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有关朱德、谢飞、许包野
那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在格丁根，萧瀚与我一起散步，在这古老美丽的文化名城，我们走进幽静的普朗克街（Planckstr.），我们看到在洁白晶莹的大理石上，用德文镌刻着：“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23——1924”。 （Zhu De Marschall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1923-1924）
普朗克街三号是一幢红色的砖石结构建筑，两层之上有一间阁楼。进得楼内，顺着木质楼梯拾级而上，二楼左侧的两间便是朱德同志的旧居。
1921年开始朱德离开军界，外出学习。1922年朱德到上海见到孙中山。孙中山以十万元军饷相许，请朱德出面组织桂军、滇军攻打陈炯明。朱德提出革命不能靠与军阀结盟。又面见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陈认为他军阀气息太重，不愿接收他为共产党员。朱德后留学德国格丁根大学，进修社会学和哲学。1922年10月，朱德在德国柏林见到了周恩来，经周恩来介绍，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在德国期间因参加工人运动两次被捕。第二次被捕时被吊销了护照并遭驱逐。离开德国后，朱德来到苏联，先入东方大学学习马列主义，后到军事培训班学习现代军事。1926年夏朱德回国后，利用旧关系到川军、滇军中动员北伐，后参加北伐。
1923 年，朱德就是在普朗克街三号介绍许包野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爷爷的堂妹谢飞曾任许包野的机要秘书，因为她，许包野兄弟的事迹才水落石出。许家非常感谢她。
1990 年 5 月堂姑奶奶谢飞于北京写了《许包野同志的精神永放光芒》一文，原文如下：
许包野同志的精神永放光芒
谢飞（长征红军女战士，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党委书记）
许包野同志牺牲已经 55 年了，前几年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澄海人民有这么一个好儿子，是澄海人民的光荣；共产党有这么一个优秀干部，是党的光荣！
我是 1932 年初秋认识许包野同志的。这年春，我从国外回来后，被分配到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机关工作，半年后，福州中心市委接到厦门中心市委来信，要求调一个可靠的女干部去它那里任机要文书工作。因为福州、厦门两个中心市委是同级党委，关系非常密切，都属党中央直接领导，彼此间调动干部除书记外，一般干部都可直接协商调配，所以，福州中心市委便把我调往厦门中心市委。这时正好中央巡视员肖桂昌同志来福州巡视工作后要往厦门巡视，我便和肖一起到厦门，先住在中心市委的秘密招待所，三天后才去中心市委秘书处，这是新租来的两房一厅的中等水平的二层楼房。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许包野同志，他的外号叫“大许”。当时住秘书处的有四个同志，即许包野、老赖（中心市委秘书长）、肖桂昌和我。为了隐蔽，我们组成一个“家庭”，户主是许包野，我是户主的妹妹，赖是表弟，肖是堂兄。因为除老赖是本地人外，我们三个都是广东人，外表上我和包野有些相似，都是黑黄色皮肤，都是较高的鼻子和双眼皮，当时我 19 岁，包野 32 岁，扮成“兄妹”是可信的。肖在厦门住二个月左右又回福州去。为了安全，我们的机关几个月就要搬一次家，两年搬过三次家。从 1932 年初秋到 1934 年 6 月底，我一直在许包野同志领导下工作，因而也就直接或间接地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如他入党的介绍人是谁，在国外到过哪些国家，学习的是哪些学科，会哪几个国家的文字，他的哲学观点……等等。时间虽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但许包野同志的音容笑貌一直留在我的脑际，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思想、政治、理论、文化水平都很高的领导人，他工作深入踏实，生活艰苦朴素，思想品德非常高尚，对共产主义理想充满信心，对敌斗争坚强勇敢，机警沉着，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优秀的共产党员和无产阶级革命家。
许包野 1920 年就到法国里昂大学留学， 1921 年转到德国哥丁根学哲学和社会科学，也学习过军事学。 1923 年在德国由朱德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共旅欧支部，是一个得力的党员干部。 1925 年因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暴行的宣传活动，被德国当局驱逐出境，转到奥地利维也纳继续学习。他在德国和奥地利均获得博士学位。 1926 年，党组织安排他到苏联学习和工作，在莫斯科东方大学 任哲学 教授，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地方法官，因为他在法国学习过一些法律，当时拿破伦法典较受欢迎。他在国外 11 年，除了英国没有去过外，几乎所有西欧的国家都去过，他懂法、德、奥、俄、意、西班牙等六国文字。
