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族英雄蒋介石和日本的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ZT）

中国的民族英雄蒋介石和日本的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ZT）



击毙酒井隆的子弹，仿佛也穿过了冈村宁次的头颅，使他一向阴郁刻板的面孔禁不住地一阵痉挛。

　　1928年5月1日，蒋介石的北伐军开进济南。日军以保护日侨利益为借口，枪杀了北伐军的运输队长，强行解除了北伐军一部7000余人的武装。蒋介石装孙子，命令各师“约束士兵，不准开枪还击”。5月4日，北伐军处死了13名走私鸦片的日本毒贩。日军当即以猛烈的炮火轰炸北伐军阵地和居民稠密地区；晚上一群日军闯入国民党山东省交涉公署，先用刀剜掉负责人蔡公时的耳、鼻、舌、眼，再将他连同17名职员用机枪扫死。后来的一些日子，纷乱的战刀像朔风寒雪在济南城内飞舞，6000余名中国军民卧尸街头。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时任驻济南领事馆武官的酒井隆与时任步兵第六联队长的冈村宁次，都是制造这次惨案的主凶之一。

　　冈村宁次在混沌的回忆中挣扎了片刻，渐渐恢复了平静。酒井隆是酒井隆，冈村宁次是冈村宁次。他把抚额的手展在眼前，上面没有血，只有粘涩的汗液。他不是滋味地嗅了嗅鼻子。

　　他派人从战犯拘留所取回酒井隆的遗物。晚上，他在联络班的一间空房里设置了灵堂，领着联络班的全体人员在酒井隆的灵位前守夜，忽明忽昧的烛火像一阵阴风，送走了远行的厉鬼。

　　日军投降后，中国派遣军最后一任总司令冈村宁次一下跌到了战俘的境地。延安公布了战犯名单，冈村宁次被列为一号战犯。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也将他同松井石根等人一起列入了战犯名单，要求引渡到东京审判。舆论界不断地掀动风云。冈村以双肘撑着秃脑袋，哀叹逃不脱命运的裁决：“自忖不仅被判为战犯且死刑也在所难免。”

　　然而他不甘心束手待毙，他要制造骗局，在混乱中为自己捞取资本。他十万火急地致电蒋介石：苏蒙军队已进抵张家口，呈向平津挺进态势；华北解放军已由天津西站附近攻入天津，攻势极其猛烈；日军集中炮兵密集轰击，挫败了共军的攻势，使其遗尸400具；此乃共军在苏蒙军队支持下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前奏。冈村称：如果仅是华北共军进攻，他可以按蒋介石的命令坚决抵抗，但如果苏蒙军队参与联合进攻，他的军队只能撤退。冈村宁次的报告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也刺激了麦克阿瑟。在蒋介石的请求下，为了避免平津及渤海港埠落入共军之手，麦克阿瑟断然下令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在天津附近港口登陆。

　　冈村宁次见此招颇灵，进而向蒋介石建议：“中国最大的内患，是共军部队的实力庞大，不可小视。现华中长江与黄河之间尚有30万日军，建议暂不缴械，由我本人率领，在贵军的统一指挥下帮助国军剿灭共军。贵方只需负责供应给养，其它武器、弹药、医务方面概由我们自己解决。”

　　蒋介石以大人物的风度，抖落黑大氅，登上一座小山头，展示了他宏大的眼界：“中日两国应根据我国国父孙文先生之遗志，加强协作，长期共荣。目前看来，实为重要。”冈村宁次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期间，对抗日根据地实施残暴的“三光”政策和层出不穷的野蛮战术，早就受到蒋介石的仰慕。其时正在积极准备打内战的蒋介石心里发虚，他需要冈村宁次的帮助。

　　但国际与国内的风声日紧。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章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横行霸道东洋数十年，其野蛮暴行，中国人民首当其冲。在‘九·一八’以来的侵略战争中，应当惩办的战犯何止千万，而自盟军占领日本三个多月来所捕大小战犯不过三百十八人。这个数目实在微乎其微。并且尚未加以审讯惩办。而更令人愤恨者，至今还有许多重要战犯仍然盘踞要津，继续从事威胁远东和平阴谋活动。如与中国人民不共戴天之仇的冈村宁次现仍安居南京，指挥着武装的日军，维持秩序……”

