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装备国产精确打击武器 实战突防能力突出 | |
| 2009年06月 来源：瞭望 |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国航天也进入了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转型的关键时刻。
“共和国战略安全的基石很重要的一部分就在我们这里。”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以下简称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马兴瑞6月9日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说，“中国要在世界上成为有影响的强国，航天发展是战略性的支持基础之一，所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一直把航天作为一个战略性的高科技产业来发展。”
回顾半个世纪来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尤其是航天科技集团成立十年来所取得的骄人成绩，他由衷地感叹，正是在强大的国家意志推动下，起步晚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中国航天事业，在为国民经济、国防建设服务中不断抓住了跨越式发展的机遇。
马兴瑞介绍说，53年来，我国的航天事业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成就，“集团公司研制的一大批具有较强实战能力、突防能力和精确打击能力的型号武器已经装备部队，极大地增强了我军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为提升我国的国防实力、奠定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集团公司成立以来的10年，取得了载人航天飞行和首次月球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树立了航天发展史上两座新的里程碑，进一步提升了我国作为航天大国的国际地位，为成为航天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瞭望》新闻周刊了解到，以2008年世界航天活动频率来看，全球共进行了69次航天发射，其中俄罗斯31次、美国16次，我国11次，共发射各类航天器102颗，其中美国26颗、俄罗斯21颗，我国14颗，无论是发射次数还是发射的航天器数量，我国都位居世界第三，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世界航天大国的行列。
但马兴瑞清醒地告诉本刊记者，从航天事业而言，中国航天目前面临的现实挑战是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的转变；对于作为中国航天事业主导力量——航天科技集团而言，面对的是“国际一流的大型航天企业集团”的战略目标的实现。为了明晰发展道路，集团公司在去年作出了战略升级和主业调整，即将之前的“导弹武器系统、宇航技术与产品、航天民用产品”三大业务，转向“宇航系统、导弹武器系统、航天技术应用产业、航天服务业”的四大主业。
从历史中寻找航天事业成功的“基因密码”，并将由其升华出的“航天精神”继承到未来更激烈的国家安全、航天技术和市场竞争中，最终并肩于全球航天强国间，已经成为中国“航天人”的历史新使命。
几代领导英明决策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无论是以钱学森为代表的共和国航天事业奠基者们，还是现在以马兴瑞为首的新一辈的航天领军人，无不把中国航天半个世纪来的骄人成就，首先归功于历代领导人在航天科技上作出的一系列重大规划和决策。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从国家长远发展战略考虑，毅然作出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决策。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诞生，拉开了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序幕。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成立了专门研究人造卫星的581组。“两弹一星（导弹、原子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的重大决策迈出了航天事业创建的第一步。
事后多年，邓小平评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中国嫦娥工程总指挥栾恩杰对此深有感触，“‘两弹一星’促进了我国航天科技的发展，形成了‘两弹一星’精神，培育了一支队伍，并且形成了一套系统工程的管理方法，积累了实施大工程的实践经验，是建国后首次通过重大工程带动国家科技进步，至今对我国航天事业发展意义深远，值得我们永远记忆和传承。”
20世纪60年代中期，党中央又作出“八年四弹”的决策，使我国导弹火箭研制生产能力上了几个台阶，解决了我国战略导弹的有无问题，打破了核大国的垄断，增强了国防实力；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了以潜射固体火箭、静止轨道卫星和远程运载火箭为内容的“三抓”任务的重大决策，促使我国的战略核导弹和航天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三星一箭”重大决策，为航天科技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奠定了重要技术基础；20世纪90年代，我国实施载人航天工程；本世纪初，中央又实施了绕月探测工程重大决策，中国航天开始了深空探测的征程。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发展航天事业，是党和国家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增强我国综合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而作出的一项强国兴邦的战略决策。”马兴瑞感慨地告诉本刊记者，“回顾航天近53年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发展航天事业始终是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从我国国家安全和科技发展方面作出的重大决策。”
