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里有个“台”字，你知道，“台湾”的“台”。
我们华人凡是名字带着地名的，它像个胎记一样烙在你身上，泄漏你的底细。当初给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单纯地想以你的名字来纪念他们落脚、一不小心 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长大以后，人们低头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为本地人，在这里生生世世过日子，一切理所当然、不言而喻，没理由在这地 方特别留个记号说，“来此一游”。纪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来轨道、不同寻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辈人里，你会碰到不少女孩叫“丽台”或“台丽”，不少男孩叫“利台”或“台利”，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这“台”字一亮出来，你就猜出了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 中国内战中陆陆续续流浪到这个岛上的外地人。婴儿的哭声，听起来像雨后水沟里牛蛙的鸣声，那做父亲的，把“台”字整整齐齐用黑墨写在红纸上，你可以想像那 命名和写字的手，在一个勉强遮雨的陋屋里，门外兵荒马乱，一片仓皇，写下“台”字既透露了一路颠沛流离的困顿，也表达了对暂时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计程车，不妨看一下司机的名字。我每次看，每次都有发现。有一回，碰见一个“赵港生”。
嘿，“港生”啊，你怎么会在台湾开计程车？
只要你开口问，他就“啪”一下，打开一个流离图。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 大动乱中从滇缅丛林辗转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调景岭难民营去，一两万难民在荒山上那A字形盖着油布的木棚里战避风雨。你知道，难民营里也是有爱有情 有欲的；港生，就出生在调景岭那遮雨棚下。两年以后得到入境许可，来到台湾，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台生”反而在香港做生意。
你知道香港影星成龙的本名是什么吗？如果我告诉你，他叫“陈港生”，你可以猜到他身世的最初吗？稍微打听一下，你就会知道，他的父亲房道龙，在 战乱的一九四七年只身离开了安徽和县沈巷镇的老家，留下了妻子儿女，随着战争局势的漂洗，最后到了香港，改名换姓之外，另外成立家庭，生下的男婴取名“港 生”。和他安徽妻儿的那一边，是一个生离死别的悲剧，与成龙这一边，是个患难兴邦的传奇。
今天我从台北的青岛东路到太原路，碰到的司机，名牌上写的是“问中原”。
“问中原”？
中原，是一个地区，指的是中国的核心腹地；它更是一个概念，指的是中国的文化和权力道统。姓“问”名“中原”，激发的想像就是一个气势万千、跃 马中原的光复图腾。他的父母是江苏高邮人。在洪水般的人潮乱流中挤上了船，渡海来到高雄，孩子在港口就落地了，取名“中原”，父母把重新收复故土的悲壮期 待，织进了小小孩儿的名字里。
在台北街头，你只要有一点好奇，开口敢问，一问就是一个波澜涌动的时代传记。战后这一代“台儿”，你几乎可以说，整个人就是一枚会走路的私章，是一本半打开的历史地理课本。
我这“台妹”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叫做“台北”，更绝了，它是一张大大摊开的中国历史地图。地图有多大？横走十六公里，直走十七公里，就是一张两百七十二平方公里大的地图。
为什么称它“历史地图”？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欧洲全图，就是一张“历史地图”，它里头的“奥匈帝国”，现在没有了。台北城这张街道大地图上的中华民国，是一个时钟停摆在一九四九年的历史地图。
你把街道图打开，靠过来，跟我一起看：
