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黔剿匪记——在丘北剿匪和工作回忆片断
裴全江
1950年初，云南实现和平解放。然而，国民党的各种反动势力依然存在。紧接着在各地发生了由旧官僚、旧军队、特务、地霸、土匪等恶势力发起的武装暴乱，企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为保卫人民胜利果实，平息暴乱，在1950年到1951年的两年时间里，我中国人民解放军13军兼滇南卫戍区116团，奉命到玉溪、红河、文山等地区剿匪。在兄弟部队的密切配合下，先后消灭反共救国军李润之的精锐部队，活捉匪司令李崇安。围剿瓦解了新平反动武装张云仁的队伍，活捉起义后叛变的34团团长王耀云。消灭“云南反共救国军滇中独立师”匪部千余人，活捉匪师长金绍云等。且参与恢复建立健全各地人民政权等大量工作。
1951年初，116团奉滇南卫戍区司令部命令，进驻丘北县及周围边县剿匪。1月中旬，我率3营先头部队进抵腻脚，并在其周围地区剿匪。当时未遇上大股匪徒，只有几次同小股匪徒接触后予以消灭。数日后，3营继续留在大铁、腻脚寻剿，我到县城同县委、县政府联系商量来丘北剿匪的有关事宜。县委书记吴光武、副书记赵若迟同志介绍了丘北匪情及有关情况。那时，丘北县的党政工作只限于城区、双龙营、温浏、曰者等几个点上，其它广大乡村经常被土匪盘踞窜扰，工作不能开展。在听取县里的情况介绍后，我和吴、赵等同志反复研究了党、政、军、民全力开展歼灭土匪、镇压反革命、逐步恢复乡村党组织和政权机构的工作。
几天后，我经树皮到几个县接合的海子边、稼依、平远街一线侦察匪情，顺便在稼依东边某村消灭了数十人的一小股土匪。就在这时，我团机关和团直属队奉命率2营从玉溪地区抵达稼依地区(1营仍留玉溪地区)。于是便由团机关大部和直属队负责平远街至海子边一线及数县接合部的剿匪任务，2营随我到丘北。
约2月底，在县机关得到山心方面的报告，土匪猖獗，群众遭枪杀。土匪“12军”军长何良武经常在黑纳一带出没。3月初我率2营经槽子抵山心，对何良武股匪展开围剿。6连于板江捕获何良武，押到黑纳街公审处决。2营在山心、板江等地寻剿20余日，共歼匪百余名。随后因有新任务返回县城。
3营同期在腻脚、大铁、树皮、曰者等地区先后寻歼大小股匪100余人，并开展了对匪众的争取瓦解工作，取得一些成效。在这同时，县里在大铁建立第六区政府，派龙潜同志任区长，3营教导员郭敬书也参加区委工作，不久任区委书记。
我们才回县城，就接到云南军区、滇南卫戍区命令，要我团一部分和宜良基干团、111团、113团在3月末分路进入广西。配合广西军区部队开展“滇桂黔3省会剿”；并由111团团长陈家贵兼云南会剿司令，消灭盘踞10余县的“滇桂黔边区军政长官公署”余启佑部。据此，2营和团直一部就开始做东进的准备工作。
东进前我参加县委开过一次会议，主要议题是研究部队东进后的剿匪、镇反工作，以及发动群众、瓦解争取匪众返家生产、做好剿匪部队的粮食供应等问题。要求县里同留在丘北西面的3营、南面的团直属队经常取得联系，注意土匪动向，保证平远街、砚山方向的道路安全。
4月初，我率2营、团直一部和宜良基干8团，东进广西西林县境。到达八达洲，基干8团奉命返回云南原驻防地，不再参加会剿。待云南、贵州、广西来会剿的各路部队到达合击地，我们都扑空了。当时余匪占踞着县城10余处，发现我军要大规模进剿，就把大部分匪徒化整为零，在当地隐藏起来，他率骨干5000余人向南潜逃。我和113团耿忠贤团长判断，敌人逃跑的方向可能是云南，因为部分逃敌是国民党军的残余部队，他们有可能从云南逃往境外。于是我们作出向广南方向寻歼的决定。但是，直到从北面返抵广南城，我们和县里都还未发现这大股土匪的踪影。
4月18日，广南县委派人向我报告，一股土匪包围马街(南屏)区政府，我们连夜赶到马街，打死、打伤这股土匪的一部分，其余逃走了。但这还不是从广西来的大股土匪。在马街，我同云南去会剿的各部队取得联系，北路111团尚在广西，113团已返抵广南西洋江一带。
4月20日，我们南下到广南的董布一带，2营5连住在董布以北的营盘，4连住南面的大里恨，我带警卫连等住董布。直到这时也未发现敌情。董布在谷底小河边，天气很热，于是部队分散搞清洁卫生。4月24日，晚饭后警卫连都下河洗澡去了。就在这时从西北方向一条沟底大路上过来大批穿便衣的部队。我看情况不对，立即叫在身边的一些侦察、通讯分队迎敌，警卫连也迅速投入战斗。激战约半小时，击毙土匪70余人，伤、俘近百人。我军也伤亡10余名干部战士。其余土匪向营盘逃窜，又遭到我5连堵击，毙伤70余人。这时才弄清这股土匪就是从广西逃来的余启佑部，共3000余人，企图从麻栗坡方向逃往境外。我于是与113团耿团长联系，要他们一同赶到麻栗坡董干、银厂一线阻击敌人。当我们27日赶到麻栗坡铁厂与敌激战时，113团已在银厂一线与我们一起对敌形成合围。从广南的董布起，我军经过数天的堵击、追击、围歼战，在当地政府、民兵、农协工作队和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配合下，把敌人大部围歼在铁厂周围地区。其中活捉将校军官50余人，押到董干公审处决。只有400余人逃出境外，但也被越南人民军抓获，交由我军派人押回。
