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 (1) ZT

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


一、一个在中国被忽视的课题：“文革”的世界性影响

“文革”是一个世界范围内具历史意义的事件。对这一判断，无论时光怎样流逝，无论是对“文革”抱持何种态度，大概都不会有争议。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是想藉此向全世界输出毛主义意识形态，“发动世界革命”，“打倒帝修反”。在毛主义者那里，这个目的并非一厢情愿的臆想，而是建立在“世界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这一判断之上。因此，对“文革”的深入理解必须联系中共对当时“世界革命”形势的判断。


二、对“世界革命高潮”的判断和“输出文革”的国际战略

从中共建政开始，向世界各国介绍毛主义和中共革命的模式直至输出革命，一直是中共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中共也致力于建立和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和经贸关系，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此特别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但到了60年代中期，中共作出了“世界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判断，于是用输出毛主义来推动世界革命高潮，就成为中共对外工作的主要任务。1965年8月，以国防部长林彪的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就是中共对这一形势判断的公开表述。
该文强调，在坚持共产党的革命领导权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的革命具有阶段性，即先实现“民族民主革命”再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文章说：“从全世界范围看问题，如果说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那么，亚洲、非洲、 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北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由于种种原因被暂时拖延下去，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运动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整个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共产主义责任。”在谈到“输出革命”时，该文指出：“革命的‘条件’不能输出”，“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是不能输入的。但是，这并不排除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相互同情和支援。我们对各国革命人民的支援，正是有助于他们自力更生地进行斗争。”概言之，这篇文章有三个要点：一，世界革命形势已经成熟；二，亚非拉是发动革命的地区，是包围西方“城市”世界的“农村”；三，中国理所当然地承担“输出革命”之大任。

该文的基本观点很快成为中共“输出革命”的路线方针。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肯定了此文的观点，并指出当前的国际形势“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庆祝国际劳动节的社论标题就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该社论声称：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如同马克思创造科学社会主义、列宁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影响着世界的前途和命运”，“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以及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在给整个旧世界以摧毁性打击”，美帝苏修和“一切害人虫”被“彻底埋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正是在这一形势判断下，中共调整了对外策略。
这一调整体现了毛泽东本人的主张。早在1963年到1965年，毛泽东就对一些访华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谈到，中共内部在国际问题方针上存在着“三和一少”路线（对帝、修、反和气一点，对世界革命少援助一点），这“三和一少”与国内政策上的“三自一包”相关联，和“苏联修正主义”的“三和两全”相呼应；而毛泽东则主张“三斗一多” (对帝、修、反要斗争，对世界革命多援助一点)。“文革”开始后，中共中央公开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指控此前17年刘邓执行的是“三降一灭”路线（向帝、修、反投降，扑灭世界人民革命）。于是，外交部的工作遭到否定，所有驻外使节都必须回国参加“文革”运动，接受批判，国与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往来被迫中断，连主持党与党关系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也受到冲击。当时中共为了全力推动“输出革命”，不惜牺牲国与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关系。

其实，“文革”前为了输出革命和支持外国共产党，中共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尤其在东南亚和非洲，中共的努力效果比较彰显，而刘邓为主导的党内“务实派”始终积极参与这些活动。例如，据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回忆，1961年马共决定放弃武装斗争，换取合法政党身份，加入国内和平进程；于是马共领导人被召进北京，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亲自与他们会谈，要求他们坚持武装斗争的革命路线。邓小平说服他们的主要理由就是，东南亚以越南战场为中心的革命形势将要发生重大变化，“革命高潮”就要到来，马来亚共产党必须配合这个高潮，中共将倾全力支持他们。正是在中共的支持和推动下，马来西亚共产党重新投入武装斗争，而陈平被认为对武装斗争的信心不足，于是留滞北京，由长期在中国受教育的其他马共领导人回国领导武装斗争。此后马共的武装斗争一直艰苦地坚持到1989年才终止，而被迫中止的主要原因是中共不再支持。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980年邓小平再次召见陈平，要求马共配合中共实施国际关系上的“战略转移”，放弃武装斗争[1]。马共的事例说明，“文革”前在中共高层，刘邓为首的“务实派”对“世界革命”不但充分支持，而且同样认为“世界革命”形势“正在高涨”。
为推动世界革命高潮而全力输出“文革”意识形态这条总路线确定后，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宣传方针，打破了宣传界限，甚至取消了外交业务和宣传工作之间的分工。1966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革”作为驻外使领馆的主要任务──和很多“文革”时期的重要文件不同，中共中央这份“批准”的具体内容至今未见公开。为了贯彻这一精神，□□部随即“批准”向海外出口毛泽东语录。根据新华社统计，从1966年10月下发两个“批准”到1967年11月，共有25种外文版毛着计460万册发行到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新华社说这一宣传攻势“将使毛泽东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从而唤起世界广大劳动群众，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旧世界发动声势凌厉的总攻击，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2]

