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主粤始末
李洁之
陈济棠主粤时期，我曾在广东军队中任职多年。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与陈有过直接接触；发生在当时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有些我又曾经亲历。现在将我在陈济棠主粤时期的所见所闻，写成这篇史料，供治史者参考。
取得广东的军政大权，出身和发迹
陈济棠将军字伯南，公元1890年生于广东省防城县的一个没落地主家庭。其父陈谦受世代务农，耕读传家。其长兄济华早年曾在防城东兴干过星相业，陈6岁时入其叔金湘所设村塾启蒙，1l岁随五兄维周入防城小学攻读。1907年考入钦县警察讲习所，毕业后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在学期间，由该校教官邓仲元介绍与同班同学邓演达等秘密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1912年陈济棠考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次年毕业。毕业后曾在琼崖督办辖下苏汝森团任机关枪连排长、林虎统率之第二军第二团任连长、邓仲元所统率的粤军第一师任营长，后升团长，在此期间，陈济棠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国、护法和讨伐陈炯明的战争。1923年春升充粤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曾三次率部入广西，协助黄绍竑、李宗仁收拾桂局，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25年7月，因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将驻粤各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扫荡广东境内的反革命势力，并准备兴师北伐。粤军第一师于此时扩编为第四军。李济深升为军长，陈济棠升任第十一师师长。同年秋冬间，陈率部参加第二次东征和南征战役，颇著战功。
在广东全省统一后，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北伐，陈济棠奉命率师分驻高雷钦廉地方，从事绥靖工作，巩固后方，支援北伐。陈一面收编在钦县的邓本殷残部张瑞贵部成立补充团，一面对徐闻、合浦、茂名、阳江各属土匪进行清剿，先后敉平，使南路一带社会秩序趋于安定。但陈对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思想上有所抵触，所以在他驻扎北海期间，对当地的工人、农民运动均不予支持，并排斥进步青年，在他的师部和地方行政机关，所引用的人员，大多是和他有五同关系的人。同时，又使其兄陈维周去承办各项捐务谋取厚利。陈济棠这些作为是与革命要求相违背的，因此，大为各方及其部下所不满。陈看见这种对己不利的形势，便和他的亲信师参谋长李扬敬及师政治部主任林翼中密商挽救办法，决定请求赴苏联考察，藉以缓和对己不利的空气。1927年春，陈济棠终请得以国府代表的名义到苏联洽商购买军火及训练飞行员事宜，率同林翼中暨空军及其他技术人员20多人前往苏联考察。
1927年4月，蒋介石集团背叛革命，实行“清党”，当时两广当局为了配合反动形势，对广东军队亦作了一些部署。“清党”后不久，便将第十一师从钦廉高雷调回广州担任警卫工作。陈济棠在苏联得知这个消息，认为是回国复职寻求发展的大好时机，便于是年6月由苏联回国。抵粤后，初时托病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o留医”，以观风色。一面使他的亲信李扬敬、林翼中、·林时清等四出活动，向各方疏通；一面请托当时任广东省财政厅长的古应芬向李济深进言，给他复任第十一师师长职务。古、陈二人早在1923年在肇庆古应芬任大本营驻肇庆行营主任、陈济棠兼任西江督办公署参谋长时便已认识。陈曾自告奋勇，要为古应芬撑腰，两人相约互相支持，从此便在政治生涯中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古的力荐，陈济棠便顺利地复了职。此时广东正在扩编军队，第十一师人事也有部分调动，该师第三十三团团长黄镇球升任新编第三师副师长，遗缺由叶肇升任，与陈有矛盾的第十一师副师长邓世增，调任第八路军参谋长，而由余汉谋继任副师长。陈济棠一面将所属各团的营长换上了一些亲信的人，一面从中拉拢第十一师老干部使为己用，并常说要继承孙总理和邓仲元师长的遗志来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其目的是为了提高政治威信，巩固他在第十一师的个人势力。
陈济棠复任第十一师长后，于1927年10月曾率部参加阻击南昌起义南下至潮梅的叶挺、贺龙两将军所率领的革命军，两军在丰顺相遇，当时战况极为激烈，叶、贺军因弹尽败退海陆丰，是即著名的“汤坑之役”。不久，由江西回师的前方第四军首领张发奎、黄琪翔又与汪精卫联合起来，打着“护党救国”的招牌，驱逐李济深，独霸广东(一般人对此称为“张黄事变”)。陈济棠是拥护李济深的，率部在东江上游参加对张发奎部队作战。张发奎部队被驱出粤境后，广东政局复归统一，李济深也由南京回来，复任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第八路军总指挥等职务。陈济棠曾利用省局中断的机会，在潮梅取得财政收入和扩编军队。其后广东军队整编为三个军，陈济棠升任第四军军长，又兼任西区善后委员，统辖余汉谋的第十一师、香翰屏的第十二师、陈章甫的第二十五师，驻扎广州。陈将所部分驻西区各县从事绥靖工作，继续进行“清党”，镇压工农武装力量；他还大力肃清土匪，改进行政基层组织。
