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有穷而情不可终
— 生活的小片断像散簇的珍珠，我精心地将它串起来送给我的健 —
孙小依[1]
一九七九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杭州西湖边的曲院风荷，荷花盛开，莲叶迭迭，菡萏妖娆。大二的暑期，正是我和周健的热恋时分。白天在保俶山上的凉亭里背靠背地念书的我俩，这时静静地走在曲院风荷幽静的曲径上。和风徐来，荷香与酒香四处飘逸，令人不饮亦醉。不远处，有一对白发苍苍的老人，手搀着手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窃窃私语，不时地飘出欢愉的笑声。我俩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那一对面目慈祥的老人。健说，这才是人生最令人羡慕的时光。我说，白头偕老是人生最美好的憧憬。四目对望，俩相依偎，意在不言中。
当时的我们，怎么会想得到，我们的生命刚越过四十的坎，正值人生最美好的巅峰年华，我最亲爱的挚友、丈夫突然潇洒地去了天堂，却痛苦地把我留在人间：“忆君迢迢隔青天，昔日横波目，今作流泪泉”。
我的健是我今生的白马王子；我的健是我居家过日子的称职丈夫；我的健是我儿子极具爱心的好父亲；我的健是我公婆的孝顺儿子；我的健是勤勤恳恳、坦坦荡荡的学者；我的健是极赋创造力的科学家。
爱情篇
恋爱时，他曾告诉我许多他儿时的好奇心和恶作剧。如拆自行车、缝纫机、闹钟，甚至连手表也不能幸免。奇的是，他居然都能使其“战利品”恢复原样。由于他的恶作剧，还竟然会有他妈下班时，同学们的家长排队告状的“历史”。他从小脾气倔犟。他妈妈因他“闯祸”要惩罚他，小不点儿的他竟然会仰着头，一付任凭惩罚的样子，竟让他妈妈无法下手。
刚认识他不久，有一次谈起各自的爱好，我带着炫耀的口气称自己是无线电爱好者，是中学里无线电兴趣小组唯一的女生。自己动手装四管收音机、做航模。常去杭州吴山路上的无线电商店买零件等。他只笑着说，他也喜欢无线电。就没说别的了。后来从他外甥那儿知道他装过电视机，但他却从不显露。我真是关公面前舞大刀，不由得更佩服他了。
谈恋爱不久，健悄悄地送我的第一盘磁带“月亮代表我的心”，是他自己录制的，当时可称为希罕货，我爱不释手。随着经济的好转，市场上有了原声带，健说我的歌喉酷似苏小明。健花了相当于那时一个月的伙食费买了一盘苏小明的原声带送给我。还得忍受被我斥责他的“挥霍”。这盘原声带我一直保留至今。此后的很多年，每年生日，我都会收到一盘深为我所喜爱的原声带。
大学毕业前夕，我俩的爱情曾面临过很大的考验。他的浙医大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已经收到，去杭州读书是毋容置疑的。那时的研究生可谓凤毛麟角。他是同学中的佼佼者，前程无量，而我还在等待分配（当时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因我们的“恋爱机密”已“泄露”，按当时的政策，我很有可能回不了杭州而被分配去浙江的“新（新疆）、西（西藏）、兰（兰州）”。一对相恋之人有可能从此天各一方。当时我很迷茫，我曾认真地找他谈心，我提出我们还是分手吧，免得影响他的前程并忍受分离的痛苦。他却噙着泪水请求我把话收回。他说，他尽量在两年内完成他的学位，然后不管我在哪里，不管那个地方有多苦，他一定会回到我的身边。要是我不愿等，那他就不去读研究生，跟我一起分配去边远地区。我被他的真情感动，我默默地发誓，我这一辈子跟定他了。以后无论他走到哪里我都要陪伴在他的身旁。我真的这样做了，他在生之年，不管他走到天涯海角，无论遇到什么样艰难困苦，我总在他的身旁。
家庭篇
按健的要求，我们婚后一直与公婆生活在一起，老少相处非常融洽。一九八八年公公过世后，婆婆是家里带工资的“保姆”，随我们走南闯北，为这个家操心劳累，是我和健的坚强后盾。我们开玩笑说，前方、后方一起忙，军功章里有妈的一半。有的朋友还以为她是我的妈妈而不是婆婆。只要健在家休息，保准他是“主厨”，我和婆婆只轮到做助手。有时婆婆要按她的方法烹调，那就热闹啦。肯定会有“厨房里的争论”。每次健抢“主厨”位子时，婆婆还是“主动”让贤。健会做一手好菜，糖醋排骨、红烧鱼、麻婆豆腐都是他的拿手菜。家里请客，健总是抢做“主厨”。不过他是大将风度，非需要我这个助手不可，事先洗切配好，他才上手，动作神速，烹调技术一流。事后，“苦了”我这个当助手的，“满世界”地去找酒瓶盖，酱油瓶盖。。。让它们各就其位。我总是乐在其中。当然，对他“功劳”的赞扬声也要不断。下次，他的积极性会更高。两人一起下厨做饭，厨房里总是其乐融融的。夫唱妇随，天下一大乐趣也。
