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翻开中国文学史，首先跃入眼廉的，是一连串散发耀人光彩的伟大诗人、词人的名字。在这为数众多，如天上繁星一般的伟大文学作家中，我们却可以发现一道璀璨特异的星光，在中国文学史中独自放射著它的光芒，那就是女词人椑钋逭铡?赵翼有诗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文学的滚滚洪流中，人才辈出、新旧更替，争相显露其过人的才华。但，或许是来自先天秉赋的不同，或许是受了传统环境中“女子无才便是德”思想的限制，因而无法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坛中立足，女性文学作家在中国文学史页中所占的篇幅一直相当稀少。
汉代四百年间，文学人才辈出，但数得出来的女性作家却只有两位：一位是班昭，另一位是蔡文姬。班昭为其兄班固所著之《汉书》续成《八表》和《天文志》，完成这部史学上的不朽巨著。相传当时的大经学家马融，看到《汉书》，不能彻底燎解，乃不惜亲自登楼请教。班昭在楼上讲书，马融在楼下恭谨的跪著受教。从这一则传闻，可以想见这位千古才女学问之渊博。
蔡文姬是东汉末年，大名鼎鼎的文坛领袖蔡邕的女儿。她自幼便有文名，不幸生不逢时，遭遇黄巾之乱，被匈奴兵掳到北方，在胡地住了十二年，被迫与胡人同居，生下了两个儿子。幸亏曹操念旧，用重金将她赎回。她一生惨痛的遭遇，都表现在她那首用血和泪写成，长达千言的《悲愤诗》之中。《悲愤诗》是中国长篇叙事诗中，难得的可贵作品。宋朝大文豪苏东坡曾说：“史载文姬两诗，特为俊伟，非为妇人之奇，乃伯喈所不逮。”竟直说她在诗歌上的成就超过她的父亲了。
到了唐代，社会风气开放，女性活跃在社会各阶层。当此盛世，诗人辈出，据《全唐诗》的统计，共有两千余家。但比较出色的女诗人，却只有薛涛和鱼玄机两人而已。薛、鱼二人虽然才华敏锐，但在文学创作的园地中，毕竟只是两朵不起眼的小花而已，，比之李白、杜甫、王维等人，真有如天壤之别。
到了北宋末年，在这寥若晨星的女性作家群中，忽然产生了巨大的震汤。在山东济南柳絮泉这个人为荟萃的地方，诞生了一位划时代的女作家，使後世的文学研究者，不得不费心尽力，为她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多所著墨一番。
李清照是宋代有名的文学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伟大作家。她天才横溢、睥睨当时。她的词，无论是在意境上、在风格上，都可说是“前无古人，後无来者”了。在词体的演变中，她戛然特立，独创一格，超绝於两宋词人之上，闪烁著她特有鲜明的文学生命；而後更深受辛稼轩喜爱，为之折服。其词论更是对当时的文坛前辈所填之词，做了一番总检讨；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又岂是泛泛空言的文章可与之比拟的。不幸遭逢靖康之乱，颠沛流离；先丧其夫赵明诚，而後又飘零於江湖之中。其金石收藏，荡然俱尽，百不存一。叫人不得不悲叹她才华之高而生命之蹇，为她洒下一掬同情之泪。
对於这样一位旷古的的女作家，如今能为後人所知的，只有一些由零碎记载拼凑而成的模糊影像，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她一生的欢乐、悲苦与离愁；他一生的心路历程，只杂乱的分散在一些记载中。後世只能从这些零散的典籍中，想像她的生活片段。这也是後世研究李清照者所遇到的最大困难：资料少而零散、收集整理不易。
所以自宋朝以降，研究李清照者，多侧重於事迹的考证以及其作品的真伪辑佚，这也是因为时代风气使然。直到近人龙沐勋、夏承焘诸公，精研词学，才开始用文学欣赏的角度，对她的词作给予适当的评价。
伟大的人物势必将从历史的帷幕中跨出，去散放他们生命的光芒的。即使在他的一生中，曾经遭受过巨大的磨难，但他仍会以各种方式去印证生命的可贵。对於一位文学家而言，文学作品正是他生命中最好的生存验证。而李清照正是如此，她用她的笔，表现她一生的遭遇，也诉说了时代变异下的悲欢离合，将社会情况与她的遭遇紧紧相合，在文学史上卓然独立。
贰、李清照的生平
李清照(1084～约1151)号易安居士，宋朝人，生於今济南历城柳絮泉。父李格非出於韩琦门下，官任礼部员外郎。母为状元王拱辰的孙女，家学渊博。她生长在这种学术气息浓厚的家庭里，对她後来在文学上的成就，自然有很大的帮助。她十八岁嫁给赵明诚。赵的父亲赵挺之，官至尚书右丞。她们结婚之後，由於兴趣相投，把整个生活都建立在艺术的基础上，因此是相当幸福的。除了诗、词唱和之外，就是收集和研究古代的金石艺术。在《金石录後序》中，她叙述她两人的生活说：
(赵明诚)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夫妻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後二年，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练，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将月就，渐益堆积……後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给，衣食有余。联手两俊，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共同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胜负，为饮茶先後，中则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於是几案罗列枕籍，意会心谋，目往神受，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她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热爱文化艺术，又具有丰富的智慧和才情。他们夫妻这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不是一般人能想像和拥有的。她们的光阴和金钱，都贡献在搜求金石文物的工作上。