　　为了把这个大战犯掩藏好，蒋介石拿出他在上海滩上练就的看家本领，施展了障人眼目的幻术。他要在阳光下藏住黑影。

　　冈村宁次于1945年12月至1947年10月，担任“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班长”，名目是处理日俘日侨遣返事宜。

　　在这段时期，冈村宁次不能像过去那样打网球、骑马、打猎、钓鱼了。但照常可以坐禅静养、下棋消闲，喝绍兴酒、散步、洗澡、听留声机。养足了精神就竖起耳朵打探情报，刻意琢磨两件事：一是拉关系巴结蒋介石。他隔三差五地与何应钦、汤恩伯、白崇禧、陈诚们走动，设顿丰宴，送派克笔和咖啡具，对起袖口过小九九，盘算国军怎样才能避免挨共产党的打。二是走门子替战犯鸣不平。今天是徐州战犯拘留所给战犯戴手铐脚镣，十分残酷，因此向国防部提出抗议；明天又说田中久一中将替人受过，枪毙了实在冤屈；再就是说广州军事法庭一次判死刑者达四十人太过分，恳切要求重新审理。矶谷廉介判得蹊跷，斋藤弼州判得荒唐。他有一张马粪纸做的面具，时常拿出来戴在脸上作生气状，这非但不会惹起朋友们的不快，相反会因其戏剧性的合作而使彼此间的纽带显得更有必要。这段时期也有些别的事干，比如联络班的人饮醉酒出门与中国人打架斗殴，伤了对方，要费些口舌调解；也有时生个病，让汤恩伯们拎着甜酒来探慰。蒋介石对他优渥有加。
冈村宁次逍遥自在，他在日记中多次写道：“班内我是最有闲的人，因此能细心收听东京电台广播，并作好记录，隔一天向班员传达一次。”“我为消磨时光，开始自学中国话。”嗜血成性的暴徒品嚼着寡淡的时光也感到无滋无味。

　　到了1947年的10月，联络班的人因无事可做都回国了。冈村宁次一个人支撑着空空荡荡的联络班。其实，不如说联络班在支撑着空空荡荡的冈村宁次。

　　为什么还不审判冈村宁次?民众和舆论界越来越急迫地发出质询与抗议。

　　1948年3月29日深夜，冈村宁次爬上一辆被棚布蒙得严严实实的重型卡车，终于离开了他长居的南京。次日上午到达上海，他头戴大沿礼帽，架着深色墨镜，裹着风衣，一头钻进黄渡路王文成宅邸。在这座深宅大院里，内有日本医生中山高志给他治疗肺结核病，外有穿黑衣的便衣保镖为他提枪警戒。

　　冈村宁次的转移是隐秘的。新闻界像一群追捕逃兽的猎人，他们发现逃兽的足印失踪了。冈村宁次是被解往上海战犯监狱了?是中国政府顶不住国际军事法庭的压力，被遣返回国了?还是藏在一个秘密的洞穴养伤?抑或是肺结核病致使其口吐污血暴亡了?新闻媒介猜测着，把住山林的每一处津道隘口，举着刀叉与火把大声呐喊，要把冈村宁次轰出来。

　　躲在王文成宅院中的困兽竖着惊恐的耳朵挨时度日，又像是在等待着噩运的来临。

　　何应钦派人给他送来了法庭庭长石美瑜的训令副本，上面写道：“冈村宁次病已痊愈，应立即开始审理。”

　　果然，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送来了传票，命令他于7月12日上午10时到庭受审。冈村宁次感到他在疾速下沉，耳边响着嗖嗖的风声。整整一夜，他都在清理纷乱的思绪。虽然心中有谱，但毕竟是人家的俎上之肉，刀口刀背毕竟在一霎那的翻转之间。

　　然而这只是一次走过场的预审。倒是狡猾的冈村宁次利用了这次预审，在法庭上为应该怎样处置自己定了调子。他说：“我的部下犯罪纵属事实，但也仅是下层发生的零星不法行为而已，这与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总司令官无关，不属于共同责任犯罪问题。虽然如此，我仍应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旁听席哗然。

　　一小时后，冈村宁次退庭。庭长石美瑜与施检察官、刘翻译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应否将冈村宁次关进战犯监狱。

