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我父亲过世一星期后，外交部又遭遇到红卫兵另一波的冲击。这次主力是外语学院一群最激烈的学生，他们要「横扫」外交部的所有「保皇派」。鼓动红卫兵搞事的是姚登山，一个中年的外交官员。他在印尼被驱逐回国，原因是他煽动当地的华人反对政府歧视。
姚登山触犯了所有的外交规则，惹怒了周恩来。但是毛主席和江青（现时已是文革中最有权势地位的人）却公开欢迎他回来。当数以百计的红卫兵包围着外交部的大门，叫嚣着要进来时，我见到姚登山喜形于色。我和并非文革派的同僚决定死守外交部，因为我们知道外交部，像国防部一样，收藏着国家的秘密。一旦红卫兵冲进来的话，凭着他们「打倒一切」的本事，必然造成无可挽救的损失。此外，我们知道红卫兵还怀有其他的目的，便是搜索档案，以找出不利于刘少奇（已倒台的国家主席）、陈毅（当时的外长），以及周总理的资料。
我和其他几百名的外交部人员一道，用身体顶着外交部的大门，不让红卫兵闯入。但我们人数始终吃亏，给他们攻破大门，并冲散了我们。他们一窝蜂的涌进外交部，受到姚登山一伙的欢迎，其中包括唐闻生。我们已无反抗之力，准备任由鱼肉，可是姚登山等人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便是捉拿陈毅，并开会斗争他。陈毅的办公室，和周总理的一起，都在人民大会堂。红卫兵于是重新组织，操往大会堂，而我和我的同僚赶在他们的前头，意图加以阻止。我们手扣着手，在人民大会堂的前面组成人链。红卫兵到达后，高声叫骂，要我们交出陈毅。
在这闹嚷嚷的当儿，大会堂的门突然打开，走出了周恩来总理。他浓密的眉毛交织在一起，面容绷紧，充满怒气，准备和这些学生交锋。他一手叉腰，一手戟指向着学生，眼睛像鹰眼一般锐利，扫过学生的面：「中国是你们管的，还是毛主席管的？你们已经闯进了政府机关，拿走了大批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这些胡作非为只有让敌人高兴。」学生们停下来，交头接耳，声音沉静下来。但是，他们的首领仍是要求交出陈毅。总理双手抱在胸前，两脚迈开，站在门前，斩钉截铁地说：「你要陈毅，便从我的尸体上走过去吧!」
群众平静了下来。他们在想，如果坚持下去的话，会有什么后果。接着总理和学生展开了艰辛的谈判。总理同意学生可以开会申述他们的意见，但他会陪同陈毅一起出席。群众选出了代表进入一个大会议室。在这里，总理坐上好几个小时，听学生对陈毅的批判。最后，学生似乎已宣泄完毕，周总理站起来要上厕所。就在这当儿有几个红卫兵冲上台来要抓陈毅。侥幸陈毅的警卫早料到有此一着，迅速把陈毅推到后台去，从后门离开，那里周总理早已准备好一部车子，把陈毅送到安全的地方去。
周总理的声望很高，但极左派总是质疑他的政治资历。他们批评周总理迎合敌人，对帝国主义者过于友善。然而，在官方文件和报纸社论中，周总理都被认为和毛主席、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等人同样「清白」。利用他的地位和忠于党忠于国家的声誉，周总理在幕后做了很多事保护政府高层官员，包括那些早已被打倒和受虐待的官员。他把一些部长收藏起来，谁也不告诉，包括江青在内，因为江青是专门找麻烦的人。
外交风暴正在酝酿中，姚登山一伙对外国使馆进行攻击，并鼓动极左分子在香港搞事。
香港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正好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象征。红卫兵攻击苏联、印度和缅甸大使馆，其猛烈程度一次比一次厉害。他们聚集在苏使馆门前叫骂，并把苏使馆所在地的使馆街改名为反修路。他们打破了印度使馆的窗户。
由于受到国内事件的鼓励，以及毛泽东的公开支持姚登山，国外使馆的左派也步国内激进分子的后尘。在伦敦，极左派公开示威，高喊打倒「英国帝国主义!」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在仰光，左派的使馆职员和警方冲突，造成流血事件。这消息传到北京后，人们群情汹涌，姚登山认为要对缅甸驻京使馆进行报复。
这使我们这些头脑较为冷静的使馆人员大为吃惊，但我们已没有上级可以投报此事。总理去了其他地方「扑火」，不在北京，而外长陈毅和其他副外长都已经成为红卫兵的攻击对象，他们也不敢出头。从上数到下，还可以发号施令的，便只有姚登山了。他的官职是外交部总务司代理司长，权力可大可小。我们派出几个人去到他的办事处，要求他叫停学生的行为。学生攻击外国使馆违反了所有外交规则，并可能被认为是战争行为。历史上，1899年义和团攻击外国使馆，我们不希望重现。但姚登山不理会我们，他继续指挥造反派在使馆捣乱。有一个男孩子向他报告，学生开始抢掠。此时姚突然严肃起来，宣布：「不准抢掠! 把地方砸乱，但是不准偷抢!」在他的意念里，抢掠属于资本主义行为，而破坏则是革命。
外交风潮在1967年8月达到了高峰。在要求英国归还香港殖民地不遂后，姚登山计划袭击英国在京代办处。红卫兵给予英国代办48小时应允要求，但由于这个要求没有官方正式支持，英方不予理会。香港的文革派早已跑到街头斗争，大陆的激烈分子也已准备好大干一番。在北京，造反派于最后限期届满不获答复后即八月二十二日晚上，攻入英国代办处属地。
在过去的一些日子里，由于我曾极力反对这些疯狂行为，我已被命靠边站了。我现在是无所事事，因此在火烧英办的当天我很早便回家休息。我的家正就在英办附近。我回家不久，便听到人声鼎沸。我见到数以百计的人，冲到英办所在地。我跑出街外，听到的是一浪又一浪的叫嚣声。约在晚上十一时，我见到了火光。我不相信的事竟然发生了。红卫兵放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世界真是疯了！
消防车到来救火，但是给红卫兵阻止了。警察赶来维持秩序，但红卫兵一样不理，甚而加以殴打。这次姚登山是太过份了。红卫兵不只把英代办处捣得一塌糊涂，还因为英代办霍普逊（Hopson）拒绝低头认错而打了他。此外，英代办处的几个职员也受到了攻击。这次不只周恩来大为震怒，连毛主席也干涉了，宣称负责这事的人是反革命分子，应受惩罚。现在政治风向又变改了，这些制造麻烦的人将被清洗。一夜之间，外交部的情况完全改变了。姚登山及其一伙从「真正的革命派」变为反革命派，而像我那样的「保皇派」却因为顶着这些过火行为而成为「真正的革命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