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白求恩的先驱李提摩太（一）

芦笛


昨天看完了《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下引文字为网上免费的txt版），感慨殊深，不能不发而为文。


一、李提摩太其人


李提摩太是英国人，英文名字为Timothy Richard. “李提摩太”是他给自己取的中文名字，该书翻译为“提摩赛8226;里查德”，通译应是“蒂莫西8226;理查德”。无论是姓还是名，在英美都是最常见的名字。 Timothy常给简化为Tim（蒂姆），而Richard的简称是Dick（狄克）。我每听到“狄克”的名字就想笑，盖在俚语中该词又用来指男根。骂人脏话里就有dickhead，那真是无比之脏了。张春桥当年在上海滩上混时竟然用狄克来作笔名，堪称文坛佳话。

这“理查德”在英美一般只用为名，若是姓，则不是Richardson 就是Richards，两者意思都是“理查德之子”。古代英国人大概无姓氏，只有名字，如蒙古人一般，为了区分同名者，就管人叫某某之子，叫来叫去也就成了那家人的姓氏。英语姓氏中凡是以son或s结尾的全是这来历，例如Robinson（鲁宾孙），Stevenson（斯蒂文森），Johnson（约翰逊）等等，相当于斯拉夫人的“维奇”。米罗塞维奇的姓氏大概就是这么来的。若不是看这本书，我还真不知道原来理查德也能是姓氏。

李提摩太乃是威尔士一家农场主的儿子（英国人的farmer并不等于peasant，前者是农场主，后者则类似于中国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就不再存在了。英文中有句双关话“The peasants are revolting”，意思既是“农民起来造反了”，又是“农民真脏得恶心”），1845年出生。他从朋布洛克郡哈佛孚德神学院毕业后，即向浸礼会（Baptist church，新教的一宗）报名，自愿到中国传教，于1869年11月17日离开英国，1870年2月12日抵达上海，1916年5月回国，3年后在伦敦逝世。

李从25岁来到中国后，从一个普通的传教士开始，刻苦学习中文，扎根中国基层，甚至变发易服，换上中式服装，剃光前额，结上假辫子，宣传西方文明成就与科学知识，兴办孤儿院，开办义学，散发医药，为百姓种痘，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救荒赈灾活动，几次几乎丧命。他更向国际文明社会大声疾呼，向西方通报受灾百姓的惨状，为中国募来大量捐款。此后他更试图结识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上层官僚，拼命向他们推销变法求存的改革方案，为此先在天津《时报》担任主笔，后主持“广学会”，出版了《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两千多种书籍和小册子，编译绍介西方地理政治历史和文明成就的书刊，成了中国第一批改革吹鼓手，带出了康有为、梁启超等弟子，并影响了李鸿章、张之洞、恭亲王等大员，为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的启动起到了重大作用。

最难得的还是他虽然是个基督教的狂热信徒，也从自己的亲身经验中知道中国文明是何等落后，政治又是何等腐败，然而他并未表现出那个时代的欧洲人常有的文明优越心态，却去悉心研究儒道释甚至伊斯兰教经典，从中发现了与基督教精神的相通之处。他很早就发现传教士在这方面犯下的错误：

“那时候，只有两种基督教的宣传册子在传播：一种攻击偶像崇拜，一
种攻击祖先崇拜。　　

它们把许多中国文化习俗贬低为罪恶，而不承认中国人所崇敬的大多数
的事物是值得肯定的。结果是，这些小册子所到之处，都会爆发对传教
士的暴乱。之所以发生暴乱，不是因为中国人邪恶，而是因为小册子的
作者的无知——他们没有全面研究过中国人的观念，却在当地人毫无过
错的地方，指责他们有罪。这就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成为对基督教怀有
敌意的对手。这样，这种小册子恰恰破坏了它们的作者所要实现的工作
目标。　　

在我来中国的第一年期间，一位传教士朋友得胜回朝一般来到我面前，
手里拿着他的一位当地信徒家的祖先牌位。他告诉我，那人已经成了一
名基督徒，他将把这牌位烧掉。我对他说：‘当他烧掉他家的祖先牌位
时，我想你也应该同时烧掉你父母的照片吧？’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新
的思想。那牌位最终没有被烧掉。”　

“当我们外国人仅仅依据普通和尚的智力来评判佛教徒的时候，就犯了
一个大大的错误。一种宗教，一种赢得了中国最伟大的心灵的信奉的宗
教，是不可以等闲置之的。”

这是何等令人敬佩的理解与宽容！然而他的行为太超前，在同事中引起了非议，以致他被迫一度离开山西。此后他又向伦敦浸礼会委员会提出在中国开办教会学校的建议，却被委员会否决。后来伦敦总部要派他到山东工作，他又提出接受委派的条件是在济南建一所基督教学院。当这个要求又被否决后，他大失所望，甚至因此决定离开浸礼会，足见他在中国兴办义学，推广现代教育的拳拳之心是何等炽热。