同时，他也认真修筑公路、发展珠江：三角洲航运业以及改良各城镇、兴办学校、装设全区电话网等。西江各县，社会比较安定，运输畅通，经济出现复苏的景象。同时陈又在防地内征收烟、赌保护费，既扩大了第四军的公积金，又充实了他个人的活动费；此外，他还把他的亲信安插于各部队和各县的行政机关，以扩大他的势力和社会关系。例如，他密结当时的财政厅长冯祝万，与任南京国民政府文官长的古应芬更是紧密联系，互通声气。并通过古取得胡汉民的好感。因此，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得以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大大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
反李投蒋取得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职位
1928年10月，蒋介石在南京就任五院制的国民政府主席。他为了实现军事独裁的统治，接纳了政学系首脑杨永泰的献策，晃用“削藩”的办法，加强中央的集权。于是在1929年初召开编遣会议，以实行裁军从事建设为名，设法削弱非嫡系部队。因此，引起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冯玉祥、阎锡山等各军事派系的不满，各自筹谋对付之策。
李济深深知蒋介石的动机，他对此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于3月1日将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改称为广东编遣区主任办事处，各军改称为师，各师改称为旅，以陈济棠为第一师师长、徐景唐为第二师师长、蒋光鼐为第三师师长、蔡廷锴为第一独立旅旅长、邓世增为第二独立旅旅长，用以敷衍蒋介石，但实力并未减少。
李宗仁、白崇禧与李济深以广西同乡的关系联成一气，并以武汉为抗蒋的根据地。蒋为了贯彻排除异己的方针，一面集结兵力向武汉进迫，并以金钱官职去收买李、白部属，以瓦解李、白势力；同时派吴稚晖来粤，请李济深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中央执监联席会议，并商谈和平解决各军编遣问题。
当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陈铭枢从北伐后升任第十一军军长时，便投契于蒋。李济深为了拉拢他，于上一年的8月把广东省政府主席职位让给陈铭枢，而陈与蒋介石反而联系得更紧，将李济深所作所为向蒋密告，以资邀宠。蒋虽属意用陈铭枢取代李济深，但又恐陈难于驾驭，不敢授予兼摄军权。古应芬窥知蒋意，向蒋推荐陈济棠代李济深掌握军权。其时蒋介石派在李济深幕内的亲信冯祝万，也向蒋作同样的条陈，于是蒋便决定仍以陈铭枢掌握广东政权，而以陈济棠掌握军权，使之互相牵制，姒便从中操纵。这便是陈济棠取得广东军权的由来。
陈济棠原是李济深亲手提拔起来的，当他接到古应芬秘密传来的讯息后，便故作镇静。一面下令所属部队开往粤北集中伪作李的后盾，一面怂恿李前往南京，并表示愿陪同赴南京出席会议，以坚定李的信任。李济深在蒋、吴(稚晖)和两陈的里外串通圈套下，于3月下旬欣然就道，到了南京就被蒋介石扣押起来。
广东将领如邓世增、蒋光鼐、蔡廷锴、余汉谋、陈章甫、李振球等原来都是拥李的，得到李被蒋扣押的消息后，各人虽很愤激，但群龙无首，唯有等待到南京去的陈铭枢、陈济棠回来主持大计。那知陈铭枢经香港时，跌跛了脚在香港留医未北上，陈济棠则尚未入京，于此时衔命由上海南返，到香港后改乘陈策派来的海虎舰返回广州。初时他唯恐各将领反对，还不敢公开表示拥蒋，暂留舰上，分别请各将领去谈话，陈在谈话中假意谴责蒋军事独裁的罪行；并说他的回粤是得胡汉民、古应芬的授意回来安定广东局面，徐图援救任公(李济深字任潮)。各将领对陈的谈话半信半疑。此时(1929年4月间)武汉已为蒋军攻占。桂系势力撤返广西。各人以大势已去，只得任由两陈摆布。陈济堂看见各将领没有什么动静，才敢由海虎舰登岸，宣布就任广东编遣区主任新职。并命林时清设立广东宪兵司令部，接收李济深的宪兵营，其后陆续扩充到九个中队以保卫各军政机关及他的公馆等。不久，蒋介石又任命陈为“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从此，陈便统辖驻广东的海陆空军，完全掌握了广东的军事大权。
1929年4月，李、白所部在武汉和北平被蒋军打败后，返回广西重振旗鼓，继续进行反蒋工作。李、白垂涎广东的富庶，认为要取得广东才能与蒋对抗，便与驻防东江的李济深旧部第五军军长徐景唐联络，举兵向广东进犯，爆发了著名的粤桂之战。5月上旬，桂军席卷了西江各县，陈济棠以保境安民名义，倾其所属的第一师、第三师的全力，在花县的赤坭、白坭地带进行反击。经过一场极其激烈的战斗，始将李、白部队打败，并乘胜追击至广西边境。至于东江的徐景唐部，陈济棠先已派蔡廷锴旅前往石龙监视，随后加派蒋光鼐师向徐部进攻。徐部因事前未作好准备，·自惠州节节败退至赣南，结果全部被消灭。自粤桂战争之后，陈济棠的声望提高了，同时也取得了蒋介石的初步信任。于是将广东部队整编为五个师，以余汉谋为五十九师师长，香翰屏为六十二师师长，李扬敬为六十三师师长；以李振球、叶肇、张达、张瑞贵、黄延桢、黄质文分任各师的旅长；以蔡廷锴为六十师师长，蒋光鼐为六十一师师长。陈济棠的军事实力有了进一步的加强。