可惜不久之後，宋朝遭受“靖康之难”，金人的兵火，毁灭了他们美满的家庭生活和艺术空气。钦宗、徽宗被掳回金国，宋室也南迁了。他们不得不把收集的历代金石书画抛弃了大部分，只带了最精要的一小部分，匆匆的逃难到江南。而赵明诚就在旅途中罹患热病而死，留下李清照孤单一人。昔日的神仙眷侣，到头来只剩孤雁单飞，李清照心中所受的打击和悲痛，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加以战火日渐迫近，社会一片离乱，几乎不容许她落泪伤心。她只好带著一颗破碎的心，无依无靠的生活在贫困悲苦的环境中，东飘西泊，不知流浪过多少地方，却始终找不到一个安身之所。她就这样遥望著沦陷的故乡，思念著死去的丈夫，而抑郁的在江南的旅居中寂寞的死去了。
由此看来，李清照的生活可分为美满快乐的前期，和国破家亡後流浪时悲苦的後其。前期的作品，是热情的、明快而又活泼天真的；後期则是缠绵凄苦，而入於低沈的伤感。
参、李清照的词论
李清照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女词人，而且是一位有名的词论家。她在词的创作实践中累积了丰富的经验，把它提升为理论，写成一篇著名的《词论》，留存於《苕溪渔隐丛话》、《词苑丛谈》和《诗人玉屑》中。向这样独抒己见的词论，在她以前的宋代词坛和文学史上，还没有见过。这是采用传统观点并结合她早期创作经验的词论专著，也是我国封建社会词坛第一篇著名的词论专著。她有系统地评论了唐至北宋诸词家创作的得失与倾向，较她为早的晁补之、李之仪，以及比她略晚的王灼，虽然也评过词，但都不及她的全面和系统。
一、《词论》的创作年代
在介绍李清照的《词论》之前，我们必须先知道这篇文章的写作时代，一方面可以了解时代背景对《词论》一文的影响，一方面也可以推想作者当时写作的心态，以方便对词论产生更明确的认识。
关於《词论》的创作年代，历来各家研究者众说纷纭，在此采俞正燮、夏承焘、郭绍虞、王仲文、洪昭诸位先生的看法，认为这篇《词论》可能是李清照早期之作。原因是考据上的佐证较为可信，理由如下：
(一)、词论批评北宋词家，计有柳永(生卒年不详)、张先(西元九九零～一零七八年)、晏殊(西元九九一～一零五五年)、宋庠(西元九九六～一零六六年)、宋祁(西元九九八～一零六一年)兄弟、沈唐(生卒年不详)、欧阳修(西元一零零七～一零七二年)、元绛(西元一零零八～一零八三年)、曾巩(西元一零一九～一零八三年)、王安石(一零二一～一零八六年)、晏几道(西元一零三零～一一零六年)、苏轼(西元一零三六～一一零一年)、黄庭坚(西元一零四五～一一零五年)、晁端礼(西元一零四六～一一一三年)、秦观(西元一零四九～一一零一年)、贺铸(西元一零六三～一一二零年)等十六人，始於柳、张(西元九九零年)而止於晁、贺(一一二零年)，无任何评论涉及靖康乱後的词坛。
(二)、文章开头叙述了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李八郎唱歌的一段承平逸事，当中又说：“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北宋自太祖建隆元年(西元九六零年)至钦宗靖康二年(西元一一二七年)，共一百六十七年。所谓“涵养百余年”，当指靖康事变以前。
(三)、《词论》在批评北宋诸词家时，要求倚声需协律、铺叙、典重、主情致、尚故实等主张，与李清照南渡後词作的风格并不完全相同。
(四)、没有论及周邦彦(西元一零五六～一一二一年)。陆游《老学庵笔记》云：“易安讥弹前辈，既中其病。”《词论》既为李清照讥弹前辈之作，而周邦彦与李清照同时，并非李清照的前辈，故词论不涉及他，此为原因之一。所谓“盖棺论定”，前人每发议论，多不论及时人。因为赞誉有阿谀之嫌；诋毁又变为雠敌，因此只好缺而不论。李清照的《词论》当如此例。
由以上数项理由可知，《词论》当为李清照新婚後、南渡前所作，其时李清照尚年轻，故免不了具有少年人的锐气和较强烈的批判精神，所以在措辞上免不了较为尖锐，而在批评前辈词作时也是直指其病，不加修饰。
二、《词论》全文
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必李八郎也。”
自後郑、魏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等词；语虽奇甚，然“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於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然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读不齐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邪？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上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则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则尚故实而多庛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後集卷卅三)
三、《词论》观点的探讨
(一)、重视声律
李清照论词，首重声律。故《词论》开宗明义曰：“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继而又不惜费辞屡述李八郎逸事。一是说明唐世乐歌之繁荣，但最主要的目的则是显示出唐以後乐歌与词曲之密切关系，并为《词论》的主要观点“词别是一家”预立根据。李八郎即李衮。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载说：
李衮善歌，初于江外而名动京师。崔昭入朝，密载而至，乃邀宾客，请第一部乐及京邑之名倡，以为盛会，绐言表弟，请登末座，命衮蔽衣而出，合坐嗤笑。顷命酒，昭曰：“欲请表弟歌。”坐中又笑。及啭喉一发，乐人皆大惊曰：“此必李八郎也。”遂罗拜阶下。
词体本身与诗文不同的最大特点，就是词具有的音乐性。诗可吟、文可诵，但最富有变化、适合音乐表现的却是词。李衮虽然“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丝毫不能引起他人的注意，甚至屡遭讪笑；但是他却用歌声打动所有人，更因而揭穿了自己本来面目。这段故事便是李清照用来强调词体中声律重要性的最佳佐证。
李清照论词重视声律，故期评晚唐词，则谓“郑、卫之声日炽”；论江南李氏君臣词，则曰“亡国之音哀以思”。柳永乐章集有“词语尘下”之弊，而李清照仍称誉之，谓其词“协音律”，能“变旧声做新声”，晏殊、欧阳修、苏轼所为之词不协音律，李清照便以“句读不葺之诗”讽刺之；王安石、曾巩以文为词，不顾声律，李清照便直接指摘他们的词“不可读”，并且说如果读了他们的词，则“人必绝倒”。这是因为李清照认为诗与词、文不同科，晏殊、欧阳修、苏轼之以诗为词，王安石、曾巩之以文为词，追究其根源，都是因为不重视词的先天条件。