从1966年10月开始，中国的外事工作贯彻宣传毛主义和“文革”这一“主要任务”，一直延续到1969年。其形式五花八门，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在外事活动中向外宾和驻在国官员作口头宣传外，还由驻外使领馆的工作人员、记者、留学生、专家、国际列车员、海员等，在所在国散发毛泽东著作、语录、像章、“文革”文件、图片，并在使领馆、宿舍区和援建工地等地树立“文革”标语牌和毛泽东画像、展出“文革”资料、放映宣传电影，连外销商品和援外物资的包装上都印制了毛泽东语录和毛画像。中共在很多邻国有华侨组织、友协和侨校，这些组织也从使领馆接受指示，传播毛主义和“文革”资料，甚至建立海外“红卫兵”组织。中共使领馆还负责筛选亲毛派人士和青年学生，送他们到中国“朝圣”或培训，这些人回国后或是肩负为“文革”作宣传的任务，或是被发展成“革命者”。

三、 中共与亚非拉暴力斗争的关系


1. 中国支持在东南亚国家发动武装革命

中共当时以支持武装斗争的方式输出革命的对象国遍及亚非拉，尤以东南亚为最。由于东南亚邻近中国，这个地区的多数共产党组织在中苏分裂中支持中共，又有越南、老挝，后来再加上柬埔寨作为公开的反美战场，所以被中共视为世界革命的爆发点。

前文所述中共对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支持就是一例。据陈平回忆，由于中马两国没有共同边界，中共在60年代至70年代间对马共的支持主要采用金钱援助，让马共在泰国南部的黑市军火商那里购买军火。此外，为了配合武装斗争，中共还在湖南设立了马共的秘密电台“马来亚革命之声”，用华语以及一些中国南方方言(对象是华侨)、马来语、泰米尔语和英语广播。

印度尼西亚也是当时中共在东南亚输出革命的另一个主要目标国。在当时的国际共运阵营中印尼共产党是亲华反苏派。60年代上半期，印尼共产党利用印尼总统苏加诺的亲共立场，建立统一战线扩大势力，一度声势很大，结果重蹈中共1927年的覆辙，遭到右翼军事力量反击，在1965年被镇压。据杨奎松的研究，毛泽东本来对印尼共产党迟迟不愿开展武装斗争不满，当印尼党被镇压，数十万党员和左派分子被杀害后，毛泽东反而很高兴，因为从他的“辨证观点”来看这是件好事，这样一来，印尼共产党只好“上山”搞武装斗争了。“所以他在内部明确讲：不要认为印尼革命搞坏了”。此后毛“甚至不顾脆弱的外交关系，积极支持泰国、马来西亚、缅甸等国的共产党建立起武装来了。”[3]

印尼共产党转向武装斗争后，在1966年8月发表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声明，从内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该声明几乎照搬林彪文章，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列并列，提出党的“三面旗帜”，把中共的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作为印尼革命的道路。该文还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三和”路线，把前一时期革命的失败归咎于受苏联路线的影响。1970年5月22日，中共中央电贺印共成立50周年，说印尼革命在1965年受到的挫折完全证明了苏修和平过渡与议会道路的破产，印尼共产党“坚定不移地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一定能够夺得最后胜利”。

尽管“文革”前泰国和缅甸都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两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也十分良好，但中共在“文革”期间仍然把这两个国家视为“输出革命”的重要目标国。根据杨奎松的研究，“文革”期间毛泽东多次要求老挝共产党帮助泰国搞武装斗争，最好在泰国境内建立“解放区”，声称“一定要打到泰国去”。毛还对泰国共产党人说，如果泰国革命发展起来了，就能把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亚连起来。中国政府曾与缅甸政府达成政府间协定，承诺中国不公开支持缅共，缅共在华机构和领导人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但这些约束在“文革”中都被打破，缅共领导人不但在中国公开露面，而且还在中共党报党刊上发表文章鼓动缅甸革命。毛泽东亲自批准留在中国已有17年之久的大批缅甸共产党人和少数民族分子回国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为了保护那些在中国受训的缅共人员能安全进入缅甸开展武装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还专门组织了护送部队，深入护送到缅甸境内，直到被护送人员抵达安全地点。有时这些中共护送部队还直接与缅甸政府军发生战斗。

