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儒雅这个词，在中国，好像专门形容男士，更确切地说，是形容那些人格和品位都非常高迈的士大夫。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士大夫就渐渐离我们远去，或者说是我们渐渐远离了他们。在我们的眼里，士大夫是一群不合时宜、墨守成规的旧式文人，而且，对于他们，我们又给予过太多的贬抑、否定乃至打击。
其实，在士大夫身上，是有着非常高洁的气质、品位和人格魅力的。而这些，在今天看来依然有着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比如，他们大多有着深厚的学养、健全的人格、超常的沉潜力和谦让的品行。这些士大夫，虽然大多文弱，但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们不会随波逐流，不会朝秦暮楚，他们会十分自觉地恪守做人的起码准则，会始终如一地坚守做学问的底线。这正如在当年清兵入关后，明朝的遗民黄宗羲，他虽不能亲赴战场作殊死的抵抗，但他也绝不与清廷合作，绝不卖身求荣。黄宗羲所表现出的，就是一种士大夫的精神品质和人格力量。
过往的那些士大夫，也许不是战士，不是将军，甚至不会像众多英烈那样血洒疆场、马革裹尸，但他们在中华文化的制高点上所投射出的生命影像，依然是让我们骄傲和自豪的坚实脊梁。
而这样的士大夫，在中国，应该说不在少数。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或是隐匿于闹市，或是归隐于山野，或是幽闭于书斋，或是游走于天地间，以一种超越常人的坚守、沉潜与开拓，为中国传承着一脉文化精髓，为世界增添着几许东方神韵。
上述是我对于中国士大夫们的基本评价。这种评介在我游览了位于西湖孤山西麓的西泠印社后，得到进一步确认。
那么，西泠印社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所在，它与士大夫又有着怎样的关联，二者在中华文化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我们不妨这就去看看。
二
西泠印社，得名于西湖上的西泠桥。这座桥，因有过苏小小的传说而名扬天下，成为一道不朽的人文景观。
西泠印社，就设在离西泠桥不远的孤山上。拾级而上，一座不算高大却透着凛然之气的牌坊伫立在眼前，上面赫然雕刻着四个大字：西泠印社。
这是一个让我心仪了多年的地方。望着“西泠印社”四个大字，顿然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一股巨大的文化气场立即将我裹卷。
面对着眼前的重重景观，我感到，必须再屏住呼吸，再放轻脚步，恭恭敬敬地一步步走进。那种呼朋唤友的高声喧哗，那种漫不经心的游玩心态，应该统统抛弃在山下。在这里，惟有以一种朝圣的庄严，才可以接近它的神韵，融入它的光华。
在牌坊前，我正了正衣冠，顺了顺气息，迈着虔诚的脚步，一步一步，轻轻地拾级而去。
三
打老远到这里来，不为别的，只为拜祭四个人。
这四个人，自从我知道他们后，就一直被他们的人格魅力和文化操守所深深牵引。他们是丁仁、王禔、吴隐、叶铭。他们四人被后人誉为西泠印社的“创社四君子”。他们创社的时间，是1904年。
这年的夏天，丁仁、王禔、叶铭等人，相聚人倚楼，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商议在杭州组建一个印社。在得知情况后，在上海谋生的吴隐，急匆匆地赶了回来，与丁仁、王禔、叶铭一道，着手组建西泠印社。
要组建一个“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印社，在选址上，必须得与之匹配，不能马马虎虎。于是，他们把目光锁定在西湖景区的孤山西麓。这真是一个绝佳的地方，既是山林，又临近都市；既有归隐之意，又有渲染之势；既充满山野的朴拙，又洋溢着人文的优雅。重要的是，在这里，可以把弥漫在西湖上空的千年文化一点点吸纳。
