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转载陈去病的小儿子陈绵康和孙女陈艺在1989年纪念南社成立八十周年暨先父陈去病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的文章：
陈去病是南社三位主要发起人之一。1874年8月12日（清同治十三年七月初一子时）生于苏州市娄门内平江路庆林桥旅次，故初名庆林，字佩忍，一字伯儒，号汲楼，别号巢南，亦曰病情，自署垂虹亭长，晚称勤补老人。祖籍浙江兰溪，元末至正午年间，方国珍在黄岩起兵反元，陈氏先祖僻乱迁来吴江，先承世业锻铜为熏炉，名大著，数传更榨油业。至明中叶，由黎里而周庄，清乾嘉年间，曾祖由周庄迁青浦诸巷，至祖父时自诸巷迁吴江芦墟，再迁同里，仍事油粕制造，“不屑仕宦”，不思“攀附”。
陈去病一生的行为，受青少年时期教育影响颇深。他本是遗腹子，9岁是叔父去世无后，又兼承祧祀。生母、祀母同心督教严，重孝友仁义侠直。15岁起，从著名学者长洲诸杏庐先生执经就学五载，“自经史以外，旁及两汉三唐，文章词赋靡不搜讨迨遍，攻读无余，尤长于经世大略，慨然有揽辔澄清之志”。21岁时补吴江县学生，明年科试优等补廪。时值甲午战败，清廷丧权辱国，他极为痛心，旋即与金松岑、蔡冶民等创立雪耻学会，以唤起民众为己任。戊戌政变和庚子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再次使他感到国家民族之图存，不能寄期望于变法维新，而必需进行革命。1903年春，他怀着“梦魂蚤落扶桑国，徒侣争从侠少年”的壮志，到了被当时中国进步青年视为学习西方强国富民比较好的日本，结识了黄兴、陈天华等很多激进的爱国志士，积极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庚子义和团反帝运动失败，使陈去病由拥护康梁变法维新转向革命，而在日本几个月的斗争活动，则确立了他革命一生的牢固基础。1903年夏秋间，陈去病回到上海，在爱国女学任教。
陈去病一生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他先后兴办过东江国民学校、竞雄女校，执教于爱国女学、微州府中学、绍兴府中学、浙江法政学校、东南大学、持志大学，创办了《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大汉报》，担任过《江苏》、《警钟日报》、《中华新报》、《越铎日报》的主笔、编辑，在《国粹学报》、《民报》等发表了大量文章，搜罗了众多的乡邦文献、明清史料，整理或编著了《陆沉丛书》、《正气集》、《清秘史》、《五石脂》、《吴长兴伯遗集》、《吴赤溟先生遗集》、《松陵文集》、《吴江诗录》、《笠泽诗征》等，著有《百尺楼丛书》、《浩歌堂诗钞》、《巢南文集》、《病倩词话》等，还有不少未及刊印的，原托交柳亚子、范烟桥先生，惜几经战乱，不知安在？同时，他又很重视会党的作用，与光复会、兴中会关系密切，与秋瑾、徐锡麟、王金发等都过从甚密。他还多方结社，组织了雪耻学会、匡社、秋社、越社、神交社、南社、黄社等等。陈去病提倡戏剧革命，也组织过多次推翻黑暗社会，推翻反动势力统治的武装起义。可以说，他的活动遍及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新闻、宣传乃至经济建设诸方面。而这一切活动无不围绕革命这一首要任务。虽几经挫折，几遭厄难，其志不移。1905年3月，《警钟日报》和《二十世纪大舞台》被封，工作人员被捕，他当时恰巧不在上海幸免于难。事后，他写有“吾舌尚存笔尚健，阳秋著述未嫌频”之句。1908年7月，他准备邀众去祭奠秋瑾义士。时，清浙江巡抚正悄悄向他们张开捕网。走僻乡之后，他诗赠柳亚子话别。诗曰：“故国崎岖多碧血，美人幽抑碎芳魂……此去壮图如可展，一鞭晴旭返中原。”表达了他为革命不怕坐牢，不怕牺牲，百折不挠和坚信革命必胜的高昂激情。
