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接一天,农业连队的劳动单调而枯燥。
平土地,打田埂,挖渠道,移沙包。皮肤黑了,手上的血泡变成了老茧。
我们好象是被扔掉的包袱,丢在戈壁滩早被人遗忘了。没有收音机,不知道当天新闻,报纸一个星期后才到,家信至少半个月打个来回。我们就象荒岛上的鲁宾逊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这就是干革命?与离开上海时想象的轰轰烈烈干革命大不相同。看看连队里的老战士,四九年从关内步行到新疆,一直在戈壁滩默默无闻地干这些农活,对他们又敬佩又疑惑。难道动员我们进疆,就是让我们也这样自生自灭吗?
青年们的热情在一天天消退。
阿秉又成了木乃伊,星期天还是坚持画写生或者画静物。他的绘画技巧还是那么高超,然而绚丽的色彩越来越少。我设法激励他,有时讲些激情的话来提高他的情绪。他总是静静地看着我,紧闭的嘴唇好象在说,
“你太年轻幼稚了。”
我却认为,
“阿秉,这是党和组织在考验我们,要经得起考验啊!”
入秋了,连队号召大家打干草为羊只过冬储存食料。
我通知了阿C阿嘉等班里战士,星期天一早去戈壁滩打草。没通知阿秉,他身体比较弱,就让他画写生吧。
星期天的秋老虎还是挺毒的,干到下午才结束,又累又渴一身汗。我让大家回家洗洗,自己留下来把干草挑成一堆,靠在草堆旁休息。远远地看到有人背着一大捆干草走过来,身子曲躬着,几乎贴到地面。我赶紧过去帮他把草卸下来,原来是阿秉。
“你怎么来了?”
“我一看大家不见了,知道你们去打草。你们怎么不喊我?”
“想让你多休息休息,你身子比较弱。”
“不用照顾,我行。”
我们堆好草,边歇气边聊天。
“阿秉,你画图这么好,没上美术学院真可惜。”
“还说我呢,你数理化这么好,上了大学都给退出来,有什么用?”阿秉凑过来,悄悄地问我,
“嗨,你说过什么反动言论,被大学开除?”
“哪有啊,你不觉得我只会讲书本上的语言,象党委书记作报告吗?如果说我平时讲话太革命了才把我开除,这还差不多。”
“那。。。你是不是干了那事儿?”阿秉狡诘地眨眨眼。
“好你个老小子,脑子往歪里想。我这既没有贼心又没有贼胆的草包还干得了那事?即使我想学流氓,谁会教我这个书呆子?”
“那就是家庭出身了,我们是命中注定上不了大学。”阿秉的脸又阴沉下来。
“不用难过,我们已经到了新疆,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革命的,党和组织会信任我们的。”我安慰他。
“信任?信任我们可以天天在戈壁滩挥坎土镘打田埂?”
“不会这样的,组织会发挥你的绘画才能。比如说,调你到学校当老师,教孩子们画画,说不定你能教出大画家呢!”
“那你就到学校教数理化,说不定你能教出大科学家呢!”阿秉的情绪稍微好了一些。
“哈哈,那我们还是战友。”
“组织真会相信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阿秉充满疑虑。
“阿秉,别泄气。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与其说是安慰阿秉,不如说是安慰我自己。
过了一些日子,团里真的要调一些知青去团子校教书。连里知青们悄悄猜测谁有可能去当老师,我和阿秉都属于大家心目中的候选人。
我心里悄悄地有点激动,甚至在睡梦中看到我走进教室说,
“同学们好!”
“老师好!”孩子们“啪”的一声站立起。
美梦要成真了吧。
谁都没料到教师调动名单中全是初中毕业的知青,有一个甚至只上到初一。连队里一批高中毕业的知青一个都没有。我看到阿秉失落的模样,估计自己也差不多,再也说不出一句安慰他的话。
不久,我调到三连当战士,一连的班排重新调整,阿秉不再是副班长,当战士。
我的新连队离一连有一段距离,我很少去一连。有时见到一连的人,总免不了问问老战友的情况。每当问到阿秉,回答几乎千篇一律,
“他还是老样子。”
我脑海中浮现的依旧是一双忧郁的眼睛。
阿秉在农场几乎销声匿迹。他是那么平凡,谦卑,微不足道,就象大沙漠中的一颗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