李提摩太同志是英国浸礼会教徒，为了“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受英国浸礼会的派遣，25岁就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直到70岁才回国，为了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冒死犯难，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福祉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人道主义的精神，这就是西方文明的精粹，这是中国人很难理解、必然要用固有思维定式进行“阴暗心理分析”、以满足自己低下心术期待值的高尚精神。无论是李提摩太还是白求恩，都是在这种高尚精神驱使下来到中国，并为之献出了毕生心血乃至生命。


二、某些洋鬼子比同胞更爱中国人


李提摩太在中国传教以及进行慈善活动时，遭受到的侮辱、刁难、猜疑与陷害，是现代人根本无从想象的。当他在宁海时，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

“谁想把自己毁掉　　
去给洋鬼子抬轿”　　

据他回忆：

“这首诗，在宁海的大街小巷传唱，将民众的排外情绪煽动成仇视的火
焰，而我的行动又招致了更多的羞辱。当我散步时，会有一大群孩子和
一些成年的地痞恶棍跟在后面，高喊：‘洋鬼子！洋鬼子！’所有形容
魔鬼的字眼都加到了我身上。他们向我投掷碎石和土块，晚上则借夜色
掩护，溜到我的大门口，在门上涂上各种污秽肮脏之物。我的中国仆人
竭力督促我就遭受的恶劣待遇向政府官员提出申诉。然而，即便如此，
就像这年我在向浸礼会传教协会提交的工作报告中声明的，我的原则是，
除非万不得已，决不诉求政府官员的帮助。”　　

他多次租房都受到当地官府的蓄意刁难，如同福建巡抚徐继畬在“福州人民反入城斗争”中干的那样。甚至就连他开办孤儿院，收养灾荒造成的孤儿，也多次被人诬告为“诱拐儿童”。这一切骚扰陷害逼得他处处设防，精通了中国人自以为得意的“三韬六略”，这才预见并躲过了无数陷阱。

这也罢了，最令人忍无可忍的，还是他参与救荒赈灾时遇到的官府施加的重重阻难，为了突破这些人为阻碍，他真是殚精竭虑，费尽心血。

据该书记载：“1876-1878年间，中国北部几乎滴雨未下。一时间，几乎有十多个省宣布遭受了旱灾，受灾最烈的是山西省的南半部，以此为中心，半径将近一千英里的广大地区都受到了影响。所有北部省份遭受的苦难是如此可怕，据说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其凄惨景象罕有其匹。……灾荒结束时，毫无疑问，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的人死于这场灾难，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人口数。”

然而令人发指的是，满清政府非但没有采取任何救灾措施（反正该书毫未提及，我想除了皇帝下罪己诏、减膳撤乐之外，也确实没有什么办法可想。许多人至今认识不到，即使是救灾，也是一种只有西化国家才能做到的事。传统思维盲区造成的朝廷无所作为就不用说了，即使想出办法来，也没有足够承担大规模救灾活动的infrastructure，诸如像点样的道路以及运输手段），反而还对传教士们组织的赈灾活动百般刁难破坏。

李先在山东投入救灾活动，从国内外募集了捐款，向当地灾民发放。光这事就是个非常难以操作的工程，涉及到的技术性难题很多：如何防止饥民重复去领救济金；如何让饿昏了头的饥民不至于争领救济而发生挤死踩伤的不幸事件，甚至引发抢劫暴乱，等等。更难的是如何消除官府的阴暗猜疑，克服他们的明禁暗阻，乃至如何杜绝他们的贪污。

李在昌乐县的遭遇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当地知县乃是林则徐一类民族英雄，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百倍警惕，热衷于“反入城斗争”一类爱国活动。因为一开头筹集到的资金有限，李提摩太只能先救济当地的秀才，而这就引起了知县的猜疑。当李收到更多的银子后，他便把它兑换为铜钱，装满了三辆大车，准备拉到昌乐县周围的受灾农村去散发。当车辆通过县城时，知县的革命警惕性就大发作了：

“这时，昌乐县的行政长官（知县）——我没时间向他解释我的所作所
为——对我的动机产生了怀疑。他认为，通过向秀才们发放救济，我已
经贿赂了县里的领袖人物；现在，通过向最需要救助的村民实施救济，
我意在鼓动民众叛乱。因而，当他听说我赶着三辆装满铜钱的大车经过
昌乐城时，他喊道：‘这洋人到我们这里来，插手我们的事务，究竟居
心何在？如果他遭到抢劫，那可不关我的事’。他身边的人得到暗示，
准备采取行动。”

此乃典型的中式爱国主义，如今政府以及爱国志士们不是一样谴责西方帝国主义插手中国事务，企图分裂西藏么？

大车出城后果然遭到了爱国义民的阻拦抢劫（其实那肯定是士兵假扮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就曾向道光建议过用兵勇装扮为义民去袭击英军。后来广东督抚徐广缙、叶名琛就用过这一招搞“反入城斗争”，为此受到道光的重赏。咸丰还试图用这手去截杀进京换约的英法外交使团），李提摩太只好立即躲入当地的旅馆。饥民们闻讯纷纷赶来，达数千人之多，让李进退两难：如果他不说清真相，引起百姓误会，就很可能死在饥民手下；但若他告诉百姓真相，则饥民就会去找县官的麻烦，弄不好会激起暴动。他只好在旅馆门上贴了个告示，请饥民回家，保证一定把钱发到他们手上，百姓这才散去了。

