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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他去世的27年时间里，一直担任总理。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
但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也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粉碎“四人帮”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人们在反思和批判“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种种事件也进行检讨，曾经罩在领袖头上的神圣光环被打破，在国内外出现了有关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用的争论。正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对周恩来的一生作出了公允的评价。
周恩来评价引争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进行了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逐步深入，党内外的思想也空前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然而，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种动向，就是极少数人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极少数人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这样的氛围下，出现了对周恩来评价，特别是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用认识的争论。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地位后发生的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它是由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错误发动的，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所利用，使党、国家和人民经受了十年浩劫，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的全面内乱。对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普遍认为：周恩来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起到了任何人无法取代的重大历史作用。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挑起了历史的重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不是个人思想、感情、行为的简单直接的反映。他是从国家、人民、民族的利益出发，在动乱的年代里，以其博大的胸怀和对党对人民的忠诚、智慧，总理着国家的事务，协调、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和矛盾。他承受着各方面的压力，相忍为国，相忍为党，相忍为民。他顾全大局，担当大任，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如果没有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苦撑危局，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起了“灭火器”、“消防员”的作用。
但也有一些人对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产生了误解甚至诋毁。有人说他胆小怕事，软弱可欺；有人认为他是盲目愚忠，推波助澜；还有人认为他是明哲保身，留恋名位，等等。一时间，国内外议论纷纷。人们的思想出现了混乱。
对周恩来的评价，如同对毛泽东的评价一样，不仅仅涉及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同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整个历史分不开的，涉及到刚刚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能否稳定持久的问题。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
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1979年1月，陈云在一次讲话中说：“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是很大的……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这是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用的中肯评价。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连续两天接受了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法拉奇，被誉为“世界第一女记者”，专访国际舞台上咤咤风云的人物。她“文风酷似男人”，经常对被采访者穷追猛打，花样翻新地提出许多惊险刺激的问题。美国新闻专业的教科书上，甚至出现“法拉奇式采访”这个术语。
采访邓小平也不例外。一上来法拉奇就给邓小平提出了很多诸如“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邓先生，你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等在当时颇为尖锐的问题。法拉奇问得犀利，邓小平答得也精妙。采访过阿拉法特、霍梅尼、卡扎菲、黎德寿、武元甲等数十名国际领袖的法拉奇事后说，不少人是盛名之下，其实难负，但对邓小平的睿智与稳健，法拉奇却是由衷地折服。
在采访中，法拉奇提出了一个外界十分迷惑的问题。她问到：“在中国有这么一个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被碰到过，这就是周恩来总理。这个情况如何解释？”法拉奇的提问真是大胆。周恩来，这位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他长期居于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地位，不仅在党和国家内有着崇高的威望，甚至在全世界也受到普遍的尊重。“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其他领导人都相继被“打倒”了，而周恩来却依然是国家总理，这在“文化大革命”后自然引起了一些人的异议，法拉奇的问题正是由此发出的。她提的问题，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
法拉奇提出这个问题的确很难回答。对于国内外有关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争论，邓小平也略有耳闻。是啊，尽管被人们尊敬地称为“敬爱的周总理”的周恩来最终实现了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但人无完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极端复杂的特殊条件下，为了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运转，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为了保护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周恩来也被迫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
对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心声邓小平是完全理解的。?在法拉奇提出这个问题后，邓小平沉思了片晌，习惯性地从烟盒中拿出一支“熊猫”牌香烟，在轻缓的烟雾中，他语气平缓地回答：“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邓小平通过回答法拉奇的问话，就周恩来的工作精神、他本人与周恩来的个人关系、以及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错误与失误等敏感问题，首次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邓小平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 中作用的评价，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在自己处境艰难的情况下，对邓小平下放江西时的安置、邓小平的复出、邓小平1975年的整顿等起了重要的作用。其实，不只一个邓小平，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干部在“文革”后期被解除了审查和囚禁。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廖志高、曾希圣、叶飞、蒋南翔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开场合频频露面，或被解除长年的监护，得以住院治疗。由此，带动出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部门的一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先后复出、复职。而宋庆龄等许多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则更是因为得到了周恩来的保护才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免遭迫害。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国民经济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崩溃，上百万的人民解放军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乱起来，这一切与周恩来的奋力维持是分不开的，有时候周恩来甚至是独立支撑危局。
邓小平对周恩来的评价，立足大局、全局，表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他多次指出：评价无产阶级领袖人物，中国不能走苏联赫鲁晓夫那样否定斯大林的道路。评价好领袖人物，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他充分肯定民间流传的“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认为这句话很有水平。在谈到“文化大革命” 时，邓小平在不同场合下多次说：对“文化大革命”，现在还不要匆忙做结论，对这样的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关键是引导人们一心一意向前看。
邓小平不仅在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时向全世界表明了新的党中央领导核心对周恩来的公允评价，而且在邓小平亲自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中共中央再一次对周恩来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评价：“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历史决议》评价的第一句话，概括了周恩来的党性原则和品德风范。后面部分论及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处地位、历史作用、斗争方式以及他在党和人民当中的巨大影响等。这个评价是对周恩来光辉一生的盖棺定论，它不仅反映了党和人民对周恩来逝世的无限惋惜和怀念，也中肯地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邓小平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用的评价，以及他主持制定《历史决议》中对周恩来的盖棺论定，具有他人所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和说服力。《决议》公布以后，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普遍拥护。自此，有关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争论销声匿迹，也为后来进一步开展的党史研究和周恩来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