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杰克逊 米高·积逊 麦可·杰克森——MJ在中国
MJ是一名黑人，却把自己变成白人；
MJ是一名音乐家，却创造了蔚为壮观的视觉奇迹；
MJ是美国英雄，却成为中国记忆的一部分。他出现在普通中国家庭的收音机、录像机、LD里，出现在穿梭乡土、城镇的大巴上。
他没在中国正式登台，却让中国第一次感知了身体解放。
他唤起了震撼，成了遥不可及的神，西方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一个一个样子，就组成了全部的样子。
猫王被认为是“摇滚之王”（King Of Rock），杰克逊的梦想是做“流行之王”（King of The Pop）。台北“危险之旅”筹备期间，杰克逊特别叮嘱，一定要在所有海报上印上“King of The Pop” 图/余光音乐杂志
1987年，迈克尔·杰克逊在广东中山跟当地小朋友合影，到中国内地来开演唱会是杰克逊一个很大的心愿，但他到死也没能实现图/CFP
震撼和神话很快成了过去时。我们也早就过了对西方目瞪口呆的年代，也渐渐有了评价和消费各种“神”的能力。
1987年MJ造访广东，好奇地站在田间，就像我们对他代表的世界的好奇一样。
MJ死了，再也没有人穿吊脚裤跳那么帅的舞了。
迈克尔·杰克逊、米高·积逊、麦可·杰克森，“他们”都是同一个人——Michael Jackson，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分别给他起了三个不同的中文译名，在各自区域使用，并一直延续到今天。虽然中文名不同，但他是这三地共同的“流行之王”(King of Pop)。
1993年初，三地忽然同时面临着一个同样的机会——“流行之王”要来了。
即便是16年后，三地已经对各种国际巨星习以为常的今天，迈克尔·杰克逊依然显得遥不可及——他的演出费在16年后，还是会让各路演出商大跌眼镜：2009 年曾有演出商辗转与杰克逊的经纪公司联系演唱会事宜，得到的报价是仅其个人出场费就达500万美金，还不算昂贵的制作费用，以8万人场地的可售票比例计算，场地票及看台票的价格也将达到每张5000元和1000元。
那么，16年前呢？
4万人的体育馆，你有吗？
16年前，杰克逊在《危险》专辑热卖后，开始筹划其全球“危险之旅”的亚洲行程，香港、台北名列其中，与此同时，北京正在紧锣密鼓进行着另一个杰克逊计划。
香港是第一个出局的城市，出局原因有几个不同版本：一个版本是经过反复谈判，就在一切都已妥当时，忽然遭遇场地的困扰，香港“危险之旅”演唱会的地点定在大球场，附近居民以“噪音扰民”为由提出抗议，事情闹到港府，最终演唱会被迫取消；另一种说法则很简单，杰克逊是个性格多变的人，在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时，他临时改了主意不来了。
事实上，三个城市面临的首要问题都是场地。
1993年的北京、香港、台北难道没有一个场地能让这位巨星唱唱歌、跳跳舞吗？
遗憾的是，答案确实是：真没有。
原因并不复杂：当年三地都没有足够容量的大型体育场馆，而杰克逊的天价演出费需要足够多的观众人数，否则会血本无归。当年杰克逊经纪公司提出的基数是每场4万观众，三地只有香港大球场确实可以容纳4万人，但在体育场开演唱会需要视情况减掉至少10%的座位。
16年后，在杰克逊去世前，内地一直有演出商在锲而不舍地洽谈他来开演唱会的可行性，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直到今天，内地大城市兴建了不少的新场馆，但依然难以找到合适杰克逊的场馆。
1993年，想出办法克服场地困难并最终搞成了杰克逊“危险之旅”的是台北，主办方负责人叫余光，神奇的是，当时台北连万人规模的场馆都没有。
如今，杰克逊猝然离去，台湾因此也就成了这位巨星举办过演唱会的惟一华人地区。
余光被台湾媒体称作“将欧美流行音乐带进台湾的第一人”。1960年代末开始，他通过广播电视节目、自办音乐杂志，向台湾乐迷介绍欧美流行音乐资讯。1982年起，陆续将众多欧美大牌歌手及摇滚乐队的现场演出引入台湾。
1993年，台湾“解严”第七年，社会文化呈现多元发展，政府对文化事业相关的各类审查逐渐放宽，这为杰克逊成功赴台提供了必要的软环境。
但此时的余光必须得解决一个大麻烦就是场地。他没有香港居民的抗议，但也没有4万人的场地。
