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有关四行孤军中被日军运送到巴布亚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岛亚包做苦工的记述，还有一篇在网上比较流行的文章“抗战精神的象征——谈八百壮士”提到过。除了搜寻到的澳洲档案资料中提到这些官兵之外，访谈李维恂（曾用名：季纳贤）先生时，他也曾经提到过这批36名孤军官兵。因此，有必要将该文中的这一段相关的内容转贴于下，以供参考。此处所用标题是借用该文中的小节标题。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该文作者显然是下过一番功夫来收集整理这些资料的，但其中的一大缺陷是，未有标明征引资料出处，令人难以判断史料之真伪及可信程度。】
太平洋战争后的孤军
STUKA、TULIP合著
在谢团长殉国之后，上官志标团附被送往医院养伤，孤军营官兵则公举少校团附兼机枪连连长雷雄为团长，原第２连连长邓英少校升任中校团附。孤军仍依照谢团长所制定的成法，继续坚持。但士气大不如以前。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上海租界马上被日军占领。不过日军一开始并不敢动孤军营，四行孤军虽然长期是日寇心头上的剌，但是日寇此时正汲汲于“日满华亲善”的古怪梦想，于是聪明的日本特工，就想利用孤军的名气了。如果孤军能够投效汪伪政权，这对在中国内地坚持抗战的重庆政权将是极大的冲击。日本人抱着这个美梦，出人意料地对孤军表现良好态度。
１２月２８日，日军将孤军移出孤军营，监禁在宝山县月浦机场旁的一个空置的军营中。据原机枪连第２班班长李锦堂上士回忆，日军一名宪兵大佐在孤军用餐时率部抵达，这名大佐表现相当客气，先在谢团长墓前举指挥刀致敬，然后向孤军宣称换营地是为了让孤军“换换空气”，连行李都安排代运。
孤军迁到月浦集中营时，不但给养照常，而且日军也不随便侵侮孤军官兵。只有几个日本特工不断登门游说雷团长“支持和平”。但是日本人的一厢情愿遭到孤军全体官兵无情的击碎，这群官兵长久以来深受谢团长人格感召，对自己的光荣地位有无比的骄傲，败类也早已消除，即使日军可以轻易加害全体孤军，但是孤军依然秉持气节，必要时，孤军不惜取仿田横五百壮士之遗风，全体殉国。日军试图逼雷团长写稿支持“皇军”，雷团长宣称不识字，硬是不写。日方仍不死心，认为孤军不妥协的态度是由于官长带头作祟，于是派翻译直接发给每名孤军官兵问卷，问些“什么为什么要当兵”、“对移驻重庆国民政府看法”、“对南京汪伪政权的看法与认识”、“对中日战争看法”、“现在情况如何”、“将来有何打算”等攻心问题。结果孤军官兵经过集体讨论，每份问卷都填正一致的回答。绝不投降（不识字官兵多缴白卷）。为了表示决心，雷雄团长组织了一次绝食，让日寇相当头疼。
在劝降失败之后，日军强迫孤军挖掘沪杭铁路宝山到上海段的护路沟，孤军颇有“桂河大桥”片中英军战俘的气概，挖沟的效率特别好。但日军指挥官提出提高工作量要求时，却遭雷雄团长断然拒绝。此时两名士兵逃出集中营，而军统局进一步准备将全体孤军救出，但被日军发觉。据幸存者回忆，日军带队官相当愤怒，并命令全体中国官兵罚跪。此时几名军官突然开骂，宣称“既然称中日两军平等，那我们掉了人应当向你们索要，岂有让我们罚跪之理……”。在日军指挥官气昏头的时候，汪伪政府出面接手孤军。
为了藉孤军提高伪府自身的地位，伪政府将全体孤军官兵以“晋谒中山陵”的名义安排到南京，伪政府大造舆论表示欢迎，以小包车带孤军官兵参观南京市区，并发给优厚的慰劳金。但是孤军全体官兵不为所动，南京伪府恼羞成怒，突然将孤军官兵全部关入老虎桥监狱，整整关了八个月。老虎桥监狱在敌伪占领时代惨绝人寰，三口井被不堪折磨而跳井的同胞填满。在老虎桥监禁时期，孤军营士兵邓文清逃跑被日军抓回，被日军以铁丝捆绑示众，并以剌刀杀害。
