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 荠
梁庄村子小，人口少，和我年龄不争上下的年轻姑娘没几个。村里人管十几、二十来岁的未嫁姑娘叫小姊妹。队长喊上工的时候，常常是“劳动力上东湖拉耩子，妇女上沟沿耪蜀黍，小姊妹上西湖掰棉杈，”或是“妇女跟小姊妹上路北翻红芋秧。” 小姊妹是要和妇女分开另提的。小姊妹里头，毛荠跟我最要好。
毛荠比我大两岁，十九了，家里就她跟她娘两个人。听人说毛荠娘从小就没了父母，跟着亲戚跑日本反来到梁庄，被亲戚送给梁庄一户人家当了童养媳。她那对象因受了新式教育，不接受这桩封建包办婚姻，一跺脚，走了。在外头参加了革命，解放后在城里当了干部，成家立业，很少回乡了。毛荠娘无处可去，就在梁庄留了下来，收养了一个闺女，过起了没有男人的日子。梁庄人心善，有什么苦活重活的，大伙儿搭把手就帮她娘儿俩做了，所以这寡母孤女的日子倒过得不难。论吃穿，在村里还算中上等。
我到梁庄的那天，吃晚饭的时候，很多乡亲们端着饭碗来看“城里来的下放学生”，男女老少挤满了我那两间新盖的草屋。毛荠也来了。但她一直没怎么说话，只是矜持地远远站着，笑眯眯地看我和别人拉呱。等人群散得差不多了，她才走上前来，说：“你叫妮子，是不？俺叫毛荠，俺娘叫俺给你这个！”说着变戏法似的把背在身后的手伸到我面前，手里是一个毛巾包。我接过来，还是热乎的。打开一看，是刚烙的白面烙馍卷鸡蛋！这可不是乡下一般人家平常日子的吃食啊。淮北这地方农村穷，农民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都吃杂粮，主要是红芋。“红芋饭、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有限的那点细粮，就是小麦磨的八五面，要等瞧人、待客、逢年过节才舍得拿出来。[1]
我感动地对毛荠说，“这我哪能要……你还是留着自己吃吧，我也有。”
“你有什么有，这是俺跟俺娘放工后专门给你做的，将才人多，没法给
你。” 毛荠把包烙馍的毛巾抽出来，卷巴卷巴握在手里，又说：“你趁热快吃吧，俺家走了，娘该等急了。”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你害怕不？你要是害怕，吱一声啊，俺抱床被子来给你作伴。”
那以后，毛荠就成了我这里的常客。傍晚吃罢饭，她时常带着一点儿针线活来串门，隔三差五地还端来一碗自家腌的雪里蕻或自家晒的酱豆子。我喜欢听她讲乡间趣事，她喜欢听我讲城里新闻。有时我们俩什么也不说，只守一盏煤油灯对坐着， 我看书，她纳鞋底，岁月一瞬间凝固了似的。
毛荠喜欢我的书，虽然她并不识字。她会兴趣盎然地拿起桌上那几本公社发下来的知青学习丛书，翻来倒去地看，问我这儿讲的什么，那儿讲的什么。又拿过我枕边的那本蘅塘退士编的《唐诗三百首》，惊奇地问我为什么有的书是从前往后看，有的，像这本，又是从后往前看。又为什么这本书每一页都是上边的字大，下边的字小，而那几本书的字却是上下一般大。她的问题我时常也回答不出，就说：“毛荠，你小时候怎么不上学呢？你要是上学，我向毛主席保证，你一定是一个最好的学生。”我马上就后悔问了她这样的问题，因为毛荠顿时黯然失色，沉默不语了。过了一会儿，毛荠恨声说道：“你问俺娘！都是她，从小不让俺上学，说女孩子上学没有用。”
毛荠娘那天凑巧也在，听了女儿的埋怨，什么也不说，只顾低头呼哧呼哧地纳鞋底。俄尔，抬起头来，拉起袖子擦了擦眼角，有点儿理亏似地对毛荠说，“我没让你上学，你怨我，可你看看，咱庄上跟你般上般下的小姊妹，哪个上学了？再者说，妮子在城里上到高中毕业，到末了不还是下到咱庄跟咱一样当农民？你说上学有什么用？”毛荠虽然不服气，一时也无话可说了。
上学识字当然是有用的， 毛荠本能地相信这一点，并且很快就真正地为自己的不识字而烦恼了。
毛荠是三里五村姑娘群里的人尖子。她生的白净秀气，成天在地里干活也没把她晒黑。她不像我似的在脑后用橡皮筋胡乱扎两把毛毛糙糙的刷子，而是像城里姑娘一样留着整齐利索的短发，有点儿像电影《春苗》里的那个年轻的女赤脚医生。时不时地把头发向后一甩，那潇洒劲儿呀。弯弯的眉毛下是一双带笑的眼睛，让人看了就觉得甜。不光是人长的出众，毛荠还心灵手巧。同是做衣裳，毛荠做的衣裳穿起来就是合身、有样；同是纳鞋底，别的小姊妹纳的是平针，毛荠纳的是疙瘩针，四针扭成一个花疙瘩，鞋子做出来往那一摆，威风凛凛一派王者之气。你说，能修得这样一双鞋穿的小伙子能是凡人吗？
这个小伙子的确不凡。他名叫李超，是大店公社李庄人。毛荠娘儿俩在众多的提亲人快把门槛踏破的时候选中了他，一是看中李家户头殷实，有几兄弟，李超愿意当倒插门女婿；二是小伙子本人高中毕业，有头脑，好钻研，为人又大方厚道；三是他已经报名参军并通过了体检，不日就要去部队经风雨、见世面，前途不可限量。
