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在热带丛林的中国抗日将士(续28)
我是大时代狂风中的一片落叶
——前国军巴新战俘幸存者李维恂访谈
前言
在寻找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从中国战场俘获的一千五百多名战俘运往巴布亚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岛亚包埠(Rabaul)做苦工、以及战后幸存者被遣送回国的资料过程中，得知这些幸存者中，尚有三人健在，现在居住于台湾，这无疑是个大好消息。早在发现这批战俘资料时，我就期待着能有机会去访问他们。天遂人愿，机会终于到来。在搜狐网的资助下，于2009年8月1日至8日期间，由搜狐社区副总编辑梁春元先生陪同，我们分别从澳大利亚和中国大陆出发，专程前往宝岛，一方面期望能在岛内查询相关的档案资料，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对这些仍健在的幸存者进行访谈，以期对在档案资料查询及现场勘查工程中遇到的种种疑问，予以解惑。
目前确定的居住在台湾的前国军巴新战俘的三位幸存者名单如下：
李维恂 第三战区淞沪挺进纵队（少校） （江苏无锡人）
李焕文 江苏保安第四支队（上等兵） （江苏武进人）
卢新芳 86军67师210团（上等兵） （浙江宁波人）
李维恂，1949年摄于台南
访问李维恂，就当年国军战俘被运送到西南太平洋的孤岛以及随后发生的种种事情予以求证，可以说，是访问现仍健在的当年亚包国军战俘幸存者最具意义的一位。其一，虽然目前仍健在的三位前国军战俘幸存者都住在台湾，但其中的二位，李焕文居住在台北，经多次联络，都明确表明，不愿接受任何访问，谓只想过平静的生活；另一位卢新芳，虽愿意接受访问，但他双耳重听，且不识字，加上还带有浓厚的家乡口音，即使见到他，也基本上无法沟通（关于卢新芳的经历，将另文交代）。其二，李维恂当年军衔就是少校，换言之，即当年在亚包时，他就是国军中少有的几位校级以上的军官之一，是中国军人营地的管理层的人物；他虽已年过90，且住在高雄，但仍然言语明白，思路清晰，反应敏捷，还很健谈，仅此一项，就足够吸引人们的注意了。其三，今年年初，当亚包前国军战俘之事经海峡两岸媒体披露而成为一热门话题，而使得政府部门不得不表示关注之后，国防部史政编译室曾对上述三位健在的幸存者做过一个口述访谈，但他们并不愿意以此示人。尽管该部门当初曾设法与我联络过，希望多提供其资料及相互交流资料，他们如此做法，其来有自，可以理解。惟据李维恂公子称，史政编译室的人士对李的访谈，超过预定时间，欲罢不能；甚至连著名作家龙应台，在知晓亚包前国军战俘事件之后，也介入进来，欲将这段历史，写进她即将杀青的新书《一九四九》之中，因而她在高雄对李维恂的访问，也是远超其预定时间，一口气就连续进行了七小时之久，以致不仅要将其之后的行程安排延后，甚至连午饭也来不及吃。由此可见，对李维恂的访谈是如何的重要。再者，李维恂本身的经历也颇具传奇色彩：从1937年抗战初起而投身军旅，到1942年被俘而为日军转运到亚包做苦工，短短五年时间，就升至少校官阶，而且他所侧身的部队，又是与最具传奇色彩的军统有关，这本身就足以吸引人的眼球了。
下面所记述的，就是访问李维恂少校的一个记录。这个访问，从8月7日整天（下午曾去访问卢新芳，有约三个多小时的停顿，也是让李维恂先生有一个休息时间，到晚上继续进行）到次日上午，前后达14个小时之久，而这两天，也是莫拉克台风肆虐台湾南部最烈之时。为便于对事件的了解，兹将访谈的相关问题，略做整理，故在访谈的时间顺序上，与录像上的记录，有些差别。但对李维恂的回忆和相关叙述，则基本上是按照他的原意照录，以保持原貌。惟对于有疑问之处，会作一简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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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接受访谈的李维恂先生。
一、我等你们已经很久了！
在来高雄之前，住在台北的上官百成（四行孤军少校团附上官志标之子）先生就与李维恂先生联络好，订在8月7日上午对其访谈。我们在上官百成的陪同下，于6日傍晚乘高铁抵达高雄，住在寒轩饭店。当天晚上，莫拉克台风就从台北一路追着我们的足迹，倾巢南下，来到高雄，狂风大雨，一夜未停。
7日上午，狂风暴雨依旧不停，难以出门，酒店甚至将大门都用横木封堵，以保护其不被狂风吹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致电李维恂先生，他表示可以由其公子驾车，陪伴其前来饭店接受访问。以其90几高龄，能如此认真对待我们远道而来的访问，真令人感动。
大雨滂沱中，李维恂在儿子李权宪的陪同下，到寒轩饭店接受访问。
上午10时许，李维恂先生在公子李权宪的陪同下，来到饭店。李先生90几岁了，但看起来非常精神，脸色红润。当我们三人在饭店的房间中迎接他时，他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说：我等你们已经很久了！这一句话，短短几个字，却是发自其肺腑，听来让人热泪盈眶。
说李维恂这句话发自肺腑，不仅仅是我，也是其他二位同行者当时的感受。而这种感受，更是在余下来的10多个小时的访谈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的。
李维恂1918年3月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1937年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他当时还是位于连云港的江苏省水产学校的学生。当淞沪抗战的炮火震撼着中华大地时，虽然李维恂是家中的独子，但他还是和当时许许多多的热血男儿一样，毅然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之中，加入了忠义救国军的培训班（政工服务训练队），继而进入第三战区淞沪挺进纵队，在上海、浦东一带与日寇周旋，直到1942年被日军俘虏，并于当年年底与其他1500多国军战俘一起，被送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新不列颠岛首府亚包做苦工，此时，他已经是该挺进纵队混成队上海总队第二队的队附，官阶为少校。在1945年日本投降，剩余的中国战俘748人被盟军解救之后，李维恂还曾经是等待遣返的中国官兵暂编第一大队的大队长。1947年回国后，直到1958年在台湾退役，李维恂也未曾受到很好的待遇，一直默默无闻。直到今年年初，当亚包中国战俘事件被两岸媒体热炒后，国军有关方面终于找到他，对他做了访谈，也邀请他出席了3月29日于台北圆山忠烈祠的巴纽国军死难英烈牌位安放仪式。但媒体发布的大量照片中不仅未见这位历史见证人的踪影，甚至报道中亦未见对他的出席有只字提及。以致他在我们的访谈中，不止一次地说到，“我是大时代狂风中的一片落叶。只有你们，才发现了这片落叶仍然有价值。是的，通过你们，那些死难在太平洋孤岛上的英烈已有所归宿；可是，当年那些还活着回来的官兵，他们又如何呢？政府或世人又该如何对待他们呢？”
这番话，反映出来的是一位抗战老兵的心声。因此，我将其作为这篇访谈的标题，也是对被访谈对象的尊重。实际上，我们的访谈，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陆陆续续地进行了十余个小时。
“我是大时代狂风中的一片落叶。”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