中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工农红军队伍不断扩大，需要更多德才兼备的干部到红军中工作。共产国际便派许包野回国。 1931 年底，许包野经过许多弯曲的路程，回到离别 11 年的祖国。不久，便到厦门找到党组织，并与党中央接上组织关系本来共产国际是要他到红军中与朱德同志一起领导武装斗争的，但由于中共厦门党组织屡遭破坏，中心市委书记王海萍被捕牺牲，新接任的书记许依华不久也被捕了。在这种情况下，包野不能到红军中与朱德同志一起工作，党中央决定他担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书记。许包野在环境极端恶劣的严峻时刻，临危不惧，镇定自若，挑起领导厦门和闽南十几个县的革命重任，把革命事业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许包野是位理论、政治水平比较高的高层领导干部。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要求进步，追求真理。在德国留学期间，努力学习哲学，尤其是精心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读得多学得细，理解得全面。他曾说过：只要正确掌握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原理，对于事物的认识就有正确的方法和科学的依据，而正确认识也不是一次就能完成，是要经过多次的反复的实践才能完成。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它去观察、研究、探讨某种事物，也是要经过多次实践才能得到科学的依据。一切事物都是有矛盾的，即对立的统一，而且统一是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
1933 年初的某天，许包野告诉我：××今天和我辩论。他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我对他说：世界上是没有绝对的绝对的东西，但也有相对的绝对的东西。同包野辩论的那位同志我也认识，他是厦门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也是共产党员，他的名字我忘了，他当时根本不知道许包野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教授，该同志在一般同志面前显得傲慢，在许包野面前也表现得不够谦虚，而他的哲学水平与许包野同志相比是有差距的。
许包野不仅对哲学理论有过系统的研究和深刻理解，对经济学也有一定的水平。
一次有个同志问他：为什么外国人能造出许多现代化的东西，我们中国为什么造不出来？包野说：那是由于那些国家是资本主义制度，鼓励发展经济，生产发展了，资本家便可以剥削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称之为利润。资本家为了得到更多利润，便要生产许多现代化的商品。而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经济落后。又有一次包野对我说：各个国家的商品，在它本国出卖比在外国卖还贵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在本国卖应当是更便宜些，因为不需要很多运费。包野说：资本主义各国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很激烈，价格高了卖不出去，价格便宜才能卖出更多，对资本家有利，他们可以得到更多利润。在竞争中，大资本压倒小资本，大资本便垄断市场了。这次谈话，是包野同志给我上了一次经济学课，对我教育是大的。
包野有高度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他对我说过：中国人不但不比外国人笨，而且比外国人更聪明些。中国人过去也有不少发明创造，外国人还不会制造的东西，中国人已经会制造了。外国人能学到的，中国人都能学到；外国人做得到的，中国人也能做到，而且还能做得更好。中国工业不发达是因为封建制度时间太长，尤其是受帝国主义侵略之后，中国更穷了，更显得落后了。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更快。这是 57 年前许包野对我说的，事实证明他的预见是非常正确的。
包野对故乡潮汕很有感情。他说潮汕人较能吃苦，潮汕妇女能干。他在国外 10 多年，而故乡潮汕的语言始终不忘，还常用潮汕话与我交谈，因为潮汕话与海南话很接近，讲起来彼此都听懂。有时他还用潮汕话唱歌儿或开玩笑呢。
许包野能够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错综复杂的革命实践。