　　石美瑜认为，冈村宁次是地地道道的战犯，且健康状况良好，应依法立即将其移往战犯监狱临押。刘翻译官则坚持冈村宁次身患肺结核病，应慈善为怀考虑给予监外治疗，且现在寓所为国防部指定，任何人无权擅自更动。

　　恃才倨傲的石庭长愤怒地拍击着桌面说：“我以法律的名义申明，任何人无权亵渎神圣的法典！”

　　有恃无恐的刘翻译发出一声冷笑：“请庭长先生自重，法律是公理，而不是你的歇斯底里！”

　　气氛达到白热化，施检察官的调解无异于往白炽的金属上泼凉水，使之定型。无奈，石美瑜只好来到何应钦的公馆，以求公允。

　　听了石美瑜的来意，何应钦以平静的语气公断道：“石庭长依法从事，早已仰情。然冈村宁次虽系战犯，但在投降以来再无新罪，而且对我国民政府唯命是从，多献良策。故而对其处置，似以宽容为妥。”

　　石美瑜明白了，此路亦不通。最后法庭与国防部协商的结果，准予申请保释。但法庭请来的京沪医院朱院长经过诊断，拒绝以病由为冈村宁次担保。于是由冈村宁次的辩护律师钱龙生出具担保。

　　一直拖到8月9日，石美瑜提出的“冈村应扣押于战犯监狱，于该处就医”的申请，才得到国防部的批准。在8月14日对冈村宁次又一次预审后，将他送入了上海高镜庙战犯监狱。

　　9月14日的预审更为神速，前后只用了半个小时，除了招来一群记者的追问外，冈村宁次没有受到任何触动。

　　这种沥沥拉拉的难堪局面，老谋深算的蒋介石不会预料不到，他之所以要忍受这种难堪，是因为庇护冈村宁次实在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冈村宁次是侵略中国历史最久，罪恶最大的战犯之一，与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一道，被日军誉为“中国通四杰”。他参与制造过“济南惨案”，“上海事变”，代表日本政府在在塘沽仓库楼上签定过“塘沽协定”，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累累血债。1941年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为了镇压沦陷区人民，他别出心裁地推行“治安肃正”运动，把华北分为日军占领的“治安区”、建立了根据地政权的“非治安区”和双方争夺的“准治安区”，对三种地区采取了不同的残暴政策。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实行连坐法，发展伪政权，加强掠夺物资和奴化人民；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惨无人道地制造“无人区”，把游击区的人民赶进“人圈”，毁掉原来的村庄，割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的联系；对“非治安区”以“扫荡”为主，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河北省丰润县的潘家峪大屠杀中，全村有1035人遇害，其中妇女儿童有658人，幸存者无几；而在阜平县的平阳村持续屠杀了87天，700多人魂断，5000余房屋化为废墟。1941年8月，冈村宁次调动十万日伪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共烧毁民房15万间，抢掠粮食5800多万斤、牲畜一万多头，杀害抗日军民4500余人。
钢刀的白光一闪，一位16少女的头落地有声。兽兵将它放入少女的母亲的怀中。女儿睁大死去的眼睛，看着母亲怎样悲痛欲绝。女儿最后的鲜血在母亲怀中凝固成浆块。

　　一位孕妇被按在棺材里，棺材四周围着20多名赤身裸体的青年妇女，刺刀慢慢地切进孕妇，切进了青年妇女们的知觉。刚成形的胎儿被挖了出来。

　　冈村宁次有一颗长着狼毛的心脏，他是地狱的象征，他走到那里，就把地狱带到那里。

　　比之一般的恶魔，冈村宁次更擅长使用残忍的智慧。在“扫荡”中，他怪招迭出地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异战术，什么“铁壁合围”、“梳篦清剿”、“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等等，尽管在与八路军试阵时连遭败绩，却足以使蒋介石眼花缭乱，自叹弗如，钦敬有加。

　　所以蒋介石要把他当成个宝贝来保护，而为这个宝贝蒋介石也确实费尽了心机。

　　蒋介石的心思被监狱长孙介君兜溲了出来。14日预审结束后，冈村宁次初进监狱，孙介君就带着翻译来套近乎。孙介君说：

　　“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然考虑国内外影响，不得不这样做。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有期也好，结果都一样，请先生安心受审。不过，希望先生在受审时对中国人民所受灾难，要以表示痛心为宜。判决后可根据病情请求保释监外治疗。无论是审理或入狱都只是形式而已。”

　　既然是狼狈为奸的一出戏，那就要配合着演才好。而且还要发旁听券，招待中外记者、外交使团和国内社会名流。敲锣打鼓，鸣金放号，大戏要开演了。

　　8月23日上午，上海吴淞路商会礼堂前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气氛极为冷峻。礼堂内聚着一千多名前来旁听的中外人士和新闻记者，座无虚席，坐在第一排的两名全身戎装的少将高参显得尤为突出。石美瑜感到纳闷，过去在南京审判战犯，国防部从未有人来旁听，此次远在上海，国防部缘何反倒派人来旁听了呢?