成立于1909年11月13日的南社，陈去病不仅是积极参加者，而且是主要发起者及组织者。1987年5月28日至31日，在苏州举行的纪念柳亚子先生诞辰100周年暨南社发起8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与会者再次一致确认南社领导人的排列次序是陈去病、高天梅、柳亚子和姚石子，可见陈去病在南社创建和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南社的酝酿成立和诞生，就其表面来看，在陈去病先生的《南社杂佩》中有“南社者，去病与吾苏高旭、柳弃疾三子所以继东林、复社之志业而与焉者也。故其始之取友也尚狭”之说。其实，南社成员中聚集了众多的同盟会会员。1909年11月13日，在苏州虎丘张公祠参加第一次雅集的17人中，就有14人是同盟会会员。到辛亥革命前夕，南社社员发展到228人，“既而革命军兴，南都建国，繇是四方贤豪华集吴会，而社友乃益盛遍中国矣”。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讨袁护法、东江平叛、北伐战争，直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南社的许多成员如黄兴、宋教仁、陈其美、于右任、蔡元培、廖仲凯、何香凝、杨杏佛、李根源、柏文蔚等，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有一个时期，国民政府五大院院长及中央党部秘书长，全部是南社社员。从举行雅集，出版《南社丛刻》等看起来，南社是个文学团体，实际上南社成员最大量、最日常的活动是从事政治、军事、文化、宣传、新闻、外交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革命活动。因此，南社的活动从一开始就越出了“东林、复社之志业”，也不仅是“想和中国同盟会做犄角的”，而是和中国同盟会、中国国民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谓“几复”、“犄角”都只是为了便于从事革命活动的掩护之词。从“自光复以来，本社之目的已达”，及誉南社为同盟会的宣传部，甚至“文有南社，武有黄埔”之说，都点明了其间关系之深，点明了南社的本质。
革命是个极为复杂曲折艰巨的过程，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斗争方式常会随之有所变换，而当此不为人们所理解时，往往易遭到不应有的误解。陈去病也曾遭到过类似的非议。1907年冬，陈在一次酒后醒来所写二首诗中，提到了梦见穿着“先朝儒服”。即此，曾被人认为“是代表封建制度的”。其实，这时的陈去病已经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参加了兴中会、同盟会，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直接从事宣传鼓动，发动群众的革命活动。当时的清朝，尽管处于极其腐败，大厦将倾之际，但是为了维护其统治，既容不得一丝改良，对革命的镇压就更是极其残酷了。这样，革命者不能不利用一切有利于推翻满清的手段——公开的、隐蔽的、合法的、地下的、和平的、武装的、大规模的、单独的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达到革命的目的。陈去病着力研究南明史，大量编撰明末抗清志士的遗著，写了不少这方面的诗文，并且接二连三地结社，正是利用以汉族为主的中国人民自秦汉以来，对外族的抗拒、反统治心理，特别是满清入关后的残暴屠杀，在人民中造成的反抗心理。该诗末句提出“易服焚巾应有事，腐儒何用一徘徊”，号召人民坚决起事，正说明他以历史为武器，利用人民易于接受的方式和内容来达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的。这种做法，实是当时环境下的一种斗争策略。
此外，从陈去病1903年参加拒俄义勇队，1904年谴责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的立场所写的“大盗入室，主人酣眠，其亡，我中国人民有不为再重奴隶者乎？”到1911年，在《对内讧者直悲感》中所说：“盖彼袁世凯者…… 以倾覆我垂成之绩，以搴我独立之旗，以遂其黄幄左纛，帝国立宪之雄图”；《大汉报》发刊词“张吾民族之气而助民族之成，并提倡民生主义，以亟图社会之升平，获共和之幸福。”在《吴中水利议》，以及由陈去病领衔的《南社临时召集广告》所述：“自光复以来，本社之目的已达，惟建国伊始，一切事宜正资讨论，亟应组织共和政党，以策进行。”可以看出，他不仅很早就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统治结合在一起，不仅“鼓吹民族主义”，而且积极提倡民生主义，主张共和，并强调要以建立政党来领导和推进革命。其彻底推翻封建制度之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因此，“倘然孙先生肯做朱洪武，他（指陈）是会奉命不遑的吧。”