那么，究竟诗、文、词三者的同异之处到底是什么呢？李清照提出了以下的见解：
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上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
根据李清照这一段文章的叙述，可知她不只说明了词与诗、文的不同；为了说明起见，更讨论到词的字声与押韵等问题。
词体作法是：先有词牌，而後倚声填词，所以必须详加考虑到五音、五声、六律以及清浊轻重等等用词遣字的问题。李清照的意思是：诗律宽而词律较严，所以倚声填词仍必须要严守法度，奉为圭臬；绝不宜轻于宜易，而破坏词体，令词不能披以管弦、从容而歌，却去“拗折天下人嗓子”。就这点而言，李清照之说似甚为保守，但其恪守声律，对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晏殊的批评，却是入情入理。究其目的乃是为了救弊补偏；将当时以诗为词，以文入词的风气扭转过来，求能裨益词林，功劳实在不可轻易抹煞。徐师曾说：“诗余为之填词，则调有定格，字有定数，韵有定声。至於据知长短，虽可损益，然亦不当率意而为之。譬诸医家加减古方，不过因其方而稍更之，一或太过，则本方之意失矣。”(《文体明辨序说》，诗余)也是此意。
(二)、《词论》对前人的批评
由於李清照本身通晓音律，了解作词的艰苦，因此对於词的批评，提出了一些颇可贵的见解。李清照之词论，评骘前人词作的部分占了相当大的篇幅。但她却直接批评其利病得失，不稍假借颜色。又从她历举当时有名词人，多所揭短而少所称许这一点来看；可知她自视甚高，对作词的要求有自己的一套见解。这是相当难以令人接受的，因为受到批评的几乎都是後代公认的名词家。因此自来前人对《词论》的评价便极不一致。有关她词论的批评，大部分也都与此有关。
胡仔说：“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苕溪渔隐丛话》後集卷卅三)
裴畅也说：“易安自视其才，藐视一切，本不足存。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词苑萃编》卷九)
二人都相当贬抑“词论”的价值。但与胡仔几乎同时的陆游则认为李清照词论卓有见地，绝非好为大言者。其《老学庵笔记》说：“易安讥弹前辈，既中其病。”对词论却又相当推崇。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到底《词论》所评是否中肯，李清照是否“好为大言”，在此作一分析：
1、论晚唐词
李清照论词，首重声律，所以她评晚唐词则说“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这两句话虽是在概述花间词风，其中便隐含温庭筠在内。温庭筠是花间派词人之首，《旧唐书，温庭筠传》说他：“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词。”从《花间集》看他的词，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婉转之度，皆不出绮怨之思。但觉镂金铺采，炫人耳目，但却缺乏深远情韵。
2、论五代词
李清照评论五代词，说：“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盖因五代(梁、唐、晋、汉、周)之际，政治局势动汤，社会离乱，在这样动乱的时代中，文艺自然得不到足够的滋养成长，乐府诗歌便毁颓丧坠了，近人林大椿所辑《唐五代词》亦仅得作者卅余人，词数百阕而已，与北宋词坛百花烂漫的情形比较之下，便有如天地之别般悬殊，所以“斯文道熄”形容之，实是恰当不过。
3、论江南李氏君臣
李清照论江南李氏君臣词，则说：“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江南李氏君臣，乃指李景、李煜父子和冯延巳而言。
“小楼吹彻玉笙寒”见於李景《摊破浣溪纱》；“吹皱一池春水”则见於冯延巳《谒金门》。其词义用语皆为前人所未曾用过，所以李清照评为“奇甚”。至於其後的“亡国之音哀以思”一语，则应该是用来评後主的词。如李煜後期作品：《破阵子》、《清平乐》、《浣溪沙》、《子夜歌》、《望江南》四首、《乌夜啼》三首、《虞美人》二首、《浪淘沙》二首，皆是婉转悱恻、凄凉怨慕，充满了故国黍离之悲，正与其亡国之身，朝不保夕、动辄得咎的境遇相互呼应。
4、论柳永词
柳永是第一个创作大量长调慢词的词人，对於词调的发展相当有贡献。柳词的主要内容是在叙述下层人民的生活和城市繁华的景象。语言通俗、情景交融、善於铺叙是柳永词的主要特点。尤其善於描写羁旅行役、离愁别恨和同情妓女之作。他的词在当时极为流行，甚至到了“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地步，但是有些作品的用语、意境鄙俗低下。李清照相当不满意他用通俗的市井语言写词，因其与她所主张的用语须奇、措词高雅相悖。陈振孙批评柳永词说：“格固不高，而音律谐婉、语意妥贴，承平气象，形容曲尽，尤工於羁旅行役。”(《直斋书录解题》卷廿一)
所以《词论》评论柳永词，谓其“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於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乐章集》所辑，虽不全然如此论，但也大体不差。
5、论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等六人词
李清照虽然在此一口气批评六个人，但主要著眼於张子野(先)、宋子京(祁)身上；其余宋庠、沈唐、元绛、晁次膺四家则因词风相似，所以牵连谈论到。张先，以乐章擅名一时，他生平最得意的句子有所谓“三影”之说：《天仙子》中“云破月来花弄影”、《舟中闻双琵琶》的“柳径无人，坠轻絮无影”及《归朝欢》“娇柔嫩起，廉幙卷花影”，细密轻丽，的确是用心锻练出的好句子，但却是连碎不成篇，无法贯穿全词的意境。宋祈虽著有《宋景文公长短句》流传於世，但著名的也只有“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而已。
李清照在此批评了张先等人“虽时时有妙语，然破碎何足名家”，就是反对一篇词中只有个别的佳句妙语，而与全篇不相称。她认为这种玩弄支离破碎的文字游戏是应该受到指责的，词的风格需要通篇一气，浑然天成，方为上品。