１９４２年秋，孤军被转到南京莫愁湖畔监禁，并被强迫担任莫愁湖与周围各河渠的挖泥疏浚苦工。这个疏浚工程让孤军官兵非常震憾，湖内沉积的不是污泥，而是在南京大屠杀中罹难同胞的尸骨！据实际参加“挖泥”工作的官兵回忆，湖中的遗骸至少在万具以上。
即使汪伪政府已经成立，但日军依然不改胡乱杀人的习惯。日军规定有不少军方纪念节日，如“海陆空军节”、“甲午战争纪念日”、“日俄战争纪念”、“华北事变日”、“珍珠港事变日”、“天长节”等。在这些纪念日中日军都要杀人“祭祀”，特别是“山本五十六阵亡日”，老虎桥日兵一次屠杀６０名国人作为哀悼。但日军始终不滥杀孤军官兵，渐渐的孤军官兵也感觉到日军的企图，日军似乎有意利用孤军作为最后的谈判筹码。在一次冲突中一名士兵将一个日兵手臂打断，日军将整队孤军包围，以机枪威吓。雷雄团长毫无畏惧，质问日军“我们不是战俘，为何将我们作俘虏看？”孤军的特殊身份使日军不敢胡乱动手，所以对雷团长的说法只好采不了了之的态度。但是日方可能认为长此以往必然会出事，所以决定将孤军分开监禁。
从１９４２年５月开始，孤军先后被强分成六批到各处作苦工。
第１批官兵１００员，包括连长陈日升上尉。这批官兵被运到杭州西兴镇养马，其中15名士兵又被调到上饶。上饶属于日军前线，这１５名士兵在通信班班长刘益林指挥下顺利脱逃。日军于是又将剩下的８０余员官兵调回南京监禁。
第２批官兵为３６员，包括第３连第２排排长薛荣鑫中尉。这批官兵由各连挑出身体较健壮的士兵９员组成，被海运到新不列颠岛的腊保尔港。这批官兵与其它约１６０名国军战俘组成“中国军人勤劳队”，在极恶劣的生活条件下当苦工。在日本投降时１６０名战俘只剩３６名，澳洲军方知道岛上有中国战俘，于是派出战机飞洒传单，传单上写着“日本投降，向中国致敬”，日军于是将一批印度籍战俘驱入山洞中活活熏毙。但在向国军战俘动手之前，澳洲第１３师已经接管新不列颠岛。岛上的２０００名中国战俘受到较好的调养，并编成中国军人大队（大队长为在苏南游击被俘的营长季纳贤）。在澳军劝止之前，满怀仇恨的中国大队处决了不少日军战俘。１９４５年年底中国大队被安排返国，上海市政府组织军礼欢迎。在３６名孤军官兵中只有１０余人能回到故土，唯一的军官薛荣鑫排长在一次与日军的格斗中被剌刀剌杀殉职。这批返国的战俘被安排在江湾音乐学校住了三个月，即发放抚恤金幷安排退役。１９８８年９月，幸存者之一原第１连第２排士兵田有收在《蒲圻文史资料第四集》发表回忆。
第３批共官兵８７员，包括雷雄团长与连长陈日升、排长杨德欤、陈岂凡。这批官兵被分配到芜湖裕溪口装卸煤炭。这批孤军到达裕溪口之后就组织了逃亡。陈岂凡排长对此在《纵横杂志》有具体回忆：
“１９４２年冬，我们这一批共８７人（军官有雷雄代团长，陈日升、杨德欤和我），被分配往安徽芜湖裕溪口装卸煤炭，由车上卸下再装上船。为便于管理，敌人又将我们８７人分成３个组，利用官管兵的办法，指定我和陈日升、杨德欤各为组长，并配发袖章以示区别。我们从称煤的司称口中打听到，裕溪口对面山上就是游击区，于是就暗中组织以３人为单位的行动小组。行动小组的任务是商定各自瞅准一个目标，或打死，或抢夺其枪枝。幷约定在大逃脱行动之前，我们３个组长要适时把袖章脱掉，以为信号，一听哨音叫到，统一行动。一天，司称员向我们示意，对面山上有新四军活动。我们于是决定趁机于当天行动。我们三个组长分别脱下袖章，示意各行动小组先有准备。下午收工时，在走向集中营方向某路转弯处，突然一声哨音，走在前面的几个行动组当即行动，从后面夺取了走在前面敌人的一挺机枪和一支步枪，其余的行动组要夺取走在道路两旁敌兵的武器，因有段距离，旋被敌兵发现，大家知事不谐，便都向路坡滚下去，往山里方向逃奔。敌人随即调动大批人马追捕，他们在铁路上用巡道车，公路上用汽车追赶扫射，幷派步兵跟踪追击。我们逃到游击区时，８７人只剩下２９人了，其余的多数在脱逃途中遇难，也有少数逃散的，不知下落。我们逃到游击区后，受到了新四军的欢迎，他们向我们宣传抗日形势，安排最好的住房给伤员养伤，用最好的食品慰劳我们。后来，我们辗转到了宣城，再经河南去重庆。