说起糖醋排骨，还有一小段在剑桥的LINK HOUSE的趣事。LINK HOUSE是当地教会专为海外学者提供的六室两厅的住宿小楼，带有美丽的英式花园。由年轻的牧师约翰一家和海外学者同住，并提供早餐及管理。小楼住满各种肤色的海外学者。牧师的五岁的儿子小戴维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的孩子，他爱和我们一起吃中国饭菜。尤其是健烧的糖醋排骨。老是嚷嚷要吃糖醋排骨。我们出外旅游也常带着他，健还训练小戴维用中文叫叔叔。有一次，厨房水池的下水管道堵塞了，牧师随口说，不知是什么东西堵住了。小戴维紧接着回答：那肯定是叔叔的糖醋排骨的汤卤啦。引得哄堂大笑。
健是属于传统家庭型的男人，对父母非常孝顺。公公到了晚年，反复脑溢血和中风。得时常住院治疗。健尽量挤时间去照顾父亲，帮父亲擦背洗脚。在杭时，婆婆外出活动，健不放心，经常骑自行车接送。我观察到他对父母的悉心照料和孝敬，心想这男人不会错，将来肯定会是个居家好男人。我最喜欢他的诚实真挚、爽朗宽宏、热情助人、慷慨大方、幽默风趣、手脚勤快、思维敏捷。
有人以为，科学家大都像陈景润似的。但我感觉健及其他身边的许多科学家，他们都是家庭和事业兼顾型的。健在工作时，专心致志，争分夺秒。回到家，就像个调皮的大孩子。有了儿子后，他也是如此。儿子才二三岁，两人就一起摸爬滚打，没个大小。我说儿子要靠父亲作规矩，从小要树立父亲的威信。儿子犯了错，我说要告诉你爸，我得事先与健通好气。然后，健会很“严厉”地与儿子谈，儿子还挺害怕的。刚谈完，他会背着儿子朝我扮鬼脸，我还得忍着不能笑出声来。健的理论，像子晞这样的孩子，要用中西合璧的方法来教育。以多鼓励多表扬为主，发挥他的个性，正确引导，言传身教，边玩边教，不把孩子当小辈来训，应当从小就把儿子当朋友相处。儿子从幼儿园回家满口讲的是英文，我们就假装听不懂，不理他，等他讲中文，我们才理他。我们告诉儿子，他有特殊任务，在校要认真学英文，将来做我们的英语老师。在家要认真学中文，我们做他的中
健的做人哲学，诚实加上言而有信，说到做到。他坚持这样的方针教育孩子。儿子小的时候，我问他，爸爸教你做人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会大声回答，男子汉说一不二。从三岁起，儿子开始迷恋自己动手搭LEGO和制作航模，四岁已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我们因势利导，一边夸他搭得好，一边引导他，如各方面表现都好，可以奖励一套新的LEGO。反之，则停买LEGO。在这方面，健是最舍得投资的。健曾经戏虐地说，我们家最值钱的东西就是LEGO了。自从子晞迷恋上搭LEGO和航模后，有时晚上很迟还不肯睡。健就规定要他按时睡觉，超出时限，将罚部分LEGO没收并送人。几次兑现后，子晞知道，他爸说到做到。同样，健如果答应子晞办什么事，那他一定尽力办到。有一次，健答应下班后帮子晞买一卷笔刀回家。可健下班晚了，又忘了买卷笔刀，车快到家门口才想起这事。那时的超市关得早，我说肚子都饿了明天再说，健还是坚持去城里的日夜商店买到卷笔刀为止。如果他答应子晞那个周末的活动，他会把手头的任何事情放下。如有节外生枝的事，他一定会说，对不起，我已经答应子晞了。
他对孩子对我的爱，真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爱。婚后，我计划用三年时间完成眼科医生的基本训练和进修，再怀孕生孩子。可是婚后第二年，却怀了孕，全家人欢欣鼓舞。我自己亦认为既来之则安之。可是怀孕五个月时，却患上自身免疫性疾病，将胎儿的甲状腺蛋白当作异体蛋白，从而产生“甲亢”。活蹦活跳的我，走到二楼居然还要歇好几回，心跳一百二十。内分泌医生命令我马上服药，终止怀孕。健及家里人也都劝我听从医生的忠告。我这人平时耳朵根挺软的，可这次却“倔犟”得要命。都快三十的人了，这次终止了怀孕，那下次就更难，非要铤而走险，坚持不服药，把孩子生下来。医院专门请了几个有关科室的专家，为我成立了一个医疗小组。一致认为，分娩是个鬼门关，很容易激发甲亢危险。