毛荠对这个未来的夫婿一百二十分的满意。送走了李超，她的心好像也跟着去了。成天念念叨叨地跟我谈部队的事儿，把我肚里那点有限的关于解放军的知识都掏空了。疙瘩底的布鞋也赶做了好几双，横纹布的，灯芯绒的，剪刀口的，松紧口的，都用一块雪白的纱布包了，藏在床底下的箱子里。
我回城住了几天。刚回村的那天傍晚，毛荠就端着一瓢炒花生来串门了。我看她满脸按捺不住的喜色和急迫，心里猜到了七八分。偏要气她，就故意一边剥花生吃，一边漫不经心地说，“李超这人真是的，走了这么长时间了，也不说来个信，恐怕早把你忘了吧？”“看你说的，”毛荠马上护得跟蝎子似的不让我说下去。旋即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说“这不是，信到了三天了，路上不还得走好几天吗？你不在，俺也没法看。真能急死个人。”
“不能找会计给你念念吗？”我明知故问。
“那哪能，”毛荠撇撇嘴，“哪能让旁人看他的信？”
“拿来吧，”我不再打趣她，从她手里夺过信来，念。
信里并没有让人脸红耳热的词句，只是报告离家后，新兵连里认识了哪几个老乡，火车经过了哪些地方，最后到了河北的军营。说他很想家，两个家都想。叫毛荠保重身体，抽空多去他家走走，以后会想办法接她到部队探亲等等。那时候，情书恐怕也只能写成这样了，特别是明知这信非得请别人念给未婚妻听，就是有甜言蜜语的也不能写了。我和毛荠大概同时想到了这一层，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我是替毛荠叹息，毛荠是替自己难过。她又一次羡慕地对我说，“你识字，多好。俺算是白活了。都怨俺娘，从小没让俺上学。”我俩一时都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毛荠说，“你还得帮俺个忙，给李超写封回信。”
我立刻慷慨仗义地拿出纸、笔，说：“你说吧，我替你写”
可是毛荠不肯说，只是一味地催我：“你写就是了，咋写都行。”
我自然也不肯，坚持道，“李超是你的对象，你不说，我咋写？你要再不说，我可要睡觉了呵。”就把笔放下，大大地打一个哈欠。
“别……别，好好，俺说，你写。”毛荠有点儿急了。
“你就写，李超，你在部队要好好干，要早日入党，提干，家里的事不要你操心，有我呢。”毛荠双手托腮，眼睛盯着信纸，慢慢地说。
“开头要不要写‘亲爱的李超’啊？”我握着笔问道。
“哎哟，你那说的什么呀，多难为情。”毛荠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朵根。
“这有什么难为情的？这是写信的格式，我给家里写信开头都是这样写的：亲爱的爸爸妈妈，”我理直气壮地说服她。
“真的吗？那你就写上吧，‘亲爱的李超’”，声音小的像蚊子哼哼。看我刷刷地在信纸上笔走龙蛇，毛荠又想起来一件事，“对了，再跟他说，你家的老母猪前天生了十只小猪，可欢实了。俺过去帮忙了，你爹你娘很高兴，说咱自家喂五只，赶明儿上集卖五只，等你家来探亲的时候，猪该长成了，到时候要宰头肥猪请客哩。哦，还有，俺给你用勾针勾了几副领子，麻斩就给你寄去……”
我把毛荠的话都写下了，看看还空着小半页纸，想了想，便自说自话地加上了一首打油诗：
李超俺的亲爱人，
入党提干要上心。
你在部队好好干，
俺在家乡候佳音。
---你的未婚妻 毛荠
写完念给毛荠听，毛荠又羞又笑，点着我说，“你咋恁能写，像个卖瓦盆的，还一套一套的。”
我把信纸推到她面前说，“签字吧！”
“签字？”她看着我，迷惑不解地问。
“对呀，这是你的信，得你签了字才算数呀。”
“你别拿我穷开心了，我不识字，你又不是不知道。”毛荠的脸上又出现了那片阴云。
“就写这俩字，毛——荠，不难。”我赶紧安慰她。
于是，毛荠按照我写的字样，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在信的末尾写下了她的名字。那字，写得真是有模有样。那字简直不是字呀，那分明是毛荠的一片心啊。接着我俩又忙着生火，烧锅，打糨子，糊信封，折腾到小半夜，终于把这封信弄妥贴了。第二天，毛荠起大早，走七里地上公社，赶着邮政所一开门，就把信寄出了。
从那以后，我一直责无旁贷地充当着毛荠和李超关山飞鸿的代笔人，直到我考上大学，离开梁庄。
后来听说李超在部队确实干得很出色，入了党，提了排长，但最后还是复员回乡了，毛荠没能像她梦想的那样当随军家属。一对有情人结了婚，生了仨孩子。凭着俩人的聪明能干，办起了家庭养猪场，还买了手扶拖拉机，农家日子倒也过的其乐陶陶。
去年十月我回国探亲，又从大姐那儿听到了毛荠的最新消息。她的三个孩子，除了小女儿还在上高中，老大、老二两个男孩子已分别在前年和去年考上大学离开了家，一个去了云南，一个去了东北。乡亲们有的说，看毛荠两口子成天忙得脚后跟打着后脑勺，家里那么缺劳力，俩儿子却走得天南地北的。毛荠听了，不为所动，她说：“只要孩子有本事飞，能飞多远让他们飞多远。咱做父母的砸锅卖铁也供着。”
2005年3月19日 于枕浪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