　　冈村宁次出庭了。短小精悍的冈村浑身透出矜持和傲慢。这也怪不得他，被告席一侧的那把舒适宽大的扶手椅就证明了他有资格端架子。那把椅子是特为他预备的，好让他在感到累了的时候坐在上面休息。随他而来的还有落合甚九郎等四名作为证人的在押战犯。

　　开庭后，检察官宣读起诉书、质询被告及证人。当进入与律师的辩论阶段，气氛趋于紧张激烈。

　　中午休庭的时候，石美瑜宣布辩论结束，下午宣读判决。法官们按惯例到四川北路海宁路口的凯福饭店进餐。石美瑜与陆超、叶在增、林建鹏、张体坤几位上校法官喜形于色。冈村宁次已被内定判无期徒刑，就要对这个罪大恶极的刽子手绳之以法了。这时饭店招待进来请石美瑜去接电话。石美瑜回来时，脸上变了气候。“刚才接到国防部秦次长的电话，冈村宁次一案暂停审理，听候命令，法庭人员一律不能擅离职守。”饭菜像锯末一样难以下咽。

　　在另一处，冈村宁次与四个证人为丰盛的午餐而大为满意。

　　下午开庭后只得继续辩论。江一平、杨鹏和钱龙生三个律师可谓咄咄逼人。尤其是江一平，他老子还要个老脸，叉开膀子挡他，以免遭万世唾骂。江一平一把将他老子掀到一边，跑到法庭上大放厥词，竟然说冈村宁次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曾为供给农民棉布而打击过奸商。旁听者嗤之以鼻，冈村宁次感激铭心。

　　对冈村宁次战犯案的审理又搁置下来。

　　《申报》披露了审判中断的原由：“由于证据不足，审判可能延期。又因经费不足，须待申请批准后才能重新开庭。”

　　这个理由是疲倦而脆弱的。真正的原因是原定的无期徒刑不符合蒋介石的心情，而改判无罪一是太突然，二是时机未到。孙典狱长向冈村宁次透露：“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将于10月以后结束，故而对先生的公审势必推迟。”预定的8月23日的公审闹出了声势，又不好取消，于是又演了一出过场戏。

　　不多日，由国防部两名少将高参联名具保“准予保外就医”，冈村宁次又出狱住进了邵式军宅邸。

　　11月23日，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终于对甲级战犯作出了最后判决。

　　蒋介石紧接着主持召开了高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防部长、次长、司法部长、军法局长、法庭庭长等人。

　　一种意见认为：自停战以来，冈村宁次有功于民国，应判其无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根据国内外舆论，特别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人的判处，对冈村宁次量刑应当一致，可判其无期徒刑。

　　国防部长何应钦对蒋介石琢磨得最透，他说：“此事应慎重考虑，国内外舆论不得不予以关注，且有国际关系须要借鉴，为此不可立即宣布冈村宁次无罪，可以徐图善策，以待时机。”

　　这正是蒋介石要把握的尺度，他因此首肯道：“敬之言之在理，就这么办吧。”

　　一切均在蒋介石的玩握之中。

　　石美瑜默察于心，感到了自己的渺小与悲哀。

　　石美瑜号可珍，福建闽侯县人，曾因民国二十一年在司法考试中名列榜首而声名雀起，原系江苏高等法院院长朱焕彪的班底之一，任刑事庭推事。战后在承办陈公博、缪斌等汉奸案中，锋芒锐利，刚正执法，出手漂亮利落，广得同行老少的称道。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时，他被推荐升任为该庭庭长。官阶陡升三级，大大地鼓舞了他的雄心。此番他想抓住办冈村宁次这个难得的机遇大显身手，为自己铺下锦绣前程，同时也使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得到满足。始料不及的是，他竟跌入了如此肮脏的漩涡，他的命运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三十六计走为上，但他的请调报告没有得到上峰的允准。
12月23日，各报都以欢呼的姿态，用粗大的标题报道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消息：东条英机等七名大战犯已在东京被绞死！

