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对象】阎学通，现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积极竞争的对手，消极合作的伙伴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邓媛 发自北京
【先驱语录】
★互补的经济利益决定了中美之间主要是买卖伙伴，是顾客与卖主之间的关系，还不是共同投资的合作伙伴。
★中美关系不稳定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双方不愿公开承认双方的冲突性利益大于共同利益。双方都想维持目前这种虚假的友谊，而这种假朋友关系让中美关系非常不稳定。
★明确了在什么问题上中美是竞争对手，在什么问题上是合作伙伴，这有助于双方理解对方的政策底线，避免越底线的行为，这样危机就不容易发生。
【访谈动机】
2010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上，来自中国的国际问题学者阎学通与美国负责经济、能源和农业事务的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被分在同一个小组发言。听众中很多人问，中美将在金融危机和全球治理方面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共同计划？
看到罗伯特·霍马茨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阎学通接过问题：“你们的这个问题就说明你们对中美关系的性质还不清楚。中美不是朋友，利益上有许多冲突和对立。这样的中美关系怎么可能在全球治理方面提出一个共同的方案呢？”
会后有人对阎学通说：“您的回答非常现实主义。”
这段插曲很快就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人淡忘。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中美关系告别了一年光景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美国政府借谷歌退出事件攻击中国，借着宣布对台军售，之后奥巴马又在华盛顿会见达赖喇嘛，现在大家预测，中美关系下个月肯定会就汇率操纵问题展开新一轮的唇枪舌剑——冲突成了近期中美关系的关键词。
到底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耳熟能详的“合作大于分歧”似乎难以解释。
在阎学通看来，应是时候重新讨论中美战略关系的性质问题了。毕竟，搞清这个问题，才更有助于维护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
对抗成分大于友好成分
《国际先驱导报》：您提出讨论中美战略关系的性质问题，在中美关系当前比较紧张的形势下讨论这一问题有何意义？
阎学通：早在克林顿时期，中美关系的性质问题就是讨论的焦点。因为只有明确了双方战略关系的性质，决策者才能决定制定怎样对待对方的政策。如果两国是朋友，就要相互帮助对方；如果是竞争对手，就要胜过对方；如果是敌人，就要想法防范、遏制和打击对方。对中美关系性质问题的认识，关系到两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应对对方的立场问题。当时讨论形成了“非敌非友”这个定义，这一说法日后成为中美制定针对对方政策的基础。
今天，中美关系性质再次成为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因为“非敌非友”的说法已经没有意义了。现在中美双方需要明确的是“中美关系是敌大于友，还是友大于敌”。
Q：那您认为中美关系究竟是敌大于友，还是友大于敌呢？
A：我觉得中美之间冲突和对抗的利益远远大于共享和互补的利益。
从利益的层面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之间的互补性利益主要在经济层面，我们需要美国市场创造中国的就业机会，美国需要中国产品维持日常生活；我们需要美元作外汇储备，美国需要中国购买美国债券以恢复经济。互补的经济利益决定了中美之间主要是买卖伙伴，是顾客与卖主之间的关系，还不是共同投资的合作伙伴。我们想买美国的高新技术，美国都不给我们。商店里售货员与顾客并不认识，他们也做买卖交易。这样的关系谈不上是朋友。即使在经济领域，中美之间有也冲突性的利益，例如汇率问题和贸易不平衡问题。
在安全方面，中美之间冲突性的战略利益远大于共同利益。美国对台军售以防止中国统一台湾，中国反对美国售台武器以实现国家统一；美国对中国沿海进行全天候监察，防范中国海军力量，以保持其在东亚，特别是海上的军事主导权，而中国需要发展自己的海军增强海防安全，特别是东亚海上安全；美国组织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防范中国挑战美国的全球军事霸主地位，中国要加快国防现代化，缩小和美国的军事差距。与这些直接性的安全冲突利益相比，在世界其他地区防止核扩散、反恐和维和的共同利益显得非常间接了。
在政治层面，中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一样。即使双方搁置意识形态分歧，美国至少要向达赖、“台独”、“疆独”等分裂势力表示同情，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美国还是要支持这些分离主义势力。美国政府不一定直接参与到所有的分裂活动中去，但它希望中国像前苏联一样分裂的心理是无法改变的。因此，当它看见有人分裂中国时，美国必然是报着乐观其成的态度。然而从维护国家主权和政权生存的角度讲，中国无论如何不能让分离主义成功。因此，在政治方面，中美关系以冲突性利益为主，只在很少的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
