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面谈到中国现代的知识界颇有一些人士，对民族主义充满恶意，动不动就把这个东西，等同于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和反世界主义。好像俺们中国人，就要用民族主义去征服世界。可是历史的事实是，反而是俺们中国倒是民族主义比较淡薄，是被人家侵略和掳掠的对象，而没有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们，则充当了外部势力的代言人，从事着古代的买办的角色。倒是那些整天炮制中国威胁论的国家，反而是世界历史上，打家劫舍、殖民灭族的货色。
这种无民族意识的买办身份，在历史上因为中国文明的先进性，和以文明为取舍，而不以种族血统为取舍的认知，经历了早期的耻辱和屠杀之后，无论如何，最后还是达到了以汉文化为主体、以其他民族文化为补充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因此在价值体系上，仍然可以得到自圆其说的效果。
可是这种自己意淫出来的文化体系的通润圆滑，到了数千年历史的大变局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就变成了摧毁性的震撼效应。那就是和当年北方游牧蛮族的金戈铁马相比拟的暴力机器，来自西方蛮夷的英国的坚船利炮，一样把中央帝国脆弱的国防系统打得稀里哗啦。但更麻烦的是，中央帝国头一次见到不倾慕中华文明，没有心思要被中华汉化，而且还自己拿出一大堆道道出来，要夷化中国的蛮夷。
而且接受蛮夷教化的屁民们，居然在拜上帝会的领导下，发动了太平天国造反，比历代靠摩尼教和白莲教造反的声势都大得太多，横行大半个中国，差点就把清朝给推翻了。
这个时候的官僚系统和学术界开始思考的问题，大概就是为啥俺们技不如人了。以前在游牧民族铁蹄攻击的时候，倒是没有太多文化上的自卑，而这次连最骁勇的蒙古骑兵，都派上了战场，也不过是给人家洋枪洋炮，多一些靶子而已。
这下子，那可是到了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了。就是在这种军事积弱和文明衰亡的情况下，真正的现代民族主义意识在中国知识阶层里，头一次兴起了。因为在这个几千年未面临的困局之中，那真是连条裤衩都没有了，不靠着最后的这一点民族的信念，那这个民族就非灭亡不可。因此以民族主义的坚强信念，来实现救国反帝的历史任务，就成了中国这一百多年的主要社会脉络。
因此对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的起源，学界一直有争论。一种观点，就是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主义，与现代民族主义毫无关联，只是在西方的武力打击下，中国人才放弃了文化优越感，由长期保持的文化主义，转化为民族主义。因此中国民族主义是西方文明的舶来品。
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解释，主要源于1960年代的美国学者哈里森（James Harrison），后来得到了另一位美国学者莱文森（Joseph Levenson）的发扬光大，而成为了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学说。
这种学说主要是否定了中国人自身作为一个历史民族，企图用前现代和现代划分历史的西方中心论的话语圈子，用西方现代化理论偏见和直线进化历史观来解读中国。这种解读将文化和政治作了一个强硬的切割，将中国文化简单的以前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作为一个分水岭，从而确立现代化即是西方化的霸权语境，为中国人的现代化设立一个文化陷阱。
而这种话语陷阱，则在中国人靠着自己近代兴起的民族主义，实现了民族和国家的救亡图存，又开始走入了当年理想中的富国强兵，开始被西方人用来作为阻碍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利器。
这个利器，就是通过西方学界自身对起源于西方的所谓现代民族主义的反思，认为这个主义是导致西方当年推行全球化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主要根源。因此在反思之中，作为西方人认定和许多被洗脑了的中国学人全盘接受的假设，就是完全因为西方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中国民族主义，自然也是要处于这个反思中的一部分。
因为按照这种推理，中国民族主义因为是西方民族主义的一个拷贝，那么这个民族主义当然就会走入西方曾经走过的老路子，比如说帝国主义扩张啊，到其他大陆，非洲啊去殖民之类。
而这种西方式的民族主义，不光是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源泉，而且俺们西方是靠了自由民主主义才把这个魔鬼给装回了瓶子里面。相对于这种恶魔的民族主义，其实最好的就是普世主义，俺们可以通过普世主义的人权观念，来粉碎民族主义的主权，或者说国权观念，这才是所谓全球化啊，世界大同，同一个世界啊，诸如此类的真正含义。
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作为1840年开始，尤其是在1900年后，成为中国人的主旋律，在今天似乎变成了中国舆论界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其实背后可以摸出这样一条伏线。
那就是中国这几十年里逐渐摸索出来的一条国家发展道路，已经成了某些人心头里的大患，就是如何按照中国自己的文化传承和国情特点，可以实现和西方化完全割裂的现代化，将会为这个世界的未来发展，造成一个大变局。
而这个大变局，对西方来说，也是一个400年未遇到的头疼问题。中国会不会成为西方无法推翻的最后一张骨牌，就要看中国的文化特质，和其衍生出来的民族主义的文化自豪和民族自尊，可不可以被西方颠覆。
中国人要做的也很简单，就是如何可以不陷入文化自卑和民族虚无的情结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