中共当时一个重要的战略考虑是，利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和东南亚民族的亲缘关系，将东南亚国家的少数民族作为东南亚共产党扩大武装时的兵源。毛泽东曾很明确地告诉老挝共产党和缅甸共产党的领导人：你们可以到中国边境那些与老挝、缅甸民族接近的少数民族中去征兵么！这是他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边境地区可以作为你们的后方么！1970年在和越共总书记黎笋的谈话中，毛泽东提出让老挝共产党到云南的老挝族中去征兵。在座的周恩来和黄永胜说，在西双版纳有老挝族，周恩来还说“我们的壮族跟他们非常相象”，毛泽东说将来老挝决胜的时候，“可以到广西一带招一些壮族人，到云南招一些傣族人”。他还以历史上广西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队伍为例，说这些少数民族都很能打仗。[4]

60年代初在新加坡，中共利用东南亚华裔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大中国情结发展势力，模仿中共的行动方式，建立了统一战线组织“社会主义阵线”。但在决定新加坡是否与马来西亚合并的公民投票中，新加坡共产党人因为属于马来亚共产党，故此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为名，反对新加坡独立，结果失败。后来在1963年的选举中新共又败给了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1965年，新共响应中共的世界革命路线，放弃了合法的议会道路，批判苏联的“三和”路线，发动支持者走上街头游行诉诸暴力，而且参加了马来西亚共产党控制的马来西亚民族解放阵线，制造暴力和恐怖事件，被李光耀政府镇压。值得一提的是，与新加坡共产党斗争而获胜的经验后来成了李光耀政府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重要条件。李光耀说共产党的威胁一直是他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他片刻不敢稍懈。如果不是解决了这个红色威胁，新加坡就会成为另一个动荡不安的东南亚国家。考虑到这个实实在在的历史因素，那些有关新加坡经济奇迹中“儒家伦理”和“东亚文化”所起作用的讨论更象是玄谈。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70年代左翼政治力量的退潮，是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四小龙”获得经济成功的共同历史经验。李光耀一直视中共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共产党的支持为威胁新加坡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族群和谐的心腹大患。1976年他首次访问中国，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求中共承诺放弃对东南亚“输出革命”。1979年李光耀二度访华时，他坚决要求邓小平撤除在湖南的马共电台，以换取东盟国家对红色高棉在联合国地位的支持。邓小平不得不立刻召见马共领袖陈平，限期撤除“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在60年代到70年代，李光耀非常担心中共的“文革”在新加坡青年中产生影响，这一方面缘于“文革”的乌托邦色彩和青年学生的“先锋”作用对年轻人颇具吸引力，另一方面则因新加坡人口中大多是华裔，很多人对北京有“祖国”或“大中华”情结。1971年中国对新加坡开展了”乒乓外交”，邀请新加坡乒乓球队访问，接着新加坡邀请中国球队回访。令李光耀感到震惊的是，在中国和新加坡球队比赛时，球场上竟然有一大群新加坡观众嘲笑自己国家的球队，并高呼赞美毛泽东的口号。李光耀说，他后来“公开严厉”地批评这些幼稚的左翼分子为新加坡的“小毛泽东”。


在菲律宾，中共支持菲律宾共产党毛派领导人何塞8226;马利亚8226;西松（Jose Maria Sison)，此人“文革”早期曾在中国受过至少3个月的训练，被其追随者称为“菲律宾的毛泽东”。在毛主义的影响下，西松把菲律宾共产党内的激进派纠集起来另立山头，激进派当中很多成员来自左派大本营菲律宾大学。西松于1969年建立了菲律宾“新人民军”（后改称“民族解放军”），发起武装斗争，争取到中共的支持。为了介绍毛主义并使毛主义和菲律宾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西松撰写了《为民族民主革命而斗争》、《菲律宾社会与革命》、《菲律宾人民战争的特点》等著作。在1969年3月发表的《纠正错误和重建党》中，西松宣称“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民族解放军已经清除了以拉瓦和塔鲁卡为代表的以及其他现代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左’、‘右’倾错误”。中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是菲律宾民族解放军的纪律。