6、论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词
李清照在此批评晏元献(殊)、欧阳永叔(修)、苏子瞻(轼)三人“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读不齐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
李清照相当反对以诗为词，特别将著眼点放在音律上面。因为词律较严而诗律较宽，拿作诗的音律填词，自然有许多地方“不可歌”了。此段应该为针对苏轼而发的议论，因为晏殊、欧阳修本来填词就属於传统的婉约派，此处应是牵连偶及才是。从今天看来，晏殊《珠玉集》与欧阳修《六一词》中，鲜有“不协音律”的“句读不葺之诗”；况且李清照向来服膺欧公，其《临江仙》词序有云：“欧阳公作《蝶恋花》，有『庭院深深深几许』之句，余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句，其声即旧《临江仙》也。”其中对欧阳修推誉有加，假使李清照批评晏、欧，言语必定不会这般犀厉才是。
而苏轼词，後人多以豪放称之，以其足为後世效法。王灼说：“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其高处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碧鸡漫志》卷二)
就是因为苏轼才气太高，词曲的规范无法限制住他的思想，造成他不喜剪裁文句以就音律，加上他诗化了的词风，所以尽管李清照盛赞他“学际天人”，在李清照极注重声律的标准之下，终不能免於认为其词是“句读不齐之诗”的评语。如著名的《念奴娇》：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仅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其下半阙若依词牌而作，应该是：“遥想公仅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才是。但如此一来，不仅文辞结构大变，也没有苏词一气呵成的痛快感了。
苏轼填词，同於他的豪爽性格，不会为了迁就声律而牺牲意境；因此前人多以其词不协律为病。晁补之为此作了一些说明：“苏东坡词人谓不协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可知苏词常有不合律处。
7、论王安石、曾巩词
曾巩词不多见，现仅存《赏南枝》一阕，见於黄大舆《梅苑》卷一，是子固自创之词牌。词曰：
暮冬天地闭，正柔木冻折，瑞雪飘飞。对景见南山，岭梅露、几点清雅容姿。丹染萼、玉坠枝。又岂是、一阳有私。大抵是、化工独许，使占却先时。霜威莫苦凌持。此花根性，想群卉争知。贵用在和羹，三春里、不管绿是红非。攀赏处、宜酒卮。醉燃嗅、幽香更奇。倚阑干、仗何人去，嘱羌管休吹。
曾巩这阕词，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像是拆散了的散文，而且文义艰涩，拗哲难读。徐本立评之曰：“文义拙涩，声调亦拗。”(《词律拾遗》卷五)
王安石著有《临川先生歌曲》一卷行世，但他平日言行相当轻视倚声之学，从他曾说：“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一言观来，他睥睨诗余的心态溢於言表。又因为他以文入词，所以词中往往未协律处甚众。王灼评曰：“王荆公长短句不多合绳墨处。”(《碧鸡漫志》卷二)
词论评论王安石、曾巩说：“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此是讽刺王、曾两人以文为词，不明词律，实非过当。
8、论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词
李清照词论末段议及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四人之词，曰：“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则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则尚故实而多庛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
晏、贺、秦、黄等四家词，是李清照稍微显露赞扬意思的。词论称四人始能知词，又说秦词主情致、黄词尚故实，均有推誉之意。但是因其各有所短，最後仍免不了受到李清照评论他们填词之弊病。
晏几道工小令，作品收入《小山词》。陈振孙对他相当称许：“叔原词在诸名胜中，独可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直斋书录解题》卷廿一)。可知《小山词》的成就是有过人之处的，但是晏几道在慢词风靡一时的情况下，鲜有长调作品产生，除《泛清波摘偏》、《六么令》数阕外，几乎全为令词。小令篇幅短，用字精简，几无铺叙的可能。所以李清照说他无铺叙。
贺铸，著有《东山词》，张耒为其作序中说贺词“大抵倚声而为，皆可歌也。”又说：“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祛。”方回自己也说：“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由此之贺铸词缺少李清照要的端庄稳重，也就是所谓的“典重”的特质。
秦少游所撰曰《淮海词》，其词善於刻画，文字细密，以情韵见长；但气格不高，纤巧无力。王灼评其词：“秦少游，俊逸精妙。”(《碧鸡漫志》卷二)。张炎也说：“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词源》卷下)。王灼、张炎二人之论，同於《词论》论秦词“主情韵”、“ 极妍丽丰姿”之意。但是李清照说秦观倚声“少故实”，则不知为何而发。洪迈言：“秦少游《八六子》词云：‘片片飞花弄晚，蒙蒙残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语句清峭，为名流推激。余家旧有建本《兰畹曲集》，载杜牧之一词，但记末句云：‘正销魂，梧桐又移翠阴。’秦公盖效之，似差不及也。”(《容斋随笔》卷廿三)；叶梦得云：“秦观少游亦善为乐府，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元丰间，盛行於淮、楚。‘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本隋炀帝诗也，少游取以为《满庭芳》词。”(《避暑诗话》卷三)。由此观之，秦观词中不仅不是“少故实”，而且还很能运用“故实”，《词论》在此之议论未公允。
