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土地，打田埂，挖渠道，移沙包。皮肤黑了，手上的血泡变成了老茧。
我们好象是被扔掉的包袱，丢在戈壁滩早被人遗忘了。没有收音机，不知道当天新闻，报纸一个星期后才到，家信至少半个月打个来回。我们就象荒岛上的鲁宾逊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这就是干革命？与离开上海时想象的轰轰烈烈干革命大不相同。看看连队里的老战士，四九年从关内步行到新疆，一直在戈壁滩默默无闻地干这些农活，对他们又敬佩又疑惑。难道动员我们进疆，就是让我们也这样自生自灭吗？
青年们的热情在一天天消退。
阿秉又成了木乃伊，星期天还是坚持画写生或者画静物。他的绘画技巧还是那么高超，然而绚丽的色彩越来越少。我设法激励他，有时讲些激情的话来提高他的情绪。他总是静静地看着我，紧闭的嘴唇好象在说，
“你太年轻幼稚了。”
我却认为，
“阿秉，这是党和组织在考验我们，要经得起考验啊！”
入秋了，连队号召大家打干草为羊只过冬储存食料。我通知了阿C阿嘉等班里战士，星期天一早去戈壁滩打草。没通知阿秉，他身体比较弱，就让他画写生吧。
星期天的秋老虎还是挺毒的，干到下午才结束，又累又渴一身汗。我让大家回家洗洗，自己留下来把干草挑成一堆，靠在草堆旁休息。远远地看到有人背着一大捆干草走过来，身子曲躬着，几乎贴到地面。我赶紧过去帮他把草卸下来，原来是阿秉。
“你怎么来了？”
“我一看大家不见了，知道你们去打草。你们怎么不喊我？”
“想让你多休息休息，你身子比较弱。”
“不用照顾，我行。”
我们堆好草，边歇气边聊天。
“阿秉，你画图这么好，没上美术学院真可惜。”
“还说我呢，你数理化这么好，上了大学都给退出来，有什么用？”阿秉凑过来，悄悄地问我，
“嗨，你说过什么反动言论，被大学开除？”
“哪有啊，你不觉得我只会讲书本上的语言，象党委书记作报告吗？如果说我平时讲话太革命了才把我开除，这还差不多。”
“那。。。你是不是干了那事儿？”阿秉狡诘地眨眨眼。
“好你个老小子，脑子往歪里想。我这既没有贼心又没有贼胆的草包还干得了那事？即使我想学流氓，谁会教我这个书呆子？”
“那就是家庭出身了，我们是命中注定上不了大学。”阿秉的脸又阴沉下来。
“不用难过，我们已经到了新疆，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革命的，党和组织会信任我们的。”我安慰他。
“信任？信任我们可以天天在戈壁滩挥坎土镘打田埂？”
“不会这样的，组织会发挥你的绘画才能。比如说，调你到学校当老师，教孩子们画画，说不定你能教出大画家呢！”
“那你就到学校教数理化，说不定你能教出大科学家呢！”阿秉的情绪稍微好了一些。
“哈哈，那我们还是战友。”
“组织真会相信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阿秉充满疑虑。
“阿秉，别泄气。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与其说是安慰阿秉，不如说是安慰我自己。
过了一些日子，团里真的要调一些知青去团子校教书。连里知青们悄悄猜测谁有可能去当老师，我和阿秉都属于大家心目中的候选人。
我心里悄悄地有点激动，甚至在睡梦中看到我走进教室说，
“同学们好！”
“老师好！”孩子们“啪”的一声站立起。
美梦要成真了吧。
谁都没料到教师调动名单中全是初中毕业的知青，有一个甚至只上到初一。连队里一批高中毕业的知青一个都没有。我看到阿秉失落的模样，估计自己也差不多，再也说不出一句安慰他的话。
不久，我调到三连当战士，一连的班排重新调整，阿秉不再是副班长，当战士。
我的新连队离一连有一段距离，我很少去一连。有时见到一连的人，总免不了问问老战友的情况。每当问到阿秉，回答几乎千篇一律，
“他还是老样子。”
我脑海中浮现的依旧是一双忧郁的眼睛。
阿秉在农场几乎销声匿迹。他是那么平凡，谦卑，微不足道，就象大沙漠中的一颗沙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