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的时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迁!
三年前当尼克松就任总统时，他站在白宫前的石阶上宣称，他的愿望是看到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无论是大民族还是小民族，生活在愤怒的隔离中。」那时，人民日报即时作出反应，骂道：「尼克松的头部已套在绳索中，竟然还有心思讲将来的问题。.....他的一只脚已踏进坟墓中，还在自我陶醉，讲天堂的美梦。这是一个垂死的阶级的呻吟和挣扎。」
三年之后，一只脚踏进坟墓的，是毛泽东。那时政治斗争非常激烈，在决定他身后谁继承他的大位的问题。有许多年，毛泽东总在谈他的身后事，好像他的末日快将来临一样。我曾经为他在许多会见外国政要和名人的场合中作翻译，这些人都希望和他谈实质性的问题。但毛泽东认为自己是哲学家，而周恩来才是干实事的经理。对于他不想讨论的问题，毛泽东惯用的手法，是摆摆手，说：「哦，我还要担心什么? 老天爷正准备给我请帖呢!」暗示他患上不治之症，国家问题不受他控制了。
这是他的政治权术。确实，1971年年末，他真是好像收到了老天爷的请帖，而即使捱过了1971年，他的时日也好像不多了。可是，当尼克松访华的日期愈来愈接近时，毛泽东竟然像打了强心针一样，整个人振奋起来，就像一个过气的、失去状态的拳王要为争标作最后的努力一样。他的心情好了。他同意医生治理他的肺炎和心脏病。他练习站高坐低，并在扶持之下走几步。他对于能够迎接尼克松的到来感觉愈来愈兴奋，因为这又是历史的契机，使他青史留名。像他研究过并加以模仿的古时帝王一样，他的名字会地老天荒而不堕。
但是长时间的压力和抽烟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他全身浮肿，想吐痰也没有气力。他对传统医术有戒心，并坚持认为对于患了癌症的人，最好不要让他知道实况。毛说：「不要告诉这个病人病况，不要做手术，这样他可以活得长一些，可以多干活。」基本上，毛的侍从和党的高级官员需要进行重大手术时，都要得到毛的批准。当康生，毛的老朋友和保安头子，被诊断患上膀胱癌时，毛命令免除他接受手术「之苦」。不论毛此举是出于好意还是意图除掉康生，几年之后，康生一命呜呼了。康生死后，许多人控诉他以毛的名义犯下许多迫害无辜和残害同志的事情。
正当这个时候，我也遇到很大的政治压力。文革一开始的时候，我便已经靠边站了。后来，姚登山冲击外国使馆以及文革中的其他的极左行为，使我得以平反，并升了职。跟我一起平反的，还有许多受尽红卫兵凌辱的老干部和老领导。即使毛泽东自己，也重新召回一些被错误下放或开除党籍的高级官员。
但在外交部内，政治风云仍在激荡，没有平息。一些同我在外交部工作的极端分子和嫉妒我的人，不断批评我对反革命分子太过软弱。可是，我跟我的其他同僚不同，我是不受控制的人，而且不容易被打倒，因为我得到周总理的全面信任。我在制定国家外交政策中的角色日渐加重。在政府里面，没有那一个人像我那样长时间参与周总理和外人的会谈。我对周总理了如指掌，我熟悉他每一个手势，我也知道什么时候他臂弯的旧患又令他痛楚。此外，我还是政府内唯一可以和基辛格闲话家常的人，就像哈佛的学生在饭厅里闲谈一样，而周总理对此完全信任我。这使我成为一个不能缺少的人。还不止此，我成为周总理在外交部的耳目。他经常问我有什么事情发生、谁在背后说谁的坏话、他的敌人现在有什么动作、我们的外交政策现在是怎样，等等。我时常给他提供消息，并且跟他说现在有什么好人正受到攻击而需要保护。
我在外交部的主要对头人是唐闻生。
唐闻生现在直接替毛泽东工作，因此她属于江青一伙，成为毛的内线的一员。这些人都恐怕毛死后周恩来成为他的继承人。周总理背后抗拒毛的命令，保护一些政治上被打倒的人。而对于江青，他曾当面拒绝透露她要追寻的人的去向。江青攻击周恩来架空毛主席，虽然她内心非常清楚，周恩来完全没有在毛死后取代毛的位置的意思。毛是中国的严父，而周是中国的慈母。可是，周已经七十四岁，岁月的痕迹已开始在他身上出现。事实上，我和我的同僚已在担心他的情况，因为他的身体日渐消瘦。
另一方面，唐闻生充当了江青在外交部的耳目，协助江青知悉外交部的情况，以及打探周总理一派的活动。（当然包括我在内）
到后来，唐闻生更发展了王海容，外交部礼宾司的负责人以及毛泽东的孙侄女。这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经常对我的说话和行为挑骨头。她们两人年纪都约三十岁，在文革这场政治斗争中，竭力为毛、江、康生等人卖力。她俩是死死咬着我不放的可怕的敌人。