黄庭坚词作收入《山谷词》，喜好变化前人语言为己之用，所以李清照称其“尚故实”。但是他词中常见鄙俗言语，贺裳《皱水轩词荃》中说：“黄九时出俚语，如 ‘口不能言，心不快活。’可谓伧父之甚。”彭孙遹《金粟词话》说：“山谷：‘女边著子，门里安心。’鄙俚不堪入诵。”沈曾植《菌阁琐谈》也说：“山谷《步蟾宫》词：‘虫儿真个恶灵利，恼乱得道人眼起。’俗语也。”可见《词论》对他“多疵病”的评语是针对他词中的鄙俗用语，所以秦观词是“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来，《词论》除了对秦观“少故实”的评论至今仍有疑问外，大体而言，真是能“既中其病”的。
(三)、《词论》所主张的作词方法
李清照於批评前人作品，可以说是相当严格的，所以不管是多有名的词人，在她眼中，往往作品仍有缺陷，未臻完美。那么，到底她所肯定的完美词章到底是什么面目呢？从她在《词论》的评论中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词论》谈及填词所运用的艺术手法。综其所述，约有下列几方面：
1、用语要奇
用语要奇，就是不蹈袭前人语意之意。《词论》评江南李氏君臣时，推许李景之“小楼吹彻玉笙寒”与冯延巳之“吹皱一池春水”，称其语意奇甚。张炎说：“词以意为主，不要蹈袭前人语意。”(《词源》卷下)。也就是希望词人倚声时要有新意，不要一味重谈前人老调，而要创新、发明，方能不落入旧有的窠臼之中，而使才能被局限住。
2、词要高雅
李清照批评柳永，谓《乐章集》“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批评黄庭坚填词“尚故实而多疵病”。这是因为李清照要求填词须措词高雅，反对柳、黄两人使用俚语和澜浪俳狎、不堪入目的用语入词。李清照虽然也使用一些浅俗平易的词汇填词，但她虽使用寻常语言度入词律之中，却无不妥之处。这是因为基於她在倚声时，对音乐美、文学美的要求，使她在使用这些词语时，反而达到“奇”、“雅”的特殊效果。
3、通篇要浑成
李清照相当重视文学的整体性，相当反对无通篇意境，只有零散佳句的词篇。所以论及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诸家词时，豪不客气的给予“虽时时有妙语，然破碎何足名家”的批评，直接驳斥他们填词欠缺浑成，虽有佳句，而与全篇决不相称。张炎在批评吴文英词时也说：“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炫人耳目，拆散下来，不成片段。”(《词源》卷下)。如果过度重视锻练字句、堆砌词藻，而忽视了词篇的整体内涵；那么，成就也就只能传诵一时，而不能卓然成家了。
4、词要铺叙且须典重
词为长短句，在字数方面较诗自由。而李清照身处於词风受到张先、柳永等人大量开创长调慢词後的文学界，在形式上又更进一步的开拓了。所以她认为词具有较诗良好的描写篇幅，应该能更从容的对情、境加以描写刻画，不必像诗一样的浓缩字句。而且填词要重视词句的端整庄重，不宜轻佻为之，这是由於李清照对词的看法不若同时的人，她把倚声填词视为一项严肃的事，而其他文人则当作馈赠、应酬的作品。心态不同则结果亦异，所以李清照的作品常隐含著故国之情，具有较深刻的爱国意识。
5、词主情致而尚故实
词尚婉约，所以诗刚而词柔。填词要善用充满艺术形象的语言，来表深邃细密的情感，使人能跟随文字的脚步，踏入词人的内心世界，感受暗藏其中的深远情韵。故实即运用典故，用典得当可以增加作品的典雅性质，更有充实内容的功用。但却并非一未拿前人故事来夸耀自己的博学，而是巧妙地加以运用，不著痕迹，使内容更趋一致，更有整体性。若是用的不好，反而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了。
综合以上所述及李清照对声韵格律的讲究，最後她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有名论断。此一观点，总结而成以下的结论。在形式上，不可以作诗或做古文的方式来填词，诗文与词之间仍是有严格区别的，因诗仅分平侧，而词分五音、五声、六律、清浊、轻重，所以词於格律要求实细密於诗、文。在内容与风格方面，则不可轻佻浮汤，而要典重。在艺术技巧上要求通篇一气浑成，在表现词的情致时，还要注意到用典与铺叙。使用的语言不可低俗，而要高雅、协音律。
“别是一家”的说法便是李清照一生对词的观点，虽然後半生的动汤，曾使她的词风有了改变，朴实无华的语言，真实情感的自描，和早期“词论”中协音律、高雅、典重的要求稍生歧异，但“别是一家”的观点却仍深植在他的创作意念中，这便是在她的词中我们看不到波涛澎湃、豪放壮丽之句子的缘故。
以上对李清照的《词论》内容作了一番探讨，相信应能使人对之产生一定的认识。但是看完了李清照对宋代几位大家批评後，不得不对李清照的观点感到疑惑，就连公认的大文豪苏轼都因“不喜剪裁以就音律”，而免不了遭受“句读不葺”的评语，更何况是其他成就尚不及苏轼者。那么，李清照是不是真能如《词论》中所说的各项原则来倚声填词，这一点就非常值得作深入的探讨了。
李清照所作的词，脍炙人口，卓然成家。自北宋以来的女作家中，当首推第一。杨慎《词品》中有段赞美说：“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七、黄九争雄，不独雄於闺阁也。”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清照以一妇人，而词格乃抗轶周、柳。张端义《贵耳集》极推崇其元宵《永遇乐》、《声声慢》，以为闺阁有此文笔，殆为闲气，良非虚美。虽篇帙无多，固不能不宝而存之，为词家一大宗也。”
沈植曾《菌阁琐谈》中也有一段批评，说：“易安跌宕昭彰，气调极类少游，刻挚且兼山谷。惜篇章极少，不过窥豹一斑。闺房之秀，故文士之豪也。才锋大露，被谤始因此。自明以来，堕情者醉其芬馨，飞想者赏其神骏。易安有灵，後者当许为知己。”
自来论李清照词风者，以此说最为真切。只可惜李清照所作之词，在宋元之际早已散佚，今日尚存的只有後人拾掇而成的《漱玉词》而已；较其原帙，只是十存一二，自然难以从中窥得原貌。