在这期间，111团陈团长电令我团留一个连到广南接应他们，于是我把6连留下。这时匪副司令林介雄、欧定中、钟日山股匪200多人盘踞在西林县马蚌乡武顶村。4月25日文山独1营奔袭未获成功，陈团长命令6连全部和文山独2营共同进剿。由于对地形不熟等原因，6连在担负突击任务时，遭到土匪顽强抵抗，激战中牺牲18人。此战计击毙土匪20余人，其余逃掉。在3省会剿中，我团共牺牲68人，负伤50余人，付出较大代价。
参加会剿历时近两月，战后文山边防区在文山召开总结表彰大会。会后我返回稼依团部。这时大约已是6月中旬。就在这时我团奉命撤出正在剿匪的地区，准备进军思茅边防区，那里有境外蒋军残匪进行骚扰。6月下旬全团在稼依附近集结整训和总结，作好进军思茅的准备，待命执行新任务。在集结两周准备好要出发时，又解除新任务，命令我团继续留在丘北、砚山和开远边界剿匪。在部队集结稼依期间，丘北全境的匪患又乘机猖獗起来，曾围攻大铁区政府。7月初恢复剿匪后，3营重返该地区．这才把张自全、罗四等股土匪击溃。前指和2营也同时返回丘北。这时丘北县委书记赵若迟到省委党校参加整党，滇南工委电令我任丘北县委书记。
到了下半年，剿匪的主要任务是：寻歼罗四、罗五股匪和其他小股匪，同时大力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匪众前来自新悔过。当时的工作由党、政、军一起进行，在全县开展后效果是很好的。其中有两条很重要的经验，首先积极寻找打掉匪首；再是党、政、军一起动口宣传，动手收缴武器，集训自新土匪。罗四、罗五股匪经过多次围剿后，仅剩几个匪徒跟随分散流窜，但极其凶险狡诈，很难找到其踪迹。
8月底。9连副连长自春生同志率12名干部战士化装成苗族妇女，身背竹篮，暗带武器，在舍得以南、冲头以东罗五等经常出没活动的山路上走动，以引诱罗五等悍匪来抢劫。此计一举成功，将罗五属下匪徒大部歼灭。罗五逃到冲头蚌厂一带躲藏，根据群众送来的情报，我驻戛勒的9连立即派出一个班奔赴蚌厂，将罗五击毙，并把罗五的尸首驮到腻脚示众。击毙罗五，对土匪、地霸震动很大。因为当时群众对他有迷信，说他有什么“法术”。身上带有“雷楔子”，刀枪不入。加之1950年1月腻脚、8月红花山两战中他都侥幸跑掉，更说解放军的枪炮都打不着等。
概括起来说，三季度的工作就是军事、政治剿匪、镇反，同时发动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帮助群众渡过夏荒。当时粮食不足，部分群众靠采野菜、野果渡日，因而生病的也不少，主要是红白痢疾。为克服困难，县委组织群众采挖中药材，运销到开远，再买回盐巴、布匹、针头线脑等生活急需品。马帮在路上不安全，为此，团里派了小分队在树皮西部的烂木坑和马者哨西丫口一带活动，掩护马帮安全通过。部队医疗队也积极为群众治病，上级又下拨一些救济粮，使群众得以渡过灾荒疾病。
四季度在剿匪的同时，重点转入发动群众清匪治安，建立健全和巩固乡村人民政权。这些工作是由县委和区委组织的，部队全力参加。并把部队分成班、组到乡村去宣传、发动群众、选代表等。到年底建政工作基本完成，部队离开丘北，集中开展“三反”运动。
我团在玉溪、红河、文山等地区历时两年的剿匪战斗中，在各兄弟部队、当地政府、民兵和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及共同努力下，共击毙俘敌万余人。我团也牺牲干部战士258名，负伤300余名，造成较多战斗减员。因此得到文山地区党政军民的关心支持，在丘北动员了600多名青年参军，补充给我团，首创在剿匪 地区补充兵员最多的先例。
如今，战斗的硝烟早已散尽，片片回忆是想告诉人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同时告慰那些长眠地下的英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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