这样的“笑话”及“倘然”的设想也充实无由发生。若取其意，谓陈去病对孙中山先生感情之深厚，事业之忠诚，这倒是符合事实的。武昌起义前，他没有因各地起义频遭失利而消沉；10月举义后，汉阳失守，他奋臂大呼：“沉舟破釜，拼死力争”；临时政府成立后困难重重，他反对和袁世凯妥协，继而参加“二次革命”。1916年8月，孙中山先生考察浙东，他辞去浙江省府秘书之职追随左右。孙先生有“从我游者二三子外，唯吴江陈子去病与焉……以十年袍泽，患难同尝，知去病者，宜莫余若”之感慨。继而，他在甬东组织起义响应护法；次年赴粤任参议院秘书长。1922年，从中山先生于韶关行幕，任大本营宣传主任。他豪情满怀，“杖策从征亦快哉”，“饶鼓从容赋北伐”。陈炯明叛，他临危脱险北上。中国国民党改组，他奉中山先生命任江苏临时省党部执委，并邀柳亚子先生出来一道工作。旋为响应中山先生反对直系军阀之策略，组织江苏民治建设会，驱逐盘踞江苏之直系军阀。总之，凡中山先生需要他为之的，他总是竭尽全力，不惜毁家纾难，置个人生死安危于不顾。柏文蔚、于右任、马君武、田桐、叶楚伧、柳亚子等《为陈佩忍先生五秩征文启》一文曰：“民国肇建，始游湖湘，旅北行，出居庸关，慨然有经略满蒙之志。癸丑讨袁，从故人于留都，颇有所规画，顾功卒无成。自是窥姑胥，谋甬东，凡东南有大征讨大建设，君无弗予焉。又累从今大总统孙公于粤东，视师浈江，抚循前敌，驰驱戎马间，几不知劳瘁，洵可谓据鞍双矍铄，壮志未衰矣。”
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他悲痛至极，在挽联中写道：
题榜铭碑慈母累承褒大节
南羲北驾不才空自怨三生
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时，他因病未能参加，又写下了《总理奉安病不克赴诗以记哀》，诗中有“感恩知己今安在，神烈峰高泪满颐“之句，真挚地表达了对孙中山先生的无限情深。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然发动革命叛变，国民党右派对孙中山先生遗忘假拥护，真反对的面目暴露无遗，使陈去病对时局有了深刻的认识，进而对蒋集团采取不合作及反对态度。他是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12名委员之一。4月17日，葬事筹委会决议增加蒋介石等7人为委员，他即辞去委员之职。后，要他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又拒之。继而藉酒抨政，“醉必纵论党国诸公，不少讳焉”。呼曰：“晚近民生之凋敞，伊谁之过？当改称中华民国曰中华官国！”到1932年（58岁时），他尽辞诸职，退归故里。1933年10月4日（农历癸酉八月十五日午时）病患痢疾骤剧不治，逝于同里。南社诸友及故旧门生佥议于1935年11月10日，公葬于苏州虎丘南冷香阁下，以示他创南社于此，又曾集会于冷香阁之意。
陈去病的一生，看来似乎以辛亥革命前后为两个阶段，后期不如前期那么轰轰烈烈奋发有为，“才名满天下”。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两个时期的革命斗争形势有很大不同有关，一方面也和他的家世“希荣慕利之念寡”有关。他在给柳亚子先生的信中就提到：因循数载，弟三过广州，遇觉生。问：“君欲官乎？”弟直答之曰：“否！”……维时总理欲留弟同赴桂林，弟以北伐筹备需时，乃请以暂归候命。于是总理遂授弟一散秩，以状交溥泉、梓琴转付，即大总统府咨议是也。联系《为陈佩忍先生五秩征启》所叙。辛亥革命以后，他为革命尽力仍然“几不知劳瘁……壮志未衰”，但不欲官。对蒋政府，他当然不仅不肯去为官，而且还要不断痛斥了。直至临终，他还留下“相识满天下，知己有几人”，“文章何处求真尝，鸱鶆娇不自惭”之句，满怀对革命知己的思念和渴求，对国民党当权者的抨击。他在回顾一生时，自谓“革命四十年”，显是可信的。
1981年10月9日，胡耀邦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作的《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把陈去病列为33位辛亥革命时期风云人物之一，位居第20，给予了充分肯定，也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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