多年以来积累的引进欧美艺人演唱会的经验让他想到了台北市体育场，那里本来是一个田径场，只有光秃秃的水泥看台和田径场跑道。此前，余光曾在这里做过“实验 ”，在这个不大适合搞演唱会的场地举办了提纳·特纳、托托等艺人的演唱会，但其规模连杰克逊“危险之旅”的一半还不到。
从1993年1月达成意向开始，杰克逊经纪公司分别派工作人员进行现场勘查，几拨人一致投了反对票——这里太不适合开大型演唱会了。但这实际上是余光惟一选择，他以过去曾在同一场地成功举办演唱会的经验为例，最终说服了经纪公司。
1500万美元，给得起吗？
余光用了9个月来谈台北“危险之旅”，那是余光将欧美演唱会引入台湾的第 11年，他促成了许多欧美大牌艺人赴台演出，但余光还是很清楚，杰克逊的“危险之旅”不同于其他任何演唱会，这不仅是制作成本高昂，毕竟还是一场声、光、色都达到顶级的演唱会；经纪公司对杰克逊的行程提出了事无巨细的要求，很多都超出了余光的想象范围。
余光没有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当年台北“危险之旅”的具体投资，但1993年北京曾有机构洽谈杰克逊北京行，包含出场费、制作费和其他相关费用的总投资不少于 1500万美金——即使是今天，这依然是一个天文数字。
对于余光而言，1993年的台北“危险之旅”有点像豪赌。如果没有经纪公司带来的两个赞助商，他是没办法玩这场危险游戏的。
按照与经纪公司签订的演出合约规定，台北“危险之旅”共演出两场，分别在1993年9月3日、4日举行。可就在距离演出没几天而且票已经售出的情况下，一个突发消息传来了——杰克逊在其他城市演出几近晕倒，公司决定将台北“危险之旅”的日期推迟。
这又是余光多年主办欧美巨星演唱会从未遇到的情况，几经周折，双方最终商定将演出时间改为9月4日和9月6日。尽管日期的变更并未影响票房，但余光认为，这客观上对艺人的形象产生了很负面的影响。
1993年9月3日，迈克尔·杰克逊的私人飞机在台北桃园机场缓缓降落，余光终于松了一口气。杰克逊握住了余光的手，向他表达了感谢。
当时是台湾“解严”第七年，“报禁”已经解除，报纸杂志及广播电视媒体正面临着一次前所未有的革命，同时也伴随着“白色恐怖”时期裹挟而来的“阵痛”——旧有的新闻理念被打破，全新的格局正在建立。
正是在这样的变革期之中，“流行之王”来了。
当时的台湾媒体使用了一个十分台湾化的词汇“大阵仗”来形容当时的盛况——杰克逊去世后，一些媒体从业人员回忆当年的情景，用的依然是这个词。当时台湾所有媒体倾巢出动，报纸娱乐版的编辑被告知其他新闻可以压一压，整版的杰克逊点燃了台湾乐迷的激情，那是台湾从来没有过的媒体狂欢。以前国民党所属的报纸的记者也参与到等待杰克逊的队伍中，大家24小时守候，期待抢到独家头条。
不能让美国人欺负中国人
迈克尔·杰克逊台北“危险之旅”一行150余人，下榻当年台北最豪华的晶华酒店，杰克逊本人则住在总统套房内，客厅摆放了许多彩色气球。此外，酒店还特地为他准备了许多迪士尼卡通电影录影带。杰克逊一行在台北前后停留了五天，绝大多数时候他在酒店里躲避媒体的追逐。杰克逊没有进行走台，而是由工作人员替代他进行音效调试等准备工作。
当时台湾还没有《苹果日报》。
杰克逊惟一一次的外出是在9月4日下午，正是这次外出，引发了一场上升到“中美关系”的轩然大波。
在杰克逊一行入住的晶华酒店旁，有一个美国“玩具反斗城”商店，杰克逊想到那里购物，随行人员事先与商店谈妥全面清空那里的顾客。躲在丽晶酒店外的各路记者闻风而动，可惜还是晚了一步。一位台湾记者在杰克逊的两名保镖拉下铁门前的一刹那钻了进去，立刻被杰克逊的两名保镖抓住，给了两拳，然后轰了出来。“这一下子可就炸了锅了！”余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6年后，媒体与明星之间的类似肢体冲突已经不时见诸媒体，但16年前，此类事件在“解严”进入第七年的台湾，成了一个巨大的导火索，短时间迅速升级成为一个带有抗议色彩的大事件。
台湾媒体联合起来提出抗议，他们通过行业协会与政府有关部门交涉，要求杰克逊的保镖就此事道歉，并对余光说，如果保镖不道歉，他们将会敦促政府出动警察取缔这次演出。
余光立即与经纪公司召开紧急会议，转达了台湾媒体所提的要求。“当时，会议室的气氛十分紧张。”余光回忆说。
杰克逊经纪人的态度却十分强硬——绝不道歉，如媒体坚持要求道歉，则打道回府。杰克逊的经纪人表示，这位记者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对杰克逊隐私的侵犯，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他们都是如此处理这类事件的，从来没有为此道过歉，这是国际惯例。