　　不久，石美瑜收到了一份密级极高的代电，电文大意为：据沪淞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村宣判无罪，应予照准，云云。文首他的衔名与文末“中正”的署名，使他明白，蒋介石已将他提拔为国防部检察局处长，衔至中将；而作为报偿，他必须帮蒋介石放了冈村宁次。船驶近了孤岛，把你推下水，再抛给你个救生圈，由不得你不抱住救生圈往孤岛挣扎。

　　办完这件事，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蒋介石就实施他下野的权宜之计，辞去总统职务，飞返奉化老家静想拳经去了。总统由李宗仁代任。这就是时机。这就是蒋介石高人一筹的歹毒之处。

　　蒋介石临走前，于1月21日正午约宴了五院院长。散席后在他离开时，老态龙钟的于右任追了上去，口中连声喊着：“总统！总统！”

　　蒋介石驻步问道：“何事?”

　　于右任颤巍巍地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在总统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和杨虎城放出来?”

　　蒋介石不耐烦把手向后一甩：“你找德邻办去！”

　　说罢，便头也不回地加快脚步走了。拖着一大把胡须的七十老人于右任，在众目睽睽之下满脸尴尬，慢腾腾地离开了总统官邸。

　　爱国将领杨虎城全家后来被蒋介石杀害。张学良被软禁数十年。而杀中国人杀红了眼的一号大战犯冈村宁次却在蒋介石的竭力庇护下逍遥法外，1950年摇身一变，成为蒋介石“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高级教官。

　　这种绝对明确的两相比较，极生动地暴露了蒋介石一贯假抗日、真卖国的丑恶嘴脸。

　　傀儡戏该收尾了。1949年1月26日，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最后的公审。这是一次秘密的“公审”，只有20余位新闻记者被允许旁听，三名律师有两名迟迟未到。法官们是心虚的，冈村宁次是胸有成竹的。

　　石美瑜：“请被告对检察官论罪理由进行申辩。”

　　冈村宁次：“本人同意各辩护律师的申辩。”

　　石美瑜：“请律师补充申辩。”

　　钱龙生：“申辩理由前已详述，应判冈村宁次无罪！”

　　石美瑜：“冈村宁次有何最后陈述?”

　　冈村宁次：“本人对法庭审判无意见。由于日本官兵的罪行，给多数中国国民造成物质、精神上的灾难，本人深表歉意；对于法庭因本人健康原因而推迟审判，造成工作困难，本人深表感谢！”

　　他不忘给蒋介石作脸。然而此时说这种话更像是在讽刺，显得荒诞不经。

　　中午休庭本该去饭店，边吃边合议案件的判决。石美瑜却把大家请进庭长室里，关紧房门，沉起面孔说：“今天辛苦诸位，让肚子受点委屈，先合议好对本案的处理意见再吃饭。”

　　也许法官们还蒙在鼓里，大家议论纷纷：冈村宁次罪大恶极，即令九死也难赎万一！石美瑜苦叽叽地打断众人的发言：“案件拖了那么久，诸位怎么还没揣度不出实情?”他打开公文包，取出两份命令，一份是代总统李宗仁的，一份是京沪警备司令汤恩伯的，内容无异：“冈村宁次遣俘有功，法庭应宣判其无罪。”一阵冷风扫过，给众人的脸上蒙上了寒霜。

　　“那判决书怎么办？”张体坤脱口问道。

　　石美瑜苦笑。他从包里取出抄写工整的判决书，上面盖着国防部长徐永昌的朱红大印。“据实以告吧，此案上峰已拍了板，我也是身不由己。现在请诸位在判决书上签字吧。”

　　气愤，痛苦，屈辱，困惑，法官们被骤至的严寒速冻住了。石美瑜见状叹息一声，说：“诸位不肯签字，我也不能强迫。不过我可以告诉诸位，国防部派来的5位军法官已在隔壁房间等候，要是我们不签字，他们将立即接办此案，宣布重新审理，结果还是一样。而我们都得去警备司令部的地下室，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整个房间屏住了呼吸，静得像死。石美瑜的眼光在法官们的脸上流动，最后在老资格的陆超脸上停住：“陆法官，你年纪大，资历深，就带头签个字吧。”