这批官兵部份在逃亡过程中殉职，而陈日升连长等官兵则被日军俘回。日军随后将这批俘虏再送回南京原驻地。
第４批官兵约７０余员，被因禁在孝陵卫的日本军官教导队。这批官兵刚迁到孝陵卫就发觉电网没有通电，于是马上逃出９名士兵。这９名士兵奇迹似地穿过半个中国，抵达在重庆的第８８师留守处。但据孙元良将军回忆，他们先到小茅山藏了几天，有的就留在本地参加游击部队，有的绕道浙江、江西、湖南、贵州，回到抗战首都重庆。抵达重庆的９位孤军官兵为施彪、陈德松、段海青、陈祖谟、徐文卿、万国卿、张永样、黎时德和肖益生。以孙元良将军回忆之文意，似乎逃出官兵不止９人之数。愿意留营的士兵在３个月集训之后被提升为少尉排长。
第５批官兵一直待在老虎桥、莫愁湖等地做工。最后日军将仍在中国境内孝陵卫等地的官兵集中，１９４４年日军将余约２００名孤军战俘迁到上海，编入各兵营做为“使用人”。孤军虽然被役使于各种苦工，但是仍被刻意维持相当的生活待遇。在龙华寺修路的一组孤军士兵甚至每人每两周可以配到３斤啤酒。
１９４５年２月孤军组织了集体逃亡，其中有３３名官兵受到新四军在苏南的游击队接应。新四军原本有意将这批具有高度宣传价值的孤军送往当时国共正激战的浙东天目山游击区，被孤军婉拒。有趣的是虽然孤军在逃亡过程中受到新四军的热忱帮助，但是若以中共观点，谢团长本人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顽固份子。在得到黄桥事变第８９军重创的消息之后，谢团长大为愤慨，向中央电呈应避免任何减弱抗战力量的因素。有一名外聘的翻译散播中央对新四军处理不平论，马上被谢团长开革，所以孤军部部实际上也普遍存在着对共军的敌意。
在孤军的要求下新四军安排这批孤军官兵转移到皖西大别山区的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立煌县，在立煌孤军受到热烈接待，又由陆路潜往重庆。途中也遇到新四军部队协助。最后３３人全数辗转抵达重庆。在设法向重庆卫戍总部证明身份之后，被安排到军人招待所，并获蒋委员长召见。
第六批为３６员军士官干部。据孙元良将军回忆录指出，除薛荣鑫等３６员官兵之外，另有３６员孤军的军士官干部被押往新几内亚作苦工，后经澳大利亚政府派军舰送还，并于３５年８月２４日到达上海。这批干部中，连长以下军官包括唐棣（少校连长）、陈日升（上尉连长）、冷光前、王长林、吴萃其、童字标、邹莫（疑为邓英之误，少校团附）、汤聘莘（少校医官）、刘一陵、严占标、陶杏春（少校连长）、伍杰（中尉副连长）、杨德余（上尉连长）、刘辉坤、许贵卿及赵庆全等１６员。上士中士阶级的资深士官包括李自飞、赵春山、傅梅山、傅冠芷，石洪华、谢学梅、徐毓芳、周正明、邹斌、陈翰钦、杨柏章、赵显良、张永善、徐玉开、魏成、何英书、杨振兴、任全福、雷鑫海与钱水生等２０员。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重庆卫戍总部第１警备司令李根固将军代表蒋委员长在重庆的俄罗斯大酒店设宴招待先后抵达重庆的孤军官兵，宴上出席官兵合计７０余员。在国府还都之前，军委会对所能找到的所有孤军官兵均颁给忠贞奖章一座，并从优待遇。
（选自STUKA、TULIP合著的“抗战精神的象征——谈八百壮士”一文中的“第十节：太平洋战争后的孤军”）
原载：征程忆事 - 三十八年民国军事史中文网http://www.mgjs38.com/01wenzhang/01zhanshi/800_stuka1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