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轱辘话话红楼(四十六) 又一个古本真假的公案

一直以为自己努力在写，不管好坏，也是一篇接着一篇，可老飘还说车轱辘转得太慢。切，他以为谁都像他似的才高八斗、文思如泉呢！

今天轱辘轱辘有关真假的争论。说这个事之前，要先介绍几个红学名词，算是普及红学知识。

清朝末年，上海有正书局，石刻刊印了一部新版的，和当时流传的一百二十回本不同，是八十回本，分上下册出版，成为当代红学的起始。红学家称这个版本为，它的价值在于书前有乾隆晚年进士戚蓼生的序言；书中有不见于通行版本的批语；以及只有前80回的独具形式。所以出版商把它定名为“国初秘本原本”，就是古旧钞本的意思。

后来，胡适发现了只有十六回的手抄残本，书名是，因第一回正文中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十五个字，指明了所据底本年代，被胡适定名为甲戌本。这是红学研究的突破性发现：它暴露了脂砚斋作为批书者的重要身份；它含有大量从未面世的批语，揭示了作者和写作过程的很多隐秘；它显示了古旧抄本的真实面目。所以自胡适以后的所有红学家，将视为珍宝。后来几十年，又陆续发现了更为完整的其它脂砚斋评本，分别定名为等，到目前为止，共发现十一种。

因为脂砚斋评本与有很多共同的批语，而人们早先并不知道这些批语的来源。通过脂评本，人们得知这些评语来自脂砚斋评本，因此也应隶属于脂砚斋评本系统。反过来，由于清晰的来源和出版背景，又反证了诸多脂砚斋抄本的真实性，一个完整的脂砚斋系统就建立起来了。在这个系统中，包含着一套在前苏联发现的抄本，因该抄本藏于列宁格勒，就被称为。

上世纪九十年代，欧阳建在对诸多抄本和刊本打假时，主要矛头对准的是抄本中价值最高的和，对其余本子一带而过。他认为，书商为了某种目的，造假出和；其它本子，又是根据这两本再造的。先不说这个结论是多么的武断和牵强；就算他有足够的根据，能否定掉从1927年后发现的全部古旧版本，他还面临着一个无法解释的困境：60年代初在列宁格勒发现的旧本()，据考证是1830年随教会访问团访华后带回俄国的。

红学家多年研究判定，这个列藏本无疑是属于脂砚斋评本系统，和国内其它十一本，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那么，问题就出现了：1927年后，为了支持胡适的“是曹家故事的‘自传说’”而兴起的造假活动，无论如何是造不出1830年就被带到国外的本子上的。对欧阳建和他的反脂砚斋同事们，对自己的造假新理论，只有两个出路：一是承认自己错了，脂砚斋和脂砚斋评本确实存在；另一个是，和其它十一个脂本一样，也是伪造品。围绕在周围的真伪之争，关键的意义，就在于此。

争论的重点是：据发现者说，在上，有一个叫“库尔梁德采夫”的钢笔签名。而这个“库尔梁德采夫”，是道光年间的人，参加过教会在中国传教的活动。这原本是板上钉钉的考证，在欧阳建之前，红学家坚信这本于道光年间传入俄国的抄本，虽然不像那么悠久宝贵，但也是属于脂砚斋评本系统的。欧阳建却说，在80年代影印出版时，发现者在序言中不再提及俄文签名之事，说明当年有假，的年代是不清楚的。殴阳建没有目击过，只是根据别人的文章去猜测，去理论，去否定，是犯了考证学的大忌。可奇怪的是目击过的冯其庸先生，在有关他去列宁格勒检阅和俄方专家交流的文章里，对有无“库尔梁德采夫”签名这个关键，却是语焉不详。既不说自己亲眼看到有，也不说没有；却大谈怎样帮助俄国专家修改序言的中文译稿。而这个译稿又因为太长，被出版社的编辑在出版时压缩了。言外之意，签名的往事，就给压缩掉了。

不管你信不信，这就是红学大家们争论时的表现。要不然，红学研究怎么会越研究越没头绪呢？一方是发难，要“全面清点”，尽管是刚接手红楼；另一方是强辩，绝不肯承认过去研究的疏漏，越抹越黑。其实在我看来，就是承认自己大意，没留意签名这个关键，也不会使他失去红学大家的成绩和威望(80年代前，很少有人怀疑的真假，所以没有留意签名，也是情有可原的)。再说了，就算没有签名，也无法证明就是1927年后的作伪。建立红学大厦，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能一蹶而就，也不会一锤子就彻底打翻。说“全面清理”和建立“完全系统”是炒作；但抱着“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态度做红学，红学也无前途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