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仰止 虽死犹生 忆追随父亲张龙志在雁北创业的日子 张文灿 从1975 到 1979年，雁北农学院经历了短暂4年的从筹备成立，艰苦创业发展到撤回母校的变迁。作为筹备领导组成员, 父亲当年以65岁高龄，临危受命，不顾劝阻，带领大家在塞外高寒的雁北地区干了几年，扎扎实实为农民和学校做了几件实事，成绩卓著，受到群众和领导的高度赞扬，为此在雁北区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父亲在雁北的故事可以说是他毕生开拓进取, 奋斗成功的一个缩影。回顾那段跟随父亲的历史，可以加深了解他在困难和考验面前，知难而进，不断战胜自我, 勇挑重担的高贵品质和为发展养猪事业不顾个人安危,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献身精神。 一．战胜自我 奔赴雁北1971年后，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开始得到极为有限的逐步恢复。父亲也从一个被剥夺了工作权力的“反动学术权威” 和“重大历史问题嫌疑人”的监督劳改和重点审查的“罪人”变为普通“改造对象”, 6年来第一次被允许作为“普通人”参加教研组活动。他表现出的激动和感恩是我们很难感受和理解的。他欣慰地感到自己还是一个对国家用的人，也看到文革对教学和科研的破坏，因而心急如焚。他在日记中写道要“三步并做一步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去”。1971年，刚刚恢复工作的他就和其他老师对全省养猪状况进行了调查。因为改造和工作努力，1972年，他被学校恢复了畜牧系主任职务。他对全省猪种改良、学校和系里的工作有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形势逐步开始好转。谁知1975年， “四人帮等”又在全国掀起了“反复辟、反回潮”，和“学朝阳农学院”的歪风，硬性将一个个已遭文革重创农学院分到几个没有校舍，没设备的农村去办分院。学院派到朝阳现场会的代表回来后，山西农学院被一分为四，分别在雁北、运城、昔阳和太谷本部办四所农学院。当时遣散铭贤旧老是内部掌握精神，所以对父亲来讲不是走不走，而是去哪里的问题。他那年已经65岁了，因严重的肺气肿和高血压太原住医院回来不久，医生曾下过病危通知。这时让他只身到一个艰苦偏僻的地方重新创业，思想也是有斗争的。有人到家里和他说，是想好走还是想歹走，是被轿子抬着走还是被鞭子赶着走，并告诫他要为孩子们在政治上铺平道路。因为他们估计他也会为弥补自己受审查给孩子们造成的损失，而不惜牺牲一切。刚刚从文革动乱惊魂中稍定，想要大干一番的他面临生存危机和新的难题。他要么去雁北艰苦奋斗，开辟一片新天地，要么不出门在家养病，画地为牢。他是一个“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人，不会放弃九年文革后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好心人劝他说，“一过雁门关寸草不生”，他却坚定地说:“我张龙志绝不软弱退却”。他知道他只能前进，即使前进意味着牺牲。据当时在校生贾秤回忆，他专门给全校毕业生们作了 题为“杂交优势的基因基础”的 学术报告，并抽空到省牧校作了科学养猪的报告，没有任何抱怨或赌气的情绪。他的仁慈博爱之心也没有因为形势而改变，反而更加紧迫地利用离开前的分分秒秒。一天中午，他特意将畜牧系毕业生中雁北籍的学生召到家里来，想找一两个毕业生作助手。那年头，知识贬值，知识份子是“臭老九”。学生们都想毕业后到行政机关谋职。再说虽然办分院叫得凶，大家知道条件艰苦，最终也没有一个毕业生愿意跟他去。父亲也没有丝毫抱怨沮丧，仍然热情地和教师、干部们一道积极开展筹备新校的工作。