地址选好后，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圈地，没有地盘，社员们又在哪里落脚，那么多史料又该在何处寄存？于是，他们给各级官府呈文，希望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支持。看了呈文，官府不仅欣然同意，而且决定大力支持。为此，他们在批文上这样写到：在“蒋公祠右、竹阁之北，拓地数亩，筑屋四舍”。从官府批文的用词来看，这真是一些文化修养极高的官员，不仅文辞儒雅，而且光是批准建社一项来说，就足见他们的文化视野相当开阔，对文化价值的认知度也相当了得。正是有了这样的认可，西泠印社从一开始就取得了合法化的运作。
土地，批下来了，那就该着手建房。但是，他们四人都是文人，手头并不宽裕，那么，建房的钱又从何而来？在筹款建房上，有两件事让人十分感动。一件事是，印社组建几个月后，成员之一的吴隐，又匆匆赶回上海，他回去的目的就是为印社建房筹集经费。于是，他在上海开了一家“西泠印社书肆”，在那里出版印谱，研制印泥，把营业所得的收入拿回孤山来建设房舍。其实，这时候的吴隐，家境并不太宽裕，但他没有把营业所得归为己有，而是把每一笔钱都积攒下来，用作印社的营建。另一件事是，当杭州的一些乡绅得知他们组建了西泠印社后，纷纷慷慨解囊，资助他们的文化行为。那些乡绅的资助，官府没有下指令、派任务，他们完全是出于文化良知的自觉，出于对文化坚守者的敬佩。因此，那些乡绅的慷慨资助，就变得格外高洁，至今让人想起都会情不自禁地为他们鼓掌，为他们感动，正是有了那些乡绅的资助，中国的金石印学，才有了一个像样的家。
有了钱和地，经过几年的精心打理，西泠印社已经被营建得像模像样。在资料里是这样记载的：“1905年，仰贤亭建成。1910年，造石圆桌；1911年，扩小盘谷、得印泉；1912年，建石交亭、山川雨露图书室、宝印山房；1913年，浚印泉。”
从1904年的初创到1913年的十年间，印社的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编辑和出版印谱。印社自创立后，就开展了出版事务，目的既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又是为保障印社的常规开支筹集资金。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们编辑和出版了《吴让之印存》、《二金蝶堂印存》、《福藏印》、《求是斋印存》、《补罗迦室印谱》、《集古印存》、《秦汉古铜印谱》、《古泉存》、《十六金符斋印存》、《杨啸村印集》等几十种印谱，为中华印学的研究和保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印社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在这期间，印社做的第二项工作是，整理与编辑西泠印社的各种文献。
在编辑出版印谱和整理印社文献的同时，印社还以各种形式开展了研讨、观摩、鉴赏、交流等活动，使印社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以致一些日本印学家也加入西泠印社，成为社员，比如河井仙郎等人。
由于有了国外印学家的加盟，这就使得西泠印社一开始就超越了本土社团的狭隘框架，把文化的触角伸向了全国，乃至国际，为后来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印学名社，绘制了一个极其宏大的蓝图。
孤山，是西泠印社的所在地，它不高，也不大，但落脚在山上的西泠印社，却以一种文化高峰的态势在运筹帷幄，传承文化。
由此看来，创社的四君子，其文化定位，实在高迈，足以辉耀千秋。
四
2008年10月下旬，西泠印社成立105年，召开第十二次社员大会。按照惯例，此次大会应该选举产生新一届社长。但是，经过三百多社员的慎重磋商、掂量、讨论，社长一职竟然无人适合，只能宣告空缺。
偌大一个中国，可谓是人才济济，名家辈出，西泠印社怎么就找不到一个众望所归的社长呢？
在西泠印社的百年历史中，就有57年没有社长。也就是说，西泠印社没有社长一事，早就不是什么新闻。
没有社长，只能说明一个原因，那就是，西泠印社要求太高，期望太大，一般化的角色，不足以肩负起西泠印社的使命，不足以扛起中国印学的大旗。
在西泠印社组建的头十年里，就一直不曾有过社长。当年创社的四君子，为印社可谓是历尽艰辛、日夜奔波、鞠躬尽瘁。印社组建起来了，按理说就应该在四人中产生一名社长，但是，他们四人好像有着约定，谁都不来出任社长。