1971年，为了迎接菲律宾的“革命高潮”，西松制定了“中国路线”，派党内第二号领导人里卡多8226;马来率领一个14人的代表团连同其家属一起到中国受训──这是当时派遣去中国受训的通常做法，因为受训者往往要在中国停留很长时间。这个代表团的具体任务是：“一、在中国代表菲律宾共产党；二、确保从中国获取物质援助；三、和其他共产党在中国的代表建立联系；四、领导在华受训的菲律宾共产党员；五、作为菲律宾革命在中国的人力资源；六、建立图书馆和档案库；七、在‘世界革命的中心’作为一个组成部分而展开活动”。[6] 卡多8226;马来在中国一直住到1981年。当邓小平不再支持东南亚革命，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解除军管后，卡多8226;马来离开中国去了荷兰，8年后再回到菲律宾，担任《马尼拉纪事报》的编辑。他在采访中说，中共当时除了提供军火，还教他们如何使用针灸和草药，如何在海上航行这些游击战所需要的知识。他表示，自己当时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和菲律宾革命之间有重大差别，不能照搬毛主义模式。

2. 中共对南亚国家暴力革命的影响

印度在1969年至1970年间曾出现过“那夏里特（Naxalite，源于地名Naxalbari）运动”，这是印度共产党在农村发动的暴力革命。和很多国家的共产党一样，印共也在60年代中期发生亲苏派和亲华派的分裂，亲华派走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的路线，以查鲁8226;马祖达（Charu Mazumdar）为首，称“印共（马列）”。马祖达是毛主义的忠实信徒，他称颂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世界范围全面胜利时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凡熟悉中共“文革”语言的读者，不难看出这就是林彪宣称的毛泽东思想“顶峰论”。

马祖达领导的印共（马列）模仿毛泽东在1949年前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把印度定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革命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依靠农民，发动和激化农村阶级斗争。马祖达领导的印度农村革命是中共20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以及后来的土改）和60年代的“文革”暴力相结合的产物。在印度大吉岭地区的那夏巴里（Naxalbari），印共组织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取消债务，烧毁地契、重分土地。“那夏里特运动”的主要战略是残杀乡村精英：地主、借贷者、基层官吏和乡村教师。用马祖达的话来说，“这种肉体消灭扫除的不但是个人，也是个人所代表的阶级敌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威。”在这种杀戮中，那夏里特运动鼓励其成员不用枪支，而是用其他较原始的武器甚至双手去杀死受害者，甚至砍下受害者的双手和头颅，分解肢体。

就象当年中共发动的湖南农民运动一样，这种极端做法在“那夏里特运动”内部也引起了“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疑虑和争论。在“那夏里特运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马祖达宣布：“任何反对这场消灭乡村敌人的战役的人都不和我们站在一起”。与中共如出一辙的是，马祖达用来为暴力辩护的理论是“阶级仇恨”。马祖达说，“当用阶级敌人的血来书写口号，把阶级敌人的头挂在他的屋顶上的时候，这就是人民的阶级仇恨的表达。游击队员对敌人是如此仇深似海，以至于不但把他们的头砍下来，而且从他们的屋顶上踢下去。”马祖达甚至还宣布说：“一个双手没有沾满阶级敌人鲜血的人不能被称为是一个共产主义者。”[7] 值得一提的是，马祖达本人和“那夏里特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都不是穷苦人出身，而全都来自印度种性制度里的最高阶层婆罗门。

