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最后一次驾机叛逃事件（节选转帖）

1990年8月25日中午12时09分，空军航空兵某团一大队飞行员王宝玉。驾歼－6飞机正常起飞进行昼简训练，科目是低空特技。到达预定空域后，他便右转弯，以100米左右高度超低空飞行，不久就飞过边境。他原本计划直飞苏联鸟格洛沃耶机场，但到达机场上空后发现，这个机场正在维修不能着陆，便又改飞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由于超低空飞行耗油量大，到达机场上空时油料也快耗尽，好在这个机场是个轰炸机机场，跑道既长又宽，他便直接对准跑道强行着陆。12时45分，飞机降落在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当他将飞机滑出跑道，再转到一个停机坪关车停稳后，仍没有引起苏军的注意。因为没有梯子他下不了飞机，只好打开座舱盖通风透气，这时才发现自己的飞行服已被汗水浸透。

大约过了10多分钟，王宝玉看到一名苏联士兵走了过来，便向他招手示意，这才引起苏军的注意。那名士兵旋即离去，可能是向他的上级报告去了。不一会儿一辆汽车开了过来，从车上下来一名军官和几名士兵，当他们确认这的确是一架中国飞机时，不由得大吃一惊，那种惊异的眼神分明是在问:“这架中国飞机怎么会飞到这里呢?”随即，他们架好梯子，帮助王宝玉下了飞机。当苏联军官找来翻译，得知王宝玉的意图后，感到事情重大，立即向上级报告。接着，这位军官又苦笑着说:“你这一来，又成了远东的‘红场飞机事件’，我们的许多军官也会像红场飞机事件那样被撤职了。”

然而，这次事件在苏联当局引起的震动和影响，远远超过了鲁斯特“莫斯科红场飞机”事件。因为，当年鲁斯特驾机飞人苏联领空时，苏联防空军还是在第一时间发现了目标并做出反映。而这次却大不相同，严重性在于苏联对中国的一架军用战斗机飞入领空，并轻而易举地降落在他们的军用机场，而苏联的防空系统竟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与此同时，还从反向证明了中国空军飞行员高超的飞行技术和过硬的训练水平。这一事件足以说明，苏联“防空体系存在的漏洞”不仅还没有堵上，而且“漏洞”的确还“很大”。为此，苏联当局又撤换了苏军的一批高级将领和与之有直接责任的军官。


天之骄子的堕落


王宝玉，山东青岛市人，1962年12月出生，1980年7月招飞入伍，1984年10月入党，航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空军某师航空兵团一大队任飞行员。从表面上看，王宝玉少言寡语，但很有“思想 ”，而且个性很强；平时很爱看书，也很注重接受新事物；善于钻研飞行理论，飞行技术中等偏上；自尊心非常强。疑心较大；不善交际，群众关系一般。因此，在分配到部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是把他作为重点帮带对象，以使其能尽快融入作战部队这一特殊团体。渐渐地，王宝玉适应了作战部队的生活，在大面上也愿意与大家沟通和交流，但从不肯与大家敞开心扉，因此还是很难与大多数性格豪爽的飞行员真正相融。有时他觉得一些爱开玩笑的飞行员很浅薄，甚至还嘲笑他们没有思想和头脑。但大家并不介意，只是认为他书生气浓一些，因而也从不计较。好在王宝玉比较聪明，接受能力也比较强，在飞行方面进步很快，所以这一阶段他经常可以听到领导及战友的表扬和赞赏，从而使他在心里有了一种优越感。同时，也暂时满足了深埋在他心底的那种一定要出人头地的虚荣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又发生了变化。与他同批分配到部队的飞行员，有一部分由于综合素质提高很快，先后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而他对自己期望值很高，每次提升时却没有自己的份儿，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挫伤，并且心理日渐失衡。而这一时期，他的家庭也出了问题。1988年，王宝玉结婚后不久便办理了家属随军手续，但这时正是改革开放步伐加快阶段，地方上渐渐打破了“大锅饭”体制，许多富余人员开始被剥离，这就给部队干部随军家属的工作安置带来很大困难。对此，他开始发牢骚、讲怪话，发泄不满。后来，组织上经过努力终于在师部驻地为其爱人安排了工作。但由于他爱人性格外向，又很善于交际，分居两地他很不放心。于是，他又向已调任副师长的老团长提出，要调到师部驻地飞行团工作的要求。本以为老首长能给他一些关照，没想到治军严格的老团长对他过多考虑个人问题的想法给予了严肃批评。不久，师里又提拔了一批飞行中队长和大队长，王宝玉再次无缘提升。他因而认为是老首长从中作梗，对他打击报复。与此同时，王宝玉与妻子的关系也日渐紧张，两人经常吵闹。妻子多次嘲骂他没能耐、窝囊，这使他更加心灰意冷。

后来，王宝玉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学习”上。这一时期，他看了许多西方哲学著作和一些宣扬西方“民主、自由”的学说，开始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甚至发展到违反有关规定经常偷听反动广播。

