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子当如周启博
断章师爷
倘若中国的某位名人不幸去世，那么过不了多久其子、侄、甥、孙等家人亲属就会纷纷写出悼念先人的文字，内容不外“艰苦卓绝的奋斗”，“功成名就的事业”，“高风亮节的人品”，“嘉惠后人的家风”。至于门生缅怀恩师或部属纪念上峰的文章，字里行间更是充斥着“风范”、“教悔”、“严谨”以及“诲人不倦”、“扶掖后进”、“高山仰止”等肉麻的陈词滥调。甚至仅仅“聆受过老师一次面谕”或者“老师惠赐过两三通函授”的私淑弟子也会写下既恳挚又动情的沉痛文章含泪答谢“老师”的无私教导和谆谆勖励，并很合事宜地穿插几段脍炙人口的佳话。这些应景文字读来乏味，如同咀嚼八股，其感觉仅仅比接受“铭记先烈的丰功伟绩，继承先烈的革命遗志”的革命传统教育略为好受一些。
贤良正直如章诒和女士在提到乃父章伯钧先生时虽然没有谀辞， 但她笔下的章伯钧先生似乎也有点近于“完美” 的味道。印象中，仅有的一次揭“短”是她评价章伯钧先生的诗“先我原无我，有我还无我；我既非常我，今我实非我。”，说“这首诗，有点意思，不过与其说它是诗，倒不如讲更象是一段哲学短语。” 章诒和女士笔下的章伯钧先生读起来有点象平面人物 ，远远没有她写史良女士和罗隆基先生的两篇文字来得好看。众所周知，太祖整人并非始于57年，建国初章伯钧先生就出长交通部，此后的列次运动中，他是虚与委蛇的应付呢，还是洁身自好的无奈呢，甚至是推波助澜的作恶呢？章诒和女士的文中却没有片言只字提及，自然那时她还是个不满15岁的初中生，我们不应对她过分苛求。其实，假如章诒和女士能把她耳闻目睹父亲那些“不完美”的言行如实写出来，不仅不会降低章先生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而且对于后继学人提供了可信的第一手史料。
然而，读了周启博先生回忆乃父的《百般委曲难求全── 一个人文学者的悲哀》一文后，却令我肃然起敬。该文完全没有名人子弟纪念先人文章里面的那些弊端。
先介绍一下周启博先生，他于1963年考入清华数力系，1978年回清华读研究生，后又留校当助教，现在美国。
到目前为止周启博先生本人好像还未加入名人的行列，然而他的确是名门世家子弟。周启博先生的五世祖周馥是安徽至德人，官至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四世祖周学海是同光年间的名医，曾著有《周氏医学丛书》，其弟周学熙是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后办实业，被誉为“北国工业巨子”；祖父周叔弢是名重一时的儒商，即周恩来总理口中的“津门周叔老”。
周启博先生的尊人周一良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早年入燕京大学专修国文，后赴哈佛大学深造，获博士。归国后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历史系主任等职，解放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亚非室教研室主任。以前，周一良先生的学术成就虽大(师爷按：青年时代的周一良先生，最为陈寅恪先生器重，是学界公认的陈寅恪先生的接班人)，名声也只限于学术圈内而已。“四人帮”倒台后，周一良先生的大名不胫而走，因为他是“梁效”写作班的顾问，与冯友兰先生、魏建功先生和林庚先生并称“梁效四皓”(师爷按：四皓，指的是秦末汉初的东园公唐秉、甪里先生周术、绮里季吴实和夏黄公崔广四位学者。他们不愿意当官，长期隐藏在商山，出山时都八十有余，眉皓发白，故被称为“商山四皓”。)
周一良先生去世后不久，周启博先生撰文回忆父亲。该文对周一良先生的一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周一良先生其实只是“尴尬群体中的一个”。难能可贵的是文中列举了不少周一良先生不那么光彩的言行。