一旦有了甲亢危险，抢救成功率很低。妇产科拟定了剖腹产计划，医院特意从德国进口一种针剂备用，历经万难总算捱过十月怀胎。临产期，我提前住进医院。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傍晚，我的子宫缩紧了，医疗小组成员全部到齐。兵临城下，紧张的气氛笼罩着我的身边，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简直就是处在生与死的边缘！我躺在推往手术室的推车上，健那一双冰冷而微微颤动着的手一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那是我一辈子走过的最最漫长的过廊。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那眼神带着一丝忧虑和惊恐，一种期待和鼓励，但又夹杂着那种生离死别的酸楚，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那永远难忘的一瞬间。手术室的门打开了，推床往里进了，他还不松手。他离得我很近很近，我能看到他额上沁出的密密的细小的冷汗珠。随着手术室门的“咣当”声，我能看到健的心紧缩了，因为我的心也紧缩了。上帝保佑，剖腹产分娩过程没有出现“危象”，平安产出7.5斤重、哭声嘹亮的儿子。上帝始终在考验人的意志，这些考验给人的爱情和生命赋予新的含义。
健是对家对孩子充满爱心的人，同时极具责任心的人。记得一九八七年，健进北医工作，我随即从杭州的浙江省人民医院眼科借调至北医三院眼科工作。那时子晞才一岁多，三天两头生病，扁桃体发炎、发烧等。当时，我是眼科的临床医生，工作特忙。由于公公生病，婆婆留在杭州照顾。一旦子晞生病，我们俩就乱了套。一个深秋的后半夜，我朦胧醒来，借着冰冷的月光，我见一个影子在不停地摇动，我一骨碌起身仔细一看，是健裹着一条被子，怀里揣着生病的子晞在晃动。我问健怎么啦？健答：“子晞哭闹，我怕惊醒你，就摇着他睡觉。快躺下，你明天还要值班”。我那控制不住的泪水悄悄地顺着我的腮帮子往下流，我忘不了这景这情。我的健就是这样默默地挑起家庭的重担。他是家庭的顶梁柱。
那时，三天两头要带子晞去北医的医务所打针。看着子晞的小屁股上针头都难以刺进的硬肿块和蜂窝样的针眼，对我和健来说是最心疼、最痛苦的事。当时在中国，大病小病好像非注射抗菌素不可。每次健推自行车送子晞去打针，子晞都哭闹着不愿去。最寒冷的冬天，健都会头上冒冷汗，脸色煞白。快到门口时，健总是用乞求的口吻对我说，行行好，你带子晞进去吧。我这个当临床医生的妈妈只能硬着头皮顶着。健就是这么个“软”心肠的父亲。
事业篇
我最佩服健的恒心和毅力。我想这是他能要成为一名科学家的基本素质。就像他以前的老板Lional说的那样，健从不言败，从未在挫折面前退却过。他喜欢挑战，而且总是充满激情地去寻找新的挑战。他说，人生的任何阶段，都要在自己的前面设立新的冲击目标；不仅要有长远的目标，也要有短期目标。这样人生才活得充实，才有意义。他对周围的事物永远充满好奇心、探索心，他喜欢用不同的眼光和不同的角度并转换思考方式去探索世界。他精于观察，勤于思考，善于总结，他很能抓住事物的关键。他具有超人的记忆力、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跳跃型的思维方式。他不是人云亦云的人。我想这些都是他干事业的保障。但在我的记忆中，他总觉得自己不聪明，要靠勤奋来弥补。他的口头禅就是笨鸟先飞。
在大学时，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学英语的劲儿。七七级的英语程度参差不齐，一进校就按英语考试成绩，把英语课分成甲乙丙三个班，然后，每学期结束再按考试成绩分甲乙丙新班。连续了四年，大家压力都不小。我和健虽始终都在甲班，但我和大部分同学一样，应付过考试就完了事。他却非常认真、踏踏实实地学。经常向王庚尧老师刨根问底。学语言是门苦差事。他却乐在其中，学得津津有味。当时，我们的生活在半导体收音机年代，拥有一台收录两用机的同学屈指可数。那可是个“奢侈品”，真正派上用场的更少。健是得天独厚，不仅拥有这个“奢侈品”，而且一有空就捧着它听“英语九百句”、“新概念英语”等。真可谓见缝插针。学校操场的角落、大教室旁的空地时常能见到他专心孜孜地学英语的身影。大学五年，以及硕士