击败张、桂联军 进攻广西
1929年冬，陈济棠在他的军事生涯中又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是年11月，张发奎统率在北伐战争中有“铁军”之称的第四军和由“小诸葛”白崇禧指挥的桂军联合攻粤，企图夺取广东这块地盘。陈济棠以逸待劳，在花县赤白坭地区挥军反击，经过一场恶战，打败了张、桂联军，这就是有名的“赤白坭之战”。粤军衔尾直追，占领了梧州。陈在梧州设立总指挥部，指挥部队向广西腹地继续进击。
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内，陈济棠的部队又曾和张、桂军打过两次大仗，一为1930年初的“北流之役”，一为同年?月间的“衡阳之役”。两次战役，陈军均取得胜利。衡阳之役后，蒋介石为了加速打败冯玉祥部，要求陈济棠在第八路军中抽调一部分军队去山东、河南，参加对冯军作战。陈济棠便乘机将陈铭枢的嫡系蒋光鼐、蔡廷锴两个师北调，扩编为第十九路军，以削去陈铭枢在广东的军事势力。至此，广东军队就成为清一色的陈济棠嫡系了。与此同时，陈济棠又利用蒋介石对他进一步信任的时机，藉口任务繁重，兵力不足，向蒋请求增编军队，以便大力进攻李、张联军。蒋以陈的军费是由广东筹措，无须增加南京的负担，也就准予增编，于是陈济棠便从1929年冬开始进行扩编军队，增加丁两个直属独立旅、三个直属独立团、三个师属的教导团、六个旅属的特务营。并秘密向广州的德商洋行采购大批捷克、德国制造的军火，以增强军事实力。
利用“胡案”挤走陈铭枢 总揽广东军政大权
1930年冬，蒋介石衡量国内形势，认为推行独裁统治的时机已经成熟，便策划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他御用的宪法，攫取大总统宝座。胡汉民以蒋对己不利，便竭力主张遵照《建国大纲》，继续施行“训政”，以为对抗。蒋与策士吴稚晖、戴传贤密商后，决定威迫胡汉民辞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长职务，下野休息。谁知胡倔强拒绝。蒋便于1931年2月28日将胡软禁于汤山。舆论为之哗然!不久蒋又受美、英、法等国抨击，斥为践踏民主。胡被蒋软禁后，胡的亲信古应芬逃出南京到香港，即派人到梧州策动陈济棠反蒋。陈济棠以此时反蒋，既可取得伸张正义、维护国本的声誉，又可以乘机壮大势力。便一面以巨款接济古应芬去联络各方，策动反蒋活动；一面派香翰屏为代表与李、白湃和，重修旧好。愿将所部撤返广东，联合反蒋。李、白当然十分愿意接受。
古应芬向与蒋有矛盾的国民党各派系拉拢成熟后，便于4月下旬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萧佛成、林森等，公开联名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提出弹劾案，历数蒋介石横征暴敛、罔顾民生、排除异己、制造战祸、毁法乱纪、动摇国本、厉行独裁、奴役人民等罪状，要求国民党中央将蒋撤职查办，以维法纪，而平民愤。陈济棠跟着将他在广西的军队撤返广东的肇庆、韶关。由两广将领联名通电拥护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等的弹劾案。陈济棠知道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与蒋的关系，通电临发出时才告诉他。果然，陈铭枢便借出巡为名，离职往沪，然后转到庐山去投蒋。陈济棠乃一面指定民政厅长许崇清暂行代理广东省政府主席职务，一面派兵收缴陈铭枢驻扎黄埔的翁照垣、黄固两个保安团的枪械，以绝后患。从此，陈济棠便完全掌握了广东的军政大权。
1931年5月中旬以后，与蒋介石有矛盾的国民党内各派系，如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李宗仁的新桂系以及古应芬、邓泽如、萧佛成等元老派、邹鲁的西山会议派等都陆续来到广州。于6月初举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并另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的蒋政权对抗，出现了宁粤分裂的局面。陈济棠又乘机扩编军队，将第八路军改称为第一集团军，自任总司令，以缪培南为参谋长，以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分任第一、二、三军军长，各辖两个师。另编教导师一个、独立师两个、独立旅五个、独立团八个和炮兵团、战车营等。至此，陈济棠的军队很快就扩充到15万人以上，和李宗仁所恢复的第四集团军联合起来，与南京的蒋介石集团形成对峙的局面。
主要统治手法
