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帝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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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上帝的存在

玄野

 

上帝存在与否,很难去天堂里求获信据,也无法到地狱中带回证明。我们切实可做的就是,探究人类价值是主观的概念还是客观的存在。人类社会存在明确的价值取向,自然界是否也存在明确的价值取向?在这个层次上看上帝的旨意,儒教基督教本无分歧,甚至佛教伊斯兰教也与此不悖,只是角度不同,表象各异而已。

 

人类价值体系的真理是客观的,古今中外的历史展示了综合方法上的证据。当人类找到了正确的价值体系并遵循祂的时候,就会繁荣兴旺;当人类私欲膨胀,幻想僭越价值真理,不遵循正确的价值体系行事的时候,就会崩溃衰落,甚至于灭亡。这些价值体系的真理与自然世界的数理规律一样,客观而不可猜度臆造。祂于人类的文化知识应该属于发现的范畴。二十世纪中某些政治哲学派别将价值体系视作雕像一样可塑,轻者不了了之,重者以溃败告终。儒教称敬畏天道,明明德以至善;基督教讲服务上帝,荣耀上帝。从价值真理的客观性上讲,虽然圣人后继者有神化僵化圣人的缺憾,与当代流行的价值观念相比,其方向是远远正确的。

 

人类活动所基于的哲学根基应该有价值目的,现在流行的哲学否定这一属性,其价值体系与其哲学基础构成了自毁悖论。科学是研究客观存在的学问,客观的规律不因为人的价值倾向而改变,所以结论说物质本身是无价值取向的。因为对科学的推崇,时人对此深信不疑。另一方面,现代化以来人类对物质的要求却具有着越来越强烈甚至登峰造极的价值取向。这导致我们的主观愿望与我们主张的世界本源机理背道而驰。同时,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出发,自然的存在没有价值目的。进一步,人类社会的存在有价值目的吗?没有人敢于否定。从这个哲学生发出来的主义否定了神的存在,精神追求便烟消云散,人类社会的价值目的全部投射到了物质需求上。这导致了我们的哲学基础与我们倡导的社会正义背道而驰。岂非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客观规律不会因为人类的好恶而改变,但是由此否定其价值目的却过于草率。我们无法确定这些规律在设定或者演化形成过程中不是为了某种价值取向而来的。古典的热力学定律认为宇宙一如既往地走向热寂状态,这与世界的无价值目的是相符的,但是与现实世界是相悖的。而新三论揭示了开放系统的自组织原理,告诉我们自然界是有价值取向的,就现在的理解而言,其指向就是秩序。而我们更倾向于有价值目的的区域在于社会规律。社会规律不会因为时人的好恶而改变,但是祂的演化形成过程却体现了强烈的价值目的。我们得出客观世界无价值目的的结论在于人类的放纵,为私欲而枉顾世界的价值规则。这如同浪子受到父母惩戒而认为父母没有爱一样。

 

所以说,人类社会所遵循的价值规律是客观的,但是这些规律的形成却指向着一个有价值目的的方向,它体现着上帝或者天道的意志。这一客观属性并非否定人类的精神世界,也不能导出任何贬低意识在哲学中地位的结论,这反而告诉我们,人类应该遵循这些价值体系,人类可以在自己的实践与思维中发现新的价值领域,却不可以根据物质生活的需求去按照时下的价值诉求去创造某个价值体系,以便让社会规律更好的为人类需求服务。处在人类前方的价值体系可能如同相对论一样客观存在着,也可能正在与我们的社会发展同步地演化着。无论哪种情形,人类的价值体系都不可以根据我们的物质需求或者精神需求而决定,我们唯一的途径是虔诚地敬拜祂发现祂。

 