周一良先生在清华的好友丁则良教授反右后投未名湖自杀，周发言批判丁是“辜负了党的培养重用”。(丁的嫡亲弟弟在各种大小会议发言一次次批判冤死的兄长，换取自己的生存，也得以在以后数十年中每月能从微薄工资中挤出十元接济孤儿寡母。)
周的夫人所在系的领导批判她“诬蔑社会主义祖国是狗窝”时，“母亲满腹委屈回家，父亲不予安慰，反而严守官方立场，母亲不堪内外受敌，与父亲关起门来争吵。我听到母亲说‘我也一头扎未名湖算了’”。
在北大历史系的反右斗争会上周“声色俱厉地主持会议批判他赏识的右派学生夏应元，说夏‘辜负了我的希望’。他批判编写‘北京史’的同事，说商鸿逵教授是‘黄色文人’，袁良义老师‘政治上从无要求’。
历史系学生张胜建曾被错划成反革命，分配时学非所用，回校请父亲帮助解决专业对口问题，父亲不予帮助，而且对张以‘大道理’说教。”
周数次被派出国，“一次他回国路经缅甸，在使馆过夜，使馆厨师以前曾在祖父家做饭，对他以‘大少爷’相称，他应对得当：‘现在都是同志啦。’回家后他对家人讲到此事，颇有‘改造有成，已被当作自己人’的自得”。
周精神上的“原罪”紧箍咒和对太祖的迷信，使他“认为文革炼狱是他改造的好机会，所以对所受非人待遇甘之如饴。每次被批斗、体罚，甚至在被打得口鼻流血 后，他总是用同一句话安慰家人：‘我的党性能保我过关。’”
周启博的弟妹因文革不能上大学，“父亲对我说：‘我们家连续几代读书，脱离工农，以后就不一定，或者一定不上大学才对。’母亲解除劳改后，又被派往江西干校。栉风沐雨，露宿荒原。父亲在北京不忘作领袖需要的五七战士家属，给母亲写信吟打油诗赞美干校的露天厕所：‘凉风飕屁股，冷气入膀胱。’吟毕问：“你不觉得雄浑、豪放吗？” 在一张劳动归来的合影中，周穿着鼓囊囊的棉衣，斜挎军绿书包，白毛巾随意扎在脖子上。这与他素来衣着整齐，举止斯文的形象大相径庭。
1974年文革到了后期，周启博“回到家大讲社会大众如何诟病领袖及其打手。 父亲对我质疑领袖深感不安，好几次皱眉对我说：‘你怎么老是和大方向拧着？’最后终于爆发了一次饭桌上的冲突。那时毛远新长辽宁，声势为各省之冠，似将问鼎中央。 我在一天午饭时提起此事，以台湾老蒋小蒋比照老毛小毛。父亲大怒，摔了筷子，午饭不欢而散。”
参加“梁效”写作组时，周“还以为这是组织对自己改造成果的肯定。每每奋笔熬至深夜，然后骑着自行车悠然回家。他不无自得地说：‘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上用了。’”
1976年清明期间，北京民众汇聚天安门广场，纪念真实面目尚未大白于天下的周恩来，发泄对太祖的不满，“父亲去了现场，但并没充份体会人民对领袖的愤怒。” 一直到太祖崩驾多年后，光环褪尽，周“才认识到自己的老师陈寅恪的思想体系，较‘毛泽东思想’价值更高，接受了老师对自己‘曲学阿世’的批评，并在各种场合向老师表示了悔过。”
1984年，在一次同人聚餐时周对自己的学生夏应元说：“杨人缏先生他们解放前说‘民主在国民党治下是多和少的问题，在共产党治下是有和无的问题’，现在看来是有道理的。” 周参与“梁效”的问题查清后，“官方对于他仍当成控制使用对象。官办学术活动，他甚少能够参与。”
1989年春夏交加之际，周去美开会，“与亲友通电话，共祈不要流血。但当局终于开枪，父亲痛心疾首，忍不住对着电视屏幕上的‘北京屠夫’说‘你早点死吧！’……父母生存的物质资源全由当局所垄断，他还不敢象文学翻译家杨宪益先生那样破釜沉舟， 声明退党。” 《季羡林传》洋洋数百页，无只字提到季羡林先生也曾到广场慰问学生一事。 周“在给季先生的新书作序时，明确赞扬他‘劝勉’学生的义举。”
1990年周写过短文《追忆胡适之先生》，“推崇胡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推不倒的丰碑’”。周去世前两个月，“在《郊叟曝言》序言中写到，‘自己不可能到胡先生墓前去顶礼膜拜，赔礼道歉了，但愿以文章表达诚恳的请罪的心情。’”