1931年宁粤分裂后不久，便发生了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各省很快就给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宁粤双方在“内息争端，外抗强寇，雪耻救国，收复失地”的广大人民的呼声压力下，才不得不以“共赴国难”的名义，宁方以释放胡汉民于10月初恢复自由)，蒋介石下野为先决条件，于同年11月初互派代表到上海议和。通过谈判，达成宁粤复合的协议书。陈济棠表面上作了有限的接受南京命令的让步，但仍保持他领导广东的党政军的权力。此后，他对广东的统治方法是： 利用西南两机关发号施令 当宁粤双方进行和议期间，粤方也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防止蒋介石复出后故态复萌，对两广进行打击报复，会上接受了胡汉民的建议，决定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简称西南两机关)，以领导西南各省，实际只有广东、广西两省的党政军各方面工作，四川、云南、贵州尤其湖南的何键经常派代表来往联系。西南两机关成立于1932年初，陈济棠与李宗仁均做常务委员。陈把实际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上并利用它来与南京相周旋，藉以避免他自己与南京发生正面磨擦。另一方面采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手法，利用“部会”的名义发号施令，以加强他在广东的统治。李宗仁在广西也采取同样的手法，彼此间又联成一气，互相支持，各尽其妙。可以说这个“部会”是当时两广方面能够形成一个半独立局面的有力掩护。 利用国民党各级组织控制社会团体 在陈济棠统治广东的五年间，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和广州市党部虽曾各改选过三、四次，但始终都以他的亲信林翼中、黄麟书分任主任，把持一切。另外，吸收了好些与他们有特殊关系的人物，去担任各县、市国民党的书记长和各区分部的主任委员等，他们操纵社会团体，控制各地舆论，而且所有工会、商会、农会以及学生会的设立，负责人的产生及开展各种活动，都要经过当地党部的批准才行，控制防范非常严密。 扩充军力确保地盘，划分为五个绥靖区 1933年陈济棠把广东划分为五个绥靖区，各设—个绥靖公署，以当地驻军高级将领一人任委员，负责各该区的绥靖工作。这对扑灭各地打家劫舍、勒收行水的土匪，维持社会秩序，确实起了作用。不到一年时间，使得曾经是萑苻遍地的粤境顿改旧观，出现了治安良好的升平局面，特别是用软硬兼施的手段，肃清了徐闻山的积年匪帮200多人为最著。 当时陈济棠的兵力部署是以李扬敬的第三军分驻潮汕；以黄任寰的独一师分驻梅县、蕉岭；以张瑞贵的独二师“围剿”大南山的共产党武装力量；以余汉谋的第一军和范德星的独一旅、陈章的独二旅分驻南雄、韶关、连县；以香翰屏的第二军分驻东莞、增城、宝安；以缪培南的教导师拱卫广州；以陈汉光的警卫旅驻扎番禺、从化；严应鱼的第三独立旅并编于第一独立师(6个团的甲种师)；李洁之的第四旅撤销，李调任虎门要塞司令，部队分别拨归虎门要塞和第一军及教导师。其余总部直属的各独立团则全部解散。 扩充赣南、闽西地盘 宁粤在上海议和前，蒋介石曾向陈济棠提出要广东派出有力部队协力“围剿”江西的工农红军。陈对此有两个顾虑：一是派兵入赣必被红军缠住难于摆脱；二是蒋有可能乘虚由湖南进兵袭取广东。后来红军围攻赣州，情况危急，蒋介石特任命陈济棠为广州绥靖主任，余汉谋为江西省第六区绥靖司令，催促陈火速出兵，陈才不得不于1932年春初，派范德星旅由南雄出大庾、南康去解救赣州作为敷衍。谁知范旅到达新城时，遭受红军的伏击，损失了两个营，陈为顾全面子和保卫粤北计，遂决定派余汉谋率领第一军入驻赣南，先令李振球师驰往解除赣州之围随即防守其地；次令叶肇师进驻信丰；再次令广西王赞斌师进驻安远；军部和直属队驻大庾。其后王师调防南康，增派张瑞贵师接安远防务。当时各师均奉命以加强各县城或镇的防御工事，以固守为主，非有必要不能派大部队出击。大约在这年6、7月间，由彭德怀指挥的工农红军约2万人，分由信丰、龙南进攻南雄。陈部张枚新师、陈章独二旅在水口附近与之激战了两天，不分胜负，各自撤退。红军去向不明，陈增援部队到达时，战事已结束。无从追击，只固守南雄而已。不久陈又派黄任寰的独一师进驻闽西，以保粤东安全。 约在1933年秋，陈为应付蒋的“围剿”计划，曾派第七师长黄延桢率领三个步兵团虚张声势地去进攻红军的据点筠门岭。待红军撤退后，陈即大事宣传筠门岭之战获得重大胜利，向蒋报功。实则是虚构事实，以欺骗蒋介石。在这些岁月中，陈还背着蒋的禁令，不断秘密以大量食盐输出赣南苏维埃区乡以图利。1934年10月红军突围放弃赣闽西征时，陈济棠没有派兵阻截和追击，使红军顺利通过粤境向湖南、贵州挺进。 1933年间，第十九路军在福建酝酿反蒋抗日时，曾暗中派人来广州与陈济棠、李宗仁等联系。陈、李表示同情与支持。后来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不用民国年号，取消青天白日旗。陈、李为之震惊失望，才与十九路军中断了联系。不久十九路军失败，残部约4000人退至漳州、龙岩，交由黄和春编成一个独立旅。陈济棠曾命黄任寰予以收容，后因遭蒋忌，乃将之解散。 陈济棠派兵进驻赣南、闽西，不仅巩固了粤北、粤东，而且很自然地扩充了地盘和扩大了势力范围。 解决广东海、空军管辖问题和琼崖问题 宁粤分裂之初，陈济棠为了联合各派系共同反蒋，曾将向来由陆军首脑节制指挥的广东海军、空军划分出来广另成一个独立体系，由陈策成立海军总司令部，接管了各舰艇、海军学校、修船厂、仓库等，并成立一团陆战队驻守琼崖；由张惠长成立空军总司令部，接管两个飞行大队及空军学校、一团地勤部队和飞机场、修械厂及仓库等。宁粤复合后，陈济棠为了重握海、空军大权，突然下令撤销陈策的海军总司令部及张惠长的空军总司令部，恢复旧制。先命冯焯勋、继命邓龙光、最后命他的亲信张之英接任广东海军司令。在张任时，购买了鱼雷快艇四艘增强实力。命黄光锐接任广东空军司令。黄任时陆续扩充为四个飞行大队，拥有各种飞机130多架。