起初，团里对于王宝玉的思想变化还是重视和掌握的。1989年2月，团政治处因王宝玉不能正确对待家属工作安置，与领导关系紧张等原因，将其列为思想工作重点人。

除了有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以外，团里还尽可能在工作和生活上给王宝玉以更多的帮助和照顾。团领导为王宝玉改善夫妻关系尽可能创造机会和条件，借其妻子回青岛老家生孩子的机会，特批准他单独去青岛疗养院疗养和休假，时间长达两个多月。实际上，这造成了管理上的失控。因为这段时间，正是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时候，这也是造成王宝玉政治立场发生根本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入，飞行员的待遇也在不断提高，再加上其家属工作安置及生活方面的问题都基本解决，王宝玉也有了“新”的变化，工作表现勤奋积极，平时的怨言和牢骚少了，家庭关系也有了缓和，群众关系日渐融洽。这些“进步”确实达到了他预期的效果，1990年5月，团领导鉴于他“进步”较大，便撤销了其思想工作重点人。

其实，这期间王宝玉在“积极进步”的掩盖下，已经开始秘密准备驾机叛逃。他利用训练和演习的机会，仔细研究周边国家机场的数据、航线、气象等方面的资料，并将相关数据熟记在心。



8月25日，王宝玉终于找到机会，借飞行训练之机实施驾机叛逃。这时，他已下定决心投奔西方的“自由”世界。登机前，他把自己的手表送给了与他交接飞机的飞行员，尽管他们是航校的老同学，但这位飞行员还是感到有些奇怪，以为王宝玉是嫌戴手表碍事请他暂为保管而说的玩笑话，所以也没太在意。随后，王宝玉转身登机，旋即起飞，正常出航，到达预定空域后，突然转航脱离编队，超低空直向苏联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方向飞去。


引渡与审判


此时，由于中苏已恢复正常关系，所以王宝玉驾机叛逃事件发生后，两国马上启动了外交程序，以期通过外交途径使这一问题尽快得以妥善解决。

8月26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与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分别赶赴哈尔滨，就“8·25”事件进行紧急磋商。因为当时苏联迫切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正好利用这次事件来向中国表明恢复友好关系的诚意。双方经谈判交涉，决定对这次事件低调处理。对于中方提出飞行员的引渡问题，苏方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与配合，双方很快达成引渡协议。根据协议，中方安排一架图154专机直飞苏联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引渡王宝玉，同时将其驾驶叛逃的那架歼-6飞机空转回国。


然而，在具体细节上还是遇到了麻烦。苏方认为，王宝玉已经提出政治避难问题，因此在引渡之前的安全问题应由苏方负责，同时不能让王宝玉有丝毫察觉，而且中方不能在苏联领土对其实施逮捕。最后，双方商定，正式移交以中方图154专机舱门为界，舱门以外的各项事务由苏方负责，舱门以内的事务则与苏方无关。

为了保证顺利引渡移交，苏方对王宝玉讲，苏联军方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如何处理他提出的到美国政治避难的要求。考虑到他的特殊身份，不便滞留在这个基地，为了保证安全，决定给他换一个地方等候消息。由于保密的原因，需要在转移途中给他蒙上眼睛，希望他能谅解。王宝玉欣然同意。

可是，计划空转的歼－6飞机由于王宝玉是强行着陆，因而造成轻微损伤，其中一个严重问题是双侧减速板不能正常收回，而苏方基地又是一个轰炸机场，既没有修复能力，又不具备飞行保障条件。但苏方还是利用机场的现有条件积极给予了保障。符拉迪沃斯托克的8月，虽然气候宜人，但在毫无遮蔽的机场跑道上，苏方人员还是忙乎得汗流浃背。于是，我方人员便从专机上搬出一箱可口可乐。世一位苏军上校接过拉力罐饮料竟不知是何物，颠过来倒过去不知如何是好。我方人员这才发现这位上校可能还没见过这种罐装饮料，便替他把饮料打开请他喝。或许是第一次尝到这样的饮料，苏军上校一边翘着大拇指一边喝，一口气竟连喝了3罐。

后来，我方人员干脆把专机上的备用饮料和一些方便面等食品，都搬下飞机送给了苏军的保障人员，这让他们欣喜若狂。于是，他们尽全力为我方提供保障，甚至连给飞机添加的油料都免收了费用。尽管如此，歼－6飞机的减速板仍未能修复。但我方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自己的飞机留在苏联。于是，担负空转任务的一位副团长果断决断:驾驶打开减速板的歼－6 飞机空转回国。即使飞不到目的地。万不得已被迫舍弃，也要让它留在自己的国土上。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空军的尊严，更关系到一个主权国家的尊严。最后，这位副团长驾驶着这架故障飞机，硬是凭着自己过硬的技术和顽强的意志，将飞机安全地空转回了祖国。王宝玉被引渡回国后，立即被开除党籍、军籍。后被空军军事法院以背叛祖国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久，空军通过这起事件，举一反三教育部队，并制定和完善了各项措施，从而从根本上杜绝了这类问题的发生。因此，这次事件便成了建国以来最后一次驾机叛逃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