生活对我是复杂的，精神压力也是很大的。我现在协助外交部长黄华、副外长乔冠华和周恩来的特别顾问章文晋准备尼克松访华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环节——访问后对外发表的联合公报。（即后来的上海公报）这份公报是到现在为止的中美关系的起点和基础，而其最初的草稿是由基辛格拟定的。
此时，毛泽东仍在锻炼身体以便能够站起来，及和尼克松进行会谈，而周恩来则召集他的团队做好准备，以使这个访问成功。一天，他集合我们，就过去的中美关系给我们作一个长篇的演讲。他说他认为中美两国应该一开始便是天然的盟友，但是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总是发生了阻滞而让机会溜走了。他希望这次走得正确。他提到美国的史迪威将军和赫尔利将军，这两国将军都曾经在战前和战争期间服役于中国。史迪威将军了解中国的情况，他对蒋介石的腐败政权并无好感。赫尔利将军是一个吹牛的人，他在没有预先通告的情况下突然造访延安。1945年，毛泽东、周恩来曾托赫尔利带信息给罗斯福总统：他们愿意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和罗斯福总统会面。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也可以到华盛顿去。当时，史迪威正在生病，由赫尔利递信是最方便的选择。苏联那时靠不住，毛、周认为和美国结盟是平衡苏联一个恰当的做法。可是赫尔利强烈反共，他没有转告信息，而罗斯福不久也去世了。
周说，另一个失去的机会是1949年刚刚解放后，那时苏联随同国民党逃走，反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和其他西方国家大使留下来。司徒雷登向毛、周转告一个重要消息：美国愿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二十亿美元。这数额对于一个贫穷国家例如中国来说，不啻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司徒雷登没有亲自转述这个消息，而是委托一个中间人，一个可以接近毛、周的中国官员。正当这人动身启程前往北京的当天，恰巧是中共建党二十八周年纪念，毛泽东宣布与苏联结盟，苏联援助中国三亿美元。因此，司徒雷登的信息从没有递交中国。他立即被召回美国，而杜鲁门总统领导下的国务院因「失去」了中国而受到国内强烈的指责。接着是韩战的悲剧，中美在战场上交手。1954年的日内瓦和平谈判，上演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和周总理握手的一幕，因而中美关系无法发展。
但这是过去的事了，变化即将出现，而这变化在1972年二月廿一日的一个灰暗阴冷的早上由美国飞机空军一号降落北京机场而启开序幕。在场的人不多，只包括十余个我方人员和一群报馆和电视台的记者和摄影师。然而，这情景全世界都透过电视即时观看了。
尼克松抵达北京后，他没有忘记一件事。较早的时候，基辛格曾就杜勒斯拒绝与周总理握手一事表示歉意，他也自然向尼克松提到这事。因此，尼克松着意创造一个带有象征意义的时刻。空军一号降落后，缓缓驶往欢迎区。当门打开后，尼克松一个人出现在舱门，步下舷梯。他之前吩咐他的整个代表团，包括他的夫人在内，暂时留在机舱内，直至他和周总理握手为止。这个握手是热烈的和经过刻意安排的。
我站在总理的身后右面。我记得尼克松说：「我这手是从太平洋另外一面伸过来，这是友谊之手。」尼克松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我们握手的时候，意味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总理回答说：「总统先生，中国欢迎你。」然后他询问尼克松旅途是否愉快。接着是介绍第一夫人，此时尼克松的随从鱼贯而下走下舷梯。美国对中国的首次官方访问正式开始。
第二天，全世界的报纸的头版都报导这历史性的时刻，并且登载着我俯身向总理耳边说话的图片。只有中国例外。在中国当时荒谬的政治气氛下，国内所有报章所刊登的图片，都把我抹掉了。而在我原先站着的地方，出现了王海容！
外交部这两个女人真是忙!