并在全省各要地，分建中型军用飞机场10多个。 当4月下旬陈济棠处理海军问题时，陈策以事前未经西南政务委员会讨论表示不满，命飞鹰舰等逃往海口，与海军陆战队团长陈笈相结合，实行独立反抗。陈济棠在取得蒋介石同意后，派丁纪徐驾轰炸机把该舰炸沉。同时命陈汉光率警卫旅前往琼崖解决陈团。其后陈旅即驻防琼崖地区，负责绥靖工作。 再次增编和整编队伍 余汉谋率部进驻赣南后，陈济棠任命李汉魂接替余的北区绥靖委员职务。不久又以粤北缺乏防军为名，将残破的范德星旅扩充为第三独立师，以李汉魂兼任师长，同时，将第二军调驻粤北，加强其防务。 约在同年7、8月间，蔡廷锴由福建来广州与陈济棠，李宗仁商定，闽粤桂各派一个师由他率领北上抗日。陈乃命各部队抽调一些精锐队伍，由邓龙光组成第四独立师担任这个任务，后为蒋介石阻止。邓师乃调东江上游“防共”。 1934年10月，江西中共工农红军突围长征后，陈济棠即暗中准备与蒋介石较量，进行整训嘟队。并将独二师改编为第一军的第三师，独三师改编为第二军的第六师，独四师改编为第三军的第九师。还升任李振球为第一军副军长；莫希德升任第一师师长；黄延桢升任第三军副军长；谭朗星升任第七师师长。把警卫旅由琼崖调驻从化。各军、师以团为单位就地集中进行教育训练。并补充了大量新武器，以加强战斗力。 扩充军事学校以培养武装干部 陈济棠为了巩固和发展他的军事势力，认为培养干部是基本问题，绝不能忽视的，除海空军有海军学校、空军学校继续定期招生外，在陆军方面，早在他任第四军军长时就设有军官教导队。至第八路军及第一集团军时则扩充为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燕塘，简称为燕塘学校。每年招收三、四百名学生，复试时经过陈维周亲自去逐个看相，认为有福气而无反骨的才加以录取。然后编入步、骑、炮、工、辎等兵种，施行定期的教育训练。毕业后分派到各部担任下级军官。又将各部队行伍出身的军官分期分批地调进该校的军官补训班去受训六个月，以提高其文化及军事技术。此外，在该校还设有深造班，将各军事机关、部队的校官以上人员，分期分批调训。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自成一个系统，以便更好地笼络部属，保持他的部队不致为其他军事派系所渗入而起分化。 大力控制广东省政 陈济棠虽出身军旅，但一向重视地方建设。他自1931年全面掌握广东的军政大权后，经过一年的筹划准备，于1932年秋正式颁行《广东三年施政计划》，从事广东的省政建设。当时广东省政府主席是胡、古派的林云陔，因陈济棠在政治上与胡、古有特殊关系，故与林的合作共事关系还是比较好的。当时广州市市长刘纪文因与蒋介石有宿怨，刘对陈的拥戴与协助也是很自然的。林云陔曾留学美国，有较高的行政管理能力，但一切用人行政都要取决于陈济棠，而民政厅长林翼中、财政厅长冯祝万(不久改为区芳浦)、教育厅长谢瀛洲(不久改为黄麟书)等都是陈济棠的亲信，只有建设厅长，先为程天固，后为何启澧才是与林云陔较为接近，故林在任内对广东现代工业的建立曾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至于广州市政府在刘纪文任市长时期，按《广东三年施政计划》中对市政建设的要求竭力协助陈济棠，在开辟马路、扩建水电厂、设置工业区、发展交通文教事业、繁荣市场经济等方面，均取得较好的效果。 与外部关系的破裂及内部矛盾的分化，与国民党各派系的破裂 1931年夏，国民党各派各系来广东参加反蒋运动。当时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有人说是常务委员制，未设主席)虽然由汪精卫担任，但实权自古应芬死后，便完全操在陈济棠手上。所有大小措施都要取得陈济棠的同意才能执行，这使汪精卫十分不满。同年冬，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到最后阶段，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时，由于在各派系所占名额分配问题上争持不决，因此在中山纪念堂大会上大打出手，闹得一塌糊涂，以致汪精卫的改组派马上离开广州往上海“大世界”去开会，以后往南京投蒋。汪曾愤然地说：“与其做小军阀的走狗则毋宁做大军阀的走狗。”从此，陈与改组派就破裂了。 孙科的太子派也因争取执监委员名额问题不能满足而跑到澳门去，表示消极抵制。后来通过伍朝枢、邓泽如等的斡旋，才勉强回到广州出席会议。至第二年夏，陈济棠为了重行统一控制广东陆海空的军权，以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撤销海军总司令部和空军总司令部，免去原属太子派的海军总司令陈策、空军总司令张惠长的职务，这样一来，陈与孙科太子派的矛盾就更为加深。连伍朝枢、傅秉常、吴尚鹰等也离开了广州。以后还迫走了属太子派的中山县县长唐绍仪。 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汉民曾竭力促使陈济棠排除一切困难，实行派兵援助第十九路军，以博得国人对西南政府的同情与拥护，以利将来的发展。可是陈只允派空军一个中队前往支援，其他则婉言谢绝了。胡在失望之际，便托辞养病到了香港。其后，陈济棠提倡尊孔读经，胡对此更感痛心。 陈济棠与西山会议派的邹鲁(当时任中山大学校长)也时常发生矛盾，如在中大辞退左翼教授邓初民、何思敬的问题上以及把中大附中改为国立中山中学的改制问题上均曾发生磨擦，影响到他们在政治上的协调一致。 陈济棠集团内部的矛盾分化 陈济棠在1931年进行大规模的扩编军队时，由于要罗致人才，曾经引用了不少是对立过的张发奎的旧部。