以南北向的中山路、东西向的忠孝路画出一个大的十字座标，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块，那么左上那一区的街道，都以中国地理上的西北城市为名，左下一 块，就是中国的西南；右上那一区，是中国的东北，右下，是中国的东南。所以如果你熟悉中国地理，找“成都路”、“贵阳路”、“柳州街”吗？往西南角去吧。 找“吉林路”、“辽宁路”、“长春路”、“四平街”吗？一定在东北角。要去宁波街、绍兴路吗？再笨也绝对不会往“西藏路”那头去找。“甘州街”、“凉州 路”、“哈密街”、“兰州路”、“迪化街”，哈，猜猜看他们在哪个方向？
我们很多人对国民党的过去的统治历史是有反感的，我们都说，你看，打仗打败了，逃到这个岛上，便淘空了本地人的记忆，把中国地名强加在台北城上，满足自己“勿忘在莒”的虚幻想像，充分殖民主义的嘴脸，可悲可恶。
我一直也以为统治者把台北变成一个中国地图，是一九四九年的一个伤心烙印。失去了实体的万里江山，就把这海角一隅画出个梦里江山，每天在这地图上东南西北走来走去，相濡以沫，彼此取暖，也可以用来卧薪尝胆，自勉自励。
做了一点探索之后，我大吃一惊，唉呀，不是这样的。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竟然会错。
原来国民政府在日本战败以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颁布了“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要求各个地方政府在两个月内把纪念日本人物、 宣扬日本国威的街道名改正。学者还会告诉你，其实用“改名”来称，是错的，因为日本人的都市规划不用街名，只有街廓名，所以一九四五年光复以后，台北的街 名不是被“改名”，而是被“命名”。
命名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要“发扬中华民族精神”。
一九四七年，是一个上海来的建筑师，叫郑定邦，授命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张中国地图来，浮贴在台北街道图上，然后趴在上面把中国地图上的地名依照东西南北的方位一条一条画在台北街道上。
郑定邦又是哪儿来的灵感呢？
不奇怪，因为上海的街道，就是用中国省分和都市来命名的；南北纵向用省分，东西横向用城市。
把整个中国地图套在上海街道上来命名的这个“灵感”，又是哪里来的呢？
那更好玩了。一八六二年，英美租借合并成公共租借，各区的街道都得改名，英美法几路人马各说各话，都坚持保留自己原来的街名，英国领事麦华陀于是订了“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干脆用中国地名来命名，以免白人内讧。上海街道，从此就是一张摊开的中国地图。
让我意外的是，甚至连“建国路”、“复兴路”这种充满政治企图的命名，都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之后国民政府给上海街道的名称，而不是为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北所量身订做的。
所以台北城变成一张中国大地图的时候，国民政府根本还不知道自己会失去中华民国的江山。一切竟然是历史的意外布局：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崩溃而撤退到这个岛，以这个岛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把“光复河山”变成此后最崇高的信条，而台北的街道以完完整整的“河山图”大大地张开，接受这个新的历史命运到来。国民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正式迁台在台北办公以后，就更详细地把大陆的地名慢慢填了进来。
我，和我的同代朋友们，就在这样一个已经搭好的历史架构里，在这样一张浮贴扫瞄的历史地图上，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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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台湾人
台湾总督府的统计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为止，台湾因为美军轰炸而死亡的有五千五百多人，受轻重伤的有八千七百多人。
战争期间，当作军伕、军属以及“志愿兵”被送到中国和南洋去做苦役、上战场的，有二十万人。
运到日本高座海军航空兵工场作“少年工”的，有八千四百多个台湾孩子。战争结束时，三万三百零四个台湾青年为日本牺牲了性命。