正是“群星灿烂”时
“正是由于中央决策者持续不断、坚定不移地支持，激发了航天人的奋斗精神，推动了中国航天事业迅猛发展。”采访中，马兴瑞为《瞭望》新闻周刊描述了当前中国航天技术“群星璀璨”的辉煌图卷。
中国是第五个自行研制并发射卫星的国家，第三个掌握返回式卫星技术的国家，第三个独立研制发射极轨气象卫星的国家，第五个独立研制发射静止轨道卫星的国家，第三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也是第五个进行探月飞行的国家。
经过50多年的发展，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具备进入低、中、高等多种轨道的能力，低地球轨道运载能力可达9.5吨，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运载能力可达5.5吨，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可达6.1吨，入轨精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截至2009年4月底，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进行了117次发射，发射成功率达94%。1996年10月以来连续75次发射成功。
现在，航天科技集团拥有研制各类轨道、各类用途卫星的能力。自1970年4月24日成功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以来，中国卫星的技术水平、应用水平以及长寿命、高可靠性逐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研制并成功发射了七艘“神舟”号飞船和“嫦娥一号”月球探测器。
中国航天先后为国内外用户研制、交付各类卫星90余颗。从1990年成功发射“亚洲一号”卫星以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先后为国外和香港用户发射了35颗卫星。截止到2008年底，长征火箭共进行过29次商业发射和6次搭载服务。2009年年初，中国航天为委内瑞拉用户成功在轨交付了委内瑞拉通信卫星。
航天科技集团具有研制多种类型战略、战术导弹等武器装备的技术和能力。研制生产了从近程到远程、洲际，从液体到固体，从陆上到水下，从固定发射到机动发射的完整配套的导弹武器系列。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航天这个高风险的行业，获得如此众多的成就，是在较低投入下取得的。原国家航天局局长刘纪原回忆说，“我国航天事业由于贯彻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方针，注意结合实际、精打细算，以较少的投资、较少的发射次数，掌握了比较先进的航天技术。截至1983年统计，我国专门用于航天技术的投资，仅为美国的5%，日本的4%。”即使是目前国家财力较好的时期，据《瞭望》新闻周刊了解，我国对航天的投入也远远低于其他航天大国。
这些投入对国民经济的回报却是巨大的。“汶川大地震时，当地面网络全部瘫痪时，就是靠卫星通讯取得了可靠联系。”马兴瑞为本刊记者讲了不少类似的故事：2008年珠海航展上，国家气象局局长郑国光拉着马兴瑞的手说，“非常感谢航天的同志们，有了气象卫星，我们没有漏报过一个台风，没有错报过一个台风登陆，挽救了千千万万个生命，你们航天人劳苦功高。”在马兴瑞看来，所有这些既值得自豪，也是不断激发航天科技工作者继续探索奋斗的源动力。
三大制胜法宝
《瞭望》新闻周刊在采访中，期望找到中国航天能在全球航天激烈竞争中得以异军突起的“基因密码”。马兴瑞直言，“航天能够一直搞得比较辉煌，有三条根本经验，一是坚持独立自主、自主创新，二是坚持航天系统工程理念和方法，三是通过重大工程来打造培养领军人物。”
首先，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航天科技工作者对自主创新的坚定“信仰”。
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回忆，1980年5月18日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成功后，“聂老总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四个现代化靠买是买不来的！’他的话是有所指的。我国只有像这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实在在地干才行，绝对不能靠买。作为型号副总设计师，我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个远程运载火箭全过程研制，对聂老总的这句话，我的体会实在是太深了。”
其实，即使在最初导弹仿制时，航天事业的先辈们就高度重视自主创新的战略意义。导弹总体和发动机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梁守槃感慨地说，“如果没有‘自力更生’的精神，1956年五院的组建就难以起步，1957年苏联也不会改变初衷，向中国提供技术资料。而争取到外援后，如果放弃自力更生的原则，满足于不断仿制，不按科学理论吃透苏联产品的设计精神，一切都要被外国人牵着鼻子走。在自行设计新产品中，如果不考虑先进国家的已有成果，则一切新的设计思想和理论也难以发扬，自主创新也无法落实。”
现在，坚定的自主创新精神已经传承给了新一代的航天领军者们。马兴瑞说，“改革开放条件下，加快空间技术发展已成大势，需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但是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突破。”在他看来，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历史，是一代一代航天人独立自主、自主创新的历史，“自主创新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不懈动力。”
其次，中国特色的航天系统工程思想。
中国航天之所以能够充分控制风险，实现“投资小、成效大”，在马兴瑞看来，关键在于掌握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工程的理念和方法，“航天比较注重系统工程的理念和方法，我们每一个项目都是一个大的系统，需要卫星系统、运载火箭系统、发射系统、地面测控系统等多个分系统的通力合作，我们一直有一个航天大系统工程的模式。这一点，我们比其他的行业在工程理念上要先进。”
