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货币流动看中国经济的软肋
谁不能感受全球化的魅力，请到中国沿海地区走一圈。许多人这样讲。
谁不能理解全球化的残酷，请到中国内陆和农村走一圈。
沿海地区那些摩天大楼同中国内陆和农村30多年失修的农田设施之间，有一条无形的线。富裕和贫困、繁荣和凋敝是全球化创造的一对双生子。
许多人不能接受出口导向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看法。他们首先会指出中国沿海地区和经济特区出现的那些高速增长的奇迹。这些朋友会质问，那些成功例子难道不是全球化推动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真理似乎在这些朋友一边。
笔者对这个问题也曾经非常疑惑。后来走遍天下，了解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特区才发现，疑惑来源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性，来自于非*主义的思想方法，来自于忘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告诫。调查研究，可不是走马观花转一圈。最反对那种走马观花就下结论的方法。
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解构这个问题。
假定我们在某个地方圈一块地，实施特殊政策。通过出售土地、出售存量资产或私有化等方式来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由于有利可图，大量外资涌入，注入了许多美元。这些美元在变成投资或消费以前必须换成人民币。
问题就在这里。
假如外资投入了100亿美元。我用这100亿美元，按目前的汇率，换回了600多亿元人民币。这是什么含义？假定中国货币发行总量不变，这相当于我从全国其他地方吸走了600多亿元人民币。我的货币增加600多亿元，别的地方就要减少600多亿元；我增加了600多亿元的投资，别的地方就减少了600多亿元的投资。结果，我的经济发展导致了其他地区的投资不足和相对萎缩。
出口创汇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完全一样。我出口创汇100亿美元，存入银行，换回600多亿元人民币。这同样相当于从其他地方吸走600多亿元人民币！
所以，我的经济高增长，是以其他地区的低增长为代价的！
所以，这些外资和出口产业实际上成了推动中国内部货币配置和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成了同内地、内需产业争夺资源的方式，是导致经济二元化和不平衡的一种方式。
以上我们假定，为了遏制通胀，中国货币供应总量不变。
假如我用100亿美元换回600多亿元人民币的同时，央行不“清洗（sternization）”，结果央行增发了600多亿元人民币。这600多亿元的新增人民币会带来通货膨胀。我的货币供给比其他地方增加了600多亿元；其他地区的货币供给量表面上不变，由于购买力下降了，从资源的角度看还是减少了，资源还是从别的地方流向我这里。总之，这个特区或沿海地区吸引的外资越多，出口创汇越多，从内地或内需产业吸走的货币或投资越多，内地发展越慢，内地越贫困。
鼓励出口的战略，实际上就是鼓励这种牺牲内向发展的战略。
所以，如果划一个专区吸引外资，出口创汇，从内地吸走大量的货币和资源，那么这个特区的经济增长一定高于其他地区，其他地区一定相对萎缩。道理就是如此简单。过去笔者没有弄明白这种货币供应的变化，把特区的发展归结于这个特区的体制，这是一种误判。在这种误判的基础上，有人把特区的那一套东西，把小政府、市场经济、全球化、引入外资、出口导向和其他特区体制概括为普遍真理而推广到全国。这必然南辕北辙，当然无效。
30多年来，中国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产业，通过这种方式从内地吸走了多少资金！那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被出口导向吸走这些天文数字一般的资源，就是内地发展相对落后的真正原因。内地发展落后不是不搞全球化的结果，内地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内地投资和内需不足、农村的投资不足、内地的相对落后、不断扩大的贫富悬殊、内地许多弱势群体的贫困，就是这种圈走资源的全球化的后果。假如中国不纠正这种发展战略误区，中国内地和内需的发展会进一步萎缩。
这种全球化或出口导向，还是导致中国出现低技术的数量扩张的重要原因。
全球化将资源从中国广大的内陆地区、从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内需产业里大规模挤出以后，将其大量集中在发挥落后优势的产业上，集中在利用别人技术的产业上。全球化举中国之力，使中国变成别人产业链底部的加工厂。在这种发展道路上，中国如何脱离低技术陷阱？这些资源本来是可以用来建立门类齐全的产业，用来推动新兴产业，用来办教育、办科技的。
全球化浪潮把中国内地或内需的资源卷到沿海，再从沿海卷到美国，换回美元，再把美元卷回美国。今天中国沿海地区的繁荣和奇迹，不是全球化创造的，不是同世界市场接轨的结果，不是市场化、私有化带来的，而是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其他地方投资相对萎缩带来的。全球化卷走了中国的财富，却留给中国一个相对落后的内陆、受到抑制的内需产业和一个巨大的贫困阶层。
这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几乎所有出口导向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也是日本长达几乎20年停滞的根本原因。
这种牺牲内向发展和内需发展的全球化战略，不能带来全中国的繁荣，不能带来中国的崛起。而新自由主义忽视全球化和世界市场对中国资源配置的扭曲，他们认为，全球化、同世界市场接轨、国际资本的介入、市场化、私有化等，是导致沿海地区繁荣的根本原因。他们认为沿海地区的发展是新自由主义“点石成金”的结果，从而得出结论，中国要繁荣必须全球化，必须搞新自由主义。
这是一种符合帝国利益的偏见，是一种利他主义的国际经济学。
出口导向已经完成了阶段性任务，应当淡出。
摘自《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人民大学出版社，黄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