最极端的错误是以前所倡导的战天斗地,其主要目的还是要让自然为人类服务。既然大自然为人类服务了,那么价值体系,或者说上帝也要为人类服务了。要满足人类的什么需求呢?温饱,感情,安全,社会地位等欲望。我们深入探讨一下这些欲望的自然属性是什么。这些都是为了人自身的生存与种族繁衍所设定在人类机体内的。如饥渴感,是为了让个体的人及时地为自己补充营养,健康不至于受到损伤。这些欲望在普通动物中也以不同形式存在,这是人与动物共有的属性。而价值体系则不同,这是人之所以区别于普通动物的根本。如果让价值体系服务于人的各种需求,岂非用人的本质来服务于动物的本质?满足这些需求并没有错误,错误在于这些需求的满足并没有一个限度,在满足以后会被无限娇惯,直到耗尽所有的资源,濒临世界毁灭为止。

 

子曰:信而好古。有儒者曰:好古育德,恶古祸民。古人以虔敬之心所发现的价值,当代人是应当尊崇的。存在新的价值体系吗?应该没有,因为价值体系不是可以塑造的。但是存在新的价值属性。树的叶子和新芽从旧的枝干上生长出来,叶子可以缓缓生出,树木却不能凭空而造。这个新的价值属性不是由人规定的,而是由天道,神,或者大自然规定的。我们只有老老实实的去发现,而不能按自己的需要去发明。其客观性与物理法则毫无二致。一度震惊世界的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展示了数理层次的相关机理。

 

在二十世纪所发现的科学原理中,相对论尽人皆知,而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却不为非数理专业人士所了解。实际上,二者在科学界的地位不相伯仲。而且,就其对人类的重要性而言,专业人士更倾向于将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放在相对论的前面。此定理是由哥德尔于1931年公布于世的。大意为:一个形式体系,如果是一致的,它必然是不完备的。就是说这个体系中可以构造某种闭式判断,此形式体系本身不能判定其真假。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发现,因为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和数学的发展告诉人们,数学原理体现了自然界最深层的奥秘。这样的一个定理隐含的意思是,大自然自身是自相矛盾的体系。这完全超出了人类的想象。此原理在数理领域的首次发现是如此情形,而其在文史领域中的首次发现却要追溯到两千二百多年前的中国。当时的发现与直躬攘羊的典故有关。

 

直躬攘羊是春秋时期的一件小事,所导致的波澜却贯穿了中国的思想界几百年而未能止息。论语,庄子,韩非子,淮南子对此都有叙述与思辩,而思考最深入的却是吕不韦的门客。《吕氏春秋·当务》:“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

 

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和直躬攘羊是同一原理在数理和文史两个领域的分别表述。在前者的证明过程中,存在两级的自反替代和一次自我否定。而吕氏春秋版直躬攘羊中在仁义忠孝的前提下同样有两级的自反替代和一次自我否定。二者的各要素间有确切的一一对应。直躬攘羊表面上是时代的宗教法律价值体系的矛盾,本质上悖论的存在是逻辑的自然属性。直躬攘羊的悖论是可以通过更改社会规范来解决的,其中的几个关键道德规则为孝道,忠信,对偷盗的惩戒,儿子对父亲的从属,法律的尊严。但是,对其中任何一条的更改都将动摇社会的基础。以最轻的说,去掉儿子对父亲的从属,在如今看来是正当的,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大逆不道的。这一原则显然不可动摇,所以吕不韦的门客在威严的宗教信仰孝与信面前选择了牺牲法律的尊严。

 

社会规则的定义是复杂而崇高的,最精细的考虑也会有逻辑上的悖论出现。传统的宗教信仰道德规范是度过了数千年血与火的磨炼,经历了诸多朝代的抉择,得益于无数先哲孜孜求索的增补,由难以历数的生命与财富换得的成熟体系。鸦片战争以来的民穷国弱是文化冲突与比较的必然景象,而非传统宗教文化的弊端和自身矛盾所致。从发展上考虑,其他文化的元素是应当汲取的,但必须在真实的通晓了自己的和别人的以后才能做好。但是,近代以来国人总是从现时的表现出发,因为别人的坚船利炮,璀璨都市,用红眼病的心态引入其他文化,彻底抛弃传统,以至于传统文化后继无人。对比近现代中国,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则完全不同。文艺复兴以前土耳其文明冠盖地中海,气凌全欧。君士坦丁堡人心中,罗马巴黎尽为荒蛮之地,遑论伦敦柏林。如果在土耳其兵临维也纳时,欧洲人就俯首帖耳,何来今天的科学民主盛况?先进文化应该引进,传统文化也必须坚守。人不单应该有对本民族利益前途的担当,同样应该有对人类对天道上帝的担当。

