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BERKELEY住过的公寓，地毯黑油油的，卫生间墙上满是绿苔，一开厨房的柜子，肥大的蟑螂四处逃窜，就这样一个猪圈般的地方，却藏龙卧虎。楼上角落里的房间住着一个小老头叫PAUL，大学是在哈佛念的，他旁边一个爱在走廊里骑单轮自行车的小伙子，是MIT毕业的，现在在数学系读博士，然后是一个康乃尔毕业的，再下来是一个台大的，楼下一个清华，一个北大，我隔壁是原社科院新闻所的研究生，以致我从搬进那座破房子起就有抬不起头的感觉。
据说在BERKELEY，就连人民公园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也多是饱学之士。他们在60年代的自由言论运动和反越战运动中曾经是风云人物，毕业后拒绝为五斗米折腰，自己选择了人民公园自由自在的生活。我曾多次在上学的路上经过那个地方，他们倚在草地上，收音机里放着BOB DYLAN的歌，手里拿着ALLEN GINSBERG的诗集，沐浴在加州的太阳里，看看他们的潇洒，我不禁为自己的营营苟苟惭愧。PAUL有一天拿着一本英文书过来考我，“The sage seeks freedom from desire. He does not collect precious things. He learns not to hold on to ideas. He brings men back to what they have lost. ” 这段话是孔子还是老子说的，我一下还真不敢确定。第二天我马上跑到亚洲图书馆，把《老子》和《论语》都借了出来，一通恶补。
说到亚洲图书馆，在前互联网年代，它带给我很多快乐。里边书虽然不多，但都是好东西。还有一个带给我快乐的地方，是离电报街很近的革命书店。第一次撞进这家书店，是因为我从外边看见了墙上的巨幅毛主席像。这儿光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就有十几种，外文出版社历年的各种版本大概都全了吧。除了毛选四卷，还有各种单行本，《论持久战》，《反对自由主义》，《别了，司徒雷登》。我吃惊，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心脏，居然跳动着这样一颗革命火种，帝国主义的国家柱石──美国警察，就在不远的电报街上晃，对它竟然视而不见。
当穷学生时没有多少娱乐，但是每天电报街和塞德门都会上演一两出喜剧，给我枯燥的生活带来点缀。一天在电报街上走着，身旁路过的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忽然冒出这么一句：Don't think of gravity; it always lets you down. 一句话把我说楞了，我不由得回头看看了这个浑身散发出臭气的人：他一脚穿白球鞋，一脚穿红球鞋，裤子一腿高一腿低，头发老长，耳朵上别着一朵白色的雏菊。他就是人称HATE MAN的著名怪人。再朝前走，到了塞德门，SINGING MAN早拉开了场子，把他讨钱的小盒子在地上打开，放开喉咙在唱歌了。他每天都准时出现，有时候下雨没见他来，我心里便会觉得少了点什么。
前边教务大楼前忽然一阵骚动。很多人朝那边跑去。我看见楼边有个白色的身体一闪，接着大批的警察涌上去，那个人就不见了。第二天拿到《每日加州人》一看，才知道又有人裸奔了。若干年后在互联网上看见“裸奔”这个词，我不由得暗笑：我算是亲眼见过裸奔的。
《每日加州人》的政治倾向绝对是左倾的，上边披露的美国在萨尔瓦多插手的黑幕，口气实在太像人民日报1967年左右的评论员文章。UCB教授中民主党共和党的比例是9：1，他们教出来的学生可想而知。我曾是BERKELEY的RENT CONTROL的受益者，所以在听到“伯克利人民共和国”这个挖苦的称谓时非但不反感，还有些亲切。老布什在BERKELEY当然是人人喊打，电报街和DWIGHT街交界的地方，墙上被人涂了“LICK BUSH”，很长时间也没有人来把它粉刷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