清代王士祯推许李清照为“婉约之宗”，徐金九也说其词“妍婉”。可见她在词的创作上，走的是正宗的路径，她遵守作词的一切规矩，精心刻意的去创作，於是成就了艺术上空灵高尚的境界。她很重视音律，锻练字句，在风格上是属於周邦彦、秦观这一派。但她有秦观的细微婉约，而无他的淫靡；她有周邦彦的功力，却没有他那种露骨的雕琢。她的词富於生活和心情的表现，就这点来看，又与李後主、晏几道的风格十分相近，故李後主、李清照与李白并称“词中三李”。
肆、李清照词论与词作的对照
以上探讨了许多李清照对填词的所要求的原则，到底她有无做到自己的要求呢？下就李清照词作的一些共同特色来印证其《词论》的主张：
一、旖旎婉约
沈曾植《菌阁琐谈》虽然曾说：“易安倜傥有丈夫气”，但她毕竟是女儿身，性尚温柔，情重绮丽。所以将情感形诸文墨之间，自然是旖旎而婉约的。所以王士桢《弇州山人词评》说：“花间以小语致巧，世说靡也；草堂以丽字取妍，六朝偷也。即词号称诗余，然而诗人不为也。何者？其婉娈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夺嗜。其柔靡而近俗也，诗缓而就之，而不知其下也。之诗而词，非词也。之词而诗，非诗也。言其业，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也，词之正宗也。”
在《花草拾遗》中又说：“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二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以幼安称首。”
婉约是易安词的基本风格，其成就堪称是南唐李煜以後婉约词派的又一个高峰。就题材内容而言，李清照词与其他婉约派的的作品无大不同。但再表现这一内容时，她扬弃过於典雅或媚俗的词语，而采用经过提炼的口语，使其词作独具清新之美。
再者，李清照词作所表达的感情，无论是悲是喜是忧是愁，都是来自她自己的切身感受，顾极其真挚。不同於花间派词人，代写闺情，难免矫揉造作，庸俗浮泛。
当然，婉约的最大特点是含蓄。所谓含蓄，唐代诗论家司空图的解释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清代学者沈祥龙的说法是：“含蓄者，意不浅露，语不穷尽，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其妙不外寄言而已。”《论词随笔》两者都是强调情感一放即收、若有似无，言词不说尽、造成余韵绵缈的效果，令人自行去体会弦外之音、言外之意。以此来看李清照的词，堪称深得其妙，今举例如下：
夜来沉醉卸妆迟，梅萼插残枝。酒醒熏破春睡，梦远不成归。 人悄悄，月依依，翠廉垂。更挪残蕊，更捻余香，更得些时。
──《诉衷情》
词中所写，是流寓者的孤寂、思乡者的愁苦，却通篇没有孤寂、愁苦的字眼。却从夜深人静的氛围渲染、无聊已极的动作描写中，透露出无比孤独悲愁的心绪。
又如：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廉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凤凰台上忆吹箫》
此作是写赵明诚出守莱州，夫妻短暂别离的愁苦情怀。然而开篇五句却只写慵懒情状。这就耐人寻味，引人遥想原因何在。接下来，本可直言离愁别苦，她却偏来个“ 欲说还休”，又多一层跌宕。至於“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更是神来之笔。前人有“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的因酒而病；有“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因秋而悲。但词人却说，自己的憔悴，全与病酒、悲秋无关。这无疑是又添曲折，使得所要表达的情感在极度的含蓄中委婉的显现出来。至於词的後半阕，不直说无人领会她心中的悲愁，而是说只有楼前流水能怜念她的满腔愁情，更见婉约之妙。
由此可知李清照的词，是照著她的主张，也就是传统婉约派词人的道路来创作的。
二、浅俗清新
李清照填词，喜欢用新奇的词句，读来倍感清新，喜欢用通俗的语句，读来倍感亲切。她使用许多口语入词，而口语来自民间，自然带有生活上的趣味，使词作产生清新的效果。所以她许多词，都是以寻常言语，度入音律。例如：
《怨王孙》中的“湖上风来波浩渺，秋已暮、红稀香少。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
《孤雁儿》中的“……小风疏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声声慢》中的“……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南歌子》中的“……翠贴莲蓬小，金销藕叶稀。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
《武陵春》中的“……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
《永遇乐》中的“……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廉儿底下，听人笑语。”
《临江仙》中的“……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谁怜憔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
《行香子》中的“……星桥鹊架，经年才见，想离情别恨难穷。牵牛织女，莫是离中。甚霎儿雨、霎儿晴、霎儿风。”
《点绛唇》中的“……见客入来，袜 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一剪梅》中的“……花自飘零水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念奴娇》中的“……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晴未？”
《添字采桑子》中的“……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凄清，点滴凄清。愁损离人，不惯起来听。”
几乎都是生活中的口语，看来似乎浅俗，但却明白晓畅，又富有表现力，把主人公的心绪巧妙的表现出来。