我当时在太谷县一家小五金工厂当金属切削工人，和二哥文焕一道在父亲的感召和监督下和在陆智良、冀一伦和陈经钢先生们的指导下学习高等数学和英语等已有几年了，一心想读个理工科大学，在当时却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平时在家耳闻目睹，对父亲从事的畜牧科学也有所了解，特别是看到杨纪珂先生在全国养猪会上介绍粒子遗传学和统计学的文章，很有兴趣。于是向父亲提出利用这个机会和他一起去雁北学畜牧，作他的学生并照顾他的生活。父亲觉得这倒是一个两全之策。雁北农学院当时也考虑到父亲年龄大了，雁北地区条件差，气候寒冷，因而同意将我调去做我父亲的教辅。负责人事的王嘉老师很快通过雁北地区政府为我办好了手续。父亲十分高兴，在他看来，被“扫地出门”不全是坏事，雁北虽然条件艰苦，却能给我们一个栖身之地，给他以报效国家的舞台，并给儿子创造梦寐以求的求学机会，改变我们在太谷一筹莫展的处境。也许这就是他当时说的 “危机也就是转机”。 二．雁门关外 再创业绩1975年冬天，我们父子二人来到了雁北农学院。那里原来是一家劳改农场，叫落阵营，离大同市约３０公里。学校有2000多亩土地，有几排房子和简单教室。新生已经入校，只招了牧医，农学和果树三个专业。他们都是来自农村的学生，非常勤奋好学。全校师生每天劳动半天，学习半天书本知识。学校虽然条件较差，由于是那里的第一所大学，受到雁北地区的大力支持和重视。全校师生上上下下齐心协力艰苦创业，充满了生机，可能在几所分院里是最好的。牧医系还有赵祥、苏纪升、张世全和李建英四位中年老师和几个年轻老师。学校仅有的几排砖房宿舍，都给了中年教师，父亲自己要了一间茅草土屋，只有简单桌椅和一个土炕。记得我安顿第一顿饭，父亲说，吃玉米糊糊就很好。我和一些人一样，对于当时的那一套极左思潮下产生的种种荒唐说法和作法不敢苟同，譬如：“先上马，后备鞍”，“以干代学”等，觉的学不上东西，因而牢骚满腹，甚至觉得自己不应该从工人阶级的一员变成一个“小知识份子”，思想产生波动。父亲却毫无怨言，并劝导我说要随遇而安，顺应形势，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自己主动创造条件学习知识。他总是看到问题光明的一面，不管它多么微小。没有实验站，他却看到了全省养猪生产这个大课堂和大实验站。学校离大同市种猪场仅几十公里，可以就近安排实验，指导那里刚刚开始的山西黑猪的培育工作。另外一个有利因素就是遍布全省各地过去他教过的学生。他们都非常主动热情，听从父亲安排的工作计划和试验课题。在当时条件下，学校里天天政治挂帅，也没有物质条件，难以开展科学研究，到实践中还能推广他们的科技成果，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直接为农民做点实事。他这个英雄也有了一些用武之地。刚到雁北不久，我们就参加了在大同市种猪场由父亲、郭传甲和谢文彩老师主讲的全省猪育种训练班。我第一次领略到他老人家和学生、技术人员和工人的鱼水关系和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他讲起课来生动风趣，深入浅出，逻辑性很强。由于他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经验，使他的讲演密切结合生产实际和最新进展，受到学员们的高度称赞，我也得以学到了很多理论和实际知识。更使我感动的是他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和以身作则、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农学院的老师都知道带学生实习很艰苦，一般是年轻人干的事，特别在文革中的雁北，冬天除了土豆几乎没有蔬菜。当1977年冬天畜牧兽医系学生《养猪学》课程实习时，他竟然不顾劝告，争着要去。我们父子带同学们去了大同猪场，他又坚持要和学生一样住仓库，睡地铺，吃大灶。他老人家整天乐哈哈的，吃的粗茶淡饭，热衷于猪场现场教学实习，享受着指导学生，和工人、技术人员打成一片的乐趣。他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严要求。一个月下来，受到众口称赞，这些小事反映了他老人家的高尚的思想境界。也为我这个年轻人上了“如何带同学实习”最为生动的一课。