他懂得建立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伟大意义。在他担任中心市委书记期间，经常指示漳州中心县委和安溪县委，要努力扩大红军队伍，增强革命武装力量，要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并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保护群众利益，严格遵守三大纪委八项注意；还动员厦门一些工人到那里参加游击队。从而使这支自 1932 年 4 月红军主力入漳后建立起来的红军游击队，不断壮大，并在打击反动势力，保护人民利益方面，做出了贡献。
他注意抓好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注意发展城市工人党员，特别注意在邮电工人和码头工人中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注意整顿党团组织，建立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加强党员的纪律观念和组织观念。因此，中共厦门党的各级组织虽多次遭到破坏，许多同志被捕，有的被敌人杀害，有个别叛变了革命，但都能够使受破坏的组织重新建立起来。到 1934 年 7 月，许包野离开厦门时为止，厦门和闽南党员总数达近千人，在厦门有工厂、有工人的地方，几乎都有共产党的支部或小组，党员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党员素质也有很大的提高。
许包野的工作作风是深入、踏实、细致的。他在厦门工作两年多，几乎每天都出去参加各个基层组织的会议，或找党员、干部谈话，或交代交通员到外地接送文件、护送来往干部，很少见他在机关里休息，只有一次病重才休息几天。 1933 年，福州、厦门两个中心市委的秘书长先后被捕叛变。福州那个叛徒叫周剑津，他叛变后来厦门声称要找我，目的是要抓包野和破坏厦门党组织。包野告诉我：你最近不要出门，避免叛徒撞见。遵照包野的指示，我多天不出门。不多久，厦门的老赖也被捕叛变，他千方百计要抓许包野，但包野用走弯路、走小路、走远路、走生路的办法天天出动工作，逃过敌人的耳目和魔掌。
包野的生活也是艰苦朴素的。每天吃两餐最简单的饭菜，他从不在外面吃一餐饭。他穿衣服也很简单朴素，除从国外带回来的一套旧西服外，两件长袍轮换穿洗。相处近两年之久，未见他买过一件新衣服。
他很鄙视讲究穿戴的人，有一次我见到房东女儿，是个 18 岁的姑娘，又是一个中学生，但她的穿戴很特殊，手指上戴几只金戒子，颈上戴一条金项链，左手戴一只金手表，右手还戴金镯子。这种打扮，我很看不惯。一天，我对包野说起这个姑娘打扮的事，包野听完后问我，这是表现她的什么呢？我说：可能为了表现她家很有钱吧！包野说：不对，是表现她非常落后。他继续说：共产党要的是整个世界，要共产主义的世界，不是金戒指、金镯子、金手表之类的东西，那些东西是容易得到的，要得到整个世界就不那么容易了，需要付出许多代价，要付出许多人的鲜血和生命。这次谈话，对我的教育很大。包野同志正是把自己的一生贡献到改造旧世界，建设共产主义新世界的革命事业中去的。
包野同志高尚的思想品德是表现在各个方面的。他对自己的生活、工作、思想、政治要求都非常严格，也是说到做到的，而对同志又是非常关心的。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委员丘九同志牺牲后，他叫我将丘的妻儿接到机关来住，并吩咐我要多安慰和照顾她们。这是多么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啊！
1934 年 6 月底，组织调我到中央苏区，许包野亲自送我到码头下船。因为革命工作需要，我只好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与这位革命的长者分别了。
1937 年冬，我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又碰见了肖桂昌同志，他对我说了许包野同志的情况。肖说他来延安前，在南京国民党监狱曾同许包野关在一起（肖是在上海工作时被捕，抗战爆发后，国民党释放政治犯时放出来的），因此，得知许包野于 1934 年底被调往河南任省委书记，不久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由开封解来南京。他悲痛地向我叙述了包野入狱后的情况。许包野被捕后，敌人对他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软硬兼施的手段，先是用金钱美女勾引，后又用高官厚禄拉拢。当这些手段失败后，敌人采取了法西斯最野蛮、最残酷的刑罚，用竹针扎进他手指，用辣椒水灌进他鼻子、眼睛，用小刀割破他的耳朵，扎进他的大腿、小腿，一直扎到他皮开肉绽，头破腿断。而我们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许包野同志，则以最英勇最坚强的革命精神和敌人斗争到最后一口气。许包野同志在敌人的法庭上和监狱里真正地、彻底地体现出共产党人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慨。终因伤势过重，于 1935 年春在敌人的南京监狱里牺牲了。
许包野同志安息吧！您的革命精神将永放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