在李清照之前，柳永已经开始运用民间口语填词。但他“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缺乏精选，以致於词中出现“胳织”、“收了孛里罢了从来斗”等过於俚俗，甚至费解的词语。李清照则不然，她对口语的选择是严格的，加工是精心的，从而达到“易处见工”、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的境地。譬如《一剪梅》里的“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就字面而言，全为口语。但再运用时词人却作了巧妙的安排，形成对仗。尽管对仗不是词的特徵，但偶尔运用，却别有新意，把愁情无所不在，却又无法驱除的情状，表达得十分真切。
张端义说：“易安居士李氏，赵明诚之妻……，南渡以来，常怀京洛旧事。晚年赋元宵《永遇乐》词云：‘落日镕金，暮云合璧’，已自工致。至於‘染柳烟轻，吹梅怨笛，春意知几许’，气象更好，後叠云：‘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皆以寻常语言度入音律，练句精巧则易，平淡入调者难。山谷谓已故为新、以俗为雅者，易安先得之矣。”(《贵耳集》卷上)
又说：“更有一奇字云：‘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黑’字不许第二人押……”(《贵耳集》卷上)
俗语说：“熟读唐诗三百篇，不会做诗也会吟。”但如果不能自出机枢，仍然不能成为大诗人的。由此可见，李清照将寻常用语锻练为极巧的词语，正是她创新、为前人所未到之处的新境界。
三、用典端整
李清照由於家学渊源，加上本身重视文艺、爱好读书。因此她的词作中的句子，往往脱胎许多前辈作家的警策精句；或是引用文学经典的典故。虽然如此，在李清照的词作中，虽然常是字句皆有来处，但却不见斧凿痕迹，也没有自夸博学，乱掉书袋的毛病，使人无从挑剔起。而且能使词篇能有通篇一气的主题意识，不因勉强用典而使词章文意四分五裂、不成片段。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彷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渔家傲》
此阕词用典甚多。其中“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有屈原《天问》与天帝对话的浪漫情怀；“学诗谩有惊人句”显然由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脱胎而来；“九万里风鹏正举……”一句则是用庄子《逍遥游》的典故。
藤床低帐朝眠起，说不尽无佳思。沉香烟断玉炉寒，伴我情怀如水。笛声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 小风疏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孤雁儿》
在这一阕词中，“笛声三弄”用的是《世说新语》王子猷与桓子野的一段轶事。“吹箫人去玉楼空”由李商隐《代应诗》中“离鸾别凤今何在？十二玉楼空更空”一句蜕变而来。“人间天上”则用李後主语：“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由以上二例可知，李清照不仅博学广识，更能触类旁通，将前人典故文辞暗含於自己的词作中，使之合於内容所需要。不仅如此，更能使文意多了一重可供深究的趣味，更能引人入胜，再三玩味。
四、合於格律
词本事乐府的一种，离不开音律。而在词的创作理论上，李清照於其《词论》中极力主张词必须协律：“盖诗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因此，她的词作特别注重音律美。
李清照的词，大都合於词谱：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廉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醉花阴》
其格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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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谱所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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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醉花阴》一词是完全合於音律的。
又如：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廉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凤凰台上忆吹箫》
的格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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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谱所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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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合律。
由此可以想见李清照对协律要求之重视，不仅是在批评他人时如此，在对自己作品的把关上，也是相当严格的。
五、长於铺叙
李清照批评晏几道“苦无铺叙”，那李清照的作品是否长於铺叙呢？现今李清照尚存的词不到五十首，其中大部分是小令，自无可铺叙的空间。但在篇幅稍长的慢词中，便需要讲究铺叙的技巧了。李清照的《满庭芳》就显示了她这方面的才能：
小阁藏春，闲窗锁昼，画堂无限幽深。篆香烧尽，日影下廉钩。手种江梅更好，又何必、临水登楼。无人到，寂寞浑似，何逊在扬州。 从来，知韵胜，难堪雨藉，不耐风揉。更谁家横笛，吹动浓愁。莫恨香消雪减，须信道、扫迹难留。难言处，良宵淡月，疏影尚风流。