周一良先生在撰写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中对于自己的一生进行了认真的反省，晚年重新确立了自己的独立性。他对于评传的原则是“别人看了不摇头，自己看了不脸红”。
周2001年12月23日去世，享年八十八岁。周去世后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有数百人到场，都是来自民间的同事、友好和学生，当局没有出面。
读了上文后，我开始留意搜寻周启博先生的文字。在网络上发现了好几篇，篇篇都不落寻常的窠臼。兹摘录有关段落，与读者共飨。
在《被（中共）愚弄的燕京人》中，周启博先生提及周一良先生在燕京历史系的同学陈絜先生的遭遇，“陈絜，又名陈矩孙，生于1913年，是满清逊帝宣统的老师陈宝琛之孙。陈絜出身福建望族，却服膺中共宣传，考入燕京后就成为中共“职业学生”，主持燕京地下党。……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陈矩孙被排斥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外，认为他的‘爱国’和”‘抗日’都是‘越轨’行为，因此被有关组织开除了中共党籍。……1941年陈受中共中央派遣回福建，他继续以自己的显赫家世为掩护，取得福建省政府参议职务，暗中搜集军政情报，鼓动福建省长抵制重庆，制造反蒋舆论，以打击领导抗日的国民政府。1948年，福建中共地下党内斗激化酿成福州‘城工部事件’，陈的地下党同志百余人被中共闽浙赣地下省委诬为‘国特’而处死。陈避走香港，虽然保住人头却丢了‘政治生命’，第二次被开除党籍。1949年中共进占福州，陈以被开除之身返回福州。1954年起陈在福建师院历史系任讲师为生。1957年作为无党派人士获省政协委员头衔。1966年文革祸起，陈的“历史问题”导致多次迫害， 被逐出福州下放浦城山区劳动。1983年陈获得平反，但中共党籍不从1935年而从 1946年算起。4年后陈病逝福州。”
在同一篇文字中，还提到被当局誉为“国宝”的季羨林先生“1989年民邥r他不顧官方警告慰問絕食學生。屠城後他坦然以‘參與動亂’向軍警‘自首’，讓當局拿著這個燙手山芋不好下臺。對這些我一直敬佩。但近年來他逢迎當道，時以學術為政治鼓吹。政府也犒賞以專列返鄉，省長出迎之類的高官待遇。家父曾以歷史學術服務毛皇帝，得到些入執政黨，坐主席臺之類的待遇。好在家父暮年徹悟，反思了自己當年未能堅守學術獨立與自由的失誤。季先生年逾九旬，還在興沖沖重演這個‘學成文武藝，賃與帝王家’的戲碼，重蹈‘梁效四皓’的覆轍，再不覺醒，恐怕有生之年來不及反思，我不禁為他不值。 ”。
在《邻家小儿话“翦老” 》中，周启博先生叙述了他亲闻的翦伯赞教授的几个生活片断：“1956年夏，翦率张芝联，夏鼐和周一良去法国巴黎开汉学家会。时值冷战高潮，当时奉命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遇美籍华裔学人则动员归国。周当时刚当上预备党员几个月，自然遵命拒不与任何美国相识接触。带队的翦老却背着周私下会晤了与会的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翦邀拉铁摩尔到自己旅馆住处密谈，张任翻译。寒暄过后，翦邀拉铁摩尔访华， 拉铁摩尔感谢邀请，但说美国右翼指控自己亲中共，‘红帽子’还未全摘掉，现在自己访华无助于改善中美间国家关系，因而举荐他人以自代。友好谈话结束，翦， 张送客到旅馆前厅。拉铁摩尔正要出门，适逢周走进旅馆， 与拉铁摩尔打一照面。周在波士顿就读哈佛时，拉铁摩尔与哈佛汉学家费正清过从甚密，因此认识包括周在内的哈佛中国学人。周作为党员谨遵指令扭头不看‘美帝’， 殊不知‘党外教授’翦老刚才正与这个‘美帝’相谈甚欢。周因级别不够，自始至终蒙在鼓里。……