余光只好折回，希望媒体能让一步。媒体的反应更加激烈了，不道歉，就别想演，并扬言一定要让这次演出流产。有媒体还将此事上升到人格与国格的高度：“不能让美国人欺负我们中国人！”
调停无效，余光只好返回杰克逊那里寻找突破口。
他绕开经纪人，直接找到了杰克逊的保镖总管，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他对总管说：“两名保镖中比较柔和的一位出面，我来做中间人，把媒体召集在一起，你们的保镖不用直接说道歉，所有调和的话由我来说，只需要和记者握一下手，做个姿态，这样子可以了吧？”
这个折中方案得到了杰克逊保镖总管和台湾媒体共同认可，一个小型记者会之后，台北“危险之旅”的最大危险解除了。
当晚，焰火在台北市体育场升起来了，随着一声巨响，迈克尔·杰克逊冲上舞台，全场沸腾了，余光的一块石头总算是落了地。
请问我可以见自己的儿子吗？
尽管伴随各种“危机”，但回想起来，余光对杰克逊的评价还是有一颗“赤子之心”。
在演唱会期间，余光与杰克逊有过三次面对面交谈。第一次见面时，余光就注意到他的鼻子很像卡通人物彼得·潘。“简直一模一样。”
彼得·潘是苏格兰作家杰·姆·巴里笔下一个拒绝长大的小男孩，带领着一群孤儿在“梦幻岛”(Neverland)完成了一次次冒险经历。而杰克逊把自己的庄园命名为“梦幻岛”，他还曾说过，自己就是彼得·潘。“他本人很亲和，说话的声音很微弱、细小，还有些害羞，像个小男孩。”在余光看来，杰克逊是一个简单、童心未泯的人，台北之行，他特别提出希望可以见当地的一些孩子，余光找来了台北的一些小孩，走进了杰克逊的房间。面对小孩时，杰克逊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发自内心的喜乐”。
在余光眼中，杰克逊最显著的性格特征就是孤独。当年跟去台北的还有杰克逊的父亲和哥哥。余光曾经目睹了这样一个场景：一天晚上，杰克逊的父亲过来跟余光打招呼，说想去看儿子，余光陪着他父亲和哥哥在另外一个房间等候，直到里面的保安通报说父亲可以进去，才可以进去。“可见他的保镖保护他到什么程度。”
余光相信那些繁琐的要求并不是杰克逊自己的要求，而是经纪公司主宰的。他还特意澄清了当时盛行于中文媒体的“矿泉水洗澡”传闻。当年，台湾媒体有关杰克逊的负面新闻非常多，其中一项是报道他在台北期间用某品牌的矿泉水洗澡。“这是完全没有的事。 ”余光说，其实是这个矿泉水品牌设法把他们的产品送到了杰克逊的浴室，“那个传闻其实是品牌公关的包装。”
不符合内地习俗
余光最大的遗憾，是没能促成杰克逊的北京之旅。
早在1993年台北之行期间，杰克逊就当面向余光提出，希望有机会可以到大陆演出，并委托余光代为联络。从那以后，余光一直试图通过朋友辗转进行与大陆接洽。
事实上，1993年，大陆方面曾有公司与杰克逊经纪公司密切接触，甚至经纪公司派人到中国进行前期勘查，当时，业内曾经一度传出“杰克逊终于要来了”的消息：杰克逊提出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演出，几经磋商，最后确定在工人体育场。
业内人士回忆说，当时大陆有关主管部门也非常配合，甚至答应了经纪公司一些不可思议的条件。6月29日，当年参与策划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媒体撰文指出，其中一项是为杰克逊的私人飞机特别开辟一条“迈克尔·杰克逊北京航线”。
演唱会原定日期是1993年9月22日，也就是那一年中国申办奥运会的前夜。
几近成行的杰克逊北京之旅最终流产，其中原因众说纷纭，协助杰克逊跟大陆接触的余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听到的一个版本是：当年他曾经将杰克逊的有关视频资料汇总寄给大陆有关方面，得到的回复是，其中杰克逊跳舞时，习惯性用右手捂住私处的动作，被认为“不符合大陆习俗”。
杰克逊在各种公开场合表示自己很想去北京演出。
1996年，杰克逊第二次到台湾演出，把余光约到酒店，再次提出希望代为联络到大陆演出的事，并跟他签了一份中国大陆演出无限期优先代理合约。
直到杰克逊伦敦演唱会的消息传出后，余光还在进行着努力，他对有此意向的大陆主办方建议，不必那么急，依照他的经验，伦敦演唱会结束后，看一看反响再谈，时间上也是来得及的。
没想到，杰克逊的猝然死去，让他的北京之行成了永远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