从三个不同层面看，中美冲突性利益集中于高政治层面，互补性利益主要是在低政治层面。这意味着中美核心利益是冲突性的，所以双边战略关系的性质是对抗大于友好成分。
中美“合作”不等于中美“友好”
Q：您的意思是现在对中美战略关系性质的定位出现了偏差？
A：我还不敢肯定地说双方定位出了偏差，我是说人们把中美之间“合作”误解为是“友好”。
中美关系不稳定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双方不愿公开承认双方的冲突性利益大于共同利益。双方都想维持目前这种虚假的友谊，而这种假朋友关系让中美关系非常不稳定。假朋友的关系会提升双方对对方的期望值。当对方不能满足自己的期望值时，双方就发生意想不到的摩擦。
由于双方不愿意正视双方战略关系的本质是敌大于友，因此双方的政策目标与措施之间就缺乏了一致性。例如，双方都说其政策目标是改善双边关系，而不说是维护自身利益。把改善关系视为外交政策的最高目标，双方就会认为对方应关心本方的利益，认为对方采取妥协的政策才最有利于改善双边关系。其结果是双方都认为对方的行为不友好。
外交政策是用来维护国家利益的，建立友好关系是为了更大程度地实现国家利益的方法，而不是目的。改善中美关系对中国有好处，我们就应改善，改善中美关系对中国没好处，我们就不应该改善。这个道理对美国同样适用。
中美关系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其重要性不完全来自于双方的合作，而更主要源于双方的对抗。
Q：那么定位应该如何表述才不容易被误解呢？
A：我以为中美关系是“积极竞争的对手，消极合作的伙伴”。简单的说法就是“敌大于友”。现在中美关系的不稳定从很大程度上是“非敌非友”这个说法掩盖了中美关系敌大于友的本质。今天的中美关系与当年的美苏关系不同。中美之间是竞争关系，由于没有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因此对抗程度不高，而美苏当年是对抗性关系。我以为，“敌大于友”的战略关系定位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
采取明确战略，对我国有好处
Q：基于“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的判断，您认为中国对美政策应该如何进行调整？
A：我觉得中美都应采取明确战略而不应采取模糊战略。90年代中期台海危机后，克林顿政府提出“模糊战略”。这一战略和“非敌非友”概念一样被中美战略界所接受，认为模糊战略的决策空间大。而实际上是模糊战略不断带来危机。
我觉得采取明确战略，对我国有好处。中美实力对比是美强我弱。模糊战略给强者提供的决策空间比弱者多。对强者来讲，模糊就意味着更多的强硬，对于弱者来说模糊意味着更多的妥协。也就是说，模糊战略使美国误以为在双方利益冲突时我会作出更多的妥协，这就提高了美方的期望值。这不利于双边关系的稳定。想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最好采取明确战略；采取模糊战略，就不要冀望中美关系稳定。明确了在什么问题上中美是竞争对手，在什么问题上是合作伙伴，这有助于双方理解对方的政策底线，避免越底线的行为，这样危机就不容易发生。
Q：我的感觉是，如果明确承认中美既是竞争对手又是伙伴，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对美在一些方面采取强硬态度时显得更顺理成章？
A：采取明确战略与采取强硬政策不是一回事。明确战略是指政策的确定性，强硬政策是指不做任何妥协。例如，美国宣布售台武器后，美国一位官员在公开场合明确讲：“我们不认为中方反应会超过我们的预期”。美国的认识是建立在中国只口头反对售台武器，不会采取行动反对售武器。当中国说要采取行动对美国公司裁制时，美国觉得意外，认为中国的政策比以前强硬了。“模糊战略”造成美国认为中国不会以行动反对售台武器。如果中国明确表达，对任何售台武器的国家中国都以行动进行报复而不仅仅停留在口头抗议，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就不会感到意外，就不会认为中国强硬了。
Q：采取“明确战略”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遏制美国侵犯中国核心国家利益？
A：明确战略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但不能决定有防范美国侵犯中国核心利益的作用。上世纪80年代，美国能执行“八一七”公报中有关减少售台武器的规定，是因为那时中美战略是战略盟友关系。现在双方没有那种战略友好关系了，因此原有政策就失效了。我们现在需要根据中美关系性质不是朋友的现实重新制定对美政策，特别是针对美国售台武器的具体政策。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针对售台武器的政策都没有阻止美国不断地售台武器，因此继续这种政策将仍无法阻止。我们需要新的政策。
“假朋友”关系仍会继续维持
Q：您可否预测一下，接下来中美关系的走势，明确“敌大于友”的可能性大吗？
A：我估计中美双方不太会明确双边关系敌大于友，仍继续维持假朋友的关系。奥巴马执政期间，中美关系不会改变时起时落的特点。中美关系的假朋友性质不变，突发矛盾就必然不断。矛盾产生后，双方再想法修复。
奥巴马执政，中美关系的假朋友性质会更突出。奥巴马是个善谈合作，但不善履行承诺的人。他可以迅速提高中国对美国的期望值，但很快又能使中国对他大为失望。从程度上讲，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可能会比小布什第二任更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