刘纪原认为这源于钱学森，“在钱老倡导下，我国航天事业长期应用系统工程进行任务的发展规划、科技管理、大型复杂工程管理，航天型号工程管理等，创立了航天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三位一体的系统管理方法。”
1999年江泽民同志在表彰“两弹一星”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指出，我国成功地研制出“两弹一星”的经验之一是，“广泛运用了系统工程、并行工程和矩阵管理等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
“中国过去没有搞过大规模科技研究，‘两弹’才是大规模的科研，要数千人、上万人协作，组织体系十分庞大。那时候每次搞实验，全国通讯线路的一半要由我们占用。”钱学森谦虚地认为这是周总理领导下创立的，“那时是周总理挂帅，下面聂总具体抓。我想，他们是把组织人民军队和革命战争的那套经验拿来用了，当然很灵，从而创造了一套组织领导‘两弹’的工作方法……这套组织是科学的，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实际，是中国土生土长的。”
其三，创新、创造、创业的人才选拔机制。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聂帅强调必须把培养科技队伍作为一个战略性问题来考虑，提出要培养我们的年轻一代。”当年30岁出头的刘纪原讲述了自己在12所工作日子里的亲历。1962年3月，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个中近程导弹“东风2号”首飞失利，有人失去信心，主张从自行设计退回仿制。
但12所的一些年轻设计师们，坚定自行设计方向，勇敢地提出多项改进方案。12所年轻同志的举动，受到时任五院副院长的钱学森极大重视和支持。最终年轻人经过4个月的攻坚，彻底解决了系统稳定性难题。
当20世纪90年代刘纪原担任了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国家航天局局长后，他同样倾力发现和培养航天科技领军人才、创新人才。正是那个时期，31岁的张庆伟被任命为长征二号F火箭的副总设计师，37岁的马兴瑞从大学直接调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二人最后都相继出任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并由此带动引导了一大批40岁左右的项目和型号的年轻领军人。
“人才的高度就是事业的高度。”马兴瑞告诉本刊记者，目前，集团公司33名两院院士的宝贵资源在军工企业和中央企业中均占首位，“目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200余名型号“总指挥”、“总设计师”的平均年龄只有44岁，45岁以下的占70%；月球探测工程研制队伍平均年龄不到40岁，正副主任设计师中1970年以后出生的占65%。”他坚信，“年轻的创新团队是比‘嫦娥奔月’更为振奋人心的宝贵财富。”
争夺未来竞争制高点
在准确把握国际航天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怎样完成航天科技集团“脱胎换骨”般的转型？
马兴瑞分析说，世界不少国家政府已经将航天科技的发展摆在了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相继制定了本国的航天发展战略和重大工程，通过这些重大工程的实施，带动国际航天技术的快速发展。随着新军事变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天地一体化”成为世界各国军事航天发展的主要趋势。同时，太空经济时代正在到来，航天产业化发展格局已经形成，产业链在不断扩展和延伸。
对于中国航天而言，经过这些年“加速”奔跑后，依然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尽管载人航天工程实现重要进展，但尚未建立空间站；只发射了一颗月球探测器，目前载人登月正在论证之中；还需要发展快速响应、快速发射的运载器；火箭运载能力偏低；相比于国外大型航天企业集团，我国航天经济规模还偏小，特别是利润相差较大。其中，卫星运营服务业务收入还偏低，国际化经营能力还有待加强。
这种局面下，马兴瑞介绍说，集团提出了“建设国际一流大型航天企业集团”的战略目标，“到2015年，在宇航系统、导弹武器系统、航天技术应用产业、航天服务业四大主业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打造8个大型科研生产联合体，形成10个左右主营业务收入过百亿的公司；国际化业务快速增长；圆满完成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阶段目标，发射空间实验室，实现月球着陆探测，新一代运载火箭首飞，第二代卫星导航与定位系统建立，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取得突破。”
马兴瑞告诉本刊记者，“宇航系统、导弹武器系统是中国航天的基石，其他所有的业务都是在这个基石上诞生出来的，在完成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的过程中，中国航天沉淀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我们需要建立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和航天服务产业，从而把航天技术转化在了国民经济建设和服务百姓生活中，从而造福国家，反哺民众。”
在航天技术应用产业领域，航天科技集团将按照“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协调发展”的方针，在卫星应用设备、新材料和新能源等六大领域，形成一批航天技术转化应用成果；在航天服务业领域，组建形成了若干以卫星及地面与运营服务、金融服务、国际化服务、信息与软件服务、航天房地产经营等为主业的大型专业公司，形成了航天服务业的基本格局。
他满怀信心地指出，“可以说，我国的航天科技工业正处于历史上任务最多、发展最快、竞争更趋激烈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形势和任务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正在把航天科技集团引向新一轮全球航天竞争的制高点争夺战中。”（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