燕东园被一条无水沟分成东西两部分， 由一旱桥相连。经济系樊弘教授的外孙在桥的一侧伏地玩耍，不幸被翦的汽车轧死。樊在1949年前高调反对国府，人称‘民主教授’ 1950年樊入中共后转为低调，历次政治运动均不出头。这次外孙遇难樊也服从政府处理，不让组织为难，好像接受抚恤了事。警察作现场调查时，要樊从家里拿一个枕头模拟小孩。樊当时年已六旬，体胖，走路姿势节奏类似京剧台步。那天家母曾到现场， 她很久以后仍记得樊双手抱枕慢步走向桥头时的表情。”
在《他也属于“悲惨的一代” 忆张芝联教授》中，周启博先生记叙了周一良先生多年的同事张芝联教授，写到“张在系内‘靠近党组织’， 得资深党员系主任翦伯赞的青睐，在整肃运动中表现积极。历史系老一辈法国史权威杨人缏教授在内战中强烈抨击国府，而且面促傅作义起义献（北平）城以“青史留名”，反右时包括张在内的教师却揭出杨的大量‘右派言论’，甚至指杨和另一老教授向达为‘向杨反党集团’。全系同人认为杨划右派无疑，可能因为杨的胞兄杨东莼时任中共国务院副秘书长，历史系教师右派最终‘发榜’时少了杨，后来却补了一个青年助教张广达。杨和夫人张蓉初教授虽‘有惊无险’，却难忘本系知识人‘相煎何太急’。当然，这里‘煮豆燃豆萁’的罪魁是毛。……
‘梁效’因毛江重用而走红时，系内同人对成员多笑脸相迎。‘梁效’因毛死而垮台后，成员随即向隅。历史系面对面批判‘梁效’时，许多同仁，包括张在内，从笑脸逢迎一变而为疾言厉色，令成员们暗生感慨。……
张评论毛的十年文革说在此期间‘知识分子除了存活之外，还可能有什麽念头？’在总结自己51年学术道路时说‘同上一辈人相比，同我父亲（师爷按：张寿镛(1876-1945) 清代学者、民国政府财政部次长、上海光华大学校长）相比，无论就事功或学问而言，都不及他们之万一’。……
张晚年生活因学术活动而绚丽多彩。由于他出入会堂多于埋首书斋，事功超过学问，于是有了‘历史系的基辛格’之称。法国驻华使馆对他的法国史造诣敬重有加，但他鄙薄法国人权理念的中文评论令法国学界和使馆失望。考虑当时西方批评中国人权纪录，中国官方力图以中国“国学”对抗西方包括人权在内的普世价值，他迁就官方口径的中文评论应属败笔。……
1993年是英使玛噶尔尼来华谒见乾隆200周年，张发起在承德避暑山庄当年谒见现场召开有关国际学术纪念会，但经费无着。香港大亨董建成出资1万美元，张无以为报，即请董给自己的英文学术文集“Renewed Encounter”作序。董是学工程出身，后来经商，与历史毫无关系，我问让外行人作序是否使文集“佛头着粪”，张说这是穷知识人的无奈。……
随着国内外声誉日隆，张也逐渐挣脱原有精神桎梏，开始考虑自己的社会责任，做了一些对过去的反思，对时政的评议。民盟千家驹先生倡导反思，在暮年宣布与中共分手。张在民盟宣传部长任内与千先生密切，甚至在六四之后敢逆上意推举千为民盟领导。张对继任的民盟宣传部长惟中共是从也有明确微词。”
在《教育不应是一党私产（《世纪清华》读后）》中周启博先生写到“親歷反右的學長告我，鄧小平為毛組織反右，到清華禮堂做反右報告。學生聽眾離開禮堂，表示抗議中共以‘整風’誘人發言再以言入罪的‘陽謀’。主席台上的校長蔣南翔坐不住了，打出鄧早年赴法勤工儉學的招牌，站起來喊‘你們不要看不起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也是留學生！’但學生們繼續魚貫退場，集體用肢體語言向中共說了‘不’。”
在同一篇文字中还提及“清華出身的哲學教授賀麟，在1949年以前曾精闢地闡述學人要有人格，學人和學術應獨立於政府的理念。賀麟教授的女兒賀美英在1949年以後的體制中如魚得水。她1956年入清華電機系，1958年加入中共，合理的推測是她在1957年反右有功。1960年代賀美英在清華官至校團委副書記。她督導我們這些低年級學生受軍訓時穿裙子挎手槍的威武，顯示書香賀家改換了門風。……