如缪培南被任命为第一集团军的参谋长兼教导师师长，邓龙光被任命为广东海军司令，不久调任师长；李汉魂被任命为北区绥靖委员，后又调任师长。这些人对陈济棠的起家是毫无功绩的，反而掌握了不少实权。而许多跟陈济棠打江山出了不少力量的军官还得不到这样的地位，因而他们对陈济棠自然就有反感了。 第二军军长香翰屏与陈济棠同属钦廉籍，关系很深。香自恃对陈有汗马功劳，敢于进言议事，陈亦倚之为左右手。香看到陈维周迷信算命看相卜卦扶乩之说，又引用阴阳术士翁半玄、詹天眼、廖鹤洲、温香远等人，出入公门宣传邪道；又包庇他的女婿郑日东等大于走私漏税勾当，认为有失官常，不宜久居高位。对于林翼中把持党务、民政，亦加抨击。对李扬敬纵容所部，军纪废弛，招怨地方，尤为不满。因此，香曾不断向陈济棠进言，要求对此三人作出适当处理，免招物议。但陈济棠不仅不听香言，反而听信陈维周等的谗言，说香以儒将自居，喜与无聊文人往来，喜玩古董字画，不管军务，不理政事，生活腐化。且与陈铭枢、李济深暗中勾结图谋不轨，必须严加防范，免生制肘。于是陈济棠以惩治贪官污吏为名，将香所介绍的阳山县长陈某逮捕枪决。不久又将香的亲信第四师师长张枚新调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副官长，改派陈的防城同乡巫剑虹接任。这样一步一步进逼，使香知难而退。 至1934年春，香经过与余汉谋商谈之后，抱着最后的希望向陈提出：整顿官常，修明政治，实行逐步禁烟、禁赌以除民害。而其先决问题在于能大义灭亲，立即罢免陈维周、林翼中、李扬敬三人的职务以示决心。陈不但不接受香的劝告，反而指责香的不是。于是香便以识浅量狭为辞，向陈济棠提出辞去第二军军长及广东中区绥靖委员职务的呈文。陈随即批准他辞去第二军军长的职务，但保留其中区绥靖委员职务。军长一职，由陈自兼，后由张达升充。香翰屏—于失望之余，只得回原籍去“休养”，静待时机东山再起。 第三军军长李扬敬兼任东区绥靖委员后，所有东区党政机关都充满了他的私人。甚至把势力伸展到其他地区去。而其所属第三军各部队在驻防东区时，纪律又很坏，经常在地方上横行霸道，奸淫妇女。那些曾经身受其害的老百姓，特别是潮安、蕉岭的华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只得具呈向西南两机关和陈济棠控告。陈怕激起民变，乃婉言劝告李扬敬，要约束部下官兵遵守纪律，不要去骚扰老百姓；以保名誉。李扬敬对此发生很大反感，托病请假，回到东莞原籍，表示消极。陈济棠几次派人去劝导他均无结果，至1935年才不得已解除了李扬敬所兼的东区绥靖委员的职务，调李汉魂接任。 余汉谋统率第一军久戍赣南，没有调防，亦颇怀怨望。虽然他们在赣南没有繁重的任务，但赣南地方的物质条件比较差又不能与家眷同住，这就难免有思乡之念；特别是广东籍的中下级军官更是如此。日子愈久就愈感到生活枯燥无味，因而对陈济棠的反感也就愈大。 这是陈济棠与他部下高级将领分化的情况。 陈济棠为了更有力地巩固他在军队中的势力，总觉得外籍军官不如他同乡钦廉籍军官可靠，因此每军都至少安排一个钦廉籍的师长，每师要安排一个钦廉籍团长或几个营长，作为互相监视。虽然那些钦廉籍的师、团、营长未必如陈济棠所希望那样去监视他的长官，但那些外籍军官就有不少人对陈济棠这种做法感到不满。1931年大扩军时钦廉籍的师长只有三人，但到了1936年钦廉籍的师长就增加到七人，占¨个师长中的将近半数。而且连一点军事常识都没有的他的哥哥陈维周也破例被任命为警卫军军长，这一来也使得那些跟陈济棠多年还得不到升级的军官产生怨望。 陈济棠与国民党各派系的破裂和他集团内部矛盾分化，都种下了他后来失败的根源。 发动“两广事变”失败下野，错估形势 1936年5月13日，国民党中央主席胡汉民在广州因患脑溢血突然去世。陈济棠因失去这块政治招牌而正在心烦意乱之际，传来了南京蒋介石要趁“胡死”的机会解决广东一向处于半独立状态问题的讯息，对此，他更感到焦虑不安。正在这个时候，白崇禧于15日由桂来穗，以吊丧为名，与陈济棠会晤。白对陈治粤成绩备极推崇，然后谈论形势，竭力怂恿陈济棠反蒋抗日。白大说蒋如何不得人心，内部如何互相猜忌，财政如何困难等等，以加强陈的反蒋信心和决心。接着又说蒋的军队绝大部分部署在黄河流域，既要防备日军的进攻，又要防止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异动；更重要的还要部署兵力向陕北共产党包围进攻，蒋绝无余力可以南犯。如老兄有意向外发展，广西方面愿以全力支持。白又说：湖南的何键一向与我们有联系，只要我们挂起抗日的招牌，挥军北指，湖南决无障碍。舆论界也一定会支持的。蒋介石也没有理由反对，因为他不敢承担不抗日的罪名。事实上蒋亦无法抽出大军阻止我们的大军北上。我们的大军到达武汉后，采用昔日太平军的战略，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后再作第二步行动。至于日本方面，我们可以再派人去联系。基于过去几年日本军方代表曾与我们有过联系，又曾向广西派过军事顾问和教练官，并曾售卖过军火给我们，我们此次举事，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兵法乘虚，这是干载难逢的机会，不应错过。陈济棠听了白的形势分析以后，认为十分精确。在此之前，陈维周曾于1935年春末，以述职为名专程往南京去见蒋介石，实则是去看蒋的相格气运，还偕温香远去奉化看蒋的祖坟。回粤后向陈济棠述说蒋的气运将终，明年肯定会垮台。陈一向相信乃兄的星相之术，故亦认为此时举兵反蒋正合时机，一经白崇禧提出粤桂联合反蒋的建议，他便欣然接受，决心大干一场。 16日晚，陈济棠乃约在穗的高级将领余汉谋、张达、缪培南、黄任寰、黄延桢等到他梅花村公馆密商。