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位几十年未通音讯的中学同学的电话，在说到当年下乡插队的事时，他一再强调至今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要去插队？即使迫不得已，为什么不回老家？为什么要去兔子不拉屎的陕北？他当年到海岛当兵，每天吃着海鲜，犹嫌条件太苦，不是人待的地方，你们怎么受得了？一连串的问题让我哑口无言，脑子里自然涌出：这世上还真有晋惠帝一类人物，那不是史家的瞎编！饥饿时谁不想喝皮蛋瘦肉粥，谁不想起步便跨进金銮殿！我也想一走出校门就手擎二指宽的条子，直接到国务院去报到，哪怕实际工作不是部长、局长，只是个打扫厕所或烧锅炉的。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在那个地界，就和总理平等。尽管现实中从没有头脑健全的人如此看。可是历史没有给我机会。
那位同学从小生长在部队大院，军人在文革时地位崇高，首屈一指，无人能比，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如果军人在大城市，总部机关，或许会受到一些冲击。但是他家却驻扎在偏远的小城市，无人触动，是真正的土皇帝。学校运动最吃紧的时候，家里毫无障碍地送他参了军。在文革中他没有受过任何迫害，没有遭过一点罪。这在当时就像是生活于月亮上的嫦娥，不食人间烟火，更不晓人间疾苦。所以他无法理解别人。他是曾经的幸运儿，但是我不羡慕，相反我同情他，同情他因此没有我那些经过同甘共苦而紧密联结起来的朋友们。
我们为什么要去插队？说起来毫无光彩。当时，我周围的朋友几乎无人幸免于文革之难，不是老爸倒台，便是老妈出事；要不然是双双被踏上了千万只脚，罪名从叛徒、特务、老右倾、漏网右派、历史反革命到走资派、黑线人物、现行反革命等等，五花八门，好像北京城里无好人似的，仿佛家家都是专为证明文革成果辉煌而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半为生存，半为发泄，半为刺激，半为起哄，参与了一些学校内外的打架斗殴。工宣队进校后，对稳定学校形势起了一些作用，把我们关进了学习班，但对家中有问题受审查的学生也加重了歧视。学校三天两头召开批斗学生的大会，喇叭里狂吼“查XX出身于XXX家庭”，给我们在精神上造成很大压力。毛有一句话曾特别深入人心，“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是反抗需要胆识，梁山好汉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做的。与工宣队叫板，这种念头我想也不敢想。惹不起，就只有躲了。去北大荒、西双版纳、内蒙草原，轮不到我，没资格，组织上绝不给我这种人到边疆偷渡的机会。这时毛开金口下玉旨了，恰好去陕北插队的动员也开始了。我像是即将没顶时抓住了一根稻草，绞痛难耐时注射了一针吗啡，瞌睡得一塌糊涂时送来了枕头，兴奋得莫名其妙。朋友李元跟我商量。哥们儿，这还用说吗！一拍即合。他纠集了几个同班同级的同学，懵懵懂懂地上了火车，稀里糊涂地到了陕北，根本没有深思未来、人生、前途，连明天是什么样也没想过。脑子里只有一个信念：远离恐惧。现在回想起来，十几岁的半大孩子真是可怜，全心全意要求的只是远离恐惧的权利！然而当时无知，竟然心中窃喜。没心没肺到这种程度，恐怕世所罕见。
那时，年纪大些的人，思想境界远远高于我。一个朋友回忆那时曾思前想后，反复比较，然后集中到一点：要工资，还是要自由。听听，这是什么脑子，跟文艺启蒙大师们比也绝不逊色。他放弃了生产建设兵团，选择了自由，到陕北插队。
我的一些高中学长，在到陕北插队前，已经明确勾画出蓝图：仿照前辈，设计实验，在陕北建立共产公社。虽然虚幻一点，但达到的层次，已非等闲之辈。
我的同班同学窝头本来在李元鼓动下，哥们儿义气，铁心也要一同去陕北，行装备齐，就等出发。
差不多与动员去陕北同时，征兵开始了，分到学校的兵种是海军。窝头毫不动心，一来舍不得离开文革中一起患难的弟兄们，二来自觉身体条件不够格，有严重鼻窦炎，骨瘦如柴，招架不住舰艇远洋的折腾。到学校办理去陕北的手续时，一位高中学长暗示李元，窝头有希望参军，千万别坑害他，耽误他的前程。这位学长的头脑比我们清醒得多，他看穿了去陕北不是什么好事。在他的点化下，李元总算醒过点梦，热情消退了些，毅然带命令口气让窝头打消去陕北的念头，立刻报名参军。他觉得这样做才对得起朋友。
窝头的父母一直在国外工作，文革中也没有受到冲击，单位对窝头很是照顾。所以别的他都不担心，唯独害怕体检。他提心吊胆地走进医院，体检结果让窝头怀疑自己的眼睛也出了毛病：甲等壮丁！医生笑模笑样地祝贺，小伙子，打起背包，麻利儿地上战场吧。你不当兵谁当兵！炮灰都是这样炼成的。于是窝头套上灰色二尺半，去了南海舰队，走向了光明。而我们一路西去，下了火车坐汽车，然后跟随驴车，在暮色苍茫中，走进西里原，步入了混沌。
几十年后，大家重新欢聚，看到西里原人说得热闹，窝头的妻子常常忍不住抱怨，为什么没有跟李元他们一起插队！她极其羡慕西里原人之间存在的那种真挚、纯洁、持久的深厚感情。
其实，至今也很难说清插队给我们一生造成了什么影响，在什么程度上伤害了我们，锻炼了我们，捏塑了我们，那一脚迈出去，究竟是对，还是错？我只知道，它给予我在其它地方、其它时候绝难得到的一群朋友，他们在我的社会关系中永远排在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