1990年代清華卻招收了一屆90年校史上空前絕後的‘走讀班’，教職工好奇這是要照顧誰家考分不夠的子女，發現一位李姓走讀生之母是賀美英書記。”。
周启博先生又提及“無線電系副主任常同教授，在美國取得哈佛物理學和麻省理工電子學兩個學位後回國效力，因為‘外行領導內行’的意見，被系中共書記李傳信主持定成右派。十年後李傳信在文革中被整肅，常同教授以德報怨，派女兒給李送雞湯。
李在叢書中著文回憶常教授，把自己定常為右派用一句話輕輕帶過，卻大講自己與常家的友情。李還私下散佈反右時打常最力的是自己手下另一個黨員教師吳佑壽，因為吳視常為自己業務晉陞的障礙，以此推卸李自己的責任。常同教授含冤忍辱，摘帽後仍然敷衍中共，以求一業務報國的機會。身為清華附中語文教師的常夫人則對中共不假辭色，告誡兒女不要相信李這種黨棍，並在六四之後從常教授紀念文集中撤出李鵬訪問常家的照片。”
周启博先生还指出“清華校史紀錄彰顯的烈士，絕大多數是中共方面的清華人，可見編者心胸狹窄。1935年物理系畢業的高材生熊大縝，投奔中共晉察冀軍區作軍需技術工作，功績卓著，卻被中共當作國民黨派遣人員逮捕處死。晉察冀軍區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誣陷熊大縝是他的物理導師葉企孫教授經手派遣的國民黨間諜。物理學大師葉企孫連國民黨員都不是，卻被誣為中統特務，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因為要掩蓋上一個錯誤，不惜再犯下一個錯誤，是中共自毛澤東起一貫行為模式。清華校史部門等因奉此，對熊低調處理，僅在烈士碑上語焉不詳地說 ‘1939年在冀中犧牲’，不明真相者會以為是被日寇殺害。校史部門讓熊死得不明不白，愧對烈士，愧對歷史。”
周启博先生的文章确实非同一般，“在晋董狐笔，在齐太史简”此之谓也。上面摘录的仅仅是我认为精彩的段落，有兴趣的读者可查阅原文。假如我是名人的话(无庸置疑，这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虚拟条件)“生子当如周启博！”未悉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搁笔前还想捎带着提一提某位在网络上十分活跃的老先生，他也是如假保换的世家子弟。这位老先生非常看重他家族的名头，凡事涉他家人的声誉，不论巨细，老先生都是一而概之的誓死捍卫。最近，某著名女记者对他家祖老太爷的冤案进行调查后出了一本专著。出版前老先生就四出预告，出版后又到处赠书，还赴港出席讲座演说有关专题，并邀请他所在侨居地的国人去其府中恳谈此事。女记者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重新颠倒过来，浮了人世间一大白，这自然是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然而，老先生这样兴兴轰轰大张旗鼓的举动，则仿佛恨不得让普天下人都知晓他家祖老太爷对于红朝建都北京功不可没才好。(师爷按：他家祖老爷与红朝政权的恩恩怨怨，我就不太感兴趣，但是把一位耄耋老人投入监狱，绝对是不人道的。)此外，老先生时不时地发表一些有悖常情的见解，有时简直匪夷所思，尽管还未曾到诛心的程度，却也是“虽不中，不远矣”。
老先生还咄咄逼人地指责和他相左的观点，常常显示了病态的偏执。按说，老先生早已过了耳顺的年纪，却从来听不进逆耳的意见。老先生与人争辩时喜欢较真劲儿，不知他是想把以往强行噤声的岁月追补回来，还仅仅是想显示他鹤立鸡群般的与众不同。以至网上有人言之凿凿地说老先生是领敝党津贴的“‘老头票’客”，我想按老先生自己标榜的家风和从网上披露他的悲惨遭遇来看，恐怕还不至于下作如斯！不过，世事难料，人心叵测，如果老先生真的已经沦落为“网上五毛”的话，那么他比刘表的儿子更加混帐，真所谓豚犬不如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