代中国发生革命的根本原因，我早就解释过了，乃是西方侵略刺激出来的知青们的蠢动，与民生并无相干，并不是国民经济危机刺激出来的。相反，辛亥革命前的经济还相当繁荣。中共革命自然也如此，那原初目的乃是为了国家的自强，这点就连张国焘那建党元老都承认。此后国共两党共同发动的所谓国民革命，本质是苏俄帝国主义为了控制中国发动的代理战争，大多数知青投身革命的初衷还是结束辛亥革命引发的军阀混战，统一中国，也就是“打倒列强除军阀”，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与解决民生问题并无直接关系。

然而不容否认，无论是国共两党共同发动的国民革命，还是国共破裂后共党单独进行的革命，都与辛亥革命划然而别，确实是有着广大群众基础的人民革命，中共革命确实也是农民革命，其“打土豪，分田地”的号召也确实构成了强大动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列宁斯大林革命工艺学的伟大成就。我已经在旧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中解释过了，列宁的本事就是发明了革命党，以此人为制造革命，而贫困的国家就是制造革命的理想温床。尽管中国农民并不是真的活不下去，但过去农村的确非常之穷——靠原始农耕，一般农民能做到的无非也就是糊口。在这种地方，要充分利用人类天性中邪恶的那一面，煽起大众对富户的嫉妒心、仇恨心来，把他们遭受的贫穷困苦，统统归结于地富的剥削，告诉他们只要把地主的土地抢过来，就能“美好的日子万年长”，当然会有广大市场。

当然，这过程很复杂，各方面的心理因素都有。组织发动群众乃是我党的看家功夫，这里面既有挑拨煽动，又有鼓励奖掖，更有威逼恐吓，缺了哪一方面都不行，光强调一方面也必然失之片面。记得张戎曾把淮海战役期间我党组织的空前规模的民工支前运动完全归结于恐怖统治，我觉得那未免过于简化了极权政党操控下的群众运动。

要明白这种群体心理有多复杂，只需想想文革就够了。谁也不能否认，文革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参与群众最多、群众革命热情最高的人民革命，然而这革命真的是因为人民在“走资派”统治下再也无法活下去，不能不起来造反么？任何一个过来人都能告诉你是不是这么回事。文革前17年虽绝非什么黄金时代，但除了大饥荒时期，百姓也不是活不下去。66年经济已经基本复苏，那就更没有必要造反了，更何况起来造反并不是因为共党饿死了几千万人，恰是为了红色江山万年长。有谁能说清大众如火的革命热情是哪儿来的？

用张戎的“恐怖统治胁迫”说，根本就无法解释这场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运动。我早就反复说过了，当时全国党委都已瘫痪，国家完全由群众组织统治，两派武斗乃是在自愿基础上爆发的，并没有谁逼他们去参加。两派为何要莫名其妙地兵戎相见，打得死去活来？

实际上，处于暴民运动中的群体心理非常复杂，根本也就不能以理性度之。人民革命之所以发生，多半是革命党人为制造出来的，并不一定是局外人在事后冷静分析出来的具体原因触发的。参与革命的群众演员们动机非常复杂，其中既有肾上腺功能亢进的真诚志士，有野心家与投机分子，有稀里糊涂随大流蠢动的愚氓，也有出于恐惧或自保心理跟风的胁从者。

中共土地革命的动因，我看也就不外乎这些因素，它唯一有别于我党发动的历次人民运动之处，只在于这儿有个具体明确的诱饵：土地。它起到了双重作用，既是诱饵，又是“投名状”，而 后者正是中共发动“土地革命”的真实目的与成功诀窍。

近来常在国内网上看到“投名状”字样，但使用者似乎根本不明白这意思。其实《水浒》讲得很明白：林冲去投奔梁山，王伦要他下山去杀个人，以此作“ 投名状”，也就是用人头作名片。此乃过去土匪确保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根本措施：一旦背上命案，就断了后路，再也无法反水投靠官府了，只能横下心来和同志们干到底。

这就是我党发动土地革命的真实目的所在。我已在前面指出，土地国有化乃是列斯主义的根本主张，更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路线斗争”焦点。我党作为斯大林的忠实弟子与驯良走狗，早就把这当成了神圣教义。他们发动土地革命的真正目的，并不是真想把土地分给农民，而是以土地作诱饵煽动农民造反，并以暴力土改断了他们的后路，使得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跟党干到底。

这就是我党为何一定要坚持进行暴力土改，把这当成了至高无上的革命原则。毛泽东曾在内部讲话中批评某“兄弟国家”的和平土改（芦按：《毛泽东思想万岁》中隐去了该国国名），说：“和平土改，后患无穷。”那意思就是没有起到投名状的作用，未能以“疾风暴雨”来“锻炼革命群众，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坚定他们的革命立场和决心”。因此，光是抢走地主的土地和浮财还远远不够，必须毒打、羞辱、杀害地主甚至其家人，否则运动便“煮了夹生饭”，必须“回锅”。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个政治势力如此冷静地、系统地、全面地、有效地化民为匪。

正因为此，华北才会出现那么多的“还乡团”。本来世代和睦的乡邻，在我党的精心挑拨之下，竟然成了互相疯狂厮杀撕咬的凶狼，随着国共两军的来回拉锯反复仇杀，将黄土地浸泡在血液里。如果光是动用政治权力和平地分了地主的土地和浮财，则这种惨剧就绝不会发生，而淮海战役也就不可能由“千千万万的民众，浩浩荡荡的大军”“用车轮推出”了胜利。

作者：芦笛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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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军第十八师师长朱耀华将军在淞沪会战中因为没有成功阻击日军，愤而自杀，经抢救没死，国民政府奖励他200亩土地。在“土改 -- 沧浪之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