七七级学生毕业时，报考并录取研究生的机会不多。健以很优异的成绩，幸运地考取了浙江医科大学（现浙江大学）病理系徐英含教授的研究生。健感到机会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正好，当时家就在大学附近，健就常“泡”在实验室里。我则已在浙江省人民医院做眼科医生，有时把我也“搭”进去。晚上我去帮着洗实验器皿、配溶液、学做细胞培养等简单活。殊不知，这些“活儿”后来竟成了我“进驻”剑桥的“钥匙”。细胞培养需按时换液和传代。结婚的那天晚宴，亲朋好友陆续到家，却不见健的踪影。妈妈开始着急，我倒挺笃定，知道他去“喂”他的细胞。果然，不一会，就见健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跑回家。一边说对不起，一边进厨房去掌勺。那时的婚宴非常俭朴，但极温馨而热烈。第二天，天蒙蒙亮，健又去实验室“喂”他的细胞了。他觉得非常过意不去。当时确实没有度密月的时间。我相当理解他的事业心，并支持他的工作。我对他说，我不在乎这一个月，我在乎的是一辈子。他承诺将来补上。当然，后来他不仅实现了他的诺言，而且，当他事业有成之日，携着我的手游览了许多世界名胜古迹，补回我数不清的蜜月。
八六年初冬，天气特别寒冷。健在河南医大论文答辩前夕，我抱着才出生三个月的儿子登上了从杭州开往郑州的列车。列车刚停靠郑州车站，我就远远看见在寒风凛冽中健那瘦长的身影，心里纳闷，虽大冬天穿得多，也不该那么细长啊。看他急急地朝车厢奔来，稍近，我才看清他消瘦得不成样子的脸，我心一酸，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掉。见面我第一句话就是“你病了？”他却笑呵呵地说：“没事，写论文熬夜呗。”两天后，我才从他同事口中知道，为了专心写博士论文，他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整三个星期。足不出户，饿了就煮方便面和大白菜。他就是这么一个“拼命三郎”。其实，当时我自己也是“同类人”，年轻气盛。多少年后，我思索，我内疚，如果我常拖他后腿，也许……。
一九八七年的中国，博士后流动站还是个新名词。健刚博士毕业，很幸运被中国生化及病毒研究的前辈北医副校长张迺蘅教授，选进北医的博士后流动站，在当时中国的一流的实验室，继续从事HPV的研究。新的机会和新的挑战让健激动不已，他的口号是“事业和家庭并进”。为了加速试验进程，他自己动手制备许多试验用的溶液和试剂，常骑单车去西单的生物试剂公司买酶及试剂，以缩短从医院订货的过程；遇上用超高速离心机，还得从家里卷上铺盖睡在实验室里。他争分夺秒，马不停蹄，然而却少不了陪儿子踢球跑步，也少不了一家人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还为儿子领养了一只波斯猫。小家庭生活蛊意盎然。
健是不安于现状的人。一九八八年，当他得知英国帝国癌症研究中心的(ICRF) Lionel Crawford的HPV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Lionel的手下曾有诺贝尔奖得主，他便斗胆申请Lionel的研究员职位。当时，Lionel从未招过中国学者，他收到健的申请后，询问了当时在ICRF总部从北京病毒所来的访问学者白教授，托白教授打听周健其人。白教授回国后认真地做了一番调查。正巧白教授和谷淑燕教授是同学，知道谷教授是北京病毒所出了名的严师，从谷教授那里得知，周健是她的得意门生，准错不了。就这样，健十分幸运地成了Lionel的第一个中国籍研究员，健也是当时在剑桥的文革后的第一批中国籍研究员。其中还有两个小插曲。那时出国人员须单位担保。否则不能办护照。张迺蘅教授知道后，二话没说，写了担保书并按需交纳了担保金。健经常念叨他的老师们，是他们的巨手把他托起来的。另一小插曲，说实话，我和健绝对属于“没有经济头脑的”那种人。当健去卫生部办出国手续时，办事人员要求健核实工资数额，并说从没办过这么高工资的出国研究人员时，我们才醒悟到，Lionel给的工资不薄。就这样，健跨出了国门去深造。