四君子之一的丁仁，家里开着丝绸厂，经济地位在当地非同一般，其祖上又是读书人，藏书浩大，号称“八千卷楼”。也就是说，丁仁不仅出生富豪之家，更是出生于书香门第，而他本人对中国文化和印学又是那么痴迷，甚至参与了印社的创建。这样一个丁仁，来出任西泠印社的社长，应该是合适的。但丁仁坚决不出任，只默默地为印社呕心沥血。
另外就是王禔，他也是出生于书香门第，祖上是翰林。较之丁仁，王禔更加精通篆刻，是开宗立派的巨匠，西泠印社因为有他的加盟，增色不少，不仅扩大了印社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使印社有了他这样一个旗帜性的篆刻大家，而让人信服与敬仰。印社组建后，王禔出任社长，也是当之无愧的，但他依然委婉谢绝，没有出任。
四君子中第三人——叶铭，他原是绍兴的碑刻工匠，虽然他出生卑微，但他非常具有管理能力，西泠印社创建后，很多事物都是他在打理，而且打理得井井有条。然而，他还是没有出任社长。
最后一位就是吴隐，较之前三位，他是最有经济头脑的，因为印社的主要经济来源都得靠他，在西泠印社，他被称为财神爷。他不仅酷爱印学，还编辑出版了大量印学著作和印谱，在当时的出版界，是个很有声望的人物。但是，在出任社长一事上，他仍然拒绝了。
按照今天的惯例和理解，既然亲自拉起大旗，就应该成为掌门人，但是，他们四人毕竟不是权力狂，大家都没有当家欲，只是默默地为印社做事、做事，再做事。
创社的四君子都不出任社长一职，我不知道是他们共同的约定，还是彼此谦让的结果，总之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西泠印社就没有过社长。
没有社长不等于群龙无首，印社的各项工作依然开展得井井有条，一丝不乱。在我看来，设立社长，绝不是他们建社的目的，他们的终极目的，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中国文化坚守和传承一脉精髓。从他们所做的大量务实性工作来看，他们每个人都肩负着社长的职责，却又坚决不要社长之誉。在他们的心目中，西泠印社不是他们四人的，也不是杭州的，是中国的，是世界的，正是有了这样的定位，他们一直坚持这样的原则：社长必须是文化名人、学术泰斗、艺术大师。只有兼具这种声誉的巨匠，才能出任西泠印社的社长。否则，他们宁肯选择空缺，也不会随便拉一个什么人来滥竽充数。这是一个至高的决定，那高度，让人仰望，更让人敬畏。
没有社长，虽然工作可以照样开展，但在国际交流和影响上，毕竟显得有些不那么名正言顺。但是，在兵荒马乱的中国，在龙蛇混杂的时代，究竟谁有资格出任西泠印社的社长呢？在寻觅了许久后，四君子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锁定在了上海。因为，在那里，有一个艺术巨匠，他叫吴昌硕。
于是，四君子随即奔赴上海，恭请吴昌硕大师出山，执掌西泠印社。
五
对于四人的邀请，吴昌硕大师欣然同意，立即换了一件新长衫，与四人一道来到孤山。
可以想见，在归来的路上，四人的心情该是多么愉悦。在长达十年没有社长后，终于请到大家心仪已久的大师，终于有了让西泠印社成为天下第一名社的前提和可能。
回到印社，他们立即召集首届社员大会，在会上，大家一致选举吴昌硕出任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这一年，是公元1913年，距创社，刚好十年。
由于有了吴昌硕的声望和感召力，很多精英纷纷成为西泠印社的社员，他们是：李叔同、黄宾虹、马一浮、丰子恺、吴湖帆、商承祚等。再就是，很多名流也纷纷成为印社的赞助社员，如：杨守敬、盛宣怀、康有为等人。由于有了大量名家和名流成为社员，在此后二十多年里，西泠印社的发展和声望就不断扩大，成为一个名扬海内外的金石书画重镇，为世人仰望。
我站在西泠印社的隐闲楼前，放眼望去，浩浩西湖尽收眼底。面对这样的壮阔，背靠这样的名社，我就在想，百年前那群儒雅之士，在兵荒马乱中，在山河破碎里，不离不弃，躲到孤山，潜心于中国的金石保存和印学研究，其行为虽是默然无声，其成就却是石破天惊，辉耀天下，连接古今。
如今，虽然他们一个个都离我远去，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坚守，对中国印学的传承，对中国艺术的弘扬，却是历历在目。因为，存放在中国印学博物馆里的那些登峰造极的一枚枚印章，就是他们儒雅品性和高迈人格的永恒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