在雁北几年里，他不顾高血压、心脏病，跑遍了全省几十个县市，作报告、办培训班几十次。常常是一个人出去，一跑就是一二十天。许多人甚至误认为父亲一定吃了什么“高级营养品”，不然那来那么大的干劲，也没见他住医院，看医生和打针吃药。可能是他老人家在雁北受到文革以来没有过的尊重和重视，没有思想压力，精神比较愉快，健康状况因此也较好。他自己也豁出去了，反而无恙。地区和学校领导考虑他年龄大了，一个人跑来跑去危险，规定他必须带助手随同出去，而他却满不在乎。他是在试图在全省范围内扩大他们文革前的科研成果，建立全省的统一的杂交育种体系。简要地说就是母猪本地化，公猪优种化，肥猪杂交一代化(所谓三化养猪)。而本地猪却频临绝灭，他从许多边远地区找到了本地猪，在全省建立了几个保种繁育基地。我们雁北农学院也饲养了一些他从保德山区购回的纯种“马身猪”。可以说，他在文革后心目中设计的蓝图在一步步实现。他在当时全省、全国养猪舞台上，用生命中剩下有限的时间去奋斗、拼博，去和时间赛跑，即使倒下来也在所不辞。他的精神感染了许多同志和各级领导，他的事迹也传遍了雁北和山西大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科学的春天到来，雁北日报和山西日报先后整版报道了他的事迹。他再次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并光荣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后来又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三．高瞻远瞩 雾指迷津在雁北，父亲也是我的良师益友，我有幸听过他讲授的《养猪学》课程，老人家讲到育种，竟然表演母猪护仔卧在地上，表现了他敬业精神。当时，我们父子有空就学习英文版的“家畜遗传改良原理”、“饲料与饲养”和“生物统计学”等，父亲就是我的活字典。在他的辅导和帮助下，我居然依靠那几年自学英文、数学的基础给学生讲起了遗传学和统计学。由于学生反映不错，我有些沾沾自喜。父亲还是坚持让我转成一个学生，戒骄戒躁、老老实实学点基础课。我虽然有点不以为然，但是难违父命，还是做了一个在职学生。1978年在他的支持和鼓励下考取了北京农大吴仲贤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后来又来美国读了博士。如果不是他老人家当时雾指迷津，高瞻远瞩，我也许永远在那里夜郎自大，井蛙观天。1981年硕士毕业后，我回到母校，那时父亲已经于1979年从雁北返回山西农大本部当了校长。我又在他手下干了近两年时间。有幸的是，我曾经为雁北教育工作会议和雁北日报写过几篇有关他的事迹的总结报告和文章。作为他的助手，我们也将大同猪场的杂交试验分析总结发表了几篇科学论文。仅仅为父亲尽过我的一点微薄之力和犬马之劳，度过了一生最幸福的时光。1983年我留学美国，父亲承担了许多无端指责，我为此终身内疚。难道他为我付出的还少吗？1985年冬天我回国探亲，父亲安排我做了“中国猪种统计分类研究”的学术报告，他的高兴溢于言表，说你的报告还好。似乎欣慰地看到他的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他的儿子们终于在他的培养下，在逆境的激励下，变压力为动力，摆脱了文革十年的厄运，成长起来。他高兴地穿着我从美国带给他的呢子大衣在学校里走来走去，并严肃地告诉我说一定要回国并且回山西农大工作。这也成为我的终生遗憾，近年来越来越感悟到自己和父亲相比是那么渺小。自己应当惜福，想能为学校发展多做点工作。想不到那次见面竟然成为一生永诀。父亲不久就于1986年9月6日倒在了工作岗位上，远在美国的我后来才辗转听到恶耗，犹如如晴天霹雳。多么希望能再见上他一面。父亲为我们兄弟的成长付出了太多的代价，我们终生都得益于他的无私奉献。直到现在才理解到，我们是多么幸运能有这样伟大的父亲和得到他的非同一般的父爱。