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23日上午8:30我把即将临产的妻子从MISSISSAUGA送到多伦多downtown的ST MICHAL hospital,按照大夫的判断,我们到医院早了一些,需要回家等待,但我和妻子以距离较远,离家较近的医院没有产前的检查记录为理由,坚持入院观察等待,9:45左右,大夫同意了我们的要求。
妻子的身体本来就不属于强壮类型的,这次又是相隔十几年后的第二胎,产前检查发现胎儿比较大,这些信息表明发生产后大出血的概率比较高,因为十几年前我在国内的一位好朋友的妻子就是因为胎儿较大,产后发生羊水栓塞导致母亲死亡,一年前华人移民潘虹生孩子死亡和更早时候的另一位华人移民产后死亡都有类似的特点,为减轻妻子的痛苦,我们提出了第二个要求:注射催产剂缩短宫缩周期,要求很快得到同意,催产剂见效很快,宫缩强度和频率逐渐提高。
两个小时后,妻子疼痛逐渐加剧,我们提出了第三个要求:产前麻醉,要求很快得到同意,护士联系到麻醉师,前后也就是半个多小时的功夫,实施麻醉之后,宫缩带来的疼痛就大大减轻了,妻子到此为止,并没有消耗多少体力,我们可以比较轻松地等待孩子的降生。
下午5:40左右,护士通过宫缩监视器认为孩子该出来了,就简单地告诉妻子如何调整呼吸用力,同时也告诉我如何配合妻子用力,经过几次用力后,护士说再有不到20分钟,母亲就可以和孩子见面了,接着护士找来了接产大夫和另外三位接产护士,6:12PM,儿子呱呱落地,一位护士负责清理孩子,量体重,身高,在此片刻,我拍了几张照片,其他几位护士和大夫采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妻子伤口处理。6:30左右,医护人员撤离,留下我们一家人包括大女儿和我的岳母在产房陪着妻子和儿子休息,此间,我和妻子完成有关儿子各种材料填写,妻子还用过了医院提供的晚餐,看起来分娩很顺利。
时间过得很快,8:30左右, 一位夜班黑人护士来到产房,要求我岳母和女儿离开,她要把妻子和儿子转移到病房休息,就在妻子起身去卫生间的时候,突然妻子发生了呕吐,但经过清理,还是完成了到病房的转移,但我非常敏感地意识到产后的麻烦随时可能出现,所以在妻子进入病房比较稳定之后,我用电话找来我的好哥们把岳母和女儿送回家,因为我一分钟也不可以离开,虽然我对医学一窍不通,但多年从事危险工作的直觉可以帮助我如何尽全力回避灾难。
病房当班的是一位从马来西亚来的华人,看样子在护士岗位也有些年头了,9:00左右,老护士打算伺候妻子到卫生间排尿,就在站立的瞬间,妻子下身出血了,并紧接着感到眩晕,妻子只好躺回到床上,老护士这时因为要清理刚才出血留下血迹开始唠叨,此间老护士出现忘记东西位置的现象,并说了一句“why do I get bad luck tonight?",凭这一点我确信老护士不是一个可靠的主,我把她给妻子换床单尿垫的程序悄悄记在了心里,并测量了一下病房到前台的距离不是太远,如果出现情况,5秒之内我可跑到前台要求紧急服务。因为妻子不能去卫生间排尿,只好采用导尿措施,可气的是护士说了一句"I am not sure where to put in but I will try here."一听此话我大声喝道“Don't touch her if you are not sure,go get a doctor or someone who can handle the situation!"同时低低骂了一声”草包“虽然病房还有另外一位早前入住的华人产妇,但我还是把嗓门提高许多以达到相当的震慑力(其实我平时说话很温和),老护士二话没说赶紧找来了另外一位护士,排尿顺利完成,但尿液中明显有血,看来我得盯紧这位草包护士了。
接近午夜的时侯,妻子出现重度眩晕,并感到腹内发胀,老护士说产后8小时这很正常,我大声喊道:”go get doctor here!",几分钟后老护士回来说大夫忙于其它产房病人,我问大夫怎么回答,老护士说没有得到回答;“go get doctor again!I can take care of here!",老实人发出的脾气的确让老护士无奈,同时我模仿老护士的程序给妻子更换了弄脏的尿垫和小床单,老护士回来说大夫很快就来,我知道本地人所说的”很快“其实不快,于是继续给老护士发出最后通牒”go get urgent doctor right away!'老护士又一溜烟地跑出去了,这时妻子说她想坐起来,因为感到身子不断往下坠,我很小心地把妻子扶起到半道时,突然妻子口吐白沫,接着又咽回去了,但呼吸明显受到阻挡,同时就陷入了昏迷,我扯开嗓门发出了“help!",大夫带着另外两位大夫和老护士同时赶到了床前,为首的一位大夫相当麻利,几乎没有同其他人商量就发出三道命令,唤醒病人,加入特种药物到输液瓶,到血库核对血液,同时她用手工方式将妻子体内的一堆血块导出来,我知道产后大出血发生了,紧接着老护士跑来说血库的血对不上,为首的大夫又发出一道令,紧急订购血,40分钟内到达,这时又进来两位大夫,要求我呆在病房外等待,我知道此时不干扰医治才是我的最佳选择,坐在门外的沙发上默默祈祷吧,虽然我并不信神;大约10分钟后一位大夫出来跟我说妻子血压回归正常,不会有危险,并竖起拇指说”you did great job.",又过了大约10分钟,病房内有人说我可以进去了,来到妻子床前,她已沉沉入睡,应该是药物在起作用,大夫跟我说在血到来之前不要打搅妻子睡觉,只要照看好孩子就可以了。
大约40分钟时老护士提着一袋血进来,说这血不是来自多伦多地区,是从安大略省某个地方来的,我猜测40分钟内开车是不会这么快的,医院肯定是叫了直升飞机运血,妻子已经醒了,为首的大夫还让妻子签了字,说是有百万分之一的机会通过输血感染病,并再三嘱咐我不要“worry,she is fine",看着血液一滴一滴进入妻子体内,时钟已经到达早晨5点,妻子再一次入睡,我才缓了口气来到门外,这时老护士走到跟前说一晚上她还没有”take a break",我很友好地竖起大拇指跟•她说“you did great job".
看着窗外天空渐亮,突然有种豪迈的感觉,仿佛多年以前自己从被爆破飞石摧毁的吉普车底下爬出来一样,但后怕才刚刚来临,倘若没有产前提出的几个要求铺垫,倘若没有不顾情面对老护士的苛刻,妻子的救援时间倘若耽误一分钟,华人产妇死于病房的悲剧谁能保证不再重演,就算医生医术如何高明,错过时机也只能回天无力。
我不了解潘虹的丈夫当初是否像我这样尽了力,但是潘虹的事故确实使我提高了对产后发生意外的警觉,并结合我当年露天矿处理事故的相通理念,使我很成功地像一位横刀立马的勇士,将死神震慑到千里之外。
希望我的经验能对未来其他的丈夫们有所帮助,欢迎广大华人同胞们能共同交流更多更宝贵的应对危机的措施和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