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里的游戏（八） 小人书、大人书

作家王安忆在《寻找上海》一书中，对以前上海弄堂口的小人书摊有过很精彩的描述，包括看书摊的老头特有的脸相，有兴趣的人应该找来看看。

很遗憾，在我长大的那条弄堂口，只有传呼电话间，没有小人书摊。好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要经过一个书报亭，那便是我驻足的地方。开书报亭的也是一个老者，但全然没有王安忆所描写那种凶凶的脸相，大人们都叫他 “老余”，我们背地里叫他 “老余头”。老余头很和善，见了大人客客气气的，见到我们小孩子也总是笑眯眯的，尽管我们几个没少给他添乱。老余头的小书亭其实就是一个大木头箱子，比人高两尺多，六尺来宽，卸了门板，正面的柜台前有一级踏脚，可并排站四个大人或五六个孩子。老余头自己从边门进去，坐在柜台后面，递书收帐。因为靠近热闹的徐家汇地段，小书亭的生意一直相当不错。柜台上摆着当天的报纸和各种期刊杂志，书籍都插在后墙板上，小人书大概占了右边的四分之一。

在我的记忆里，刚开始光顾老余头的小书亭时，我们几个要在踏脚上用手扒着柜台，踮起脚尖才能看到后面的小人书，挺累的。这时老余头就会递过来一本已经被翻得卷了边的小人书，让我们到边上去看，别占着他的柜台。于是我们两三个孩子站到一边，把脑袋凑到一起，去看那本已经看了好几遍的小人书。一旦发现有新的小人书上架，我们就恳求 “余师傅” 拿一本给我们过过念头。这时老余头就会认真起来：“新书勿好随便翻的，翻坏脱了啥人要？叫爸爸妈妈来买。” “好看乏？” “当然好看喽。” “打勿打？” “打得老结棍的。” 这里的 “打” 是指打仗，若是 “不打” 的小人书，我们基本上是没什么兴趣的，而碰到这种 “打得老结棍的” 小人书，我们回家后一定会要死要活地缠着爸妈去买。

当时我们弄堂里比较要好的三四个同学，家境差不多，所以大家讲好了轮流买小人书，回到弄堂里传着看。我们几个当然先看，然后再给其它的小朋友看，一圈看下来，头和尾是肯定找不到了，小书也差不多快散架了。反正大家都看过不止一遍了，留着也没什么用，就拿来刻花样（详见本系列之六），算是物尽其用了。

看过这么多的小人书，基本上都忘记光了，但是有两本书却时时想起。

一本是我自己做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没想到吧，那年头已经有山寨版了。在正式的版本发行之前，上海《文汇报》用了好几个整版（加页）的篇幅，刊登了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全部的连环画，那份报纸自然成每个男孩子的收藏。而我看完之后，突然心血来潮，决定自己做一本小人书。于是我把它们一张一张地剪下来，用面粉调一些浆糊，然后把剪好的画面一张一张地贴进一本已经不再要看了的旧小人书里。为了防止书页粘在一起，每天只能贴几页，架开了晾过夜，第二天接着贴。贴完了才发现，由于浆糊的收缩，小书已经皱的不成样子了，而且厚度也变成了原来的三倍！不过我还是非常骄傲，一直把它塞在书包里，可以时不时地拿出来炫耀一下。后来有了正版，我的 “山寨版” 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

另一本是《林海雪原》连环画的第一册《奇袭奶头山》，它促使我完成了从小人书到大人书的过渡。当时印象最深的两个人物是 “猴蹬” 栾超家和 “坦克” 刘勋苍。为了攻克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的天险奶头山，攀登能手栾超家在蘑菇老人的指点下，攀上鹰咀岩，然后荡秋千似的“荡”过百尺深渊，攀上了对面的奶头山，架起一条索道，把小分队带到了后山，其紧张和惊险至今想起来手心还会冒汗。大力士刘勋苍活捉许大马棒，将许肥大的身躯高高举过头顶的画面也有很强的视觉效果，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我曾经把它描下来，刻成花样，在同学中传印。

《林海雪原》连环画一套共六册，看完了如此精彩的第一册，我到处找人借后面的五册，但始终也没有找到，寝食不安。妈妈看我丢了魂灵头，问清了缘由，建议说：“你已经五年级了，可以读读大人书了。我想办法给你借一本《林海雪原》的小说吧。”  什么？大人书？没有图画？好几百页？不但我自己怀疑，妈妈也不晓得我是不是会有这个耐心读下去。过了十来天，妈妈真的借来了一本厚厚的《林海雪原》，对着我反复叮嘱：只能在家里看，不许带出家门，也不要到学校里去讲。

我拿过来一翻，里面居然有插图！于是我先把仅有的几幅插图反复看了好几遍，这才定下心来，打开了第一页。这一页，不知不觉地翻走了幼稚；这一页，悄然无息地翻来了成熟。

我一头扎进了《林海雪原》，跟着 203 首长少剑波的剿匪小分队，从奶头山转悠到夹皮沟，替栾超家捏一把汗，为杨子荣睡不着觉；再从河神庙转悠到四方台，给孙达得加一把油，向刘勋苍喝一声采。弄堂里的小朋友叫我去打菱角或是斗鸡（详见本系列之三），以前我是每叫必应，现在变成了十叫九应，渐渐地又变成了八应，七应……。连我最要好的朋友，也从斗鸡的偷营专家 “小猢狲”，慢慢地变成了书蠹头 “四眼”。四眼的妈妈在图书馆工作，所以他从小就有看不完的书，早早地把眼睛看坏了，是我们班上第一个带眼镜的。一走出《林海雪原》，我就缠上了四眼，问他借小说书看。开始的时候仍然只要看 “打” 的小说，象《敌后武工队》，《激战无名川》。一听说《虹南作战史》，赶紧借来，翻了两页，发现不对劲，是讲土改的，马上还给了四眼。另一本叫《连心锁》，书名好像不怎么地，一听说是写骑兵打仗的，立马借了过来。很快，中国的当代小说不过瘾了，于是开始看苏联小说，还是要 “打” 的，《铁流》、《夏伯阳》、《青年近卫军》。其中印象较深的是《小儿子的街》，写街上一群顽皮透顶的小男孩，在卫国战争中长大，成为反法西斯的青年英雄。后来又赶上评《水浒》批宋江，乘机看了中国的古典小说《西游记》、《水浒》和《三国演义》，都是 “打” 的，“不打” 的《红楼梦》是考上大学以后的事了。

从 “打” 到 “不打” 的过渡是浩然的著名小说《艳阳天》。就麦收前后这几天的功夫，竟让他颠来倒去地写了这么厚厚的一大本，觉得很了不起。为了弄个明白，我第一次有意识地从小说的情节中脱出来，开始注意浩然的写作技巧，恍然进入了一个新天地：哦，原来故事还可以这样写。相比之下，浩然的《金光大道》就差了很多。《艳阳天》之后，我不再一本接一本地读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了，而是喜欢上了短篇小说。一方面是因为那段时间，短篇小说更及时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化，象卢新华的《伤痕》，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刘心武的《班主任》和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另一方面是因为要考大学了，功课越来越忙，没完没了的模拟考试，实在没那么多时间读 “大部头” 了，到最后连看短篇小说也成了偶尔的调剂。

我一直以为忙完了高考后会又有时间的，谁知这一忙，竟是几十年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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