父亲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切合实际的学术思想；他那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浩然正气；他那诲人不倦，耐心细致的教育方法；他那艰苦朴素，克勤克俭的生活作风；他那以德报怨，宽容忍让的高贵品德；他那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和不断战胜自我，以柔克刚，以屈求伸的政治智慧，都为我们年轻一代学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四．鞠躬尽瘁 虽死犹生父亲对事业的追求达到了忘却生死地步，他超然的生死观偶尔也会流露出来。记得1976年冬天在天镇县搞暖圈养猪对比试验，雁北冬天非常冷，推广类似塑料大棚的暖圈和地窖养猪很有意义。在他的倡议下，雁北地区商业局和农业局在天镇县召开了现场会，专门请他给全区的畜牧工作者作科学养猪的报告，他又带领畜牧兽医全体学生参加会议。他老人家不拿讲稿，连续三、四个小时讲得神采飞扬，滔滔不绝，妙趣横生，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最后，他老人家站立起来，面色通红，表情凝重，用几乎颤抖的声音说:“我老了，干不了几年了，希望你们年轻人把这养猪科学的接力棒接过去。我自己时时刻刻准备倒在这个养猪事业的讲台上!”。老人家一席话铿锵有力，落地有声，全场几千名代表热泪盈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大家一样，我不由得肃然起敬，第一次看到一个更加善良、慈祥、真诚的父亲，他的形象是那么高大英俊，他崇高精神世界闪烁着万道金光；他的纯朴声音发自内心肺腑，具有无比的感召力。一方面他老人家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另一方面是老人家对文革以来，四人帮等倒行逆施，使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青黄不接的状况痛心疾首，而对我们年轻一代的成长和继承他的事业充满了殷切的希望。他想借这个机会表白他的对养猪事业的一片真情。事后我劝他说，你有血压高、心脏病，那样激动很危险，他只是豪迈地泰然一笑，似乎已经有所准备。人的生命其实非常脆弱， 生死往往就在一念之差及呼吸之间。父亲对此把握有独到之处。他老人家一生曾经几度遭受不白之冤和生死考验，饱受精神和肉体折磨，却绝不愿为冤屈和迫害而轻生，认为那样去死轻如鸿毛。而总是希望死得其所，把工作岗位和讲台看作自己的最后归宿，认为那样去死才重如泰山，虽死犹生。 文革开始时，急风暴雨，一夜之间，他从“全国人大代表”，“系主任”，和学校“一杆旗”成了全院最大的“牛鬼蛇神”。大字报铺天盖地，他被戴上了“漏网右派”，“三反分子”，“美帝走狗”，“反动权威”，“老运动员”等大帽子。多次被批判，抄家，揪斗，游街。有几次他不堪凌辱，和母亲说不想活了。母亲严肃地告诫他：“你一了百了，解脱了痛苦，丢下三个上中学的儿子，让我怎么办？我相信你没有问题，真金不怕火炼。”。他在南猪场劳动改造喂猪3年半（1967-1970），没有一天节假日，一日三顿基本上就是吃玉米糊糊和咸菜。夏天，他冒着烈日酷暑，到处搜集野草，菜叶和树叶喂猪，几年下来一共为国家节约了几千斤精饲料。冬天，他冒着风雪严寒，为了保护猪不受豺狼袭击，点一盆火，彻夜地守侯在临产母猪旁。后来有人问他狼来了怎么办，他说“那我就跟它拼了我这条老命”。在1969 年武斗升级时，家家都修了简易工事，把窗户用砖堵起来。学校里能走的人都走了，他有劳改任务不能走，常冒着枪林弹雨去南猪场喂猪，每天穿越两派武斗战区，不时受到盘问。最为难熬的是1969-1970年学校组织的清理阶级队伍审查。他被立为学校“大案：和”要案““美国特务重大嫌疑”。1969年底被隔离审查20多天，专案组10多人。有时连续几十小时罚站，上板凳，下板凳，不许吃饭睡觉，交代所谓“特务问题”和“参加国民党问题”。为了积极向组织坦白交待，从不写日记的他，那段时间开始写自我批判和思想汇报的日记，他的坦诚态度感化了专案组，终于在1970年春节前让他回家过年，与家人团聚，继续“交待问题”，为此他感恩不尽。那时是假定有罪，需证明无罪，所以冤假错案较多。虽然他的“认罪和劳改”态度极其“端正”。