。《人民日报》1967年7月发表社论，欢呼“那夏里特运动”是“印度的惊雷”。这篇社论很快就被“那夏里特运动”翻译成本国文字，成为重要的学习文件。

斯里兰卡（1972年以前叫锡兰）是中共长期的友好国家。早在1952年，当中共因介入朝鲜战争而被联合国制裁时，斯里兰卡就和中共签订了长期条约，向中共提供橡胶，从而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满足了中共的战争需要。1957年两国建交后关系一直非常密切。斯里兰卡领导人班达拉奈克和坦桑尼亚的尼雷尔、赞比亚的卡翁达等人一样，也是在西方受教育但民族主义意识十分强烈的领导人。班达拉奈克担任总理后，改变了亲英政策，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对内实行国有化，把外国资本的橡胶园和茶园收归国有，取消英国的军事基地。1959年他遇刺身亡后，其夫人继任总理，并积极参加“不结盟运动”，反对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反对美国在印度洋地区保持军事基地；同时她也反对苏联，谴责苏联入侵捷克。班达拉奈克夫人的所作所为使中共政府将其视为理想的国际统战对象。“文革”前中共千方百计保持和这个印度洋岛国的关系，1961年还应斯里兰卡政府的请求，将中国珍藏的佛牙送去供该国佛教徒瞻仰。佛牙到达之日，斯里兰卡举国上下以最隆重的仪式迎接。

然而，“文革”期间，斯里兰卡却成为毛主义极左派的攻击目标和输出革命的对象。于是中国驻斯里兰卡的外交官通过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来表现自己的革命性。当时斯里兰卡将毛像和毛著列为禁运品，但中共仍然设法偷运。1967年8月，一艘中国船被拦截，搜出一箱毛泽东像章，斯里兰卡向中共提出交涉，中共称这是斯里兰卡政府两年来与国际反华势力勾结的继续。1970年10月中共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邀请了斯政府高级官员，但大使馆门口却挂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大幅标语，又引起斯政府强烈反应。

1971年，受毛泽东思想影响的“斯里兰卡人民阵线”发动反政府暴乱，纠结激进青年打砸抢，攻占一些地方的警察局，并扬言这是呼应中国的“文革”，斯里兰卡无产阶级要坚决推翻资产阶级当权派，打下首都科伦坡，推翻现政权。据当时在科伦坡的中共外交官回忆，“斯里兰卡人民阵线”多次派出代表，前往中共使馆，要求面见大使，并要求中共公开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大使在向国内紧急请示后拒绝了这一要求，同时严令使馆人员不得私下和斯里兰卡的造反派接触。不与反政府武装发生接触不但是驻外大使的权限和责任，更是“外交承认”的题中应有之义，大使向国内报告是可以理解的，但还要向国内“请示”就耐人寻味了。

1972年，斯里兰卡再度发生名为“格瓦拉叛乱”的左派军事暴动。虽然并无证据表明中共支持这个组织，但中共的“世界革命”立场还是引起了斯里兰卡政府的怀疑。亲华的班达拉奈克夫人的政府受到很大压力，被迫对中共大使馆采取了一系列监视和检查措施，拆封全部邮件，搜查新华社和中国工人的宿舍，连中共援助斯里兰卡重点建设项目的物资也在搜查之列，很多中共外交官甚至担心使馆会被关闭。为了保住和斯里兰卡的关系，周恩来被迫接见斯里兰卡大使，不但没敢就斯政府的监控措施提出抗议，反而说班夫人很聪明，反复检查，查不出中共有任何牵连，“不就把右派的嘴封住了吗？”周恩来甚至还说，中国正在清查“五8226;一六分子”，如果斯里兰卡政府在搜查中国驻斯机构时发现有这类人物，“请坦率地告诉我们，帮我们清理阶级队伍”。[8] 周的用意固然是要显示中共的清白，但使用的方式和语言实令人匪夷所思。

3. 对拉丁美洲国家输出毛式“革命”
在拉丁美洲，毛派共产党人60年代中期在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智利、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都建立了组织，主要成员来自青年和学生。在中国支持下，1967年拉美毛派共产党建立了两个游击队，一个是“哥伦比亚人民解放军”，该游击队还有一个模仿“红色娘子军”建立的“玛利亚娘子军连”，另一个是玻利维亚的毛派游击队。委内瑞拉的一些共产党人也在同一时期展开了武装暴力斗争。秘鲁共产党的左派头目古兹曼于1967年到1968年间在北京受训，除了学习爆炸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领会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精神变物质”、“有了正确的路线，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等毛思想精髓。玻利维亚毛派共产党60年代中期的纲领和印尼共产党同一时期的文献一样，体现了林彪文章的影响：“1、在人民战争中坚持政治挂帅；2、人民战争是群众争取解放的武装的政治斗争，为达到这个目的，在群众中尤其是工人农民中坚持政治工作是和武装斗争分不开的，政治工作必须和武装斗争相始终；3、人民战争要经过如下阶段：A.和农民暴动相联系的游击战；B.运动战；C.阵地战，或者以农村为依托夺取城市。”[9]