 

抛弃本民族根深蒂固的道德传统,试图基于几个抽象概念而构建某某主义新道德新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的最荒谬处。无论是中国的孝道与仁义,还是西方的民主与人权,都不是可以一言蔽之的概念。这些理念都深深地印在社会的每个层次与角落,同时社会生活中的点滴又解释了这些理念的确切内涵,它们即有演绎性,又有综合性。成功的社会规则,不是象欧几里德通过五条公设建构经典几何一样,可以通过几个顶层的核心理念推演出来。民主科学的引进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事。而现状如何?虽然书本上可以找到很精准的叙述,但是作为深入到社会和人心的角角落落的根本概念,民众理解有偏,书本的正确便毫无意义。民主在国人手中,或空化为冠冕堂皇的口号,或偏执为崇拜供奉的迷信。科学因为有技术这一支系,其应用成果堪称卓著,而基础科学却难如人意。如今中国,民主之词,科学之用,可谓铺天盖地。而民主实质,科学精髓,却未得要领,貌似神离。

 

所以,自数理分析的比对出发,从民族个体和世界整体两个方向看,社会价值体系的订立不应该与传统截然断裂,必须是以继承为主体,改革与引进建立在解决实际困难的原则上的审慎渐进体系。第一,任何社会必须建构在原有的宗教与道德体系上。横空出世的一套新道德体系是不可行的,非但不会解决社会问题,反而平生淆乱。对任何成熟的道德规范的摧毁都将是灾难性的。传统中腐朽僵化的成份是有的,但这不是宗教哲学所固有的,而是因为历史的演进中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所造就的。不破不立的说法是短视的。追本溯源,将传统教条里深藏在历史社会环境中的宗教根本还原出来,切合当代,构筑恰当的价值体系,当是可行的方法。第二,在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会出现新的矛盾,而这些矛盾,正是上天启示我们价值体系新原理的媒介。借鉴外来文化或者根据新发现对原有法律和宗教道德体系予以慎重修正是必须的,抱残守缺难有出路。世界历史尤其证明了这一点。人类文明实际上集中在欧亚大陆。这里即有北亚至中欧的广袤草原的互相影响通道,又有天然屏障将这块陆地分割为东亚,南亚,中东及欧洲几个可以交流又相对独立难以相互征服的区域。而与此中心失去联系的孤立文明区域则远远落后了。

 

通过这一原理的启示,并追溯宗教哲学的历程,我们可以对人类精神做如下刻画:人类精神是生存于某个相对封闭而有时限的空间的群体。这个空间只在极其稀少的位置上与外界有沟通。当人的活动逐渐充满了这个空间的时候,自然就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展示给我们一些在此空间内自相矛盾的事例,这些矛盾是逻辑自身的,而非某种错误。人类找到某个矛盾的时候,企图解决它,就发现了自身封闭空间中可以和外界沟通的那些点。当找到并冲破这个封闭空间时,人类精神就进入第二个相对广阔的空间。在逻辑矛盾方面,第二空间与第一空间相似。由于进入初期,人类的活动没有把祂充满,大自然给人类展示矛盾及第二空间与第三空间沟通点的机会很少,所以人类可以尽力发挥,完善新空间中的精神体系。在第二空间中的精神体系是以第一空间的精神体系为基础的,同时会有新的发现。应明确的是,是发现,而不是创造。人类精神在第二空间中所应遵循的异于第一空间的法则,是由自然或者天道和神规定的。

 

在追述先贤对正确价值体系的贡献和坚守时,我们常用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光作为最高赞誉。宋人言,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些用语似乎是拔高的比喻,其实不然,这些是最恰当的表述。人类价值体系是客观存在的,其相对于人类的意义与日月相对于地球生物的意义是完全相同的。对这些真理的发现与坚持是人类得以良性发展的最根本条件,以之比作日月恰如其份。

玄野 发表评论于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古训很好。
雷默 发表评论于
很有思想!多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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