正如基辛格来访一样，我参加了所有总理和尼克松的会谈，至于毛主席和尼克松的会面，则由唐闻生做翻译。总理对这次尼克松的访华，照料可称无微不至，以确定这次外交活动的顺利和成功。我们知道尼克松故意隔开他的国务卿罗杰斯，不让他参加重要的会议。他着罗杰斯出席一些无关宏旨的会议，或应酬观光，而由他和基辛格出席和毛、周的会议。国务院和白宫不咬弦，这点罗杰斯也曾当着我的面前抱怨。如果让罗杰斯这样不开心返回美国，这对中国没好处，这将会影响中美未来的关系。总理要改变这个情况，但这样做的同时，又要避免开罪白宫。
在美国代表团到来之前，总理亲自检查尼克松和他的随从下榻的地方。他不想重复上次基辛格的情况，那时他们的房间贴满了反美标语。罗杰斯在上海逗留时，他的房间原是分配在一座饭店的十三楼，我告诉总理美国人对十三认为不吉利：「许多大厦都没有十三楼。」总理于是吩咐立即给罗杰斯调换。他甚而特别私人邀请罗杰斯午饭，由我陪伴和翻译。总理对待这位国务卿有如尊敬的朋友，并感谢他对促进中美相互了解的贡献和致力于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成功。罗杰斯指出联合公报最后草稿中的一个错漏，让我们得以及时改正。
尼克松访华可称成功落幕，此事可暂时告一段落。然而，过去几年所发生的事情，对我的健康损耗甚大。虽然我看起来高大健硕，并且发育的时候在美国，营养丰富，但是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却体质欠佳，故此我有时担心在一个不适当的时候倒下来。我因此从翻译的位置上正式退下来，只做文件工作，为中美正式建交和中国返回联合国作准备。
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仍然以一个较为隐蔽的方式继续着。那两个女人—她们现在已成为毛主席其中几个最受保护的人了—仍然在外交部工作，并集中火力对付我和其他跟她们不同路的人。她们的动机阴险、手段狡黠，擅于拉一派打一派。她们在总理的眼皮下胡作非为，其能够如此，全赖江青给她们壮胆，而江青已被公认是头脑发疯、难以应付的人。
江青喜欢看西方电影，特别是莎莎嘉宝当主角的电影。当她看这些电影时，有时找我做翻译。我坐在她沙发旁边的一张小凳上，她完全不跟我打招呼或说话，除非批评我太大声或太小声。关于她的古怪、不正常的行为以及她待人的态度，已经有许多故事流传。开罪她可不是好玩，意味流放或坐牢，而外交部这两个女人是她的帮凶。
我早已升了职，成为外交部翻译部门的副主任。有一天，我被通知我需要接受农民的另一轮的教育。我知道谁在背后搞鬼。我将被下放到农村去「清除隐藏起来的反革命分子」，我唯一的希望是地点不要太过偏远。结果，我被派往山西省我原省籍—的五七干校，那是很不错的了。
我在五七干校蹲了不太长的时间，又是周总理救了我。他来到外交部，问：「小冀到了哪里？我要找他!」于是1972年的夏末，我又回到了北京。在返回北京的旅程中，我顺道探访凤阳的老家，那个我在1938年离开的乡间。在凤阳，我受到了党和机关的高级官员的热烈欢迎。他们知道我为总理工作，也从报纸上看过我站在毛泽东右面的图片。我在那家三十六年前逃离日寇之前住过的屋子过了一夜，感觉好像回到家里一样。我回家乡其中一个主要目的，是拜祭我的祖父。他在我们赴纽约前住在汉口时那一年逝世。我的哥哥返回中国后，几经艰辛把祖父的骸骨从汉口迁回家乡去，那是一个近着镇市中心的务农区域。
当我向凤阳县的官员表达我的意向，要到墓地拜祭我的祖父时，他们涨红了脸，抱歉地告诉我，我爷爷的坟墓在文革的早期已给红卫兵砸了。和其他地主的骸骨一起，我爷爷的遗骨被打碎，被风吹掉。他现在已尸骨无存，是文革的另一受害者。我抱着遗憾的心情返回北京。
虽然原则上我在翻译的岗位上退下来，但我仍然继续给周总理当英语翻译。此外，我还是外交部翻译部门主管的副手，协助整理重要文件。在此期间，基辛格多次造访中国，为中美两国的建交商讨细节，包括各在对方首都设置大使馆。周总理和基辛格两人现在是老朋友了。周欣赏基辛格的智慧、幽默和客观的做事方法。基辛格处事实际，不受意识形态所束缚。讽刺的是，基辛格的非美国背景使他成为一个好的美国代表。他的犹太父母逃离纳粹德国，来到纽约，比我们为逃避日寇到达同一个城市早一年。我们三个人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开会的时候大家是客气和诚恳的。我们没有像韩战的谈判那样，互相拍桌子漫骂。
1973年春季某一天，当我在一个庆祝妇女节酒会上为总理翻译时，总理趁无人的时候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要派我到美国去，作为在华盛顿建立联络处的先头部队。我私下曾期望有这个机会，但这消息的到来确让我雀跃万分。经过了二十年的分隔，我终能够重回我另一个心爱的地方。还更高兴的是，毛主席同意我的内子随我出发。