八月十五日，当天皇紧绷而微微颤抖的“玉音”从广播里放送出来的那一刻，台湾人，究竟是战败者，还是战胜者呢？
八月中，刚好是中元普渡。台北万华龙山寺庙埕里人山人海，香火缭绕，庙埕外小吃摊熙熙攘攘整条街。舞狮的动作特别活泼卖力，人们的笑声特别轻松放肆，孩子们嬉闹着向狮子丢鞭炮。卖中秋月饼的商店，已经把文旦和月饼礼盒堆到马路上来了。
黄春明说，天皇宣布日本战败的那一天，他的祖父兴高采烈，觉得“解放”了；他的父亲，垂头丧气，觉得“沦陷”了。十岁的宜兰孩子黄春明，睁大了眼睛看。
是不是，刚好生在什么年份，那个年份就界定了你的身分认同？
台南医师吴平城，在一九四四年九月被征召到南洋。五十九个医师、三个药剂师、八十个医务助手，在高雄港搭上了神靖丸，开往南洋前线。太平洋海面 已经被美国的空军控制，神靖丸以“之”字形曲折行驶，躲避轰炸。几乎可以预料的，这是一艘地狱船。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神靖丸在西贡外海被炸，船上的三 百四十二名乘客死了两百四十七个。
活下来的吴平城，被送到越南西贡，照顾日本伤兵。八月十五日，他在西贡军医院里和其他三百个医院的员工肃立在中庭，低头聆听天皇的宣布。身为台 湾人，吴平城心中只有欢喜，心里头最克制不住的冲动，是马上回到亲爱的家人身边了。军医长对吴平城－－现在他还叫“山田”，说，“山田，从此你是中国人 了，我们是日本人，以后有机会中国和日本合起来打美国吧！”
吴平城还没答话，同是军医的日本人田中大尉已经发难，板着脸冲着军医长说，“军医长，您到现在还执迷不悟，说出这种话来。日本就是有太多人想法和您一样，想统一全世界，要全世界的人统统讲日语、穿和服，才会到今日凄惨的地步呀！”
西贡军医院里只有两个台湾医师。山本军医长询问两人愿意与日军部队同进退，还是选择脱离，两个台湾人选择离去。第二天，两位台湾医师领了薪水，坐三轮车离开，发现医院院长带领全体工作人员列队在医院大门口，对两名台湾同仁脱帽敬礼。极尽隆重的送别。
“这是日本海军惜别时的大礼，”吴平城心中深深感慨，“从此大家变成陌路的异国人了，他们还是尽到最后的礼节。”
翁通逢是嘉义人，东京东洋医学院毕业。吴平城搭上神靖丸的时候，东京已经被美军炸得尸横遍野，满目疮痍，翁通逢决定赶快离开岌岌可危的日本，到满洲国去。
他没有听见十五日天皇的广播。早在八月九日凌晨的黑夜里，新京的空袭警报突然尖声响起，惊醒了本来就忐忑不安的市民。新京，就是长春。炮火和坦 克车很快就进了城，苏联的红军打进来了。很多台湾人这才赫然发现，讯息灵通的日本人，早已疏散到城外，讲日本话、穿日本服的殖民地台湾人，没人通知，后知 后觉地还留在城里头。害怕红军的暴行，也恐惧满洲人的复仇，台湾人聚集起来自力救济，存粮、雇车、找路，开始个别逃难。
翁通逢一群人带着两袋米、一包豆子、一袋盐，就上路了。长春市东区伊通河畔有桥，通往二道河，是出城必经之路；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生活了十四年的满洲人，这时守在二道河的桥栏上，专门“堵”日本人，见到就杀，“以致于溪水一两日都是红色的。”
日军在战时鼓励大约数十万的日本平民来满洲“开拓”，大多数是本来就贫苦的农民。八月十五日以后，这些人突然成为没有人管的难民。翁通逢认识一些开拓民，听说有些人流离到了长春，他赶到长春的“日人在满救济协会”去看望，却发现，一起从北满南下的人，死了三分之一。
在一间八个榻榻米大的房间里，睡了将近十个人，其中好几个已经是尸体，躺在活人中间；活人没有力气站起来，把身边朋友和亲人的尸体抬走。
台湾人在东北小心地活着；苏联兵四处强暴妇女，穿着军服当街行抢。苏联兵走了，八路军来了；八路军走了，国军来了，国军走了，共产党又来了。满 洲人称日本人为日本鬼，称台湾人为第二日本鬼。在每一个关卡，台湾人都要努力证明自己不是日本人，会说一点蹩脚国语的，就大胆地说自己是“上海人”。会说 客家话的人，这时发现，用客家话大声喊，“我是台湾人”，成了保命的语言。
翁通逢医师决定离开东北逃回台湾是在一九四五年的冬天，那是一个冰冷的劫后余生的冬天：
“那时是十一月，看到一群从北满疏开（疏散）来的年轻人，大约有一百人左右，都是二十来岁。本来年轻人应该很勇、有气魄，可是他们的衣服竟被扒光，身上只用稻草当衣服遮着，在零下二十度里，走路垂头丧气。
我看他们走路不大稳，心想这群人大概活不了多久了。我尾随在后，想看看他们住在哪里？他们住进一个日本人的小学校，里面也没什么东西，光是冷就冷得厉害了。经过三个星期我再去看，学校运动场像个坟墓。
我想到了夏天那个死人坑会流出死人水，流行病可能就发生，看来不离开东北不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