陈首先将白崇禧的一席话复述＝遍、然后说，我认为这是值得考虑去干的，请各位好好研究再作详谈。但是要严守秘密，不宜外传。此后两天，各高级将领分别去见陈济棠，有的表示赞成，有的表示怀疑，有的说白崇禧虽有“小诸葛”之称，但其为人不老实，要提防他，不宜过于相信他的话。至19日晚上，陈济棠召集在穗将领余汉谋、张达、缪培南、黄任寰、何荦、莫希德、叶肇、张瑞贵、巫剑虹、黄延桢、黄质文、邓龙光、罗梓材、梁世骥等将近20人进行密商，陈维周、区芳浦、林翼中亦出席。还请白崇禧与各将领见面。陈说抗日反蒋是我们一贯的主张，这是救国要道，舍此莫由。环顾国内，只有我们可担当这一重任，也是义不容辞的。现请健生冗(白的别字)向各位谈一谈。白即重述曾与陈谈过的形势，并向各人打气说：“我们在这个时候进行反蒋抗日，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外交上都是绝对有利的。广西方面决以全力支持。”陈维周接着亦介绍自己与日本驻粤领事接洽情况，并说我们的策略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多数将领听了他们的话，都很惊讶，默不作声。只有余汉谋站起来说：“关于党政方面总司令很清楚，我现在只在军事方面提些意见供参考。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居于绝对优势，又有粤汉、平汉、津浦、浙赣铁路和海上可以迅速运兵南下，和他较量我们没有必胜把握，请总司令再详加考虑。” 从第二天开始，我和第一师师长莫希德、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李煦寰、石井兵器制造厂厂长黄涛、广东陆军军医学校校长张健在爱国心的驱使下，大家不断交换意见，商谈如何制止陈济棠这种不顾国家存亡的错误行动，到了制止无效时就必当机立断，多方设法把他推倒。并请资望较深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出来领导反陈。 至26日陈不知受了何人的劝告，忽然改变态度，要余汉谋、张达、黄延桢、缪培南等转告各师旅长，决将此事打消。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如释重负，准备回防地照常教育训练部队以待后命。可是到30日晚上，陈又变卦，抱着最后决心亲到余汉谋公馆。这时正值余在设宴饯别各将领回防。陈即欣然入席说，我正要找你们谈话，现刚好大家都在这里。随即大谈其反蒋抗日的出兵计划，强调抗日反蒋是我们一贯的主张，现在双管齐下的机会已经到了。近几天我又作了反复的考虑，认为时机的确成熟了。总之我们这次行动，走的是光明大道，大有前途的，接着又说，广西的李、白确实诚意合作，我看他们不会假；湖南的何键同意我军到达衡阳接近株洲后，亦一同出兵合攻武汉。我准备第一军或者加上第三军由赣州向吉安、南昌挺进，很快就可将江西全省拿下来，我们的第二军和广西军队再加上何键的湘军会攻武汉而占领之，当然不成问题，而日本军方也已经联系好了，答应派些军官来协助我们，他们还可以在华北方面加重对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使蒋背腹受敌，这样有利的时机，不干何待?!陈济棠还面谕各师旅长可先返防地准备，待命行动，各军长则暂留广州，协助策划各项布置，力求周详。 陈于6月1日授意西南两机关作出决议：命陈济棠、李宗仁组织抗日救国西南联军，并以陈、李分任正副总司令，仍辖原第一、四集团军。稍后因陈的推荐，又任命何荤为西南联军参谋长，李洁之为西南联军兵站总监。陈由此又大事扩充军队，除原余、张、李一、二、三军外，以独立第一师黄任寰部扩编为第四军，教导师缪培南部扩编为第五军，各辖三个师，其中半数是新成立的。另任命陈维周为警卫军军长，但该军未编成而陈已下台。 西南两机关于6月2日对南京发出吁请中央领导全国抗日的冬电，并通电全国督促中枢领导抗日；同时发动两广国民党各级组织和群众团体通电响应，并举行抗日示威运动。继由第一、四集团军将领以陈、李领衔于6月4日发出支电，请西南两机关明令派兵北上抗日收复失地。陈还一方面分派李务滋赴山东、山西，陈海华赴陕西，王若周赴川、云、贵，向各省军政首脑联络；另一方面接纳日本军方派来军官约百人，分驻在沙面XX旅馆和西濠口新亚酒店。准备将他们分派到陆海空军部队充当顾问指导作战。其中约有30人曾由黄光锐派人带领到天河、白云机场视察准备情况，引起空军人员的极大愤慨。 蒋介石也有他的一套手法。在6月中旬得到陈将异动的消息后，一方面立即秘密调兵遣将向两广进逼，同时派人四出向广东陆海空军将领进行收买分化以拆陈台；另一方面故作镇静，发出通电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作为对付之策。蒋还电陈、李、白责令遵守五届一中全会“努力和平，不惜牺牲”的决议案，应该顾及国家安危，不得轻举妄动。两广亦电蒋，责以在华北对日军节节退让，将防日兵力调向两广进逼，以启内战危机，自召亡国之祸。双方函电交驰，彼此互相攻讦。 余汉谋等高级将领反陈投蒋 1936年7月1日，陈济棠正式就任西南两机关所任命的“中华民国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总司令”，李宗仁就任副总司令，并接受印信。随即发布派兵北上抗日收复失地的命令。在此关键时刻，第一集团军好些将领都不愿参加陈济棠以抗日为名进行反蒋的错误行动，密谋摆脱之计。