中共的“革命阶段论”和“统一战线理论”也充分体现在这些政党或组织的路线中。它们强调在现阶段，拉美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封建和民主革命，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分期分批地确定主要敌人，孤立或者中立其它敌对势力。当时在拉美革命中，中共面临“格瓦拉──卡斯特罗主义”的挑战。毛派共产党模仿中共的口吻，批判格瓦拉是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不懂得发动农民和解决土地问题，不懂得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更不懂得建立统一战线，落得孤家寡人的下场。智利共产党在文件中这样总结毛派的“人民战争”路线和“格瓦拉──卡斯特罗主义”的“游击路线”之间的区别：“人民战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游击战’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中国大陆最近披露的材料说明，在墨西哥直到1972年还有受中共支持的反政府游击队在活动。1972年墨西哥左翼力量上台，总统埃切维里亚决定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但就在中国大使熊向晖赴任前一周，墨西哥宣布逮捕了一批“在中国受过训练的游击队”，此消息经报刊披露后给亲华的埃切维里亚政府造成极大的困扰。埃切维里亚在接受国书的仪式上不得不异乎寻常地向中国大使熊向晖提出中共支持游击队的问题。中共资深拉美外交官黄志良在回忆此事时，不但不否认这些游击队受中共支持，反而坦陈“这是中国‘文革’混乱时期极左路线留下的恶果”。和墨西哥建交是中共70年代初调整外交路线时在拉美取得的一大胜利。为了巩固和墨西哥的关系，周恩来迅速邀请埃切维里亚访华，给予极其隆重的接待，借此向墨西哥舆论表明中共无意支持反政府游击队。不但如此，毛泽东在和埃切维里亚谈话时还用开玩笑的口吻冲淡严肃话题，要埃切维里亚提防熊向晖（熊是情报官出身）在他的国家“捣乱”、“搞颠覆”。当时，拉美国家对中共“颠覆”普遍表示担心。1974年，拉美另一个大国委内瑞拉和北京建交，据黄志良回忆，委政府宣布建交后却不向北京派出大使，也不接受中共大使，观察了一年多，确信北京没有“颠覆阴谋”后，两国才互派大使。[10]

4. 为在非洲发动毛式革命而努力

在非洲，中共的“输出革命”先是和非洲独立运动相关联，然后是和独立后由谁掌权以及选择何种发展道路相关联。据Ian Greig的《共产主义在非洲的挑战》一书介绍，中国对非洲的支持可能早于苏联。早在1961年，就有6个喀麦隆人被捕，交代了在北京接受为期10周军事训练的情况。除了军事技术，这些非洲人还学习了中共革命的经验，“训练的第二个阶段集中在‘中国革命斗争’、‘人民战争’、‘民主革命’，以及如何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这6个非洲人在1959年就被派回法属非洲展开武装斗争。据西方媒体报导，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从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喀麦隆和刚果来的非洲革命青年在哈尔滨、南京和其它中国城市接受训练。“罗得西亚津巴布韦民族联盟”的一个成员介绍他在上海接受为期一年训练的情况时说，当时除了军训，主要是政治学习，如何发动乡村群众和展开以人民战争为目的的游击战。

一个阿曼游击队员介绍了他1968年在中国接受训练的详细情形：经过组织安排先到巴基斯坦，然后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达上海，再转到北京。在参观了中国的一些样板学校和公社之后，他被送进训练营接受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政治学习中中共教员认为，在非洲传播毛主义的一大障碍是伊斯兰教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学习中强调要批判伊斯兰教。中共为他们准备的教科书规定，在回答“同志们，什么是《可兰经》？谁是先知？”这个问题时，标准答案是“《可兰经》、先知和伊斯兰教的其它表现形式都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英帝国主义的发明”。在课程表上，毛泽东著作的课程是最重要的，受训人员必须背诵很多毛语录，有关纪律及如何对待乡村群众的内容，听上去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相似。这些非洲人也实地参观了“文革”中的中国。例如，当他们参观一所学校时，教师提出“对黑帮分子怎么办？”的问题，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说“杀杀杀”。陪同人员告诉这些非洲人：“黑帮”是那些没有教育好的、自以为有知识胆敢看不起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和教师。在最后结束训练时，每个受训的安曼人都得到一本阿拉伯语的毛泽东著作。[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