还是株连到我们兄弟们找工作，文焕和我去煤矿，砖窑和建筑公司当工人都不能政审过关，最后只能下乡插队。其实就是拿子女做“人质”，为此使他非常着急和自责，虽然觉得年轻人多吃苦、吃亏不是坏事，但他觉得我们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根据他的日记，我们兄弟插队那天（1970年10月7日），他曾经在劳改中请假步行到太谷的上山下乡会场，默默为我们送行，我们竟然不知道。在全校九十多件“专案”中，一些“问题大的人”和“认罪态度恶劣的人”都一批批定案了，解放了。在五次“宽严会”后，他的“历史问题”因为“国内国外关系复杂”拖了一年多还迟迟定不了案，继续被监督劳改。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他望眼欲穿。1971年1月1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己政治上落后的情况，集中于孩子们的分配工作上，我这一代不好，影响了下一代。孩子们要彻底扭转政治上右派的状况，使孩子们的孩子，从家庭出身上，家庭政治面貌上都不至于拖孙子辈的后腿”。“所以家庭矛盾的主导方面是我连是一个普通群众的资格尚不具备”。终于在1971年2月20日，他被班长通知准备和那些已经定案的人一道向群众汇报思想改造的收获。成为“普通群众”一员。那天他非常激动，写了最后一篇日记。他的问题也不了了之。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即使文革那么多年，历次运动中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和冤枉，他的“问题”拖了那么久，他从没有丝毫怨恨，而是忍辱负重，积极正面地配合审查，继续找自己的问题，一遍又一遍地交待“问题”，汇报思想。清队后期，他在猪场的劳改还没有结束，又被分配打扫科学楼的厕所和浇冰场，他都积极主动地干好。后来他成为全院劳动和思想改造积极分子。一生中，他这种以德报怨的高贵品德使他平安度过了一次次劫难。由于种种原因，文革中学校有好几位国内知名的教授相继去世（如：黄率诚、王授、乔启明、贾麟厚、刘惠芝等），1973年春天，父亲经过文革多年来特别是清队中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心力交瘁而病危。 在亲戚朋友的帮助和劝说下才到太原住了一段时期医院。身体略有好转便回校一头扎进工作里。1974年，他和母亲回了一趟陕西榆林老家，那是他从19岁那年步行离家到太谷铭贤中学读书后，44年来第一次，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1975年，他又忙着参于筹备雁北农学院。于是有了本文开始那一幕。父亲的生死观在他的遗稿“我的自传”(写于1985年6月)一文结束语中再次得到印证：“人想作点工作，首先得有坚强的事业心，且热爱这个事业，并有为之献身精神。如我在杭州开会，在大同开会，会上讲话时头昏眼花，汗直流，量血压都在200 mm以上, 很可能在讲台上倒下去。人总有一死, 有重于泰山, 有轻于鸿毛，为事业而死, 不是比泰山还重吗！如果一个人死了，其他开会的同志一定会拿起接力棒奋勇前进，那么对死者来说，他已经鞠躬尽瘁，死得其所，不是虽死犹生吗!”。他对如何离开人世是早有精神准备。在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1986年9月8日）上的挽联“一代师表离世留文光照人间，师生共泣虽死犹生名垂千古”就是对他一生的最好评价和概括。 所幸的是，2005年10 月学校在美丽的校园为他立了铜像，就是对他这种崇高精神境界的充分肯定和弘扬。塑像落成那天，天若有情，下起了大雨。洗刷了他一生受过的磨难和冤屈。使他老人家仍然能够与他所钟爱的事业和我们大家天天在一起，不就是实现了他生前“虽死犹生”宿愿吗？ 后记：本文承蒙文焕家兄提供部分素材和修改意见，谨此致谢。 2007年3月写于美国芝加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