从6月初起，莫希德、李煦寰、李洁之、黄涛、张建以及罗梓材(第一军参谋长)、李汉魂(广东省东区绥靖委员)、邓龙光(第九师师长)等，知道已无法制止陈济棠的行动部署，于是便进一步联系，决心联合起来反对陈济棠的错误行动，并分别以利害去劝说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敦促他早日回赣南驻防地去主持反陈大计。与此同时，余汉谋已秘密接受了蒋介石的收买，决定背陈投蒋。7月4日余汉谋以接到参谋长罗梓材几次电催须主持第一军军士教导队毕业典礼和准备“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为辞，取得陈济棠的许可，由广州回到大庾后，即与副军长李振球召集第一军的将领－－参谋长罗梓材、政治部主任李煦寰、师长莫希德、叶肇、张瑞贵等会议讨论此事。几经辩论，最后决定：一面打电报给南京政府向蒋介石报告请示；一面集中兵力准备向南雄、韶关推进，对陈实行“兵谏”。 7月6日余汉谋以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名义(余是中央委员)，乘坐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前往南京，同行的有罗梓材、李煦寰等。余抵京后，即分别向军政党各首脑报告广东情况，并表示他和第一军反陈拥蒋的做法，博得南京政府的称许。蒋介石随即任命余为第四路军总司令和广东绥靖主任，并派钱大钧、陈诚、黄镇球等同行，协助余汉谋收拾粤局。余于13日飞回赣南，第二天在大庾宣—誓就职。并发表通电，声明拥护中央团结御敌政策，并劝告粤中袍泽分清是非，严守正义，本爱国爱乡精神，一致敦促伯南先生离职下野，免致同室操戈致乱大局等语。然后动程往南雄，指挥各部队分向韶关、翁源挺进。这时李振球副军长已命莫希德的第一师由大庾经南雄进至始兴；叶肇的第二师由信丰进至南雄；张瑞贵的第三师由龙南进至坝子待命。陈的嫡系第四师师长巫剑虹原是率部队守韶关的，闻讯星夜撤往马坝。经莫希德派副官彭光庭前往策动后，表示服从余的命令，共同反陈，并向大坑口转进。莫师于 15日晚进占韶关。余汉谋随亦于16日到达韶关部署第二步行动。 7月6日第二军副军长兼东区绥靖委员李汉魂在汕头“封金挂印”，离职赴港。翌日通电反陈。李洁之、黄涛、张键于同日相继离穗到达香港，联名发出致陈济棠的公开信，劝陈不要假抗日之名，而行分裂之实来危害国家，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西南两机关的萧佛成、陈融、刘芦隐、邓青阳、杨熙绩和广东省主席林云陔、广州市长刘纪文等亦不值陈之所为，纷纷走避以示决绝。自是西南两机关随即解体，不复存在。 陈济棠用尽苦心，花了许多金钱建立起来的广东空军4个大队，拥有各种各样新型飞机 130多架，认为是手上王牌，国内无敌。不意蒋介石在此一个多月来，派人四出用重金收罗其将校，从中分化瓦解。6月底已有一个中队北飞南昌投蒋，飞行员亦走了10余人。陈虽设法防范，亦无能为力。至18日早，空军司令黄光锐、参谋长陈卓林等分乘教练机3架飞赴香港机场降落。各大队飞机72架先后北飞至韶关、南雄机场降落，蒋介石闻讯电促北上，于20日飞到南昌机场降落。至此，蒋对陈空军的收买已完全成功。 陈济棠看见余汉谋部及空军全部投蒋，大势已去，于是无可奈何地于7月18日晚，借英国战舰保护，携带家眷离开广州前往香港作寓公。临走时拍了一个电报给余汉谋说：“济棠诚信未孚，救国主张无方贯彻。现决摆脱仔肩，此后对于救国责任、广东治安、袍泽维系，偏劳吾兄负其责。望善为之，以补吾过。”作为宣告下野的文告。 余汉谋于7月24日由韶关进驻广州接掌了陈济棠原有的军权。他撤销5个绥靖委员公署和5个军司令部，将部队整编为10个师，一个教导旅，保留了所有特种部队。将燕塘军校、石井兵器制造厂、琶江制炮厂交由蒋的军事委员会接办。这些部队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在各个战场上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南京方面，以“还政中央，厉行统一”为名，任命黄慕松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以王应榆为民政厅厅长，宋子良为财政厅厅长，刘维炽为建设厅厅长，许崇清为教育厅厅长，任命曾养甫为广州市市长。随即将广东全省划分为7个行政区，各设督察专员公署和区保安司令部。各区派简任官2人，兼管所属各县、市的行政与治安的督导工作。又进行改组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和广州市党部，均以CC分子为骨干。蒋介石于8月来广州坐镇了一个月，设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自是广东的党政军大权完全归蒋介石控制。CC承蓝衣社的势力同时伸张进来，从事发展组织，进行特务活动。 李宗仁在接到陈济棠决定下野的通知后，于7月18日下午乘西南航空公司的客机离穗飞回广西。他从6月中旬开始招揽了好些反蒋人士，包括原十九路军的蔡廷锴、区寿年、翁照垣等为之撑腰。蒋以广西内部团结较紧，又得外部势力支持，不是轻用军事力量所能解决。几经派员前往商谈，乃任命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绥靖公署正副主任，黄旭初照旧任广西省政府主席。至此，曾经震惊中外，扰攘了50多天的“两广事变”遂告结束。同时也结束了陈济棠对广东的统治。 出处：《广州文史》第三十七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