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黑同事是个实诚人，来自尼日利亚(非洲中西部国家)。这个国家来美国的人还不算少，我在不同城市，不同的工作单位都见到过。根据我的印象，尼日利亚的黑人兄弟皮肤特别黑，有很多人的姓都是以A开头。我的这个老黑同事就姓A，名也是以A开头，所以他的姓名缩写就是AA。如果按姓氏笔画排列，无论是按姓还是按名，他总能排在前头。
老A同学英语口音相当重，重到经常有病人听不懂。不过也许是口音太难听病人故意装听不懂。我们的病人，有时候比较挑剔，不可以常理论之。老萨做了他一年的导师，其中一项成果就是改进他的口音。老A同学弄了写学发音的CD自己没事儿时候在家里练嘴，另外就是注意说话放慢速度。你还别说，几个月下来，我们都觉得老A的英语有点儿象英语，容易听懂多了。
对老A真正开始了解是有一次到主治医家Party，老A看到人家收藏的老式马灯，就感慨起来。原来，老A是农村苦孩子出身。他们那里穷啊，家里都没有电灯。煤油也觉得很贵，所以必须限量使用，一盏马灯在晚上只点一个小时。家里几个孩子一起围着马灯做作业，如果手太慢做不完就吹灯做不成了。吹灯后大家抹黑爬到床上睡觉。马灯有个象圆筒一样的玻璃罩，会被油烟熏黑，所以几个孩子每天轮流擦这个玻璃罩。玻璃罩有点儿滑，如果不小心没拿住会摔在地上。摔破了怎么半？用白纸把摔破的那一面粘上呗。谁摔破的，谁晚上做作业时就坐在糊着纸的那一面，光线就更差了。听了老A的故事，我才真切体会到老毛说的“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小时候基本没有用过煤油灯。我父亲提到过他当年读书时多么用功，低头看书太专心了头发被煤油灯点着。看来自尼日利亚比我们国家落后二三十年。
老A显然是他们家里最聪明的孩子，他的兄弟姐妹们都没有上大学，老A却上完大学有上了医学院。老A医学院毕业后在尼日利亚做了两年精神科医生。他们那里精神科的药物品种少，还很古老，所以他们的精神病人吃药后不少都流着哈喇子，整天睡觉。他们的住院医代代相传有一个绝招，就是夜里收新病人如果搞不清病人是躁狂症还是精神症就给病人安一个Schizoaffective Disorder的诊断。第二天早晨主治医查房如果说是躁狂症，住院医就说，你看，我说是Affective Disorder情感病症吧。如果主治医说是Schizophrenia，住院医就说，你看，我说是Schizophrenia精神分裂症吧。这种投机取巧的手段，也只能算是没办法的办法。那么落后国家医院里的住院医，你还能怎么要求呢。
老A同学很喜欢看书，他在我们这拨人里，考试成绩最好。当主治医问到书本知识时，也经常是老A能回答出来。有一次，来了一个人给我们做讲座，问我们谁看过Eugene Bleuler的书，我们都没有看过，只有这个老A同学看过，而且居然是从头看到尾，Cover to cover。真知道这个家伙哪来的那么多时间，也许是把我逛论坛写博客的时间都拿来看书了吧。
最有趣的是，老A同学所在的尼日利亚国的很多文化习惯，包括对婚姻家庭的观点，居然跟我们中国的很相近，所以在我们这帮住院医里我跟他最谈得来。不象以前写过的波多黎各姑娘小安，虽然肉乎乎慢吞吞地很可爱，但是很多观点和习俗我都很难认同。老A说，他们国家允许娶多个妻子。但是，他决定遵从现在居住的美国的习惯，只要一个老婆。他说，我爱我的老婆，我不想再娶其他的老婆。另一方面，老A的大男子主义比较重，而且他立志要把他的两个男孩也培养成男子汉。老A使劲鼓励他们打篮球，但是反对跳舞，画画之类比较女性化或比较艺术性的活动。
从老A身上好象能看到中国二三十年前一些文化习惯和观点的影子，这让我既觉得很亲切，又多少觉得有点儿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