此后他立即去见知县，给那畜牲下了最后通牒，要他在20分钟内派人去接管那笔款子并负责把钱发给饥民，并警告说，饥民已经大量聚集在旅馆外，若知县不照着办，则发生什么事他概不负责。

到此地步，您说知县会怎么反应？

“‘哦，你的钱和我无关！’知县叫嚷道。　　

‘但是，地方的安定是你的责任，’我答道。‘我来到这里仅仅是为了通知你，让你来制止一场混乱。’说完我便离开那里，像以前一样匆匆走过院子。”　　

Can you believe this？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知县被迫接管了那笔款项，而且在接到青州知府的通知后，还给李提摩太寄来了收据，但他就是迟迟不把钱发给饥民。直到饥民忍无可忍，到县衙门口示威，知县才被迫散发！

我倒不认为知县是想贪污那笔救济款——他已经开了收据，而且青州知府已经介入。我想，他之所以迟迟不肯散发，还是出于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这玩意咱们从来不缺。伟大领袖后来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气壮山河地宣布过：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就是因为这骨气，生怕百姓为伟大祖国丢了脸，那位知县才千方百计破坏赈灾工作。也同样是因为这骨气，毛共才在大饥荒中断然拒绝国际社会的援助，并在唐山大地震之后刻意虚报震级。以小民性命为合理支出，维护“民族尊严”，历来是中国的悠久传统。

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政府自知对百姓太混账，对自己能否控制百姓毫无信心，因此生怕被外人的“小恩小惠”收买煽动，起来推翻自己。这就是曾国荃阻挠李提摩太救灾工作的动机。

却说李提摩太携带募集来的两千两白银到了太原。巡抚曾国荃却对此非常生气，他认为李企图收买民心，使民众对政府离心离德。尽管李作了解释，曾国荃仍然处心积虑地阻挠之，使他无法开展救灾活动。李久等曾的批准，曾却就是不予理睬。李觉得钱就在自己手上，饥民却在饿死，实在忍无可忍，便托人告诉曾，若他再不理会，李就要自己散发救济金了，这才逼得曾派人前来，帮助李发放救济金。　　

为了让中国政府采取更有效更积极的措施，李提摩太还先后向青州知府、山东巡抚、山西巡抚反复建议，请他们奏请朝廷，组织从朝鲜、满洲、日本进口谷物，并免除进口税，以降低价格；移民到满洲就食；修筑铁路、开挖矿产，以便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等等。然而这些反复提出的建议都未获理睬。

李提摩太不能不愤懑地指出：

“清朝的高官们没有认识到，由于他们的无知而使人民濒于毁灭，这本
身就是罪过。……如果中国政府不那么自负，声称只有自己是文明的，
从野蛮的西方人那里学不到任何东西，数百万人应当能够得到拯救。确
确实实，一位清政府的高官发布过一个公告，禁止人们迁往满洲，虽然
那里的谷物便宜很多，而这发生在在土地的价格只能卖到实际价格的十
分之一的时期；同样真实的是邻省的某些官员禁止向陕西出售粮食。这
使得饥荒的状况更恶化了。”　

尽管如此艰难，李提摩太还是坚持下来了，他说：

“我知道，我既不能为保全自己离开这里，也不能持有任何财富，当可
怜的民众正在忍受饥饿——正是为了他们，上帝才派遣我来到这里。”

然而百姓毕竟还是知道好歹的。在他发放过救济金的地方，受惠百姓想给他送把万民伞，上面写上一万个灾民的名字，但他闻讯后坚决制止了，说那会花去一部分救济金。但乡民们还是找上门来，要去了他和其他两位教士的照片，供奉在神庙里。就连曾国荃最后也知道了好歹，在1878年李离开山西去山东结婚时，给他写了封感谢信，代表千万饥民对他表示感谢。

（未完待续）

作者：芦笛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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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芦夫子确实是一针见血 -- SHWJ - (119 Byte) 2008-11-01 周六, 上午9:10 (113 reads)
* 请问此书网上那里有？ -- 101 - (0 Byte) 2008-10-31 周五, 下午10:58 (9 reads)
o http://www.3qfree.com/txtsky/softdown.asp?softid=912 -- zzzz - (0 Byte) 2008-11-01 周六, 上午12:35 (76 reads)
+ 感谢君，并拜读之。 -- 101 - (0 Byte) 2008-11-01 周六, 上午12:51 (4 reads)
# 对不起，我来晚了，未能及时回答，谢谢zzzz -- 芦笛 - (0 Byte) 2008-11-01 周六, 上午3:58 (7 reads)
* 这就反映着文明的距离，曾国荃还是一位相当开明的政治家呢。 -- 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