健非常珍惜在剑桥的学习机会，加倍奋发图强。Lionel给了健全力的支持和帮助。健在HPV研究领域里，站到了一个很高的起跑线，也因此结识了世界上很多HPV研究领域里杰出的科学家，其中包括了Ian Frazer，Lutz Gissmann，Ronald Zu Hawson，Margaret Stanley，Denise Galloway，John Schiller，Lou Laimins，John Doorbar，Paul Lamber，Suzanne Garland等教授。他与世界各地的许多科学家们开展了全方位的合作研究，这些合作研究和交流进一步开拓了健的视野，对健热衷于的HPV研究和探讨有着很大的影响和帮助。他先后在美国芝加哥Loyola医科大学及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工作。他在HPV的研究中，可谓硕果累累，他先后有十来项专利。Ian Frazer教授曾经评价，他短暂的一生对科研的贡献是很多科学家一辈子都不能企及的。在纪念健逝世九周年之际，他生前的这些科学家朋友们，都写来纪念文章。大家还记得健的热情奔放、幽默风趣；还记得健对科研的执着投入，锲而不舍；还记得健的敏捷聪慧、思路开阔；还记得健的知识渊博、善于交流；还记得健待人诚恳、胸怀坦荡；还记得健豪爽好客、乐于助人。这是我和家人倍感欣慰的。健在研究领域里的具体成就，那些科学家们在他们的纪念文章中有详细叙述，我就不赘述了。
健的求知欲极强。面对这颗直径只有45～55纳米的病毒颗，问了一个又一个的为什么，又一个一个的潜心研究解答，从不厌倦。他的脑子像一口从不干涸的泉眼。他在科研上的新思路、新主意“咕噜咕噜”往外冒，源源不断。我常惊讶他的脑袋里装那么多“点子”。他不仅满脑袋的科研点子，而且非常喜欢自己动手做试验。他做事麻利，讲究高效。我做了健的八年助手，从来没有同时只做一两个课题的，都是好几个课题齐头并进。说实话，我经常连上厕所都是一溜小跑。安排一天的试验，要使用“优选法”。好在我还算是有条理的人，能应付自如。做他的助手挺有成就感的。他常说，做科研最怕走死胡同，避免钻牛角尖，所以，课题换得很勤。他想出来的“鬼主意”用晚期蛋白L1、L2合成HPV病毒样颗粒，就是我们俩晚上散步时，他提出这个设想的。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他提出来时我还以为他在开玩笑。当时，我想象不到能人工合成这病毒样颗粒，十五年后，这病毒样颗粒居然能让千千万万个妇女免除宫颈癌死亡威胁。
他从不忘记自己的根。不论他在英国还是在美国或是在澳洲，他一直默默地做联结自己祖国的桥梁。按他的原话就是把“软件”带回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把国内HPV的科研带上新的高度。从实验器材的资助到医学生的交流、研究员的培养、学术上的交流、科研经费的申请以及科研题目的设计，他事必躬亲。和他合作过的研究人员无一不被健的工作热情所感染，Frazer教授把他喻作世界村人最为确切。今天，昆士兰政府设立以健的名字命名的高年资科学家基金，健受之无愧。
一九九九年二月底，他写完科研基金的申请，他说他觉得累。三月三日访问中国，三月八日他从杭州打电话回家还答应给儿子买新型的LEGO。
健的墓碑竖在西湖边的青山上。我的健仍能看到湖边的曲院风荷。花开花落已九回。“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感恩上帝的看顾，九年了，我要衷心感谢我周围的朋友们和亲属们。是你们无数双温暖的手扶我和子晞走过这九年漫长泥泞的人生道路。子晞已经健康地长大成人，他各方面都很像健，善良、正直、上进、创新。我的健可以放心含笑九泉，我也愿微笑着面对未来。因为我的健曾与我们共同欢笑与生活过，我的健曾经深爱我，我也曾对他全心奉献。我的最最亲爱的健只是先我去了天堂，将来他定会到天堂大门前来接我。到那时，我和健将永不分离。
“教我如何不想他”是一首二十年代的民歌，歌中唱到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西天还有些儿残霞，教我如何不想他。健的忘年交、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林明珍说过，她要在周健九周年的纪念会上演唱这首歌，表示对健的深切怀念。是的，我们的朋友以及受益于健发明的宫颈癌疫苗的人们，将永远怀念我的健。我更时时刻刻地想念我的健。
[1] 孙小依 （周健的遗孀）， 澳大利亚布里斯本眼激光中心及亚力山大德拉公主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