　　陆超以夹杂着几分痛苦和几分无奈的语气说：“如果一定要签，那也没有办法，不过我要在评议本上写下保留意见。”

　　陆超颤抖着手签下自己的名字。最后签字的是石美瑜，他脸色铁青，咬着嘴唇。

　　下午4时重新开庭，庭长石美瑜宣布了另外两名战犯的判决之后，开始宣读对冈村宁次的《判决书》。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书(民国37年度战审字第28号)

　　公诉人：本庭检察官

　　被告：冈村宁次，男，66岁，日本东京人，前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

　　指定辩护人：江一平律师

　　杨 鹏律师

　　钱龙生律师

　　上述被告因战犯案件，经本庭检察官起诉，本庭判决如下：

　　主文：

　　冈村宁次无罪。

　　理由：

　　按战争罪犯之成立，系以在作战期间，肆施屠杀、强奸、抢劫等暴行，或违反国际公约，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为要件，并非一经参加作战，即应认为战犯，此观于国际公法及我国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二第三各条之规定，至为明显。本案被告于民国33年11月26日，受日军统帅之命，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大会战日军之暴行，以及酒隆在港澳，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之大屠杀，均系发生于被告任期之前，原与被告无涉。且当时盟军已在欧洲诺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岛先后登陆，轴心即行瓦解，日军陷于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时止，历时8年，所有散驻我国各地之日军，多因斗志消沉，鲜有进展。迨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迹其所为，既无上述之屠杀、强奸、抢劫，或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自不能仅因其身分系敌军总司令官，遽以战罪相绳。至在被告任期内虽驻扎江西莲花、湖南邵阳、浙江永嘉等县日军尚有零星暴动发生，然此应由行为及各该辖区之直接监督长官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负责。该落合甚九郎等业经本庭判处罪刑，奉准执行有案。此项各地之偶发事件，既不能证明被告有犯意之联络，自亦不能使负共犯之责。

综上所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根据以上结论，按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1条第1项，刑事诉讼法第293条第1项，判决如主文。

　　本案经本庭检察官施泳莅庭执行职务。

　　中华民国38年1月26日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审判长：石美瑜

　　审判官：陆 超

　　审判官：林健鹏

　　审判官：叶在增

　　审判官：张体坤

　　扯谎，诡诈，怯弱，蛮横，出卖！用道义上的一切致命缺点拼凑起来的《判决书》，引发了狂涛般的怒吼。石美瑜等人退进了庭长室，激怒的记者们不顾宪兵的阻拦冲了进去，向黑暗的法庭提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石美瑜自知理屈，只是支吾其词地说：“此次判决当否，有待社会及历史公论。”

　　无罪！连冈村宁次也感到吃惊。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对我的判决，军方以外各方面有的主张判无期徒刑，石审判长曾拟判徒刑7年，我自己也希望如此判处。实际上由于种种条件即使服刑也等于零，但做做表面文章也好。”

　　冈村宁次要求向庭长致谢，但混乱的场面使他难以遂愿。正当他手足无措之时，一个法庭副官走过来对他耳语道：“先生还是乘机走脱为妙。”

　　太突然了，冈村宁次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获得了自由。他猛地省过神来，向副官颔首一笑，从后门溜出了法庭。

　　1月30日上午10时，由数百名美军戒备的约翰·W·维克斯号美轮驶出了吴淞港，以冈村宁次为首的300名日本战犯向日本国挺进了。他们将由罪人一变而成为英雄。

　　“不准把日本战犯运走！”上海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标语。

　　“在华全体日本战犯正在返回日本途中。”东京广播电台及时报道。

　　中国共产党提出抗议，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对冈村宁次的判决，要求将其引渡，并以此作为维持国内的和平条件之一。

　　迫于压力，李宗仁代总统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扣压命令不发。与此同时，石美瑜考虑到自己的责任，飞到南京请示对策。李宗仁获知冈村宁次已驶抵公海，下令驻日代表团团长商震等船到日本后即将其扣押。商震前往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交涉，被美方拒绝。

　　冈村宁次到达东京，麦克阿瑟打破禁令，悬挂起日本国旗，以示欢迎和慰问。

　　次年，冈村宁次与蒋介石公开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