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定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等问题。会上，军方老帅首先站出来批驳中央文革。叶剑英指斥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啦？要蒯大富（当时清华大学造反派领袖─作者注）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中央文革一干人因为刚刚挨了毛泽东的批评，收敛了许多，在会上处于守势，只是偶尔出来强词辩解。周恩来则一直静听双方的争论，同时批阅处理压在手上的文件，始终没有表态，听任双方交锋，直到最后才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宣布散会，说：今天的议程没有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说。
二月十六日继续开会时，双方斗得更加激烈。这次在会上唱主角的是国务院的两位副总理谭震林和陈毅。素有党内“大炮”之称的谭震林早就对张春桥藉口“群众不答应”而扣住上海第一书记陈丕显不让来北京一事火气很大，在会前指斥中央文革一干人：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越说越激愤，最后表示：“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说着夹起皮包，拂袖而去。
接下来，陈毅讲得更厉害，已经超出对中央文革的批驳，直接针对林彪，而且影射毛泽东了，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他一上台不是搞修正主义吗？
激愤冲动之下，陈毅又提到了延安整风，说：
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在上述“大闹怀仁堂”的整个过程中，周恩来出于保持晚节和隐忍顺守的双重心态，一直严守中立，很少说话，对双方的争论基本上没有参与，也没有出来制止，只是在一旁听着。这与“三老四帅”拍案而起、慷慨陈词的态度大相径庭，形成鲜明对照。他只是在李先念提到“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老干部统统打掉了”时，责问了康生一句：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有意和会上“出格”的言行划清界限。比如，当谭震林准备拂袖而去，以示抗议时，他对谭是拍了桌子的，叫他回来。目前大陆官方出版物在涉及“大闹怀仁堂”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都有意回避了周对谭拍桌子的这件事，而这恰恰是后来周本人在修改怀仁堂会议记录时亲笔加进去的。又如，当陈毅提到周恩来当年曾在延安整风中挨整一事时，他立即表示：应该检讨，整得对嘛！我有错误，对当时的批评，从来没有意见。再如，当陈毅讲了前述明显针对林彪，并且对毛泽东有所影射的话后，周又马上接过来说：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
然而，周恩来在会下却又换了另一番面孔。显然，老总们大闹怀仁堂，对中央文革一干人痛快淋漓的批驳，乃至延安整风中的种种往事，深深地触动了他，道出了他郁结心中多时的块垒，令他忍不住也要一吐为快。“大闹怀仁堂”后的第二天，周在连续接见财贸口和国防工业口的造反派代表和干部的讲话中，对文革运动中要不要党的领导、该不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问题，态度十分鲜明，措辞严厉，与“三老四帅”在会上的讲法并无不同。
比如，周恩来在申斥造反派夺权后让党委靠边站的作法时，说：你们简直没有边了！部党委上面还有中央，不能叫党委靠边站，革命不能革到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到毛主席头上。并宣布：中央各部夺权，凡是未经中央同意的，不能算数，国务院各部党组要恢复，责任还是部长、司局长负。
在谈到揪斗干部的问题时，周恩来更是痛心疾首，激愤之情难以自抑，反复强调老干部是党的财富，不能搞无休止的斗争，揪住不放，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他们。他甚至把现在对干部的批斗同三十年代肃反扩大化相提并论，还联系到延安整风审干时的经验教训，说：这次对干部的批判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时间不到一年，发展速度却超过十七年。想到这，我就难过。“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这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如果不告诉同志们，这样发展下去，我就有罪了。”
在二月十六日“大闹怀仁堂”时，周恩来知道事情闹得有些“出格”，特别是陈毅的发言和谭震林的拂袖而去，肯定会让中央文革一干人抓住，他本人作为会议的主持者脱不了干系。所以他采取主动，在会议中间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毛为此派汪东兴前来听会，不过等汪赶来时，高潮已经过去。会后，周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不想把事情闹大，因此没有再向毛作进一步的汇报，希望通过冷处理来平息这件事。
摘自《晚年周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