本阕词为咏梅所作，但一开始就描摹景物：门户紧闭、篆香烧尽、夕阳西斜、江梅投影窗上，如此逐一摹写，烘托出画堂的幽深。良宵淡月、疏影横斜，更有笛声飘过，亦是形、声并举，多侧面渲染，把梅花的韵致充分的表现。自然，铺叙只是手段，其效果是将词人赏梅时的复杂心理多层次的表现出来：有孤寂、有离愁，藉惜花而自怜，终又转为洒脱，凡历经数变。
其实不光只有这一阕词，其他李清照的长篇词作，如：《多丽》“小楼寒”、《声声慢》“寻寻觅觅”、《庆清朝慢》“禁幄低张”、《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等词，也都显示她长於铺续的特点。
李清照是抒写性灵的高手，其方式往往是以形传神，即借抒情主人公的外在行为来反射内心的世界。譬如《蝶恋花》词：
暖雨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以觉春心动。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 乍试夹衫金缕缝，山枕斜欹，枕损钗头凤。独报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弄。
下阕中特意写了她的四个动作。一是缝制衣衫，这是为了消磨时光的无聊举动。二是斜靠在枕边，显示的是离愁深重，无心作一切事情。三是压坏了钗头凤，恰说明心绪烦乱，以致翻来覆去睡不安稳。四是夜阑人静时，主人公犹剪灯花，更是借下意识的无聊举动，显示出词人因丈夫外出而形成的孤独和寂寞。全篇充满了生动的描述，犹如一场正在上演的戏剧，其描摹铺叙的功力可见一班。
伍、後人对李清照词论的看法
由於李清照写作《词论》时所用批判的词句略为激烈，以至後人对於李清照的《词论》，提出不同的评议，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第一、认为李清照的《词论》苛求太甚，持论不公，蚍蜉撼树，未免狂妄。胡仔说：“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苕溪渔隐丛话》後集卷卅三)。裴畅也说：“易安自视其才，藐视一切，本不足存。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词苑萃编》卷九)。
评价李清照的《词论》，不应一味以“狂妄”、“可笑”等情绪化的言语批评之，应当看当中的论点是否切合实际才是。据前所述的研究，李清照评论诸家词的长短得失，大都是持中肯的态度；揭短前人之处，也多有切实的根据，并非妄加论断之语，所以不能说“此论未公”。至於说“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而加以贬责，这更是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狭隘观念作祟。妇人为何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呢？当南宋初年，朝廷君臣对金人腆颜求和以求苟安，而李清照发语为诗，主张抗战，这难道也要以“妇人开此大口”而加以责难吗？
二、晚近有的论者认为：“在李清照那个时代，词的发展趋势已进入与诗合流的阶段，不合流将没有词的出路。”因此，《词论》中提出词“别是一家”的口号，要求保持词的传统风格，对宋词的发展起了阻碍的作用。但是也有论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清照的《词论》是全面地反映了北宋时代慢词发展的繁荣面貌”，“不能够说它视违背词的发展规律”。又说：“词要合乐，词要歌唱，这是词体型式的特点。提出取消词的音律，取消合乐歌唱使合於诗，这是取消词的独立性”。李清照的《词论》是针对当时宋词发展的情况提出补偏救弊的见解，主张词必须谐合音律，因此“词别是一家”，不能成为“句读不葺之诗”。这种见解，正是保持了词的独立性，推动词的发展，并非阻碍。事实证明，南宋一百五十余年历史中，著名的词人如辛弃疾、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王沂孙、张炎等人，都是注重协律的，而且保存词体风格艺术的特美，并没有合流於诗。因为每一种文学都有其艺术特质，各种文体之间，可以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但最根本的基础绝不能被他种文体所同化；一旦被同化，则此文体将丧失自己的独特性而消失。如小说可以改编为剧本，剧本亦可改写为小说，但两者绝对不能合流混一的。所以“词与诗合流”的说法，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而在历史上也从未出现过。由宋至清，词从来没有与诗合流。苏轼之“以诗为词”，不过是运用作诗的方法於倚声填词之中，以扩大词的内容意涵，并未对其“协律”的基本要求造成破坏。
三、有的论者认为，李清照《词论》中提出作词的要求，如“典重”、“铺叙”、“尚故实” 等，与她的创作实践是矛盾的。她的某些名篇，都不尽合於典重、尚故实、擅长铺叙的要求。缪钺说：“李清照《词论》中所提出的几点要求，是针对晏几道、贺铸、秦观诸家词的缺点而发的，并非要提出一个完整的填词艺术之理论。李清照在填词的实践中，使自己的词学观不断获得丰富的发展，而不一定局限於以上几点，这是合理的，并非矛盾。”(《灵溪词说》页338)。施议对认为：“李清照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是相互统一的。”又加以阐述说：“高雅典重却未必尽合合乐歌词的本质特性。”合乐歌词应当是“以旖旎尽情之辞，应合管弦冶荡之音，浅俗清新，这才是她的本质特性。”因此，“李清照对词的认识，包括高雅典重和浅俗清新两个方面。”
笔者认为缪、施两位先生对研究李清照的《词论》和其填词的创作的相合处上，不免有强作解人之嫌，短短百字左右的小词，要合音入律、铺叙、典重、主情韵、尚故实，在各方面兼顾，真是谈何容易。李清照的各项主张，应该是填词时应当把握的原则，尽量运用於每一阕词的创作中才是。
陆、结论
李清照以一位专门的词人身分，来书写自己的词学观念，并对北宋的词作家作一份广泛的批评。她完成了第一件词学批评专论，并建立了一套词学创作原则的体系。虽然她身处於礼教之防最为严密的宋代，但她并不因此退入传统父权主义下，限制女性的小框框中；她凭藉著过人的天赋文采与对文学的狂热，终於为她在中国文学史中留下一页辉煌的篇章。虽然她词作流传至今的量并不多，但其品质却足以傲视群伦，教後人为之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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